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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浪潮电影运动的旗手是

发布时间:2022-09-26 19:58:22

⑴ 日本新浪潮

指的是60年代前半期松竹出身的电影导演们。
大岛渚是日本新浪潮发端的第一个关键人物。1960年他连续推出《青春残酷物语》和《太阳的墓场》,之后拍摄了一部足以影响日本电影史的作品《日本的夜与雾》。这部影片并非技法如何高超,而是其主题之尖锐、影响之广泛,都对日本电影有着深刻的推动力。该片以“安保斗争”为背景,描写了学运中失败的年轻人,正好与当时日本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呼应,引起大学生普遍高涨的反美情绪。
在《日本的夜与雾》上映期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遭右翼行刺,城户四郎敏感地意识到“松竹”不该在此风口浪尖抛头露面,所以四天后影片立即停映。大岛渚大感愤怒,离开“松竹”,成立了一家独立运作的电影公司“创造社”。受大岛渚的魄力和独立精神所感染,“日活”的今村昌平和“大映”的増村保造等大公司的导演,都积极开拍富有个人风格和时代烙印的新电影,力求与上一辈导演的作品拉开距离。
如今所谓的日本新浪潮,来源于“松竹新浪潮”。最早见于1960年6月5日号的《读卖周刊》为配合《青春残酷物语》首映所做的专题报道——《日本电影的“新浪潮”》一文将大岛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三人视为“日本新浪潮”之“三杰”。这个富有时代感的名称立即被各大报章转载,广为传播。

特点 对性的描写严肃而贯彻始终,甚至具有一种悲悯的色彩;对性爱本能的观照,更是成为他独特艺术思想的璀然绽放。
异化的情欲与情欲的仪式化
时政:流贯情欲的背景指涉
死亡倾向:情欲的反动与定格

依照存在主义的观点,精神只有面临死的照亮才能领悟自己的本真存在,才能明了世界赋予存在的意义。死常常被用来证明人应当如何活在世界上,以及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在大岛渚的影片中,不管是狂热的性爱,还是偷情带来的紧张快感,最后都走向了寂灭。但或许是受到桃色电影大师神代辰巳的影响,这种或壮烈、或解脱的寂灭,远远不是悲剧的、无可奈何的被迫,不是肉体快感的终结和反动,而是主动抉择的疯狂结果,是供奉于情欲之前的香火,是对于肉体之乐的终极祭奠。
萨特曾经在对性欲的分析中指出,性欲是存在和虚无这一最中心主题的顶点。那么,如果不能在电影中表现人的性本能,大岛渚的故事片似乎就会从存在滑向虚无的境地。作为日本新浪潮电影的旗手,大岛渚具有革传统电影之命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在以性表露的手法,潜回“菊与刀”这种日本民族根性的扭曲情结——性之交融有如菊之怒放,性之终结有如刀之残暴。

⑵ 新浪潮电影运动中,诞生的大师都有哪些

新浪潮电影运动,他诞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大师,比如其中就有奠基人克劳德夏布洛尔还有戈达尔特吕弗,他们都是这场运动里面所诞生的大师级别的导演。

新浪潮电影运动,它主要是从法国开始的,但从此以后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国等一些法国等一些国家,他们都开始了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运动,他们中间这些人有的是从电影学院毕业的科班生,有的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经历结果与电影相遇了。比如这里面就有一个大师叫特吕佛,他就没有上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受过如何拍摄电影这方面的专业训练,而他们对于电影的认识完全是通过看一些电影才知道的,虽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拍摄一部电影,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看一些非常不好的电影,从这些电影里面他们知道了一个好的电影不应该怎么去拍摄。

⑶ 日本新浪潮的产生背景

“新浪潮”首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法国,用来描述当时一群新进的年轻导演带动的电影风潮。《电影手册》(Cahiers Cinema)的影评人弗朗索瓦·特吕弗与让-吕克·戈达尔拍摄了他们的处女作《四百击》和《筋疲力尽》,从此一批反对体制、挑战权威的年轻导演的作品相继问世,电影记者弗朗索瓦·吉牢德在《快报》上将其命名为“新浪潮”。这场没有固定组织、没有完整纲领的运动,是电影史上的一场革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且影响延续至今。
当电影新浪潮席卷欧洲之时,日本电影界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反建制成了新的人生目标,日本新浪潮的年轻导演反叛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木下惠介等前辈巨匠,强烈涉指时政和现代化背景下的存在主义。他们从一开始就否定小津安二郎等战前大师们构筑的“电影世界”,批判大师风格过时、观念保守,拍出了一系列与当时日本主流电影截然不同的作品,在激烈、犀利的电影手法中加入了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色彩,使得日本电影进入一场电影艺术的高度喷发。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导演和作品,本贴着重介绍大岛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这三位具有代表意义的导演及其作品。

⑷ 电影界中的“新浪潮运动”是怎么回事

让专家告诉你什么是新浪潮
<<划时代的作者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始末>>
来源: 作者:让一皮埃尔.让科拉
“有一点我们强调得不够:‘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以往,每年只能出现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吕弗 《法兰西观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好光景。既然这一套吃掉开,制片人当然都希望拉青年人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尔.德维尔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兰西历史也是法国电影史的转换点。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动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将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戴高乐当选总统前的法国。——译者……有一位慈父将亲自出马,把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从奇耻大辱中拯救出来。法国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体与此同时,电影出现了更新的迹象,这在文艺沙龙中引起了反响,随后,各大报刊便把这种新动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国要新电影。口号应运而生。当然,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电影都没有象当时宣扬的那样明显改观……这也无妨,1958年毕竟算是转折的一年。

“新浪潮”这个名词一直洪福不浅,至今人们还在谈论“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时期,或是抱有敌意,或是带着怀旧情绪。一位才能有限,但富于想象力的制片人,为了发行放映比埃尔.德朗雅克的《寻枪记》,甚至于1966年某一天举办了“下一次浪潮日”,虽然这部影片不久便无人问津。“新浪潮”——这就是电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现有着远为广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着一位妙龄女郎的面部特写,标题是《新浪潮来了》,下面引用了夏尔.贝玑(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曾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义,为德雷福斯辩护。所写作品有剧本《贞德》、长诗《夏娃》等。 1905年后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译者)的箴言:“我们才是中枢和心脏,中轴线从我们这里通过。要以我们的表来对时”。当时,正在开展广泛的全国性征询活动,总共提出了二十一个问题。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报》周刊连续登载了回答与分析文章,从中总结出来的《全国青年问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浪潮”的提法一直与《快报》联系在一起,甚至从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报》的封面都印着副标题;《新浪潮期刊》,前后达半年之久。……那时,还尚未涉及到电影。

