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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浪潮電影運動的旗手是

發布時間:2022-09-26 19:58:22

⑴ 日本新浪潮

指的是60年代前半期松竹出身的電影導演們。
大島渚是日本新浪潮發端的第一個關鍵人物。1960年他連續推出《青春殘酷物語》和《太陽的墓場》,之後拍攝了一部足以影響日本電影史的作品《日本的夜與霧》。這部影片並非技法如何高超,而是其主題之尖銳、影響之廣泛,都對日本電影有著深刻的推動力。該片以「安保斗爭」為背景,描寫了學運中失敗的年輕人,正好與當時日本與美國簽署安保條約呼應,引起大學生普遍高漲的反美情緒。
在《日本的夜與霧》上映期間,社會黨委員長淺沼遭右翼行刺,城戶四郎敏感地意識到「松竹」不該在此風口浪尖拋頭露面,所以四天後影片立即停映。大島渚大感憤怒,離開「松竹」,成立了一家獨立運作的電影公司「創造社」。受大島渚的魄力和獨立精神所感染,「日活」的今村昌平和「大映」的増村保造等大公司的導演,都積極開拍富有個人風格和時代烙印的新電影,力求與上一輩導演的作品拉開距離。
如今所謂的日本新浪潮,來源於「松竹新浪潮」。最早見於1960年6月5日號的《讀賣周刊》為配合《青春殘酷物語》首映所做的專題報道——《日本電影的「新浪潮」》一文將大島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三人視為「日本新浪潮」之「三傑」。這個富有時代感的名稱立即被各大報章轉載,廣為傳播。

特點 對性的描寫嚴肅而貫徹始終,甚至具有一種悲憫的色彩;對性愛本能的觀照,更是成為他獨特藝術思想的璀然綻放。
異化的情慾與情慾的儀式化
時政:流貫情慾的背景指涉
死亡傾向:情慾的反動與定格

依照存在主義的觀點,精神只有面臨死的照亮才能領悟自己的本真存在,才能明了世界賦予存在的意義。死常常被用來證明人應當如何活在世界上,以及活在世界上的意義。在大島渚的影片中,不管是狂熱的性愛,還是偷情帶來的緊張快感,最後都走向了寂滅。但或許是受到桃色電影大師神代辰巳的影響,這種或壯烈、或解脫的寂滅,遠遠不是悲劇的、無可奈何的被迫,不是肉體快感的終結和反動,而是主動抉擇的瘋狂結果,是供奉於情慾之前的香火,是對於肉體之樂的終極祭奠。
薩特曾經在對性慾的分析中指出,性慾是存在和虛無這一最中心主題的頂點。那麼,如果不能在電影中表現人的性本能,大島渚的故事片似乎就會從存在滑向虛無的境地。作為日本新浪潮電影的旗手,大島渚具有革傳統電影之命的意義。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在以性表露的手法,潛回「菊與刀」這種日本民族根性的扭曲情結——性之交融有如菊之怒放,性之終結有如刀之殘暴。

⑵ 新浪潮電影運動中,誕生的大師都有哪些

新浪潮電影運動,他誕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大師,比如其中就有奠基人克勞德夏布洛爾還有戈達爾特呂弗,他們都是這場運動裡面所誕生的大師級別的導演。

新浪潮電影運動,它主要是從法國開始的,但從此以後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國等一些法國等一些國家,他們都開始了相同的或者類似的運動,他們中間這些人有的是從電影學院畢業的科班生,有的是因為一些特殊的經歷結果與電影相遇了。比如這裡面就有一個大師叫特呂佛,他就沒有上過電影學校,也沒有受過如何拍攝電影這方面的專業訓練,而他們對於電影的認識完全是通過看一些電影才知道的,雖然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去拍攝一部電影,但是他們通過自己看一些非常不好的電影,從這些電影裡面他們知道了一個好的電影不應該怎麼去拍攝。

⑶ 日本新浪潮的產生背景

「新浪潮」首次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法國,用來描述當時一群新進的年輕導演帶動的電影風潮。《電影手冊》(Cahiers Cinema)的影評人弗朗索瓦·特呂弗與讓-呂克·戈達爾拍攝了他們的處女作《四百擊》和《筋疲力盡》,從此一批反對體制、挑戰權威的年輕導演的作品相繼問世,電影記者弗朗索瓦·吉牢德在《快報》上將其命名為「新浪潮」。這場沒有固定組織、沒有完整綱領的運動,是電影史上的一場革命,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且影響延續至今。
當電影新浪潮席捲歐洲之時,日本電影界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反建製成了新的人生目標,日本新浪潮的年輕導演反叛小津安二郎、黑澤明、木下惠介等前輩巨匠,強烈涉指時政和現代化背景下的存在主義。他們從一開始就否定小津安二郎等戰前大師們構築的「電影世界」,批判大師風格過時、觀念保守,拍出了一系列與當時日本主流電影截然不同的作品,在激烈、犀利的電影手法中加入了嚴肅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色彩,使得日本電影進入一場電影藝術的高度噴發。期間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導演和作品,本貼著重介紹大島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這三位具有代表意義的導演及其作品。

⑷ 電影界中的「新浪潮運動」是怎麼回事

讓專家告訴你什麼是新浪潮
<<劃時代的作者電影:法國新浪潮電影始末>>
來源: 作者:讓一皮埃爾.讓科拉
「有一點我們強調得不夠:『新浪潮』既不是一場運動,也不是一個學派,又不是一個集團,它只是一定的量,是報界創造出來的統稱,為的是把兩年來崛起於本行業中的五十餘名新手統歸一類,以往,每年只能出現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呂弗 《法蘭西觀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過,這的確是一段好光景。既然這一套吃掉開,製片人當然都希望拉青年人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爾.德維爾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蘭西歷史也是法國電影史的轉換點。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動盪,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行將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戴高樂當選總統前的法國。——譯者……有一位慈父將親自出馬,把法國人從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泥潭中、從奇恥大辱中拯救出來。法國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體與此同時,電影出現了更新的跡象,這在文藝沙龍中引起了反響,隨後,各大報刊便把這種新動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國要新電影。口號應運而生。當然,無論是法國,還是法國電影都沒有象當時宣揚的那樣明顯改觀……這也無妨,1958年畢竟算是轉折的一年。

