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民族化意义

㈠ 日本动画的民族特点和艺术特征

日本民族的艺术特征
——读《菊与刀》》《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等

作者：sstone

著名的作曲家谭盾在2002年除了创作了电影《英雄》的主题音乐外，还创作了一部在日本上演的歌剧《茶》。谭盾在谈到这部歌剧时曾这样说了一句：“日本人的茶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艺术化、中国人的茶使他们的艺术更加生活化，这两点都很迷人。”

谭盾创作《英雄》主题曲的故事，便是这种“一根筋”的最好注解。《英雄》中需要鼓曲，谭盾选中了日本的鼓童乐队。该乐队在日本一个偏远的小岛上，他运用了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各种交通工具才来到这个小岛。上岛之后，“鼓童”们和谭盾们先不谈工作，整天的喝酒聊天过得像陶渊明一样无忧无虑。就这样过了半月，直到忘了今夕是何夕，才拿起鼓棰一挥而就。谭盾顿时觉得丫们真牛。这就是他所说的“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艺术化”。

无独有偶，谭盾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位日本音乐制作人和他到北京的录音棚录音。他们请了一批北京最出色的演奏家。到了时间，一帮中国音乐家出现了。他们穿着老头衫、大裤衩，扇着扇子，一进录音棚就吵闹着要圈人打牌。日本的音乐制作人很纳闷，“他们就是请来的演奏家吗？”。结果，一试音，效果非常好。——我觉得这才叫牛，这就是他所说的“使他们的艺术更加生活化”。

不过，那位“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的李敖可不这么认为。他在谈到中国的“麻将”时，说了大抵和谭盾差不多的话，却有不同的言下之意：“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就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写字、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那位颇乐于解剖中国人的柏杨就曾被日本人“生活的艺术化”大大的倒了一次胃口。这位曾被人询问“你们河南人是不是从不洗澡？”的中国人，在慕尼黑的街上吃早点时偏偏选择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咖啡店。“这两个世界上最讲究的民族，结合在一起，一尘不染的小店和女店员，像一座仙女住的冰宫。”以至于“我大为紧张，浑身一百个不舒服，吃了半杯咖啡，就踉跄逃走。”——柏杨这是在说中国人的脏，正如他所说，从日本料理店移驾到中国料理店就好象“从寂寞的雪原，跳进马厩”——套用一句当下颇为恶俗的话——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实际上在“白雪”和“巴人”的背后，正是两个民族对待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态度之差异。

为什么日本人对待艺术的观念趋于纯粹与极端。我觉得这和鲁恩．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的日本人对善恶关系的淡化，以及日本人所缺乏“仁”的限制是有关的。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善与恶的混淆使日本民族在个性的发展中缺乏限制与规范，而“仁”这一概念的缺失则是“善恶不分”的根本原因。“七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忠’、‘孝’原来都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爱、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不管日本学者将日本对“仁”的排斥归结为天皇制，还是自满的总结出“这种道德律对中国人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这样的现实都导致了日本人在审美方式上的极端化、纯粹化。

这种审美上的极端和纯粹在设计上的体现就是一种设计审美和设计方法上的偏执趋势。这其中既有量的追求亦有质的引导。例如对“世界最小的”的追求（有别于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的幻想），充分体现出日本人在体量上的一种极端认同。在韩国学者李御宁的著作《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中，曾经有这样描写过日本匠人和普通人的制作奇观：世界上最小的飞机模型，长1.6厘米、宽1厘米；世界上最小的摩托车，长17.5厘米、重1.7公斤（作者还可以骑着它短暂行驶）；在一粒米上写了600个字，一粒芝麻上写了160个字，一粒大豆上写了3000个字——此类奇技淫巧类似与中国的“鼻烟壶文化”。但不同的是，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是一种普遍行为。即如日本东京大学芳贺彻教授所说：“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即从一寸法师到盆栽、庭院、茶室……俳句，始终寻求小的东西，总是要千方百计的“缩小”，这才是日本人行为的根基。这种意识转化为微型电子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日本经济之繁荣。”正因为如此，在日本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像“随身听”、“数码相机”这样的精密型、微缩型的电子产品。尽管李御宁认为“欧美型产业的殖民主义走向末路，节约倍受重视的目前，日本的‘缩小意识’之经济暂时还持有生命力。”（《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但显然，这样一种“缩小意识”是不会过时的，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原则，符合设计中所说的三“RE”原则（Rece Reuse Recycling）。

此外，在设计审美的形式语言上即在质的最求方面，日本设计体现出强烈的极端化原则：日本电影既可以纯美的像樱花一样，也可以充满了暴力和混乱。仅以武打电影为例：中国武打片的暴力美学是“舞武不分”，在运动中体现书法般的节奏。而在日本的武打片中则将暴力美学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所有运动均被省略只剩下了启、承、转、合等几个运动的节点。通常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是：两位决斗者凝神相视、木然而立，突然在一个契机拔剑相向，在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两者擦肩而过，鹤然落下且再次凝固——第一个发出笑声的必然第一个倒下。这样极端的省略体现在各个艺术和设计门类中。安藤忠雄的建筑、三宅一生的服装等等无不体现出日本设计师对自己所关注的设计元素一根筋似的喜爱。

日本人的偏执和坚持创造了独特的日本文化，但我总觉得在这种美是一种凄美，总觉得在纯白的樱花后面看得到一抹猩红的血色。鲁恩．本尼迪克特和李御宁给了我们很多解释，但我总觉得再复杂、详尽的解释也是如此贫乏无力，这个民族如此复杂以至让中国人失去了研究它的兴趣。