“新浪潮”这一名词见诸报端,多半是弗朗索瓦兹.吉罗(吉罗(1916一);法国女作家,《快报》创始人之一。后任激进社会党副主席,曾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妇女部中任要职。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说谎》、《权力喜剧》等。——译者)涉笔成趣的产物。而电影开始凑趣则是数月之后的事。这家《快报》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们都是杀人犯》(影片摄于1952年,导演是卡雅特。——译者)的导演署名的一则启事,标题是《您愿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吗?》启事内容是:“拜读过‘新浪潮’之后,我决定拍摄一部这类题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诸君在幕后。本人成竹在胸,诸君则希望有人代言……候回音,烦告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八十一号,《快报》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报社收到了一些回信,并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报》上。许多回信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殷切希望在银幕上对其有所表现。(在1957年春季进行的调查中,有个问题是:“对法国人来说,全国头号难题是什么?”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尔及利亚问题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个稳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这两个问题在随后四年期间也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谓“新浪潮”影片对此只有寥寥无几的反响。——原注)这件事未见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话,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后来,历史为“新浪潮”一词保留了特定的含义,最初将“新浪潮”用于这个含义上的人大约是彼埃尔.比雅尔。他在《电影》1958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汇报,题为《法国电影的青年学院》,他列举了青年导演的一份名单,名单之驳杂,二十年后当令人捧腹(1918年后出生的导演一律算做“青年”:韦纳伊、博尔德利和雷卡梅竟与路易.马勒并列,而象阿仑.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导演”和“电影手册派”的里维特、特吕弗、夏布罗尔还榜上无名呢),比雅尔最后断言。“这股‘新浪潮’为什么还服服贴贴地跟着前辈转,真令人困惑。”

不过,直到1959年春季,围绕着基纳电影节和在拉纳普尔的青年导演的聚会上,电影“新浪潮”才确实名声大噪,并从此叫开了。
倒叙

可以沿着两条平行不悻的路去寻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当浪潮已过,前景已经分明之时,一些有名望的前 辈要求承认他们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电影史学家是承认阿涅斯.瓦尔达(1954年他拍摄了《短岬村》)或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1955年拍摄了《狭路相逢》)的先锋作用的,或许还承认让一比埃尔.梅尔维尔是前驱,他也大言不惭地以此自居:“‘新浪潮’,这是新闻记者的发明,……新导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遗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静》之后,我才实现了宿愿”

另一条路子同样值得注意,那就是,与同辈人一起,回顾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几个月中法国电影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感受。

还必须提及《快报》周刊。在那几年,这家周刊相当及时敏锐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变化。1958年1月30日,《快报》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绞刑架的电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罗内的剧照,并引用了路易.德吕克的一段题词:“今后,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去摆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温桑著文分析爱德华.莫利纳罗的影片《背倚高墙》:“多年来,无论哪一家法国制片厂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陈年旧货,粗糙不堪,可是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年青一代导演正把埋头苦干令人感动的老家伙从摄影机旁赶走,他们要亲自动手,以克鲁佐或贝克为榜样,大量拍片。这些年轻人多么精明,记忆力多么强!甚至有些过分……”

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谈到不久前拍摄《恋人们》时的情景;“……只有当一个摄制组在导演身上感觉到对新电影的坚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时下影片老套子的坚强意志时,才能发挥出这么大的干劲。总之,人数这样多的一班人马(近三十人)好歹得适应拍一部短片的物质条件。……效果如何,这要由观众来判定,不过。这种方法表明,在法国电影中,正出现某些变化。夏布罗尔 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的摄制组的人数也大体相同。”

一周之后,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温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划分了阵营:“为企业获益,按生产处方炮制的盈利片最好也不过是《厄运临头》(《厄运临头》拍于1958年,导演是乌当.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锋。一一译者),最劣就会是《马克西姆》一类影片,而与此同时,平行电影正在诞生,因为有些人已经感到,电影的革新不在于用变形镜头拍摄宽银幕,不在于色彩,也不在于任何技术上的进步,而是来自‘内部’;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不错,这种脱离传统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现,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设置的优质奖的激励。”(法国文化部设置该奖鼓励有创见的导演。——译者)

1958年岁末,法国人更换了政府(他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也换了总统,甚至连共和国也改了号,取赞成态度者过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五选票同意戴高乐新宪法,仅有百分之十五弃权);而且,他们被告知;法国人的电影也要变!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电影年度期间问世的,其标志是: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头两部影片在商业网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尔杰》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吕弗的《四百下》和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对这四部影片的介绍均参阅。电影艺术译丛》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载的、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译者)于1959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放映。从1961年起,便有人宣称“新浪潮”已趋低落。路易.马尔科列尔在1961年10月17日《法兰西观察家》报上甚至写道:“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浪潮’已经终结…” 我们认为,“新浪潮”做为社会经济现象总共延续了四年,这大概是不错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们只限于综述事实,不加评论地概括“新浪潮”现象,它就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围绕电影大作文章的报刊、新闻和评论。

首先是电影。上述四年期间,至少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新闻报刊便跟着大事宣传。严肃的刊物注重提高这一现象的意义,并且对它加以分析。而发行份数较多的报刊只图保留“新浪潮”这个合适的商标,然后慷慨大方地四处加封:从影片到导演,从大明星到影坛新秀。“新浪潮”有销路,大家都搞“新浪潮”,为了内销,也为了出口。影片与围绕着影片的沸沸扬扬的推销活动混杂在一起,很快便难分彼此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事正紧,舞文弄墨“毒化空气”成了时髦。于是,围绕着“新浪潮”,人们又开始毒化空气”了。