「新浪潮」這個名詞一直洪福不淺,至今人們還在談論「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時期,或是抱有敵意,或是帶著懷舊情緒。一位才能有限,但富於想像力的製片人,為了發行放映比埃爾.德朗雅克的《尋槍記》,甚至於1966年某一天舉辦了「下一次浪潮日」,雖然這部影片不久便無人問津。「新浪潮」——這就是電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現有著遠為廣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應當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報》。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著一位妙齡女郎的面部特寫,標題是《新浪潮來了》,下面引用了夏爾.貝璣(夏爾.貝璣(1873—1914):法國詩人、政論家。曾在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義,為德雷福斯辯護。所寫作品有劇本《貞德》、長詩《夏娃》等。 1905年後發表《我的祖國》一書,宣揚沙文主義。——譯者)的箴言:「我們才是中樞和心臟,中軸線從我們這里通過。要以我們的表來對時」。當時,正在開展廣泛的全國性徵詢活動,總共提出了二十一個問題。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報》周刊連續登載了回答與分析文章,從中總結出來的《全國青年問題報告》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新浪潮」的提法一直與《快報》聯系在一起,甚至從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報》的封面都印著副標題;《新浪潮期刊》,前後達半年之久。……那時,還尚未涉及到電影。

「新浪潮」這一名詞見諸報端,多半是弗朗索瓦茲.吉羅(吉羅(1916一);法國女作家,《快報》創始人之一。後任激進社會黨副主席,曾在吉斯卡爾.德斯坦政府婦女部中任要職。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說謊》、《權力喜劇》等。——譯者)涉筆成趣的產物。而電影開始湊趣則是數月之後的事。這家《快報》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們都是殺人犯》(影片攝於1952年,導演是卡雅特。——譯者)的導演署名的一則啟事,標題是《您願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嗎?》啟事內容是:「拜讀過『新浪潮』之後,我決定拍攝一部這類題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諸君在幕後。本人成竹在胸,諸君則希望有人代言……候迴音,煩告巴黎愛麗舍田園大街八十一號,《快報》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報社收到了一些回信,並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報》上。許多回信強調了阿爾及利亞戰爭,並且殷切希望在銀幕上對其有所表現。(在1957年春季進行的調查中,有個問題是:「對法國人來說,全國頭號難題是什麼?」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爾及利亞問題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個穩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這兩個問題在隨後四年期間也是法國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謂「新浪潮」影片對此只有寥寥無幾的反響。——原注)這件事未見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話,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這個樣子了……

後來,歷史為「新浪潮」一詞保留了特定的含義,最初將「新浪潮」用於這個含義上的人大約是彼埃爾.比雅爾。他在《電影》1958年2月號上發表了一篇調查匯報,題為《法國電影的青年學院》,他列舉了青年導演的一份名單,名單之駁雜,二十年後當令人捧腹(1918年後出生的導演一律算做「青年」:韋納伊、博爾德利和雷卡梅竟與路易.馬勒並列,而象阿侖.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導演」和「電影手冊派」的里維特、特呂弗、夏布羅爾還榜上無名呢),比雅爾最後斷言。「這股『新浪潮』為什麼還服服貼貼地跟著前輩轉,真令人困惑。」

不過,直到1959年春季,圍繞著基納電影節和在拉納普爾的青年導演的聚會上,電影「新浪潮」才確實名聲大噪,並從此叫開了。
倒敘

可以沿著兩條平行不悻的路去尋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當浪潮已過,前景已經分明之時,一些有名望的前 輩要求承認他們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電影史學家是承認阿涅斯.瓦爾達(1954年他拍攝了《短岬村》)或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1955年拍攝了《狹路相逢》)的先鋒作用的,或許還承認讓一比埃爾.梅爾維爾是前驅,他也大言不慚地以此自居:「『新浪潮』,這是新聞記者的發明,……新導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遺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靜》之後,我才實現了宿願」

另一條路子同樣值得注意,那就是,與同輩人一起,回顧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幾個月中法國電影的變化,以及人們對這些變化的感受。

還必須提及《快報》周刊。在那幾年,這家周刊相當及時敏銳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變化。1958年1月30日,《快報》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絞刑架的電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羅內的劇照,並引用了路易.德呂克的一段題詞:「今後,不僅僅是循規蹈矩的孩子去擺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溫桑著文分析愛德華.莫利納羅的影片《背倚高牆》:「多年來,無論哪一家法國製片廠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陳年舊貨,粗糙不堪,可是這部影片與眾不同。年青一代導演正把埋頭苦幹令人感動的老傢伙從攝影機旁趕走,他們要親自動手,以克魯佐或貝克為榜樣,大量拍片。這些年輕人多麼精明,記憶力多麼強!甚至有些過分……」

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談到不久前拍攝《戀人們》時的情景;「……只有當一個攝制組在導演身上感覺到對新電影的堅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時下影片老套子的堅強意志時,才能發揮出這么大的干勁。總之,人數這樣多的一班人馬(近三十人)好歹得適應拍一部短片的物質條件。……效果如何,這要由觀眾來判定,不過。這種方法表明,在法國電影中,正出現某些變化。夏布羅爾 也採用了這種方法,他的攝制組的人數也大體相同。」

一周之後,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溫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劃分了陣營:「為企業獲益,按生產處方炮製的盈利片最好也不過是《厄運臨頭》(《厄運臨頭》拍於1958年,導演是烏當.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鋒。一一譯者),最劣就會是《馬克西姆》一類影片,而與此同時,平行電影正在誕生,因為有些人已經感到,電影的革新不在於用變形鏡頭拍攝寬銀幕,不在於色彩,也不在於任何技術上的進步,而是來自『內部』;這些人大多數是青年……不錯,這種脫離傳統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現,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設置的優質獎的激勵。」(法國文化部設置該獎鼓勵有創見的導演。——譯者)

1958年歲末,法國人更換了政府(他們對此已經司空見慣),也換了總統,甚至連共和國也改了號,取贊成態度者過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點二五選票同意戴高樂新憲法,僅有百分之十五棄權);而且,他們被告知;法國人的電影也要變!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電影年度期間問世的,其標志是:克洛德.夏布羅爾的頭兩部影片在商業網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爾傑》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呂弗的《四百下》和阿侖.雷乃的《廣島之戀》(對這四部影片的介紹均參閱。電影藝術譯叢》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載的、法國「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譯者)於1959年5月在戛納電影節放映。從1961年起,便有人宣稱「新浪潮」已趨低落。路易.馬爾科列爾在1961年10月17日《法蘭西觀察家》報上甚至寫道:「現在我們可以說,『新浪潮』已經終結…」 我們認為,「新浪潮」做為社會經濟現象總共延續了四年,這大概是不錯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間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們只限於綜述事實,不加評論地概括「新浪潮」現象,它就應當包括兩類情況。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圍繞電影大作文章的報刊、新聞和評論。

首先是電影。上述四年期間,至少有九十七名導演拍攝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這足以使專業人員和公眾輿論大為震驚。新聞報刊便跟著大事宣傳。嚴肅的刊物注重提高這一現象的意義,並且對它加以分析。而發行份數較多的報刊只圖保留「新浪潮」這個合適的商標,然後慷慨大方地四處加封:從影片到導演,從大明星到影壇新秀。「新浪潮」有銷路,大家都搞「新浪潮」,為了內銷,也為了出口。影片與圍繞著影片的沸沸揚揚的推銷活動混雜在一起,很快便難分彼此了。當時,阿爾及利亞戰事正緊,舞文弄墨「毒化空氣」成了時髦。於是,圍繞著「新浪潮」,人們又開始毒化空氣」了。