补充日期: 2003-06-01 22:13:56

《菊与刀》我看了好几个月才看完…………
写的不错
可我对日本文化一点兴趣也没有

日本动漫的特点是剧情的丰富、看点多、人设的精制。欧美动画主要的就是故事的内涵以及制作的优良。
日本动画的动画原理方面与欧美相比就显得较弱一些，主要体现的就是口型，日本动画的口型通常都是三帧一动，而欧美则是按照台词来专门做口型这一部分的。然后欧美通常出的都是动画电影系列，一部就要做很长时间，投资也是很大的。
日本动画大部分都是由受欢迎的漫画和小说改编而来的，观众群也很多。现在应该没什么人没看过日本动漫吧，被问到喜欢的动漫通常回答的也该是日本动漫吧。日本动画讲述的范围很大很广[这点与欧美不同，欧美出的动画是不可以出现有血的镜头的（海底总动员中流鼻血的不算），出现流血的镜头都是要经过审察才可以放入市场的。]可以说日本动画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人观看，在看动画的时候，或许会发现看到自己身上的影子，与动画产生共鸣。
普通人看动画片都在意剧情的好坏，我觉得日本动漫的剧情更胜一筹；欧美动漫有的时候会讲得过分深奥，会有些看不懂，而且欧美的结局永远都是王子与公主在一起的完美结局。

㈡ 日本影片的观后感

日本观后感篇一：大国崛起之日本观后感

欣赏完《大国崛起之日本》这部记录片，深深的为这个国家崛起的故事而震撼！日本这个国家崛起的故事中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它告诉了我们：要使国家崛起就需要不停地学习，扬长避短，不停地完善自己。特别是在看了日本的百年维新，感想颇深，为日本这样一个小岛民族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惊叹！我认为，从日本崛起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二）继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宏扬民族精神；（三）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四）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一）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日本从建国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从唐朝开始，日本就开始到中国来学习儒学，医学，佛学，茶道等等，吸收了中国的大量文化成果，从而走上了以中国为师，仿效中国发展的道路。在1853年，当时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强迫日本开港通商，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尽管当时日本国内对选择开国还是开战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他们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因为日本意识到闭关锁国只能导致国家日益衰落，只有敞开国门，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走上强国之路。而今，日本已然一个世界强国，但它的学习和创新的精神却从未停止过，它的国民支柱企业三菱公司，丰田公司，松下公司等，都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然后再不断地尝试和创新，现在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跨国公司。

（二）继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宏扬民族精神。记录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西服流行的时候，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酒吧多起来的时候，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日本的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邱吉尔说过：我宁愿失去一个伦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就是主宰一个民族的指挥棒，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日本在打开国门以后，曾经一度照搬西方模式，甚至让国民与西方人士通婚来改良自己民族的血统，但由于社会矛盾的爆发让他们意识到民族文化不能丢弃，他们就把他们的优良传统文化载入宪法，让它流传下来，成为国民精神的支柱。

（三）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日本的教育注重素质。他们的教育课程由学科、道德和特别活动（包括班级活动、学生会活动、小组活动及学校集会）三部分构成。在初中的教学科目中有必修棵和选修棵两种。日本将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 ”。其主旨是培养年轻一代适应社会的能力，并强调了教育必须满足社会需求。在此，教育的重点要从以往的传授知识转移到培养能力上去。在日本，一个只有十岁小男孩能滔滔不绝地说出地球上主要自然资源分布的比例数据、汽车尾气的基本成分以及有害气体的化学成分。他在列出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种种劣行之后，力图寻找各种环保措施，而中国的小孩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日本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识字率近100％。

（四）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

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他认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历史是镜鉴，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深深思索。

日本观后感篇二：日本电影观后感

《太阁*一个像猴子的男人》

——观后小感

人文学院 中101-3班 李慧 201051501339

在日本文化课上我们看了几部日本电影，其中我对一部介绍丰臣秀吉的《太阁*一个像猴子的男人》很感兴趣。

电影讲述了日本室町时代的传奇人物丰臣秀吉发迹变泰的故事。与《源氏物语之千年之恋》的叙述方式相同，以两条线索，借参与故事的一个人物的口述来讲述历程。主人公与讲述者共处的时间平面纵横交错，在最终交合时，电影走近结局。我很喜欢这种表现手法。

电影中的大背景是日本的战国时代，那时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社会动荡不安。丰臣秀吉是一个长相奇特，被戏称为“猴子”的下层平民。他的梦想是想成为一个武士，一个不杀人的武士，他渴望结束战争，天下太平。但他却胆小怕死，不敢杀生。这样一个矛盾的人为什么能从低贱平民平步青云，一跃成为日本史上一代枭雄，最终一统日本呢？在电影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丰臣秀吉一再说自己不愿杀人，这是一个“仁”字。也正是这个字，使他得到了民心，受军民拥护，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军师半兵卫也被他的“仁”心感动再次出山为其效力至死，他在临终是说：“我没有看错人，幸哉！”