“新浪潮”与法国政局的变化同期发生,实在纯属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国延续下去,仍然会出现“新浪潮”。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个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体原因也会促使“新浪潮”出现。但是,法国动荡不安的局面(或许这只是动荡的幻象)毕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语汇。各家报纸对这种动荡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销售畅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头、戴高乐讲话、长筒裙、“新浪潮”一类消息。为了显得在行,“新浪潮”干脆被简称为N.V.”(法文“新浪潮”两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新浪潮”是个来势汹汹、波及甚广的现象,现在应试将汇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区别。

我们似应回顾一下第四共和国时期已经僵化了的电影。当时,电影创作者相对来说已为数不多,而且许多人已经上了年纪,因为自第二次大战以来,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体来说,1958年,马克斯. 路 尔已经去世,雅克.贝克、让.格莱米水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了。让.雷诺阿、雷内.克莱尔、阿贝尔.同斯、萨沙.居特里、马塞尔.帕涅尔(文中所提导演是二十年代以来法国影坛的大师。——译者)都是年迈老翁,到了创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较为次要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最多产的十二名导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后一部影片,他们是雷蒙.贝尔纳尔、安德烈.贝多米奥、马塞尔.布利斯丹诺、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贝尔热、乔治.拉贡布、列奥尼德.莫居、让.斯特利、罗贝尔.维内……为了保证法国电影能继续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担子交给在次要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缓的事了。总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来接班是势在必行。

在第一类新崛起的导演之中,爱德华.莫利纳罗是个样板。他生于1928年,先是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贝多米奥做过助手,后来拍过纪录片,搞了十年专业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尝试拍摄故事片(《背倚高墙》)。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颇有自知之明。他说:“以我之见,似乎应当把所谓‘新浪潮’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通过正规途径进入影坛,即融入正规制片系统的青年导演;另一方面,是终于博得年青的制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没有特吕弗或夏布罗尔,我们这些从正规途径走过来的人,仍旧是电影界正统‘官员’。现在,既然他们的电影已经问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于太蹩脚。固然,十年来,我不得已拍出那种风格的影片,这是出于无奈,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而明年,我要改变拍法。”

爱德华.莫利纳罗并没有改变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热趋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国一名地地道道的电影“正统官员”,他的电影年表上列着二十四部影片(这个统计数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纳罗又拍了一部影片。《疯女牢笼》第二部。一译者),是近二十年来最长的电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与莫利纳罗同时开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导演有两、三打人,如,比埃尔.格拉尼埃一德费尔,他当过让一保罗.勒沙诺瓦、安德烈.贝多米奥或马塞尔.卡尔内的助理导演;乔治.罗特奈,他当过场记、剪辑、摄影师和诺贝尔.卡尔博诺的助理导演;雅克.德莱,他曾经是让.鲍育、吉勒.格朗热埃、路易斯.布努艾尔、儒勒、达森的助手。在这份人名表中,似乎还应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让.吉罗尔或路易.马勒那样与众不同的人物。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涉足故事片是他们“修业期满”之后的归宿,虽说苦熬多年,却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发现自己也被赐予如此时髦的美名之后,大感惊讶.米歇尔.德维尔在数年后就曾流露出这种心情:“我是循着传统老路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正是我与‘新浪潮’不同之处。最初,我当过见习导演,然后是第二助理导演,并且做过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导演,后来又成了技术顾问。拍完《今夜不再来》(该片摄于1960年。--译者)之后,有人说,我属于‘新浪潮’,我大为吃惊。在编写剧本时,尼娜.孔巴涅兹和我都深信我们是和‘新浪潮’对着干的。”(见《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纪录片、科教片、实验影片等。——译者)

他们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无疑是众望所归:阿仓.雷乃、乔治.弗朗朱,还有比埃尔.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罗贝尔.门 戈兹、让.多埃维,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电影俱乐部活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绍、被承认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残老军人院》和《禽兽的血》(乔治.弗朗朱)、《战祸》和《被诅咒的建筑师》(比埃尔.卡斯特)、《弥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伙伴》、《住宅危机》(让.多埃维)……当然,还有阿仑.雷乃的《梵高》《高更》、《格尔尼卡》、《夜与雾》和《世界的所有记忆》。本文无意撰写三十人小组(三十人小组指阿仑.雷乃为首的拍摄纪录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这个小组的成员已达一百二十三人。——译者)的历史,只是应该强调指出,十年来,短片为法国有所抱负的电影争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这些人拍的短片从来广泛放映过。或者,只是做为一部商业片的“加片”才有广泛放映的机会,观众反应则是冷淡和不耐烦。而影片《夜与雾》是唯一的例外。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间驰名遐迩,外省的观众所以赶去看卢奇阿诺.埃麦尔的意大利片《重婚》,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要加映阿仑.雷乃的《夜与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特别是通过电影俱乐部、报刊杂志、电影节这些文化网的渠道,人们了解到,在法国,不仅仅有德拉诺瓦,也不仅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开往杜布鲁克的出租车》。---译者)来接替德拉诺瓦。人们对阿仑.雷乃寄以厚望。 人们期望他和其他电影导演拍出一种左倾电影。因为,不言而喻,从几部短片来看,阿仑.雷乃和其他几个导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国大多数导演“背叛了”现在,躲进趣闻轶事或古装片中偷生。通过那些短片才能在银幕上看到当代法国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机,看到矿工罢工……

也正是在这些短片中,新风格渐趋形成,电影避免了特吕弗曾经痛斥的过分精雕细琢的叙事方式。这些短片可以是实验作品,可以笔触大胆,揭露时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电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这些特征。

当然,三十八人小组中的佼佼者转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尔.卡斯特曾经战战兢兢地指过路(在这些人当中,比埃尔.卡斯特是第一个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摄了《袋中爱情》----译者)。不过,由于观众的进步、大城市中专门性电影院的建立,而出现了新需求。国家又通过预付收入的办法进行资助,给予了最初的推动。从1957年5月起,各大报刊一呼百应,纷纷报道了阿仑.雷乃即将在法国和日本拍摄有关原子弹的大型记录片的消息……(“大型纪录片”一语系原报道所用、——原注)