「新浪潮」與法國政局的變化同期發生,實在純屬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國延續下去,仍然會出現「新浪潮」。下面我們會看到,這個現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個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體原因也會促使「新浪潮」出現。但是,法國動盪不安的局面(或許這只是動盪的幻象)畢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語匯。各家報紙對這種動盪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銷售暢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頭、戴高樂講話、長筒裙、「新浪潮」一類消息。為了顯得在行,「新浪潮」乾脆被簡稱為N.V.」(法文「新浪潮」兩詞的第一個字母。——譯者)

「新浪潮」是個來勢洶洶、波及甚廣的現象,現在應試將匯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區別。

我們似應回顧一下第四共和國時期已經僵化了的電影。當時,電影創作者相對來說已為數不多,而且許多人已經上了年紀,因為自第二次大戰以來,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體來說,1958年,馬克斯. 路 爾已經去世,雅克.貝克、讓.格萊米水也只有幾個月的光景了。讓.雷諾阿、雷內.克萊爾、阿貝爾.同斯、薩沙.居特里、馬塞爾.帕涅爾(文中所提導演是二十年代以來法國影壇的大師。——譯者)都是年邁老翁,到了創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較為次要的,但是在過去十年中最多產的十二名導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後一部影片,他們是雷蒙.貝爾納爾、安德烈.貝多米奧、馬塞爾.布利斯丹諾、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貝爾熱、喬治.拉貢布、列奧尼德.莫居、讓.斯特利、羅貝爾.維內……為了保證法國電影能繼續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擔子交給在次要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緩的事了。總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來接班是勢在必行。

在第一類新崛起的導演之中,愛德華.莫利納羅是個樣板。他生於1928年,先是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貝多米奧做過助手,後來拍過紀錄片,搞了十年專業之後,才戰戰兢兢地嘗試拍攝故事片(《背倚高牆》)。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納普爾討論會上做了發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頗有自知之明。他說:「以我之見,似乎應當把所謂『新浪潮』一分為二,一方面是通過正規途徑進入影壇,即融入正規製片系統的青年導演;另一方面,是終於博得年青的製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沒有特呂弗或夏布羅爾,我們這些從正規途徑走過來的人,仍舊是電影界正統『官員』。現在,既然他們的電影已經問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於太蹩腳。固然,十年來,我不得已拍出那種風格的影片,這是出於無奈,那時,我也沒有別的辦法;而明年,我要改變拍法。」

愛德華.莫利納羅並沒有改變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熱趨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國一名地地道道的電影「正統官員」,他的電影年表上列著二十四部影片(這個統計數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納羅又拍了一部影片。《瘋女牢籠》第二部。一譯者),是近二十年來最長的電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與莫利納羅同時開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導演有兩、三打人,如,比埃爾.格拉尼埃一德費爾,他當過讓一保羅.勒沙諾瓦、安德烈.貝多米奧或馬塞爾.卡爾內的助理導演;喬治.羅特奈,他當過場記、剪輯、攝影師和諾貝爾.卡爾博諾的助理導演;雅克.德萊,他曾經是讓.鮑育、吉勒.格朗熱埃、路易斯.布努艾爾、儒勒、達森的助手。在這份人名表中,似乎還應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讓.吉羅爾或路易.馬勒那樣與眾不同的人物。對於所有這些人來說,涉足故事片是他們「修業期滿」之後的歸宿,雖說苦熬多年,卻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發現自己也被賜予如此時髦的美名之後,大感驚訝.米歇爾.德維爾在數年後就曾流露出這種心情:「我是循著傳統老路一步步走過來的,這正是我與『新浪潮』不同之處。最初,我當過見習導演,然後是第二助理導演,並且做過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導演,後來又成了技術顧問。拍完《今夜不再來》(該片攝於1960年。--譯者)之後,有人說,我屬於『新浪潮』,我大為吃驚。在編寫劇本時,尼娜.孔巴涅茲和我都深信我們是和『新浪潮』對著乾的。」(見《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紀錄片、科教片、實驗影片等。——譯者)

他們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們無疑是眾望所歸:阿倉.雷乃、喬治.弗朗朱,還有比埃爾.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羅貝爾.門 戈茲、讓.多埃維,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電影俱樂部活動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紹、被承認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殘老軍人院》和《禽獸的血》(喬治.弗朗朱)、《戰禍》和《被詛咒的建築師》(比埃爾.卡斯特)、《彌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夥伴》、《住宅危機》(讓.多埃維)……當然,還有阿侖.雷乃的《梵高》《高更》、《格爾尼卡》、《夜與霧》和《世界的所有記憶》。本文無意撰寫三十人小組(三十人小組指阿侖.雷乃為首的拍攝紀錄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這個小組的成員已達一百二十三人。——譯者)的歷史,只是應該強調指出,十年來,短片為法國有所抱負的電影爭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這些人拍的短片從來廣泛放映過。或者,只是做為一部商業片的「加片」才有廣泛放映的機會,觀眾反應則是冷淡和不耐煩。而影片《夜與霧》是唯一的例外。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間馳名遐邇,外省的觀眾所以趕去看盧奇阿諾.埃麥爾的義大利片《重婚》,就是因為他們得知要加映阿侖.雷乃的《夜與霧》,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特別是通過電影俱樂部、報刊雜志、電影節這些文化網的渠道,人們了解到,在法國,不僅僅有德拉諾瓦,也不僅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開往杜布魯克的計程車》。---譯者)來接替德拉諾瓦。人們對阿侖.雷乃寄以厚望。 人們期望他和其他電影導演拍出一種左傾電影。因為,不言而喻,從幾部短片來看,阿侖.雷乃和其他幾個導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國大多數導演「背叛了」現在,躲進趣聞軼事或古裝片中偷生。通過那些短片才能在銀幕上看到當代法國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機,看到礦工罷工……

也正是在這些短片中,新風格漸趨形成,電影避免了特呂弗曾經痛斥的過分精雕細琢的敘事方式。這些短片可以是實驗作品,可以筆觸大膽,揭露時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電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這些特徵。

當然,三十八人小組中的佼佼者轉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爾.卡斯特曾經戰戰兢兢地指過路(在這些人當中,比埃爾.卡斯特是第一個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攝了《袋中愛情》----譯者)。不過,由於觀眾的進步、大城市中專門性電影院的建立,而出現了新需求。國家又通過預付收入的辦法進行資助,給予了最初的推動。從1957年5月起,各大報刊一呼百應,紛紛報道了阿侖.雷乃即將在法國和日本拍攝有關原子彈的大型記錄片的消息……(「大型紀錄片」一語系原報道所用、——原注)