其然，是一个“义”字，给木匠蜂须贺正胜找回木匠刀，从而感动浪人，收其为左膀右臂。

其次，又是一个“礼”字，他能“三顾茅庐”，打动志乃从而请

到了半兵卫做自己的“头脑”。

然后，是“智”，秀吉善不战而屈人之兵，利用智谋多次立下战功，这是织田信长其他家臣所不及的，这也是秀吉崛起的一个最大的资本。

再者，是一个“信”，他用人不疑，相信自己的部下不会背叛自己，并以自己的性命作保。从他保官兵卫一事中可看出。事实证明丰臣秀吉相信的人没有辜负他

最后是“忠、勇”，他对自己的主子忠心耿耿，这也为后来他发“正义之师”灭掉谋反的明智光秀的成功做了基础。即使怕死也有勇气接下任务。“墨股城一夜筑城”成为他地位提高一次重要的经历。

儒家讲求的“仁、义、礼、智、信、忠、勇”在电影中的丰臣秀吉身上都有体现。丰臣秀吉的成功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他做事让人感动，说话让人喜欢（是一只会讨主人欢心的猴子），他单纯，真诚，知道感恩，心怀天下。另外，机遇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机遇使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织田信长，这为他以后的事业直达青天开了个天窗，能不能爬上这天窗就看他的本事了。

具备了这些因素，电影中的秀吉从一个低贱的平民成长成了坐拥天下的枭雄就不足为奇了。

众所周知，日本想吞并世界的狂妄想法就源自丰臣秀吉，历史上的真实的丰臣秀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看完了电影后，我怀着这个疑问对历史上的丰臣秀吉作了一些了解。

丰臣秀吉（1537年3月26日——1598年9月18日）日本战国

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及大名，原名木下藤吉郎、羽柴秀吉等，绰号猴子（见于《太阁素生记》）、秃鼠（见于织田信长给秀吉正室宁宁的书信），本是一个下级步兵，后因侍奉织田信长而崛起，自室町幕府瓦解后再次统一日本，并发动“万历朝鲜战争”，最高官位是关白。法名：国泰又松院殿灵山俊龙大居士，神号丰国大明神（后因丰臣家灭亡而被德川幕府去取消）。

传说年少时代的秀吉沿着东海道东下卖针，受雇于今川义元的家臣松下嘉兵卫。后因其门人排挤，回到家乡，在昔日玩伴的推荐下做了当时称雄一方的织田信长军中的一个小步兵，其后，秀吉因立下赫赫战功，从小者、小者头、足轻、足轻组头、足轻大将，不断地升迁上去。

“墨城一夜筑城”“金崎殿后”“鸟取断粮”“高松水淹”等著名战役，充分显示了秀吉杰出的军事才能，同时越来越受到织田信长的信赖和倚重。“本能寺”之变中，受压迫太深的明智光秀造反，逼死了织田信长。秀吉杀死明智光秀，并以信长继承人自居，镇压了信长诸子和重臣的反抗，继续统一日本的战争，终于1587年基本统一全国。

统一日本后的丰臣秀吉欲望迅速膨胀，萌发了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充当亚洲霸主的狂妄想法。他抛弃日本对中华文化的仰慕，要将中过征服。首先要征服朝鲜，最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这是此后数百年来日本征服亚洲思想的发端。

1592年，丰臣秀吉的十八万大军发动对明帝国附属国朝鲜王国的战争，迅速占领朝鲜大半。此时的秀吉意气风发，妄言将会迁都北京，让天皇在北京居住。同年，明朝派大将李如松率四万明军进入朝鲜，与日将小西行长加藤清正所率日军激战，收复汉城。丰臣秀吉退回日本，留小西行长等驻于朝鲜南端。日本与明朝和谈，但因立场差距太大，和谈破裂。

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派水陆军侵入朝鲜，决心与明军见个高低。明军在大将刑玠、老将邓子龙的率领下，大破日军。丰臣秀吉征服朝鲜的梦想破灭。以上两场战争，史称“文禄*庆长之役”（日本当时年号），朝鲜称“壬辰卫国战争”，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

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丰臣秀吉一下子为千夫所指，国内一片骂声，那些原本就看不起他出身低微的贵族大臣群情汹涌，使丰臣秀吉一病不起。终于1598年8月18日气病而死。据说他临死时除了托孤前田利家之外，还念念不忘他的侵略梦。

秀吉晚年昏庸多疑，由于膝下寂寥，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当年果断精明的秀吉不在，他甚至出现了大小便失禁。司马辽太郎的《丰臣的家人》一书中详述了这个喜怒无常，苍老糊涂的秀吉晚年形象。秀吉死后，丰臣氏就等于灭亡了。之后的德川家康取得了其在日本的地位。

丰臣秀吉，出身寒微，一生都在为了证明自己而奋斗，却在事业的高峰期错误的发动了侵略别国的战争，这注定了野心太大灭亡越早。一生功业化为乌有，身死祖衰，他也成为了一个悲剧英雄。

在我看来，客观上丰臣秀吉确实是一个有智谋，有手段的杰出的政治家、军师家，他之所以失败，原因有二：其一，他极度自负。总以为自己统一了日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同样可以掌控世界，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电影中的丰臣秀吉一再强调自己不喜欢杀人，这是明显在为一个魔头做粉饰。他用侵略别国的手段，破坏他人的家园，来证明自己的超强的能力，逆天而行，必败无疑。其二：他又极度自卑。因为出身寒微，被贵族瞧不起，无论他如何奋斗，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出身问题一直像一个噩梦一样缠着他。所以他发疯地去证明自己天下无敌，改自己的姓氏为羽柴，向天皇索要赐姓（丰臣一姓即天皇所赐），甚至还编造自己的母亲曾侍奉过天皇以此来暗示自己可能是天皇之后的谎言。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阶级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连这么一位马上英雄也无法摆脱魔咒，以致性格扭曲。这两种极端造就了丰臣秀吉矛盾的性格，也酿成了他晚年的悲剧。