异军突起

什么是史实,什么是经过渲染的传奇,在这里最难分辨。《电影手册》的编辑们早有亲自大干一场的打算,他们也从不讳言。其中几位已经在所谓的电影“专业”中立足了,因为这里的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罗尔曾经担任二十世纪福斯公司新闻专员(当时夏布罗尔负责为美国影片的法文版编过新片名.——译者),后来,他还把让一吕克.戈达尔和保罗.日戈夫引荐进来(日戈夫有一段时间替夏布罗尔写剧本,后来拍过一部《落潮》,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时期许多影片一样胎死腹中)。有些人尝试拍过纪录片,不过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维特的《牧羊人的运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顽 童》)。继承遗产、有油水的婚姻——这些偶然机会也为他们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去“筹划”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问世,他们就开始大吹大擂,以至于“新浪潮”一词的意义从此在大家的默许下变窄了。结果,这些冒牌的业余爱好者们便把“新浪潮”旗号据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们赚了些钱,开设了制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罗尔开办了阿吉姆制片公司,后来这家公司为菲利普.德布罗卡、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的最初几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资)。不久,连较保守的制片人也嗅出了生财之道、千载难逢的良机和政洽气候(克洛德.夏布罗尔说过:“我们千万别上当;各大报刊哗哗不休地谈论我们,这是因为他们打算把一则方程式强加于人:戴高乐=革新。将军来了,共和国变了,法国再生了、电影和其他领域一样。看吧,天才崛起,知识分子在双十字微的庇荫下发挥才干。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于是,也开始为低成本的影片投资。
两年内,这家黄皮刊物的编辑们几乎都到摄影机后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罗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然后是让一吕克.戈达尔、雅克.多尼奥尔一瓦尔克罗兹、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克洛德.德热夫莱。在他们的提携下,一些亲朋好友也连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鲁十、让.欧列尔、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奥纳尔.凯热尔或让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尔.卡斯特则另当别论。他不完全属于“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较有名气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经导演了由让.马莱主演的《袋中爱情》,当时,这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传统影片),但是,他与“新浪潮”的各个分支都有瓜葛:他作为格莱米永的助手修完了传统的“学业”;他又是三十人小组的成员,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左派;最后,他还是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记者,他为《电影手 册》撰写过不少文章,结果,《电影手册》派便不知羞耻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这与他们把拍《广岛之恋》时的阿仑.雷乃归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辙。

1959至1960年间,全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这或许是存心,或许是无意。每个制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导演。在这股无法驾驭的游涡中,处女作竟有数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从来就没放映过。当时,在选择应召待聘的导演的标准中,内行与否是最末一条。

这种含糊混乱的局面很快便与“新浪潮”这个称呼联系起来了。对“新浪潮”运动阿谀奉承的人往往也是运动的干将、他们在《电影手册》或《艺术》周刊上大肆吹嘘不受章法约束的格调、吹嘘戏嘘之中不失潇洒的风格、吹嘘与制片人或工会的刻板传统的决裂……他们为用少量投资就能上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们有着无穷的幻想。在拉纳普尔讨论会期间,制片人亨利.多施麦斯特也来乘机赶浪头,他在《艺术》周刊上写道:“每个制片人都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是他们把电影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使电影摆脱了行业工会强加于人的最起码的摄制人员人数的限制。他们使电影从管理与财政上的困境中脱身,直接到街头、屋内实景、真实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摄。他们把电影从层层审查关卡中解放出来,这种审查机构对艺术、对生活、对道德,对如何影响青年人,对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在荒唐。他们打破了‘老前辈们’拍片时的清规戒律。他们破除明星崇拜,摒弃单纯追求技术完美的做法。”

以不谙业务为骄傲。夏布罗尔说过:“为了处理《漂亮的塞尔杰》的第一个镜头,我还要问,我应该盯住摄影机的 哪一个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瞧!”夏布罗尔在拉纳普尔讲的这件趣闻或是确有其事,或是笑话一桩,这倒无关紧要,它毕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么心安理得,甚至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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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请帮我找一份具体的关于寺山修司的简介,不要网址,要具体内容。