異軍突起

什麼是史實,什麼是經過渲染的傳奇,在這里最難分辨。《電影手冊》的編輯們早有親自大幹一場的打算,他們也從不諱言。其中幾位已經在所謂的電影「專業」中立足了,因為這里的界限並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羅爾曾經擔任二十世紀福斯公司新聞專員(當時夏布羅爾負責為美國影片的法文版編過新片名.——譯者),後來,他還把讓一呂克.戈達爾和保羅.日戈夫引薦進來(日戈夫有一段時間替夏布羅爾寫劇本,後來拍過一部《落潮》,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時期許多影片一樣胎死腹中)。有些人嘗試拍過紀錄片,不過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維特的《牧羊人的運氣》、弗朗索瓦.特呂弗的《頑 童》)。繼承遺產、有油水的婚姻——這些偶然機會也為他們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資金去「籌劃」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問世,他們就開始大吹大擂,以至於「新浪潮」一詞的意義從此在大家的默許下變窄了。結果,這些冒牌的業余愛好者們便把「新浪潮」旗號據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們賺了些錢,開設了製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羅爾開辦了阿吉姆製片公司,後來這家公司為菲利普.德布羅卡、埃立克.羅麥爾、雅克.里維特的最初幾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資)。不久,連較保守的製片人也嗅出了生財之道、千載難逢的良機和政洽氣候(克洛德.夏布羅爾說過:「我們千萬別上當;各大報刊嘩嘩不休地談論我們,這是因為他們打算把一則方程式強加於人:戴高樂=革新。將軍來了,共和國變了,法國再生了、電影和其他領域一樣。看吧,天才崛起,知識分子在雙十字微的庇蔭下發揮才幹。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於是,也開始為低成本的影片投資。
兩年內,這家黃皮刊物的編輯們幾乎都到攝影機後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羅爾和弗朗索瓦.特呂弗,然後是讓一呂克.戈達爾、雅克.多尼奧爾一瓦爾克羅茲、埃立克.羅麥爾、雅克.里維特、克洛德.德熱夫萊。在他們的提攜下,一些親朋好友也連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魯十、讓.歐列爾、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奧納爾.凱熱爾或讓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爾.卡斯特則另當別論。他不完全屬於「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較有名氣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經導演了由讓.馬萊主演的《袋中愛情》,當時,這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傳統影片),但是,他與「新浪潮」的各個分支都有瓜葛:他作為格萊米永的助手修完了傳統的「學業」;他又是三十人小組的成員,是人們翹首以待的左派;最後,他還是以賣文為生的自由記者,他為《電影手 冊》撰寫過不少文章,結果,《電影手冊》派便不知羞恥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這與他們把拍《廣島之戀》時的阿侖.雷乃歸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轍。

1959至1960年間,全是一團亂麻,理不出頭緒,這或許是存心,或許是無意。每個製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導演。在這股無法駕馭的游渦中,處女作竟有數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從來就沒放映過。當時,在選擇應召待聘的導演的標准中,內行與否是最末一條。

這種含糊混亂的局面很快便與「新浪潮」這個稱呼聯系起來了。對「新浪潮」運動阿諛奉承的人往往也是運動的干將、他們在《電影手冊》或《藝術》周刊上大肆吹噓不受章法約束的格調、吹噓戲噓之中不失瀟灑的風格、吹噓與製片人或工會的刻板傳統的決裂……他們為用少量投資就能上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們有著無窮的幻想。在拉納普爾討論會期間,製片人亨利.多施麥斯特也來乘機趕浪頭,他在《藝術》周刊上寫道:「每個製片人都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因為是他們把電影從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們使電影擺脫了行業工會強加於人的最起碼的攝制人員人數的限制。他們使電影從管理與財政上的困境中脫身,直接到街頭、屋內實景、真實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攝。他們把電影從層層審查關卡中解放出來,這種審查機構對藝術、對生活、對道德,對如何影響青年人,對維護民族尊嚴的問題所持的觀點實在荒唐。他們打破了『老前輩們』拍片時的清規戒律。他們破除明星崇拜,摒棄單純追求技術完美的做法。」

以不諳業務為驕傲。夏布羅爾說過:「為了處理《漂亮的塞爾傑》的第一個鏡頭,我還要問,我應該盯住攝影機的 哪一個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該往哪兒瞧!」夏布羅爾在拉納普爾講的這件趣聞或是確有其事,或是笑話一樁,這倒無關緊要,它畢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麼心安理得,甚至以此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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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請幫我找一份具體的關於寺山修司的簡介,不要網址,要具體內容。