我们回到对这部电影的认识上来。虽然电影中塑造的丰臣秀吉与历史上那个野心勃勃，嗜杀成性的秀吉有很大出入，被美化了太多太多。但其所造的人物形象光鲜积极，对观众起到了很大的励志作用，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评价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时要剑分两刃，既要看到其与众不同的才能或令人憎恶的嘴脸，又要清楚的认识到他对历史或世界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通过看这部电影，让我对自己感兴趣地方进行了更深入一点的了解，这或许比单纯的欣赏意义更大吧。我希望以后的自己，不论是在

日本观后感篇三：大国崛起之日本观后感

日本，一个只有弹丸之地、曾经蒙昧落后的小国，为何可以将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中国欺压半个世纪之久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看了大国崛起之后，我多少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因为每个日本人身上都有体现属于他们本民族的东西，那就是日本这个民族的“灵魂”—民族精神。以下几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二）继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宏扬民族精神；（三）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四）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一）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日本重视科技教育、善于学习创新，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日本人强烈的学习欲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说，在美国将军佩里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自己国门期间的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理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他们的举动让佩理非常惊讶，佩理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虽然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在1827年参加了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并在周边各国都访问参观，颇受启发，带回给国家全新的思想，并在之后为日本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本从建国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从唐朝开始，日本就开始到中国来学习儒学，医学，佛学，茶道等等，吸收了中国的大量文化成果，从而走上了以中国为师，仿效中国发展的道路。在1853年，当时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强迫日本开港通商，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尽管当时日本国内对选择开国还是开战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做了很实际的考虑，他们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因为日本意识到闭关锁国只能导致国家日益衰落，只有敞开国门，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走上强国之路。而今，日本已然一个世界强国，但它的学习和创新的精神却从未停止过，它的国民支柱企业三菱公司，丰田公司，松下公司等，都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然后再不断地尝试和创新，现在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跨国公司。

（二）继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宏扬民族精神。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他们敢于拼搏，勇于创新，善于坚持，乐于学习。日本在发展时都有很有领导能力和号召力的人物。在明治维新时期，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方面进行革新，成为推进改革的骨干，对日本的发展有带领作用。涩泽荣一放弃政治上的高官改而从商，成为19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企业家，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记录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西服流行的时候，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酒吧多起来的时候，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日本的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邱吉尔说过：我宁愿失去一个伦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就是主宰一个民族的指挥棒，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日本在打开国门以后，曾经一度照搬西方模式，甚至让国民与西方人士通婚来改良自己民族的血统，但由于社会矛盾的爆发让他们意识到民族文化不能丢弃，他们就把他们的优良传统文化载入宪法，让它流传下来，成为国民精神的支柱。

（三）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日本的教育注重素质。他们的教育课程由学科、道德和特别活动（包括班级活动、学生会活动、小组活动及学校集会）三部分构成。在初中的教学科目

中有必修棵和选修棵两种。日本将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 ”。其主旨是培养年轻一代适应社会的能力，并强调了教育必须满足社会需求。在此，教育的重点要从以往的传授知识转移到培养能力上去。在日本，一个只有十岁小男孩能滔滔不绝地说出地球上主要自然资源分布的比例数据、汽车尾气的基本成分以及有害气体的化学成分。他在列出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种种劣行之后，力图寻找各种环保措施，而中国的小孩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日本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识字率近100％。

（四）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他认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俗话说，事物总有两面性，明治维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迅速的飞跃，使日本在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日本仍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军国主义的膨胀却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不小的灾难。所以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要以人为本，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国富民强并且还能造福子孙后代。俗话说，事物总有两面性，明治维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日本反观中。，在中国的古代，有许多世界辉煌的文化及科技产品，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们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接受着世界各国的朝拜，当然日本也不例外。在中国的眼里，他是个不起眼的邻居。

可是后来，日本能迅速认识到幕府体制的僵化，并且能大力推进改革，转变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当我们的统治者还在紫禁城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不屑于西方的高新科技时，甚至我们的慈禧太后还认为火车是会发出巨声的怪物，竟用马来拉动火车；而日本则大力引进西方科技和人才。当我们的统治者还会用大笔军费来建设自己豪华的行宫时；日本则在大力发展他们的军事。当我们的人民沉迷于鸦片，整日无所事事时；日本的人民则在努力的吸取知识?这一系列的行为大概和两国不同的文化习惯有关，中国自古以来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朝是对自己的定义，我们有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经济科技水平，我们是强国，虽然在末期曾有不少人提出向西方学习，但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无能软弱，最后无疾而终。而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过去，看到强大的中国，便向中国学习，以中国为师，后来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便舍弃了中国，转向西方列强，以西方为师。这种善于学习的能力，使他们得到了迅速的崛起。

当今世界，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所以我们要吸取过去100多年屈辱的经验。要做到大胆的创新，善于学习，努力进取，尤其是我们这一发展的新一代，更要努力完善自身，以便日后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在发展中还要铭记：要和平的求发展。

对于日本我们要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学习他们优秀的地方，可是我们还要尊重我们国家的客观实际，学以至用啊，落实了才是真的啊。日本人能做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成功，而且做的更好。民族的复兴等待着。