刻在祭坛上的电影
——寺山修司的符号实验和颓废美学

说起寺山修司,人们很容易会把他和意大利导演皮埃尔·保 罗 ·帕索里尼联系起来。的确这两个导演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1935年出生在日本青森县的寺山修司,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中文系,出生于青森县这个事实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他很多电影里都有涉及,这也说明了他电影的自传体特质。他自小偏好诗歌与俳句,少年时代就曾数次获得全国诗歌大奖,此外他还是一个出色的赌马与拳击比赛的评论。同帕氏一样,他也是一名电影作者,诗人导演,一 流的影画结合艺术家。帕索里尼因为一部《萨罗:所多玛120天》在国内影迷中影响甚远,同样的,修司的那部《上海异人娼馆》也最为流传。这两部电影给人第一直觉上的相通之处在于都展示了一群 “ 存人欲,灭天理 ” 思想根源下的恣意狂欢者,直到现在为止,这两个人的作品依然被人们认为是超前的而鲜有知音。
相对于作品浩瀚的帕氏,作为导演,寺山修司一生中只有五部长片,但是他却有无数部不为人所了解的实验短片,舞台剧,也给不少电影做编剧。处在意大利和日本两个民族不同的心灵积习下,帕索里尼会用不合时宜的幽默来戏谑一番,虽然这种戏谑让人无法发笑,而寺山修司的电影本身就是严肃的,在他的几部电影中,自始至终找不到丝毫戏谑的成分,而替代以强烈的悲悯情怀。与其说寺山修司的电影是在开拓新的领域,还不如说他是在挖掘“原生态”,或者说是在祭奠那既往的不可逆转的意象。修司的电影如同一尊尊祭坛,阴冷,诡异,沉寂,惨淡,凭吊着记忆中被人遗忘焚毁的外部时空和内心世界的灰烬。
寺山修司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是《抛掉书,上街去》(摄于1971年,以 下 简 称 《 抛 》 ),这部一听名字就像是关于青春和街头运动的电影,其所表达的远不止直觉的这些。寺山修司曾在1970年做过《无赖汉》一片的编剧,该片的导演筱田正浩和大岛渚,吉田喜重一道发起过日本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合称“新浪潮三杰”。新浪潮电影往往关注青年的精神世界和学生运 动,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作之一,可以看出,寺山修司这部电影也受到新浪潮运动的影响,把焦点放在了对青春记忆的伤痛和迷惘上,并把个体的情愫掺杂了时代和地域的因子。《抛》塑造了一个不愿安于现状,渴望振奋,但又觉得人生一切不过虚无因此陷入精神危机的青年形象,
战后日本的伤痕和动荡不安的政治是其生长的母体,同时也受到突如潮水
的西方文化影响。在片子中,我们看到了成群的青年游荡在街头,
奇装异服的嬉皮士轮流吸食着大麻,Peace牌的香烟到处散落,战争的阴影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也许是第一次导演电影,修司对自己的镜头表达仍然不够自信,因此片子里出现了大段的诗句,独白和哲学说教,以语言文字来强化电影的意图。
《田园死者祭》是他回忆在家乡青森县的童年往事,片子被划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演播室在放的电影,回忆中被错位了的过去,一个囚禁于母亲的少年,被马戏团吸引着,和邻居的少妇私奔逃离;后半段是少年从过去的时空走过来,讲述真实的过去,少妇并没有如约而至,马戏团依然荒诞。回忆和真实如同被移动的复印纸,总有着些许然而又无可挽回的差异。
除了自己编剧之外,对前卫小说的移植和演绎是寺山修司为数不多的片子中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他的作品中,既有“作者电影”也有“作家电影”。《上海异人娼馆》改编自法国女作家波莉娜·雷阿涅的小说《O娘的故事》,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再见,箱舟》则把拉丁美洲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移植到了日本的背景之下。确切地说,修司抽取了这些小说的灵魂和骨骼,却把自己丰厚的文化肉体附着在了骨架之上,从而这些作家电影或多或少地兼容了多元的文化因子。
拍摄于1981年的《上海异人娼馆》(以下简称《上》),这部名为“上海”的电影,其实是以20世纪初的香港为背景的,也是他唯一一部拍摄于日本土壤之外的电影。一个因为爱而默默屈服于史蒂文的法国女孩O随着他来到1920年的香港一个叫做“上海异人娼馆”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卖身生涯。史蒂文以虐待为快乐,观察着O接客的情形,并把她用铁链锁住,看自己和旧情人做爱以窥视O的反应。最后他杀死了和O情意萌动的男孩并企图自杀,最后当O被宣告自由的时候,她却感到了如此缥缈。修司把原本就充满大胆前卫色彩的情节一再地抽象化,刻意地将其支离破碎。因此我们眼中所能看到的电影脉络犹如现代艺术家杜尚的作品中那些用简单机械来表达的人体和连续动态,无法找到一个丰满延接的情节。这部电影的主演(史蒂文的扮演者)是当时名嘈一时的德国“魔鬼男星”克劳斯·金斯基,这一对惊世骇俗的导演——演员的搭档,把片子推向了高潮。
这是一部艳丽得不能再艳丽的悲剧,悲剧得如此彻底。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妓女们因为纷纷陷入回忆而痛苦不堪,嫖客在妓女身上要求各式各样奇怪的服务,却仍然没有得到快乐。无论如何,O和年轻男孩的一段,她还是露出了笑脸。这一段笑脸又马上被悲剧淹没。
个人以为《上》是寺山修司所有导演的电影里面商业元素最多的一部。寺山修司电影的特质是强烈的个人化效果,而这种特质在《上》中却没有突出,而以圆滑的手法处理之,使得这部片子太高级而不至于仅仅沦为情色电影,但距艺术的高度却还失之毫厘。

寺山修司的电影情节荒诞不经,异装(男性着女性装扮)的娼馆老鸨之类的视觉颠覆还是浅层的,不足以表达他的意图,他的目的是要用情节的荒诞来完全颠覆一番。他并不是浅薄的肆意妄为,而是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思考,把那些我们所感动赞叹的场景表现得冷漠,寒冷。我们通常说一样东西“美”,往往是一种很弱的情感倾向来说明这样东西让我们感到舒适,但寺山修司的“美”并不是那种让我们感到舒适的美,而是一种精心塑造的美学,一种纯粹的艺术层次的美学,一种深入骨髓的颓废美学,这种颓废和颠覆同时又和达达派的美学有相通之处但比后者来得高深。
例如在《上》中日本妓女小玉有一个嗜好趴在地上学狗叫接受妓女鞭打的军官常客,当此人在地上越转越快的时候,玉的记忆从一个点切入了面,小时候父亲因贫穷买不起玩具狗。于是自己趴在地上学做狗的样子以哄女儿,女儿拿起皮鞭像抽打狗一样抽打父亲。当父亲在地上越转越快的时候,观众可以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晕眩感,导演要达到的心理效果是,这种父亲对女儿的爱并不让人感动,也并不是让人产生厌恶感,而是一种更强烈的难以名状的难受。一种基于现实虚构的奇怪实验场景,他已经把“人”的特质抽去来个彻底解构的颓废美学。这种解构不是常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忍受的,如果观众认为这个场景是真实的,他就会感到强烈的恐惧,觉得现实似乎不应该这样被解构而展示出残酷的面目;如果他认为这不是现实,感觉到电影情节与现实的出入,但又似乎找不到那个差异点。 又如该片结尾,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蒙面黑衣人,捧着革命少年的头骨,宣告O的自由,这个情节荒诞到只剩下表现主义,这种大胆前卫的情节设想让人毛孔悚然,这种刺激非但不是瞬时,而是刺激过后一阵阵激荡内心的寒冷感,让我们自觉进入女主角O所能感觉到的情感(确切说是导演个人化的世界)里。
如果说《上》还有一个完整的剧情可以让大多数观众接受的话,那么之后拍摄于1983年的《草迷宫》(以下简称《草》)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实验片。这部关于一个少年为寻找亡母曾经吟唱的《手球歌》而历经种种的电影,看上去像是一部由行为艺术组成的分镜。片子中杂糅的各种元素如梦魇如呓语一般,处处弥漫着诡异恐惧的气息:长长蔓延的红绸缎,拿着手球舞蹈的神秘少女,一群莫名其妙出现的鬼魅,母亲的头颅被当作手球来抛掷,使人瞠目结舌,无法置信。