刻在祭壇上的電影
——寺山修司的符號實驗和頹廢美學

說起寺山修司,人們很容易會把他和義大利導演皮埃爾·保 羅 ·帕索里尼聯系起來。的確這兩個導演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處。1935年出生在日本青森縣的寺山修司,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中文系,出生於青森縣這個事實對他來說至關重要,在他很多電影里都有涉及,這也說明了他電影的自傳體特質。他自小偏好詩歌與俳句,少年時代就曾數次獲得全國詩歌大獎,此外他還是一個出色的賭馬與拳擊比賽的評論。同帕氏一樣,他也是一名電影作者,詩人導演,一 流的影畫結合藝術家。帕索里尼因為一部《薩羅:所多瑪120天》在國內影迷中影響甚遠,同樣的,修司的那部《上海異人娼館》也最為流傳。這兩部電影給人第一直覺上的相通之處在於都展示了一群 「 存人慾,滅天理 」 思想根源下的恣意狂歡者,直到現在為止,這兩個人的作品依然被人們認為是超前的而鮮有知音。
相對於作品浩瀚的帕氏,作為導演,寺山修司一生中只有五部長片,但是他卻有無數部不為人所了解的實驗短片,舞台劇,也給不少電影做編劇。處在義大利和日本兩個民族不同的心靈積習下,帕索里尼會用不合時宜的幽默來戲謔一番,雖然這種戲謔讓人無法發笑,而寺山修司的電影本身就是嚴肅的,在他的幾部電影中,自始至終找不到絲毫戲謔的成分,而替代以強烈的悲憫情懷。與其說寺山修司的電影是在開拓新的領域,還不如說他是在挖掘「原生態」,或者說是在祭奠那既往的不可逆轉的意象。修司的電影如同一尊尊祭壇,陰冷,詭異,沉寂,慘淡,憑吊著記憶中被人遺忘焚毀的外部時空和內心世界的灰燼。
寺山修司導演的第一部長片是《拋掉書,上街去》(攝於1971年,以 下 簡 稱 《 拋 》 ),這部一聽名字就像是關於青春和街頭運動的電影,其所表達的遠不止直覺的這些。寺山修司曾在1970年做過《無賴漢》一片的編劇,該片的導演筱田正浩和大島渚,吉田喜重一道發起過日本電影的新浪潮運動,合稱「新浪潮三傑」。新浪潮電影往往關注青年的精神世界和學生運 動,大島渚的《青春殘酷物語》是這場運動的代表作之一,可以看出,寺山修司這部電影也受到新浪潮運動的影響,把焦點放在了對青春記憶的傷痛和迷惘上,並把個體的情愫摻雜了時代和地域的因子。《拋》塑造了一個不願安於現狀,渴望振奮,但又覺得人生一切不過虛無因此陷入精神危機的青年形象,
戰後日本的傷痕和動盪不安的政治是其生長的母體,同時也受到突如潮水
的西方文化影響。在片子中,我們看到了成群的青年游盪在街頭,
奇裝異服的嬉皮士輪流吸食著大麻,Peace牌的香煙到處散落,戰爭的陰影散落在世界的每個角落。也許是第一次導演電影,修司對自己的鏡頭表達仍然不夠自信,因此片子里出現了大段的詩句,獨白和哲學說教,以語言文字來強化電影的意圖。
《田園死者祭》是他回憶在家鄉青森縣的童年往事,片子被劃分為前後兩段:前一段是演播室在放的電影,回憶中被錯位了的過去,一個囚禁於母親的少年,被馬戲團吸引著,和鄰居的少婦私奔逃離;後半段是少年從過去的時空走過來,講述真實的過去,少婦並沒有如約而至,馬戲團依然荒誕。回憶和真實如同被移動的復印紙,總有著些許然而又無可挽回的差異。
除了自己編劇之外,對前衛小說的移植和演繹是寺山修司為數不多的片子中一個重要特徵,因此他的作品中,既有「作者電影」也有「作家電影」。《上海異人娼館》改編自法國女作家波莉娜·雷阿涅的小說《O娘的故事》,他的最後一部作品《再見,箱舟》則把拉丁美洲著名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百年孤獨》移植到了日本的背景之下。確切地說,修司抽取了這些小說的靈魂和骨骼,卻把自己豐厚的文化肉體附著在了骨架之上,從而這些作家電影或多或少地兼容了多元的文化因子。
拍攝於1981年的《上海異人娼館》(以下簡稱《上》),這部名為「上海」的電影,其實是以20世紀初的香港為背景的,也是他唯一一部拍攝於日本土壤之外的電影。一個因為愛而默默屈服於史蒂文的法國女孩O隨著他來到1920年的香港一個叫做「上海異人娼館」的地方,開始了自己的賣身生涯。史蒂文以虐待為快樂,觀察著O接客的情形,並把她用鐵鏈鎖住,看自己和舊情人做愛以窺視O的反應。最後他殺死了和O情意萌動的男孩並企圖自殺,最後當O被宣告自由的時候,她卻感到了如此縹緲。修司把原本就充滿大膽前衛色彩的情節一再地抽象化,刻意地將其支離破碎。因此我們眼中所能看到的電影脈絡猶如現代藝術家杜尚的作品中那些用簡單機械來表達的人體和連續動態,無法找到一個豐滿延接的情節。這部電影的主演(史蒂文的扮演者)是當時名嘈一時的德國「魔鬼男星」克勞斯·金斯基,這一對驚世駭俗的導演——演員的搭檔,把片子推向了高潮。
這是一部艷麗得不能再艷麗的悲劇,悲劇得如此徹底。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裡,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妓女們因為紛紛陷入回憶而痛苦不堪,嫖客在妓女身上要求各式各樣奇怪的服務,卻仍然沒有得到快樂。無論如何,O和年輕男孩的一段,她還是露出了笑臉。這一段笑臉又馬上被悲劇淹沒。
個人以為《上》是寺山修司所有導演的電影裡面商業元素最多的一部。寺山修司電影的特質是強烈的個人化效果,而這種特質在《上》中卻沒有突出,而以圓滑的手法處理之,使得這部片子太高級而不至於僅僅淪為情色電影,但距藝術的高度卻還失之毫釐。

寺山修司的電影情節荒誕不經,異裝(男性著女性裝扮)的娼館老鴇之類的視覺顛覆還是淺層的,不足以表達他的意圖,他的目的是要用情節的荒誕來完全顛覆一番。他並不是淺薄的肆意妄為,而是經過一番處心積慮的思考,把那些我們所感動贊嘆的場景表現得冷漠,寒冷。我們通常說一樣東西「美」,往往是一種很弱的情感傾向來說明這樣東西讓我們感到舒適,但寺山修司的「美」並不是那種讓我們感到舒適的美,而是一種精心塑造的美學,一種純粹的藝術層次的美學,一種深入骨髓的頹廢美學,這種頹廢和顛覆同時又和達達派的美學有相通之處但比後者來得高深。
例如在《上》中日本妓女小玉有一個嗜好趴在地上學狗叫接受妓女鞭打的軍官常客,當此人在地上越轉越快的時候,玉的記憶從一個點切入了面,小時候父親因貧窮買不起玩具狗。於是自己趴在地上學做狗的樣子以哄女兒,女兒拿起皮鞭像抽打狗一樣抽打父親。當父親在地上越轉越快的時候,觀眾可以體會到一種強烈的暈眩感,導演要達到的心理效果是,這種父親對女兒的愛並不讓人感動,也並不是讓人產生厭惡感,而是一種更強烈的難以名狀的難受。一種基於現實虛構的奇怪實驗場景,他已經把「人」的特質抽去來個徹底解構的頹廢美學。這種解構不是常人的精神世界能夠忍受的,如果觀眾認為這個場景是真實的,他就會感到強烈的恐懼,覺得現實似乎不應該這樣被解構而展示出殘酷的面目;如果他認為這不是現實,感覺到電影情節與現實的出入,但又似乎找不到那個差異點。 又如該片結尾,一個不知來自何處的蒙面黑衣人,捧著革命少年的頭骨,宣告O的自由,這個情節荒誕到只剩下表現主義,這種大膽前衛的情節設想讓人毛孔悚然,這種刺激非但不是瞬時,而是刺激過後一陣陣激盪內心的寒冷感,讓我們自覺進入女主角O所能感覺到的情感(確切說是導演個人化的世界)里。
如果說《上》還有一個完整的劇情可以讓大多數觀眾接受的話,那麼之後拍攝於1983年的《草迷宮》(以下簡稱《草》)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實驗片。這部關於一個少年為尋找亡母曾經吟唱的《手球歌》而歷經種種的電影,看上去像是一部由行為藝術組成的分鏡。片子中雜糅的各種元素如夢魘如囈語一般,處處彌漫著詭異恐懼的氣息:長長蔓延的紅綢緞,拿著手球舞蹈的神秘少女,一群莫名其妙出現的鬼魅,母親的頭顱被當作手球來拋擲,使人瞠目結舌,無法置信。