㈢ 什么是民族化，怎样理解中国电影民族化的探索

首先，民族电影不是一个凝固、静止的范畴。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前进而变化发展的概念。新电影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回应时代的要求。
其次，民族电影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范畴。它具有多源性和包容性。后第三世界主义电影理论在分析早期第三世界主义关于“民族”概念的局限时指出：首先，统一的民族常常包括了各种地方民族。一些民族性国家事实上应该称为“多民族国家”。第二，所有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多源的、异型的，同时是城镇的和乡村的、男性的和女性的、宗教的和世俗的、原住民的和移民的，等等。单一的民族概念压制了多源文化中不同的社会和种族的声音。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特别强调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革命的主体被无形中被表述成是男性的问题。
第三，民族电影并不排除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排除。关键是进行分析取舍，以建设一个积极、进步的民族文化为目的，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简单、狭隘的排斥只会进入另一个误区。九十年代中期的批评中，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许多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被指责为是后殖民主义时期东方主义的产物。其理由是认为他们的一些电影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这一批评的立论虽然很尖锐，但是它的偏颇也很明显。从事实看，陈凯歌、张艺谋当初拍《黄土地》、《红高粱》未必想到要迎合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想象。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想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想象发起冲击。从理论上看，把西方人的读解（看到一个神秘、落后的中国）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读解，而把中国人的读解（对民族文化的反思）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读解模式本身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任何一个民族对外来作品都可以产生一种“投射性欣赏”的阅读模式， 即把自己的理解、想象放到该作品中去，而不顾及该作品的原意（中国人则把此称之为“创造性误读”）。就中国人而言，自然不必把西方人的这种投射性读解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读解；而是应该相信自己读解的合法性，应该根据这些作品和产生这些作品的本民族文化背景之间的动力关系出发进行读解。

㈣ 你认为《入殓师》和《情书》这两部电影是如何呈现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的

说下《入殓师》吧，因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是世界排名第一，并且已经霸占多年，平均四个人中就会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超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严重直接导致年轻人受到极大压力，整体社会情绪压抑，所以入殓师这份工作在日本也是较为平常的职业。入殓师这份职业就是让已经冰冷的人重新焕发生机，给他保持永恒的美丽，这要冷静，准确且要怀着温柔的情感。

㈤ 什么是民族化

多义的“民族化”

2009年07月31日

伴随着剧烈社会变革和震荡的20世纪即将逝去。回首百年，不禁感慨系之。中国社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少有过风平浪静的时刻，可就在这十分不利于文艺正常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新音乐却克服了重重障碍，历尽艰辛地发展、成熟起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中国新音乐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这一个世纪中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心灵史，是一部中外文化在并不顺畅的环境中交流、融合的历史。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由于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的文化心态，新音乐曾引起过诸多的争议，遭受过各种责难，但时过境迁，当年的烟尘多已散尽，许多问题也不再成为问题，或不值一提了；可有些问题，虽然人们今天不大提起，或是认为早已解决，实际上它还残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影响着创作思维和心境。所以，这里要讨论的，就不是“中体西用”、“洋为中用”这一类总体性的方针，而是一个问题的提法，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中的演变、它所隐含的新的语义、带来的影响和在人们心中所形成的久久难以开释的情结，这就是音乐“民族化”问题。
民族化，实际上应当是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吸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补充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的过程。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从积极方面说，是基于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急于振兴民族文化，以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但这个“融贯古今，以创新声”的目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新音乐的发展证明，它曾经历了简单地照搬、模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不同阶段，而且由于着眼点、方法手段的不同，可能存在着各种弱点和缺点，但这都是在开创阶段难免的，本不足怪。而且文化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积累、演进的过程，很难在一开始就设定出一个终极的明晰而准确的目标来。

从消极方面说，民族化又很容易成为一种坚持固有文化、反对吸收外来文化的托词，它可以在民族化的托词之下，对外来文化和处于演变中的新文化提出种种指责，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问题的提法可以有形式上的差异，但反对外来文化，反对民族文化的变革，这一初衷却始终是一致的。

在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冲突时，健全、正确的文化心态表现为自尊、自重、自信，谦虚谨慎、好学善取。它是一个民族，特别是那些处于落后阶段的民族奋发有为、自强振兴的基础。可历史的经验表明，要真正获得这种健全的文化的心态并不容易。一个民族在某一时期国势的强弱，对吸取外来文化的态度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常常提起“两汉胸襟，盛唐气象”，那时人们睥睨寰宇的豪迈，对外来文化拿来我用的坦然心境，直至今日还为人们羡慕不已。那些时代，同样是“胡风大盛”的时代，可人们好像并不怎么认真计较“华夷之辨”。惟其到了国势积弱，面临外侮之际，才会痛切地感到“被发左衽”的恐怖，才会在外来文化面前满怀疑惧。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旷古未有的屈辱和沉重的焦虑，因而对外来文化的态度表现得也极为复杂。有些人在一种巨大的文化反差面前，自尊自信之心彻底崩溃，从而自轻自贱，沦落为民族虚无主义者；有的人拒不承认外来文化的长处和先进，尊己卑人，固执地保守传统。在这两极之间，更多的是折衷派，清末“中体西用”，代表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折衷中外的一种努力。它既能满足中国人“爱国的自大”心理，又可以免于固陋迂腐、不识时务之讥，其中往往隐伏着不忘国耻的排外心理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功利目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心态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很容易表现出一种敌视的情绪。中国新音乐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往往与当时社会中这种文化心态有关。