《再见,箱舟》是寺山修司生命中最后的粲然伤花,完成于修司逝世一年后(1984年)。故事发生在一个去掉了时间而成了方舟的村落里:村里的人死后魂魄仍滞留在村中;结了婚的近亲表兄妹因父亲制造的贞操带而过着有爱无性的生活;最后,时间回到了村里,村民们移徒他乡,村落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只有在家族照片中留下痕迹。《百年孤独》初读的时候的孤寂感,弥漫在修司的电影中。这是一本很难被改编成为电影的小说,也只有修司这样的电影诗人能够把他完成,可惜片子还未杀青,大师已为异乡之客。
尽管修司的片子情节看似杂糅混乱,但总有一个符号来作为全片的线索。在《田》中,时间工具便是片子附着的线索,《上》里面O童年中的长方形框也是,这个方形的符号把圆形的符号围在里面,就像一付枷锁,让她失去了自由,变得沉默忍受,但同时她也无处逃离。因此,寺山修司的符号美学是他的电影几大重要特征之一,符号和情节在修司的电影中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画面和声音元素的处理技巧
寺山修司电影中对画面和声音元素的组织如同其情节一样杂糅。寺山修司的电影总是在舒缓的本土音乐之下夹杂以刺耳短促的背景声音,在看过他的几部电影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敏感起来,也开始捕获到了空气中那些之前不曾听到的细微短促的声音。为了让电影从肉体到精神都是艺术的,修司对声音的处理毫不马虎,无论是那些优美精心制作的日本民歌,还是在《抛》一段妹妹被足球队员轮奸,哥哥守在门外无可奈何的时候,背景音用了一种似呐喊非呐喊的齐声呼叫;以及《草》中群魔乱舞时的诡异声音,都切合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同样的,通观修司的几部片子,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色彩和构图上的偏好,他时而把镜头掌控得和油画一样柔和自然以表达客观世界,时而用浮世绘的手法展示鲜明的画面,时而把画面灰褐化,时而又用一些超现实的色彩对象来表达内心折射的世界,沉思特质的长镜头和急促跳跃的快镜头也不断叠复。
对于存在的任何物质,作为主体它都是唯一的,但是透过每双眼看过去的物质并不尽相同。究竟怎么样才是真实的很难说,也许我们所看到,听到,摸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只有投射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客体才是忠于你自己的真实物质。大多数人投射的角度还是相似的,但是修司却选取了另一种角度,并且把这种感觉表达在画面上。他总是给镜头加上色彩滤镜,或者以曝光过度或者不足交错来加强的镜头的冲击力。于是,在他的影画上,常常出现红色的太阳和天空,紫色的大地和河流,即使是一些黑白或者灰褐色调,依然会用构图和意象来增加视觉冲击。寺山修司电影中很多画面元素和他的摄影作品很相通。
《抛》中修司以绿色和紫色来区别不同的情绪色彩。当少年人目睹忍受现实的压抑和无助的时候,镜头就变成了绝望刺眼的亮绿色;当少年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幻想自己在天空飞翔的时候,镜头又变了异常柔和美丽的紫色。两种颜色构成了青春情绪的两个端口,这种用心理活动给外部景象蒙上色彩滤镜的手法在后来岩井俊二的青春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也被运用。《上》是他最色彩鲜艳的一部电影,绮丽妖娆的没话说。修司在服装上花了不少心思,无论是史蒂文的中式长衫还是娼馆里雇佣的男人的装束,真正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异人”娼馆的荒诞,该片的服装作为一个单体来说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前卫艺术”;《田》中有关回忆的错觉的镜头,总是蒙上红色或者绿色的滤镜以区分不同的情绪;在杂技团出现的镜头,整个画面又被划分为紫色,绿色,黄色和蓝色的色块,以揭示“回忆不过是一个浓妆艳抹的杂技团”。
诗歌,符号,隐喻
把寺山修司定义为诗人对于理解他的片子是必要的,他的半自传体长片《田园死者祭》(摄于1974年,以下简称《田》)就是一部成功的诗电影。想象,十五岁少年的自己和二十年后成年的自己并坐一处,纠缠着真实的过去和回忆中的过去,修司把自己的诗歌转化为艺术的另一种形式,诗歌与电影融为一体以探究时间的真相。《田》中经常出现的手表和挂钟的意象,其实也是诗化的载体,导演要寻找一个真实的,唯一的时间,这就是母亲苦苦守护的挂钟所敲打出的时间,然而时间的真相总是为每个个体经验所扭曲,而显示出各自的差异来,这就是少年向往的马戏团里每个人的手表所显示的时间。物理学研究的时间概念和诗歌蕴含的时间概念在这里交汇,“假如你穿过百年的时间隧道,刺杀了你的祖母,那么你是否存在”。