《再見,箱舟》是寺山修司生命中最後的粲然傷花,完成於修司逝世一年後(1984年)。故事發生在一個去掉了時間而成了方舟的村落里:村裡的人死後魂魄仍滯留在村中;結了婚的近親表兄妹因父親製造的貞操帶而過著有愛無性的生活;最後,時間回到了村裡,村民們移徒他鄉,村落也就此從歷史中消失,只有在家族照片中留下痕跡。《百年孤獨》初讀的時候的孤寂感,彌漫在修司的電影中。這是一本很難被改編成為電影的小說,也只有修司這樣的電影詩人能夠把他完成,可惜片子還未殺青,大師已為異鄉之客。
盡管修司的片子情節看似雜糅混亂,但總有一個符號來作為全片的線索。在《田》中,時間工具便是片子附著的線索,《上》裡面O童年中的長方形框也是,這個方形的符號把圓形的符號圍在裡面,就像一付枷鎖,讓她失去了自由,變得沉默忍受,但同時她也無處逃離。因此,寺山修司的符號美學是他的電影幾大重要特徵之一,符號和情節在修司的電影中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
畫面和聲音元素的處理技巧
寺山修司電影中對畫面和聲音元素的組織如同其情節一樣雜糅。寺山修司的電影總是在舒緩的本土音樂之下夾雜以刺耳短促的背景聲音,在看過他的幾部電影之後,我發現自己的耳朵變得敏感起來,也開始捕獲到了空氣中那些之前不曾聽到的細微短促的聲音。為了讓電影從肉體到精神都是藝術的,修司對聲音的處理毫不馬虎,無論是那些優美精心製作的日本民歌,還是在《拋》一段妹妹被足球隊員輪奸,哥哥守在門外無可奈何的時候,背景音用了一種似吶喊非吶喊的齊聲呼叫;以及《草》中群魔亂舞時的詭異聲音,都切合情節,讓人印象深刻。同樣的,通觀修司的幾部片子,我們可以發現他在色彩和構圖上的偏好,他時而把鏡頭掌控得和油畫一樣柔和自然以表達客觀世界,時而用浮世繪的手法展示鮮明的畫面,時而把畫麵灰褐化,時而又用一些超現實的色彩對象來表達內心折射的世界,沉思特質的長鏡頭和急促跳躍的快鏡頭也不斷疊復。
對於存在的任何物質,作為主體它都是唯一的,但是透過每雙眼看過去的物質並不盡相同。究竟怎麼樣才是真實的很難說,也許我們所看到,聽到,摸到的世界不是真實的,只有投射到我們內心深處的客體才是忠於你自己的真實物質。大多數人投射的角度還是相似的,但是修司卻選取了另一種角度,並且把這種感覺表達在畫面上。他總是給鏡頭加上色彩濾鏡,或者以曝光過度或者不足交錯來加強的鏡頭的沖擊力。於是,在他的影畫上,常常出現紅色的太陽和天空,紫色的大地和河流,即使是一些黑白或者灰褐色調,依然會用構圖和意象來增加視覺沖擊。寺山修司電影中很多畫面元素和他的攝影作品很相通。
《拋》中修司以綠色和紫色來區別不同的情緒色彩。當少年人目睹忍受現實的壓抑和無助的時候,鏡頭就變成了絕望刺眼的亮綠色;當少年憧憬著自己的理想,幻想自己在天空飛翔的時候,鏡頭又變了異常柔和美麗的紫色。兩種顏色構成了青春情緒的兩個埠,這種用心理活動給外部景象蒙上色彩濾鏡的手法在後來岩井俊二的青春電影《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也被運用。《上》是他最色彩鮮艷的一部電影,綺麗妖嬈的沒話說。修司在服裝上花了不少心思,無論是史蒂文的中式長衫還是娼館里僱傭的男人的裝束,真正讓人感受到了這個「異人」娼館的荒誕,該片的服裝作為一個單體來說仍然可以作為一種「前衛藝術」;《田》中有關回憶的錯覺的鏡頭,總是蒙上紅色或者綠色的濾鏡以區分不同的情緒;在雜技團出現的鏡頭,整個畫面又被劃分為紫色,綠色,黃色和藍色的色塊,以揭示「回憶不過是一個濃妝艷抹的雜技團」。
詩歌,符號,隱喻
把寺山修司定義為詩人對於理解他的片子是必要的,他的半自傳體長片《田園死者祭》(攝於1974年,以下簡稱《田》)就是一部成功的詩電影。想像,十五歲少年的自己和二十年後成年的自己並坐一處,糾纏著真實的過去和回憶中的過去,修司把自己的詩歌轉化為藝術的另一種形式,詩歌與電影融為一體以探究時間的真相。《田》中經常出現的手錶和掛鍾的意象,其實也是詩化的載體,導演要尋找一個真實的,唯一的時間,這就是母親苦苦守護的掛鍾所敲打出的時間,然而時間的真相總是為每個個體經驗所扭曲,而顯示出各自的差異來,這就是少年嚮往的馬戲團里每個人的手錶所顯示的時間。物理學研究的時間概念和詩歌蘊含的時間概念在這里交匯,「假如你穿過百年的時間隧道,刺殺了你的祖母,那麼你是否存在」。