在近代中国，把文艺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而敏感的问题，是这个时期的又一个特点。中国新音乐文化从其草创之日起，就负担起开启民智、拯救国家民族的重任，从“学堂”里传出的“乐歌”，是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直接期许，和国外学校中的歌声迥然不同。这种直接搬用欧洲、日本歌曲旋律的“学堂乐歌”，可以说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欧风东渐之时，对中外文化交流采取的一个直接而便利的回应。它不仅使人耳目一新，为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好了铺垫，而且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针的具体体现，所以，其开创之功，至今为人称许，其后，王光祈、赵元任、刘天华、黄自等音乐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创建新国乐的主张，甚至规划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这种情况，本属水到渠成之事，他们卓有成就的音乐创作已经表明了这种努力的价值。可是这一建设中国新音乐的进程，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失去了得以自由舒展的条件和环境。抗日军兴，全民抗战，音乐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又承担起团结民众、抗敌御侮的重任。这个时期提出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口号，其意义已不在音乐手段本身，或者说重点已不全在音乐本身，它强调的是振奋民族精神，利于发动群众。当时最为流行和方便的是群众歌咏活动，恶劣的环境使人们少有精心构筑大型器乐作品的机会。在当时，“民族化”，是人们值得投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其含意已不全然是艺术创作方面的了。

民族化这一观念的再次提出，是五六十年代，不过，它已悄然成为一种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一直以多种语义保持着一种令人敬畏的身份，它是文艺创作的方向，又是检验作品的标准和尺度，同时还是一种文艺批评的武器。由于当时闭关锁国的政治环境，国内思想意识领域中日益加剧的斗争倾向，使这一“词语”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反对“民族化”，或不搞“民族化”，其问题已不是一部作品的成败与否，它往往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有“崇洋媚外”之嫌，在“防资反修”的斗争中，大有成为批判对象的可能。殆至“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很可能意味着个人艺术生涯的终结，甚至危及身家性命。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它无往而不胜，让人无法规避，但更令人感到奇特的是，作为一种检验作品的标准与尺度，它本身却是模糊而游移的。

什么是“民族化”所应达到的标准？或者说，音乐作品的诸因素中，包括音乐组织、乐器、表演等，需要全部“民族化”，还是某几个因素“民族化”即可？如果当时的批评家们曾指出过科学而又为公众认可的标准，甚至不科学而又未被公众认可，只是明确而又武断的标准，强令音乐家遵守，也可。问题就在于，没有过这种标准。其批判显得任意而随机，甚至难以相互比照。“天意从来高难问”，这就让音乐家们的实践中，常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惶惑感，一种无所措手足的茫然心理。为了表明自己确在“民族化”方面极为重视，音乐家们往往在作品之外，附以十分必要的说明，比如声明自己作品系采用传统中国民族五声调式，或者其和声为中国风格的四度叠置，绝非欧西音乐的三度叠置，不然就是管弦乐队或某种乐器，参照、模仿了民族乐器的演奏方法或弹奏效果，以此获得合格的通行证。对这种情况，曾有位音乐家总结说：“民族化问题……是指从外国介绍进来的艺术形式，经过民族生活、情感、风尚、习染，以及音乐上的其他特色来‘化’它一下，使参考西洋作曲法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带有自己民族的气派和色彩，带有自己的创造性……”如果，只这么“化”它一下即可，当时的音乐家提出的说明本来就可确保无事了。可情况是，“化”一下并没有成为可以接纳的通行证，而且还存在着一个比没有“民族化”更为可怕的词语，是“民族化”一词的重新排列，曰“化民族”。这不仅是“崇洋媚外”，且有“卖国投敌”之嫌了。在五六十年代，重新讨论“民族化”问题时，有人认为，只有独唱、独奏是纯正的民族形式，而合唱合奏都是“化民族”，把《昭君出塞》改编为合唱，把民间曲调改编成管弦乐或合唱，都是与民族化相对的“化民族”。这比把《义勇军进行曲》划为洋歌，把舞剧《鱼美人》音乐称为“穿着旗袍的洋小姐”更骇人听闻。其口气、其意思，简直与清末遗老称学洋文为“以夷制夏”，毫无二致。

“民族化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采用西洋的艺术形式、方法以创作的这一方面的实践而言的。具体地说，是指交响乐、合唱艺术、独唱、独奏的创作、表演实践而说的。对于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实践，一般地说，是不存在什么民族化问题的。”上面引言所表明的，已不是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加以融合利用的原意了，它记述的是当时对外来音乐表现形式的挑剔与排斥，是对五四以来采用欧西体制、手法以创新乐的一种否定。而刘天华、刘文金等人的二胡独奏曲，尽管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西音乐的表现手段，但与“民族化”无关；民族管弦乐队的声部配置，追求交响化的尝试，以至演奏外国管弦乐、舞剧音乐的改编曲，似乎也都与此无关，这种足以与欧西管弦乐队媲美的表现能力，只不过是固有文明潜在能力的一种显示。