并不只是在这部电影里,修司的诗人气质在他的每部电影都浓酽般地弥漫着。在他的电影里,幻想和错位的现实交叉着,诗歌,符号和情节交织。看得出,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已经蕴含了内心世界的情感,复制一个外部世界,像纪录片毫厘不差地跟踪下来,那样并非难事,但是外部世界只是构成我们存在空间的一部分,难以展现的是一个人的内部世界,内外两个世界由诗意得以连接,困难在于,如何将这种诗意呈现在银屏上。作为早负盛名的青年诗人,之后的导演,寺山修司懂得如何掌控镜头与诗意之间的微妙关系。
除了诗歌之外,修司还嗜好借助符号来作为隐喻。挂在墙上的人像和涂写在白布上奇异的符咒,被抹成白色的人脸;《田》中的手表和敲响不止的挂钟,还有少妇的情人血液渗开在白布上,宛若一幅日本国旗,杂技团充气女人的需要打气筒的抽动也是对性的潜在欲念暗示,结尾一个手指指向和人们行进正好相反,它指着与“逝去”相反的方向;《上》中“O”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洞口,一个无限扩张的包容空间,与之相似的还有O 记忆里的父亲把自己囚禁的方框,这些都是抽象的意象,具体的意象有O佩戴的鸟形状的戒指,各种形状的性虐工具;《草》中大大小小的手球,红色的长锦缎等等。 《抛》中,哥哥领着受伤害的妹妹回家的时候,一个男子背着一具被解剖的猪胴体与他们擦身而过;《上》中,过气女演员陷入回忆而失控杀死了自己和客人,此时,一架钢琴漂浮在窗外的河面上,这些,都意味深长。
本民族的鬼怪传说也是寺山修司常常运用的符号之一。那些古装长发的红衣女子,挂在墙上的人像,让人们想起日本传说中雪女和河童的形象,《草》中那个被囚禁的女子千代女,她身上就有着雪女传说的影子。这些民俗符号的运用,充满了民族风情和哲学意味,足以让本民族观众来重审这些意象,也增加外国观众心理的神秘感。 不止是民俗的鬼怪传说,当代西方文化在电影中也是重要的构成。《抛》集合了大量的波普文化:招贴画,摇滚乐,嬉皮士等等。日本在民族的眷恋和西方的诱惑中何去何从,对民族的反思写入了电影之中,两种文化的撞击,让日本无法置身事外而焦虑。
在本文的开头提到,寺山修司的电影是犹在祭坛,这个对原生风景怀着敏感和炽烈情感的电影诗人,把这种情感写进了他的电影中。田园,草地,雪山,废弃的铁路,往事和钢琴,交织在这个外部世界里,对于内部世界,他也致力于深处的挖掘,初看他的电影,总逃脱不开不伦之恋的萌芽。《草》和《田》中母子之间的暧昧情感,以及《上》中O因为失去了给他画粉笔框的父亲,而转向把这种自甘屈服的恋父情结转移到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史蒂文身上,以圆满自己需要强权控制下的归属感。这种“恋父”“恋母”甚至“恋子”情结放在电影里,不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的原欲(libido)中的俄尔普斯情结,伊底帕斯情结的具象化吗?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来构成一个人的意识世界,几部电影中,《草》尤其在对被称为“超我”的潜意志世界的挖掘,并且将它以影象的形式展示出来,这并非易事。“超我”是一个可以被永恒探索的世界。因此这一类题材的电影多带有很强烈的实验性质。
但显然寺山修司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意思的。我们看见,电影中出现的几段性事常常是处在绝望和挣扎之中,例如《抛》中妹妹被轮奸,《田》和《草》中被少妇和少年之间的性事,《上》中O被史蒂文强暴以及接客的情景,即使O与革命男孩的一段的笑声,也招致了男孩的杀身之祸。性本来是上帝为了让人类繁衍而提供给人们的快乐的诱饵,但在这里,却毫无快乐可言,性失去了它的使命,那么一切将岌岌可危。在他的电影中,性不但被种种符号隐喻着,同时性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隐喻。如果仅仅是为了释放感官刺激而费尽心思玩弄技巧,修司的电影就不可能被称得上艺术片,顶多是在日本泛滥的AV产品中玩得比较高级的。“性本能”和“生本能”(也是“死本能”)是人生的两大内容,修司把生,死,性三者穿插进自己的作品中思考,这也是很多日本大师的重要主题,和他同时代的不少日本导演,如今村昌平,大岛渚,也习惯用影像去反思构成本国民族性的生死观和性。在《抛》中有一个细节,一个人叫卖着“收购不中用的老头老太太”,他身后的板车上,绑着几个垂头麻木的老人,这种由于资源有限而对老弱者的残酷淘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村昌平的《蝤山节考》。这个水域紧锁的岛国,这个蓄意扩张的霸权民族,却诞生了这样一批悲悯情怀的大师,反思着个体的“生(死)”感与“性”感,透过个体关怀来关怀整个民族的命运。
然后,作为一个集大成的电影诗人,却未能假以天年。1983年,修司因肝癌死于日本,年仅47岁,之后的几年,他的几部电影陆续得到解禁,并在国内外发行。很难说他非自然的死亡是否和他的电影有关,也许是对人类绝望的挖掘和原生态的祭奠把他自己过早地牵引到那万物的渊源和归宿,一代大师终结于人类尚不可抵抗的绝症,幸好有电影,让我们知道他所留下的永恒的祭坛。

⑹ 日本新浪潮电影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新浪潮”首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法国,用来描述当时一群新进的年轻导演带动的电影风潮。

《电影手册》(Cahiers Cinema)的影评人弗朗索瓦·特吕弗与让-吕克·戈达尔拍摄了他们的处女作《四百击》和《筋疲力尽》,从此一批反对体制、挑战权威的年轻导演的作品相继问世,电影记者弗朗索瓦·吉牢德在《快报》上将其命名为“新浪潮”。

这场没有固定组织、没有完整纲领的运动,是电影史上的一场革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且影响延续至今。

当电影新浪潮席卷欧洲之时,日本电影界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反建制成了新的人生目标,日本新浪潮的年轻导演反叛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木下惠介等前辈巨匠,强烈涉指时政和现代化背景下的存在主义。

他们从一开始就否定小津安二郎等战前大师们构筑的“电影世界”,批判大师风格过时、观念保守,拍出了一系列与当时日本主流电影截然不同的作品,在激烈、犀利的电影手法中加入了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色彩,使得日本电影进入一场电影艺术的高度喷发。

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导演和作品,本贴着重介绍大岛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这三位具有代表意义的导演及其作品。

(6)日本新浪潮电影运动的旗手是扩展阅读:

“菊花与剑”是日本典型的矛盾特点。菊花是日本天皇皇冠上的图案,象征温柔与美丽,而剑是日本“武士道”的标志,象征着战斗。日本人认为菊花与剑的结合正是日本文化特色的最终表现,认为武士在死的那一瞬间是最壮烈,最美的一刻。同时,日本人也颇喜欢樱花,因为樱花来的快,凋落的也快,正象是武士拼搏至死的象征。

在日本新浪潮之中诞生的大多导演,在拍片风格上迎和了这一特色,即暴力作为美学的评判。也对后来如北野武等一些导演的作品产生很大的影响。

⑺ 脑髓地狱的影片评价

作为日本“新浪潮”的旗手,更作为纪录片、实验电影先锋的日本导演松本俊夫在1988年拍摄了迥异于其其他作品风格的《脑髓地狱》。
实在很难想象,如此华丽而充满着迷幻、混乱的《脑髓地狱》会出自松本俊夫之手,纵观松本俊夫以往的作品,总是沾染着浓重新浪潮的色彩,并且渗透着纪录片的写实主义风格,他的实验短片,则显现着对于镜头运用等拍摄技巧的实验,显现出先锋色彩。而《脑髓地狱》这样一部色彩绚丽,改编自日本著名推理小说的恐怖剧情片,实在是与松本一贯的风格不相吻合。唯一可以解释松本俊夫拍摄此片的原因,可能是其年轻时候就读东京大学医学院时期对人脑及精神病症着迷研究的经历,使之想要去拍摄充满着同样以大脑、精神病研究为题材的《脑髓地狱》 。(金鹰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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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简介:《白昼的恶魔》是由大岛渚执导,川口小枝、小山明子主演的剧情片。