並不只是在這部電影里,修司的詩人氣質在他的每部電影都濃釅般地彌漫著。在他的電影里,幻想和錯位的現實交叉著,詩歌,符號和情節交織。看得出,他的每一個鏡頭都是已經蘊含了內心世界的情感,復制一個外部世界,像紀錄片毫釐不差地跟蹤下來,那樣並非難事,但是外部世界只是構成我們存在空間的一部分,難以展現的是一個人的內部世界,內外兩個世界由詩意得以連接,困難在於,如何將這種詩意呈現在銀屏上。作為早負盛名的青年詩人,之後的導演,寺山修司懂得如何掌控鏡頭與詩意之間的微妙關系。
除了詩歌之外,修司還嗜好藉助符號來作為隱喻。掛在牆上的人像和塗寫在白布上奇異的符咒,被抹成白色的人臉;《田》中的手錶和敲響不止的掛鍾,還有少婦的情人血液滲開在白布上,宛若一幅日本國旗,雜技團充氣女人的需要打氣筒的抽動也是對性的潛在慾念暗示,結尾一個手指指向和人們行進正好相反,它指著與「逝去」相反的方向;《上》中「O」 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象徵,象徵著一個洞口,一個無限擴張的包容空間,與之相似的還有O 記憶里的父親把自己囚禁的方框,這些都是抽象的意象,具體的意象有O佩戴的鳥形狀的戒指,各種形狀的性虐工具;《草》中大大小小的手球,紅色的長錦緞等等。 《拋》中,哥哥領著受傷害的妹妹回家的時候,一個男子背著一具被解剖的豬胴體與他們擦身而過;《上》中,過氣女演員陷入回憶而失控殺死了自己和客人,此時,一架鋼琴漂浮在窗外的河面上,這些,都意味深長。
本民族的鬼怪傳說也是寺山修司常常運用的符號之一。那些古裝長發的紅衣女子,掛在牆上的人像,讓人們想起日本傳說中雪女和河童的形象,《草》中那個被囚禁的女子千代女,她身上就有著雪女傳說的影子。這些民俗符號的運用,充滿了民族風情和哲學意味,足以讓本民族觀眾來重審這些意象,也增加外國觀眾心理的神秘感。 不止是民俗的鬼怪傳說,當代西方文化在電影中也是重要的構成。《拋》集合了大量的波普文化:招貼畫,搖滾樂,嬉皮士等等。日本在民族的眷戀和西方的誘惑中何去何從,對民族的反思寫入了電影之中,兩種文化的撞擊,讓日本無法置身事外而焦慮。
在本文的開頭提到,寺山修司的電影是猶在祭壇,這個對原生風景懷著敏感和熾烈情感的電影詩人,把這種情感寫進了他的電影中。田園,草地,雪山,廢棄的鐵路,往事和鋼琴,交織在這個外部世界裡,對於內部世界,他也致力於深處的挖掘,初看他的電影,總逃脫不開不倫之戀的萌芽。《草》和《田》中母子之間的曖昧情感,以及《上》中O因為失去了給他畫粉筆框的父親,而轉向把這種自甘屈服的戀父情結轉移到比自己大很多歲的史蒂文身上,以圓滿自己需要強權控制下的歸屬感。這種「戀父」「戀母」甚至「戀子」情結放在電影里,不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的原欲(libido)中的俄爾普斯情結,伊底帕斯情結的具象化嗎?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來構成一個人的意識世界,幾部電影中,《草》尤其在對被稱為「超我」的潛意志世界的挖掘,並且將它以影象的形式展示出來,這並非易事。「超我」是一個可以被永恆探索的世界。因此這一類題材的電影多帶有很強烈的實驗性質。
但顯然寺山修司還是有更深層次的意思的。我們看見,電影中出現的幾段性事常常是處在絕望和掙扎之中,例如《拋》中妹妹被輪奸,《田》和《草》中被少婦和少年之間的性事,《上》中O被史蒂文強暴以及接客的情景,即使O與革命男孩的一段的笑聲,也招致了男孩的殺身之禍。性本來是上帝為了讓人類繁衍而提供給人們的快樂的誘餌,但在這里,卻毫無快樂可言,性失去了它的使命,那麼一切將岌岌可危。在他的電影中,性不但被種種符號隱喻著,同時性本身也是一個更大的隱喻。如果僅僅是為了釋放感官刺激而費盡心思玩弄技巧,修司的電影就不可能被稱得上藝術片,頂多是在日本泛濫的AV產品中玩得比較高級的。「性本能」和「生本能」(也是「死本能」)是人生的兩大內容,修司把生,死,性三者穿插進自己的作品中思考,這也是很多日本大師的重要主題,和他同時代的不少日本導演,如今村昌平,大島渚,也習慣用影像去反思構成本國民族性的生死觀和性。在《拋》中有一個細節,一個人叫賣著「收購不中用的老頭老太太」,他身後的板車上,綁著幾個垂頭麻木的老人,這種由於資源有限而對老弱者的殘酷淘汰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今村昌平的《蝤山節考》。這個水域緊鎖的島國,這個蓄意擴張的霸權民族,卻誕生了這樣一批悲憫情懷的大師,反思著個體的「生(死)」感與「性」感,透過個體關懷來關懷整個民族的命運。
然後,作為一個集大成的電影詩人,卻未能假以天年。1983年,修司因肝癌死於日本,年僅47歲,之後的幾年,他的幾部電影陸續得到解禁,並在國內外發行。很難說他非自然的死亡是否和他的電影有關,也許是對人類絕望的挖掘和原生態的祭奠把他自己過早地牽引到那萬物的淵源和歸宿,一代大師終結於人類尚不可抵抗的絕症,幸好有電影,讓我們知道他所留下的永恆的祭壇。

⑹ 日本新浪潮電影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新浪潮」首次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法國,用來描述當時一群新進的年輕導演帶動的電影風潮。

《電影手冊》(Cahiers Cinema)的影評人弗朗索瓦·特呂弗與讓-呂克·戈達爾拍攝了他們的處女作《四百擊》和《筋疲力盡》,從此一批反對體制、挑戰權威的年輕導演的作品相繼問世,電影記者弗朗索瓦·吉牢德在《快報》上將其命名為「新浪潮」。

這場沒有固定組織、沒有完整綱領的運動,是電影史上的一場革命,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且影響延續至今。

當電影新浪潮席捲歐洲之時,日本電影界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反建製成了新的人生目標,日本新浪潮的年輕導演反叛小津安二郎、黑澤明、木下惠介等前輩巨匠,強烈涉指時政和現代化背景下的存在主義。

他們從一開始就否定小津安二郎等戰前大師們構築的「電影世界」,批判大師風格過時、觀念保守,拍出了一系列與當時日本主流電影截然不同的作品,在激烈、犀利的電影手法中加入了嚴肅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色彩,使得日本電影進入一場電影藝術的高度噴發。

期間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導演和作品,本貼著重介紹大島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這三位具有代表意義的導演及其作品。

(6)日本新浪潮電影運動的旗手是擴展閱讀:

「菊花與劍」是日本典型的矛盾特點。菊花是日本天皇皇冠上的圖案,象徵溫柔與美麗,而劍是日本「武士道」的標志,象徵著戰斗。日本人認為菊花與劍的結合正是日本文化特色的最終表現,認為武士在死的那一瞬間是最壯烈,最美的一刻。同時,日本人也頗喜歡櫻花,因為櫻花來的快,凋落的也快,正象是武士拼搏至死的象徵。

在日本新浪潮之中誕生的大多導演,在拍片風格上迎和了這一特色,即暴力作為美學的評判。也對後來如北野武等一些導演的作品產生很大的影響。

⑺ 腦髓地獄的影片評價

作為日本「新浪潮」的旗手,更作為紀錄片、實驗電影先鋒的日本導演松本俊夫在1988年拍攝了迥異於其其他作品風格的《腦髓地獄》。
實在很難想像,如此華麗而充滿著迷幻、混亂的《腦髓地獄》會出自松本俊夫之手,縱觀松本俊夫以往的作品,總是沾染著濃重新浪潮的色彩,並且滲透著紀錄片的寫實主義風格,他的實驗短片,則顯現著對於鏡頭運用等拍攝技巧的實驗,顯現出先鋒色彩。而《腦髓地獄》這樣一部色彩絢麗,改編自日本著名推理小說的恐怖劇情片,實在是與松本一貫的風格不相吻合。唯一可以解釋松本俊夫拍攝此片的原因,可能是其年輕時候就讀東京大學醫學院時期對人腦及精神病症著迷研究的經歷,使之想要去拍攝充滿著同樣以大腦、精神病研究為題材的《腦髓地獄》 。(金鷹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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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關簡介:《白晝的惡魔》是由大島渚執導,川口小枝、小山明子主演的劇情片。