这一场关于“民族化”的讨论，或者说，“中西之争、土洋之争”，实际上表明的，或是不用欧洲音乐形式；或者退而求其次，既要使用外来的体制、方法，加以引进，又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许有洋味。改进国乐，要用西法；引进西乐，又须民族化，这两个要求缠结在一起，又无可以定量、定性的方式加以衡量，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一个难以说清、难以解决的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新时期的到来，这个纠缠不清、颇有歧义的问题似乎应当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消失了。但情况却并非如此。80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全国除北京、上海音乐学院外，其他的院校都要以民族民间音乐为主”的“体制改革意见”。这种意见虽然遭到全国艺术院校的一致强烈反对，却已引起了一些混乱。这种情况表明，尽管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它的影响仍在，“中西之争、土洋之争”实际上并没有结束。在它影响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创作心理，仍然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这从当时大型器乐、声乐作品步履蹒跚、举步维艰的状况就可以看出。值得庆幸的是，一批青年音乐家在这种形势下，却异军突起，以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观念震动了还显得很沉寂的乐坛，他们抛开了各种束缚，利用西方现代派音乐的各种技巧手段，去表现人类更为深层的意识，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新关注，对中国民族精神的重新阐释，表明了“中西”文化在一个更高层次的交流与融合。他们作品表现的内容，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诗经》、《楚辞》、唐宋诗词、元人杂剧、京剧印象，都被从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上加以重新认识。这种做法，似乎与单纯采用民间歌调、五声音阶以制国乐那种对民风民俗浮光掠影式地描绘，有了更大的价值。他们一往无前地冲向世界，作品在国际乐坛上获得好评，也证明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已不再单纯地处于模仿阶段，它也能提供足以让世人瞩目的作品去让人认识今日的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种平等地位上的交流。

人类生活，就是在传统的支撑之下，又不断走出传统的过程。某一种较为定型的信仰与规范，总有一个运用的界域与时效，一旦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完成了结构性的变革，原来经济条件下的信仰与规范，在总体上说，是无法再有效地存在下去了，尽管原来的传统不会消失殆尽，毫无孑遗，但少量留存的因子，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所依赖的传统，其实是中国新文化的传统，是一个背后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古代文化传统与近代欧洲音乐在20世纪中交汇影响下形成的新传统。尽管中国有过辉煌的过去，值得人们回顾、眷恋，可作为现代人，新文化的前景更值得憧憬。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建设，在极大的程度上，要得益或依赖于新文化的传统，这就要求我们在珍视这个传统的同时，还要正视其中所曾经产生过的问题。毕竟，“创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到现在为止，仍不失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曾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化”这一概念，它曾发生过的各方面的影响，就有给予一个澄清，进行明晰界定的必要。“民族化”作为一个吸取外来音乐文化以建设中国音乐文化的过程，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这个强调不强调都无关紧要。要在中国音乐作品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特点来，从最浅显的层次上来讲，也是不必节外生枝费心装点的。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他生存的环境、文化氛围、学识教养，都决定了他作品的特征。即便作品在国人耳中听起来十分洋化，可在生活于欧西文化中的洋人听来，仍然是道地的中国货色。一个民族的特点，是与一个民族共存的，只要这个民族本身没有消亡，其民族特点肯定会在其文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对此，似乎不必有过分的杞人之忧。

只要中国文化还在，只要中外文化交流还在，那么，“中西之争”肯定还要进行下去。只希望中华民族在繁荣昌盛之时，恢复正常的文化信心，自信而坦然地参与文化交流，“中西之争”将不再是一种褊狭的争吵，而是在平等地位上的“争相媲美”。

㈥ 日本比较有社会意义的而电影，半泽直树

电视剧《半泽直树》改编自直木奖获得者池井户润的人气小说《我们泡沫招聘组》和《我们的花之泡沫组》。由福泽克雄、棚泽孝义导演。主要讲述了在泡沫经济时期进入东京中央银行的半泽直树同银行内外“敌人”的斗争和派系间的纠葛。2013年7月7日始每周日晚9点于TBS电视台播出。
《半泽直树》 -
剧情简介

本
剧描写于泡沫时期入行的银行员半泽直树，与银行内外的“敌人”战斗的故事。原产业中央银行因有大笔呆帐而与东京第一银行合并为东京中央银行，银行内部有着
“旧东京”与“旧产业”派系斗争。大阪西分行行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因而裸贷给西大阪钢铁，而在融资一个月后即倒闭致使银行留下5亿元债务，长官为了自身利益
开始推卸责任……
但该公司因背负巨额债务在3个月后倒闭，骗取了银行的5亿贷款。支店长则策划将全部责任都推给半泽，然而半泽却抛出收回5亿贷款的宣言。

电视剧《半泽直树》改编自直木奖获得者池井户润的人气小说《我们泡沫招聘组》和《我们的花之泡沫组》。由福泽克雄、棚泽孝义导演。主要讲述了在泡沫经济时期进入东京中央银行的半泽直树同银行内外“敌人”的斗争和派系间的纠葛。2013年7月7日始每周日晚9点于TBS电视台播出。
半泽直树》收视势如破竹，播到第三话有升无跌，已经打破本年度日剧最高收视纪录，在下看完第三话更觉得第四话会持续上升，成为日本以至中港台的话题佳作。
故事主要提及主角陷入逆境要对抗强大势力，事实上本季有多部剧也是走接近路线，包括《DOCTORS 2》、《庶务二课2013》、《齐藤太太2》，在下四部都有看，为什麼只有《半泽直树》一支独秀，在这里作出比较，分析剧集跑出的4大理由。
男人战争，快狠而准
到底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有什麼不同？男人天生负责狩猎，凡事讲求「快、狠、准」，而且行事独立，而女人负责收集和看守家园，经常群体行动重视言语沟通。