于1966年7月15日在日本上映。通过本片导演磊岛渚以独特的青春活力叩响了电影改革之门,并以自己影片中深刻的内涵和不懈探索,成为日本新浪潮电影的旗手。

⑼ 张一白、田壮壮、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岩井俊二都有哪些电影

姓名:张一白 职业:导演 演员 编剧 监制 性别:男 国籍:中国大陆 主要作品:MTV:《好大一棵树》、《祝你平安》、《同一首歌》等。广告:《海南航空形象系列》、 《联想FM365》 。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 《开心就好》 。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 中文名: 田壮壮 英文名: Zhuangzhuang Tian 星座:金牛座 角色:导演,演员,编剧 中国电影“第五代”代表人物之一,曾当过兵,做过摄影师。父亲田方,曾在影片《英雄儿女》中扮演政委王文清。母亲于蓝,电影演员,曾出演的影片有《江姐》、《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田壮壮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78年至2002年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并称为第五代导演。2002年回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执教,担任导演系研究生导师、系主任;同时开启人生又一段创作高峰期,包括:向大师致敬的“临摹”之作《小城之春》,以他深深热爱的云南土地和云南人为主题的《德拉姆》,梦想、计划了多年的《吴清源》和《狼灾记》等。 姓名 侯孝贤Hou Hsiao-hsien 生日1947年4月8日 出生地 中国广东梅县 现居住地 台湾 国家/地区 中国 职业 导演,编剧 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生于广东梅县,是客家人。1948年移居台湾。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1974年从影。次年任李行场记、助理,当过副导演、编剧、演员。 1975年起从事编剧工作,编有《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来》等电影剧本。1980年首导《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1981)成名。1982年执导《在那河畔青草青》引起影坛广泛重视。1983年与万仁、曾壮祥联合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获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奖,并引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端;《风柜来的人》获1984年法国南特大三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1984年创作剧本《油麻菜籽》获第二十一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执导《冬冬的假期》获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1985年执导《童年往事》,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1986年执导《恋恋风尘》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尼罗河的女儿》获1987年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1989年执导《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台湾中时晚报最佳作品奖、导演特别奖,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执导《戏梦人生》获台湾中时晚报电影奖最优秀作品奖,199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其后作品有《好男好女》(1995)、《南国再见,南国》(1996)、《海上花》(1998)、《千禧曼波》(2001)、《咖啡时光》(2004)、《最好的时光》(2005)等,亦在金马奖及海外影展上多有斩获。 蔡明亮主要作品: 天边一朵云 Wayward Wind (2005) 不散Good Bye, Dragon Inn (2003) 天桥不见了 Skywalk Is Gone, The (2002) 你那边几点 7 to 400 Blows (2001) Fish, Underground (2001) 洞Dong (1998) 河流The River (1997) 爱情万岁 Aiqing wansui (1995) 青少年哪吒 Ch'ing shaonien na cha (1993) Xiao hai (1991) 编剧作品 天边一朵云 Wayward Wind (2005) 不散Good Bye, Dragon Inn (2003) 天桥不见了 Skywalk Is Gone, The (2002) 你那边几点 7 to 400 Blows (2001) 洞Dong (1998) 河流The River (1997) 爱情万岁 Aiqing wansui (1995) 青少年哪吒 Ch'ing shaonien na cha (1993) 生平风格 杨德昌(1947—2007.6.29),台湾电影导演,其电影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台湾社会的手术灯”,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 杨德昌出生于上海,成长于台北,祖籍广东梅县。1949年2月,一岁多的杨德昌随父母迁台,自此成长在台北。 杨德昌1969年毕业于新竹国立交通大学控制工程学系。在大学里,受西方思想影响,杨德昌一毕业就出国留学,1970年进入佛罗里达大学研读计算机硕士,1974年转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念电影并成为导演,但没修完课程就离开。后来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附属海军国防反潜研究所担任计算机设计。2007年因大肠癌于美国当地时间6月29日于洛杉矶比佛利山庄的住处病逝,享年59岁。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台湾独立电影时代的终结”。 1982年参加拍摄《光阴的故事》,该片被称作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1983年编导《海滩的一天》。1985年编导《青梅竹马》,1986年编导《恐怖分子》。1991年编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4年编导《独立时代》,被评为1994年台湾十大华语片之一。1996年导演《麻将》,2000年导演《一一》。 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写台北城市生活,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形成鲜明对比。杨德昌与台湾知名歌手蔡琴曾有过婚姻,但已离婚。 岩井俊二(Shunji Iwai,日文:いわい しゅんじ),日本电影导演,作家及记录片导演。日本新电影运动旗手,被誉为日本最有潜质的新近“映像作家”,也有中国影迷称他为“日本王家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电影复苏,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日本新电影运动”。除了今村昌平、熊井启、筱田正浩等老一辈导演继续有佳作问世外,而北野武、岩井俊二、周防正行、竹中直人等一批中青年导演也都由于他们优秀的电影作品开始为世界所知。其中以影像清新独特、感情细腻丰富著称的岩井俊二堪称日本年轻一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岩井俊二影视作品年表 1991年 《无名的孩子》 《来杀人的男人》 1992年 《鬼汤》《OMELETTE》 《蟹肉罐》《MARIA》 《一个夏至的故事》 1993年 《烟花》《无名地带》 《雪的国王》 1994年 《爱的捆绑》《梦旅人》 《疯狂的爱》 1995年 《情书》 1996年 《燕尾蝶》《月亮骑士》 1997年 《空之镜》 1998年 《四月物语》 1999年 《想从另一个透视观看烟火的孩子们》 2000年 参演《式日》 2001年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又名“青春电幻物语”) 2002年 《ARITA短片》 2004年 《花与爱丽丝》 2006年 《虹之女神》[岩井担任制作人] 《市川昆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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