於1966年7月15日在日本上映。通過本片導演磊島渚以獨特的青春活力叩響了電影改革之門,並以自己影片中深刻的內涵和不懈探索,成為日本新浪潮電影的旗手。

⑼ 張一白、田壯壯、侯孝賢、蔡明亮、楊德昌、岩井俊二都有哪些電影

姓名:張一白 職業:導演 演員 編劇 監制 性別:男 國籍:中國大陸 主要作品:MTV:《好大一棵樹》、《祝你平安》、《同一首歌》等。廣告:《海南航空形象系列》、 《聯想FM365》 。電視劇:《將愛情進行到底》、 《開心就好》 。電影:《開往春天的地鐵》。 中文名: 田壯壯 英文名: Zhuangzhuang Tian 星座:金牛座 角色:導演,演員,編劇 中國電影「第五代」代表人物之一,曾當過兵,做過攝影師。父親田方,曾在影片《英雄兒女》中扮演政委王文清。母親於藍,電影演員,曾出演的影片有《江姐》、《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田壯壯1982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78年至2002年為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與陳凱歌、張藝謀等並稱為第五代導演。2002年回母校北京電影學院執教,擔任導演系研究生導師、系主任;同時開啟人生又一段創作高峰期,包括:向大師致敬的「臨摹」之作《小城之春》,以他深深熱愛的雲南土地和雲南人為主題的《德拉姆》,夢想、計劃了多年的《吳清源》和《狼災記》等。 姓名 侯孝賢Hou Hsiao-hsien 生日1947年4月8日 出生地 中國廣東梅縣 現居住地 台灣 國家/地區 中國 職業 導演,編劇 台灣新電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生於廣東梅縣,是客家人。1948年移居台灣。1972年畢業於台灣「國立藝專」影劇科。1974年從影。次年任李行場記、助理,當過副導演、編劇、演員。 1975年起從事編劇工作,編有《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來》等電影劇本。1980年首導《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1981)成名。1982年執導《在那河畔青草青》引起影壇廣泛重視。1983年與萬仁、曾壯祥聯合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獲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獎,並引領台灣電影新浪潮的開端;《風櫃來的人》獲1984年法國南特大三洲電影節最佳作品獎。1984年創作劇本《油麻菜籽》獲第二十一屆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執導《冬冬的假期》獲1985年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作品獎、第三十屆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獎。 1985年執導《童年往事》,獲第二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第三十七屆西柏林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及鹿特丹電影節、夏威夷電影節、亞太影展作品獎。1986年執導《戀戀風塵》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攝影音樂獎、葡萄牙特利亞國際影展最佳導演獎。《尼羅河的女兒》獲1987年義大利都靈電影節第五屆國際青年影展影評人特別獎。1989年執導《悲情城市》獲第二十六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台灣中時晚報最佳作品獎、導演特別獎,第四十六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執導《戲夢人生》獲台灣中時晚報電影獎最優秀作品獎,1993年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其後作品有《好男好女》(1995)、《南國再見,南國》(1996)、《海上花》(1998)、《千禧曼波》(2001)、《咖啡時光》(2004)、《最好的時光》(2005)等,亦在金馬獎及海外影展上多有斬獲。 蔡明亮主要作品: 天邊一朵雲 Wayward Wind (2005) 不散Good Bye, Dragon Inn (2003) 天橋不見了 Skywalk Is Gone, The (2002) 你那邊幾點 7 to 400 Blows (2001) Fish, Underground (2001) 洞Dong (1998) 河流The River (1997) 愛情萬歲 Aiqing wansui (1995) 青少年哪吒 Ch'ing shaonien na cha (1993) Xiao hai (1991) 編劇作品 天邊一朵雲 Wayward Wind (2005) 不散Good Bye, Dragon Inn (2003) 天橋不見了 Skywalk Is Gone, The (2002) 你那邊幾點 7 to 400 Blows (2001) 洞Dong (1998) 河流The River (1997) 愛情萬歲 Aiqing wansui (1995) 青少年哪吒 Ch'ing shaonien na cha (1993) 生平風格 楊德昌(1947—2007.6.29),台灣電影導演,其電影作品深刻、理性,有強烈的社會意識,被稱作「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台灣大師之一」、「台灣社會的手術燈」,在世界影壇享有盛譽。 楊德昌出生於上海,成長於台北,祖籍廣東梅縣。1949年2月,一歲多的楊德昌隨父母遷台,自此成長在台北。 楊德昌1969年畢業於新竹國立交通大學控制工程學系。在大學里,受西方思想影響,楊德昌一畢業就出國留學,1970年進入佛羅里達大學研讀計算機碩士,1974年轉赴美國南加州大學念電影並成為導演,但沒修完課程就離開。後來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附屬海軍國防反潛研究所擔任計算機設計。2007年因大腸癌於美國當地時間6月29日於洛杉磯比佛利山莊的住處病逝,享年59歲。他的去世被認為是「台灣獨立電影時代的終結」。 1982年參加拍攝《光陰的故事》,該片被稱作台灣新電影的開山之作。1983年編導《海灘的一天》。1985年編導《青梅竹馬》,1986年編導《恐怖分子》。1991年編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4年編導《獨立時代》,被評為1994年台灣十大華語片之一。1996年導演《麻將》,2000年導演《一一》。 楊德昌的電影主要描寫台北城市生活,與侯孝賢的鄉土電影形成鮮明對比。楊德昌與台灣知名歌手蔡琴曾有過婚姻,但已離婚。 岩井俊二(Shunji Iwai,日文:いわい しゅんじ),日本電影導演,作家及記錄片導演。日本新電影運動旗手,被譽為日本最有潛質的新近「映像作家」,也有中國影迷稱他為「日本王家衛」。九十年代以來,日本電影復甦,在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日本新電影運動」。除了今村昌平、熊井啟、筱田正浩等老一輩導演繼續有佳作問世外,而北野武、岩井俊二、周防正行、竹中直人等一批中青年導演也都由於他們優秀的電影作品開始為世界所知。其中以影像清新獨特、感情細膩豐富著稱的岩井俊二堪稱日本年輕一代導演中的佼佼者。 岩井俊二影視作品年表 1991年 《無名的孩子》 《來殺人的男人》 1992年 《鬼湯》《OMELETTE》 《蟹肉罐》《MARIA》 《一個夏至的故事》 1993年 《煙花》《無名地帶》 《雪的國王》 1994年 《愛的捆綁》《夢旅人》 《瘋狂的愛》 1995年 《情書》 1996年 《燕尾蝶》《月亮騎士》 1997年 《空之鏡》 1998年 《四月物語》 1999年 《想從另一個透視觀看煙火的孩子們》 2000年 參演《式日》 2001年 《關於莉莉周的一切》(又名「青春電幻物語」) 2002年 《ARITA短片》 2004年 《花與愛麗絲》 2006年 《虹之女神》[岩井擔任製作人] 《市川昆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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