那是古代的情况，现代职场和生活虽然不同，但基本元素依旧。男人在外边打拚，处事目标为本，就算是战争也要保持快狠准的元素，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用最狠最快的方法把对手消灭，故此能带来节奏明快而且痛快感强的剧情，《半泽直树》正是王道的男人战争作品。
女性方面因为集惯群体活动，战争的内容很多时并非置对手於死地，而是让对方被排除於团体以外，面对孤立和难堪。因为未到彻底的成败，痛快感不会太强，而且
因为女人的主要武器是说话沟通，攻击往往流於说教和打嘴炮，《齐藤太太2》和《庶务二课2013》正是这样，说狠一点根本就是一班八婆在吵架，那有男人斗
智斗法那样快狠准？
《DOCTORS 2》虽然表面上是男人的战争，但因为主角不是和对手正面冲突，而是采取怀柔政策，某程度上揉合了一些女性战争的元素，会看得较舒服但冲击感不太强，论原始野性的官能刺激还数《半泽直树》较佳。
忠奸分明，痛快感强
《半泽直树》另一个优胜的地方是谁忠谁奸看一两集已经一目了然。观众不用花时间分辨敌我，可以全情投入两个阵营的撕杀。此外因为忠奸太分明，奸角不用收藏，可以尽情展现最卑鄙无耻的嘴脸，让观众看到「见一次就想打一次」，主角反击奸人的痛快感因此得到提升。
换另一部剧，《DOCTORS 2》的森山卓（高岛政伸）虽然是奸角，但某程度上带点天真和傻，不时提供笑点，观众无法完全憎恨他，相良浩介（泽村一树）出手对付他有如教训小孩子，虽然仍有痛快感但就不及《半泽直树》。
女
人戏就更加明显，《齐藤太太2》中的太太团首领玉井真美（南果步）只是保持既有利益的传统太太，难以称得上大奸大恶，甚至会觉得齐藤全子（观月亚里沙）有
点多管闲事。《庶务二课2013》的坛上美纪（片濑那奈）及星野健二（安田显），感觉也只是似要和坪井千夏（江角真纪子）斗气。
当然上述几部剧的主题不尽相同，分别带出医疗、职场、妈妈团之中的问题，只有《半泽直树》才是真真正正把重心放在斗争之中。在下一贯看剧的信念是「专一发展好过两头不到岸」，《半泽直树》正是把赌注全放在战斗剧情，刻划得深入出色而一举成功。
讲的是主角身处的环境，《半泽直树》的主角半泽直树（堺雅人），面临5亿元的融资问题，剧情亦清楚告诉观众，不能收回的话他作为银行家的一生就此玩完，在转职困难的日本说是人的终结也不为过。带著这种站在悬崖边的感觉去战斗，自然能让观众看得肉紧，担心他就此掉下去阵亡。
其他剧又怎样？《DOCTORS 2》的相良浩介目标是理想的医疗，动力来自他死去的老婆，因为没怎样描写而甚薄弱。老实说以他「神之手」的医术，去其他医院都不愁没人请，故此处境可说是毫无凶险。
《齐
藤太太2》的齐藤全子麻烦一点，她不能融入社区会影响儿子的成长，但老实说有问题大不了搬家，反正她又不是第一次。《庶务二课2013》的坪井千夏就更轻
松，周游列国十年后回来，还真的要靠这份工去生活吗？她的手下也不见得失去工作会很大件事，反正她们之前就曾经想辞职。4. 不择手段，现实感强
逆境剧最重要的元素，是主角反击的过程是否吸引。《半泽直树》的最精彩之处正在这里。纵使陷入绝境，半泽直树都能奋勇向
前，靠的不是热血，而是一连串的计谋手段，只看头三集，已经有布局设陷阱，攻心计打动对手，怀柔让部下良心发现，窃听作致命一击，甚至有恐吓及与传媒作暗
黑交易的手段。
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只有比对方更强大才能生存，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打败卑鄙小人，使用比他们更邪道的魔行在所难免。半泽直树全面投入这条路，就能展现出强大实感让观众投入。
很
多逆境剧却不走这套，为了保持主角的纯真良好形象不让他沾污，只能靠热血和毅力。但现实中靠这些并不能逆转，於是剧情只能让他靠运气翻身。当中最佳例子是
木村拓哉的《PRICELESS》，6万元的热水瓶大卖及千多人集体辞职，完全是童话和现实沾不上边，试问又怎能让人投入？
《DOCTORS 2》某程度上也走这条路，相良是有耍手段，但未到半泽那麼绝，因为他所处环境不算凶险，所以也说得过去。至於《齐藤太太2》及《庶务二课2013》就差太远了，用口说教就能导人向善？不是不可能，但很难带出实感和痛快感。

㈦ 日本电影现在在世界是一个什么地位为什么日本人的电影拍摄的内容差异那么大

日本电影，领先亚洲的水准，其中不乏一些好片可以和奥斯卡获奖影片竞争。也许那些所谓的特效大片不如国外，但是日本的电影胜在剧情。可以说如果给世界家庭感情电影排名，十名里面有四名是日本的影片，不是开玩笑的，不谈之前老派导演，就是是枝裕和拍的几部情感片，很少有人能做到那种平凡之中不乏温馨情感，也不会让人觉得有视觉疲惫的效果。

㈧ 民族电影和电影民族化的区别。求权威答案分析。

所谓民族电影，简单的说就是以国内发生的人或事为题材所拍摄的国产影片。电影民族化主要是从同一民族的影视作品中所概括出来的那些共同特征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电影作品的鲜明标志是各民族电影艺术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表现本民族生活内容与形式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