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振興

⑴ 韓國的電影怎麼樣

韓國電影高度反映現實，揭露人性陰暗面。

因為韓國電影具備了演員素質高（一般都是一些經驗豐富的實力派），製作精良這些基本元素，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揭露社會現實，反映社會生活，並且含義深刻，引起觀眾對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因而比韓劇要更加貼近我們平凡人的真實生活。

(1)韓國電影振興擴展閱讀：

韓國電影誕生於1919年，20世紀70年代，韓國電影逐漸走向興旺，但當地電影院仍以放映外國影片為主。1999年《生死諜變》拉開了韓國電影振興的序幕，把韓國老百姓對好萊塢電影的喜好重新調整成了對韓國本國電影的關注。

1998年韓國取消「電影剪閱制度」，以電影等級制度代替。該制度在法律上規定電影分為5個等級：全民可以觀看；12歲以上可以觀看；15歲以上可以觀看；18歲以上可以觀看；限制放映。每部電影的等級由民間組成的「影像物等級委員會」進行評級，對色情、恐怖、政治等題材也不再限制。

⑵ 論文達人進！求救！關於電影的畢業論文！

相關資料：

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⑶ 金希貞一共多少部電影

金希貞一共出演六部韓國電影。

韓國電影，簡稱韓影，韓流文化代表之一，誕生於1919年，20世紀70年代，韓國電影逐漸走向興旺，但當地電影院仍以放映外國影片為主。 1999年《生死諜變》拉開了韓國電影振興的序幕，把韓國老百姓對好萊塢電影的喜好重新調整成了對韓國本國電影的關注。

1903年，電影以「活動寫真」的名稱進入朝鮮半島，相應的短片影院也隨之形成。1919年10月27日，由韓國人金陶山自編、自導並主演的「活動寫真連鎖劇」《義理的仇討》上映，被視為韓國本土電影的起源。

1998年韓國取消「電影剪閱制度」，以電影等級制度代替。該制度在法律上規定電影分為5個等級：全民可以觀看；12歲以上可以觀看；15歲以上可以觀看；18歲以上可以觀看，限制放映。

⑷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的介紹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cil，簡稱KOFIC）的前身是創建於1973年4月3日成立的電影促進會（Korean Motion Picture Promotion Corporation，簡稱KMPPC）。1999年5月28日改名為電影振興委員會，隸屬韓國文化觀光部。它通過對電影振興金庫的統籌管理，以提升韓國電影質量為目的，謀求韓國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為目標。

⑸ 韓國電影都有哪些

1. 《殺人回憶》

類型:驚悚片

成竹和妻子敏芝以及一對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所高級公寓里，一天，接到電話得知哥哥成哲失蹤的消息後，隨後來到哥哥的住處，在四處觀察中發現每家的門上都畫著可疑的暗號，並在那裡遇到了珍珠城的母女。

當珠城提到自己的哥哥時，珠城非常驚慌，馬上成珠全家出動，並請他轉告那個人不要偷看自己的女兒。

成竹回家後，樓里的每一個住戶的門也開始出現那個暗號。

⑹ 韓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是怎樣的

作者：胡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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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於1998年建立電影分級制度。規定電影分為5個等級：全民、12歲以上、15歲以上、18歲以上可以觀看和限制放映。每部電影的等級由民間組成的"影像物等級委員會"進行評級。另外，對於網上的色情資訊，年齡限制提高至19歲或以下不能觀覽。這種分類只出現於不能在戲院上映，而只能以錄像帶或影碟發行的電影。——維基網路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觀眾是看不到韓國電影的，在今日，或許觀眾和電影研究者對近十年來的韓國電影相當熟悉，但是如果把眼光放長遠一些，產生隔膜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是我們需要《韓國電影史》這樣一本書的原因。它的功能簡單明確，以編年史的線路來梳理韓國電影，向韓國以外的讀者介紹韓國電影(書的幕後推手是「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你大致可以看出此書的官方色彩)。但這本書的奇特之處在於，它的實際編撰者有三十餘位，從而在編年體的框架內有自由跳躍的寫作方式，這種方式或許使書的結構存在某種混亂，卻也能讓韓國電影史有了前後響應的連貫性。
如果我們全面審視這本電影史，會發現一個名曰「審查」的幽靈一直居住其間，是這本書的許多撰寫者都很難規避的一個問題。這個「幽靈」具有非常強烈的政治色彩，一直影隨身動，緊跟韓國的政治時局變化。電影初傳入朝鮮半島時，朝鮮王朝根本就沒有什麼審查的概念，最多派個警察去看場子，因為「眾多觀眾聚集在黑暗場所，難免會發生點小摩擦」。隨著日本對朝鮮的殖民入侵，電影審查制度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種審查很明顯是為了限制民主主義言論的表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更是在韓國強化了電影審查，在1940年制定了「韓國映畫令」，把「褻瀆皇室尊嚴和損害帝國威信」作為法令的基礎。此時對於拍攝電影的限制完全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是對確立日本「宗主國」地位的意識的強調，如果我們把目光從朝鮮拉回到日本，就會看出兩處審查政策的不同，黑澤明在他的《蛤蟆的油》里曾經說過：「我認為，那時內務省的檢查官們一個個全是神經不健全者。他們都是迫害妄想狂，都有虐待狂、受虐狂和色情狂的性格特徵……他們把外國電影里的接吻鏡頭全部剪掉，凡是女人光著腳或露膝的畫面，也一律剪掉。」他所要爭取的自由表達顯然與韓國的電影創作者們是有區別的。到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審查依舊陰魂不錯，軍人掌握政權時期，審查只是換了個基調而已，「不許攻擊政府」肯定是必需的，反共意識形態更是審查者的普遍共識。軍政府搞出了事前審查制度，並且為此不惜在1962年修改了憲法，以保證這種審查制度不違憲。
當然，如同任何一種醜陋的制度一樣，苛刻的、自利性質的政府審查行為不會永遠存在。從1984年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廢除事前審查制度，政治鉗制大為減少。令人意想不到然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是，審查的松綁帶來的是一股色情影片的熱潮。這或許也是重視保護青少年的中國廣電部門遲遲不願意推行電影分級制度的一個原因。而韓國的電影分級制度在1996年開始推行，這一回憲法沒有扮演絆腳石的角色，憲法裁判所多次認為電影振興委員會推行的分級制度所含有的對電影的分級審查是違反憲法的，甚至認為給電影分級的機構都是「屬於憲法禁止的審查機關」。
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審查與人類的自由表達權利一直是相生相伴的，分級制度並非審查的完全終結，之所以在分級制度確立後，韓國電影的題材呈現多元化的格局，過去不能碰的敏感問題也出現了重大突破，完全在於創作人員的自由表達權得到了放大。過去的審查制度(無論是日佔時期還是軍政府統治時期)充滿黑箱操作，並且還有惡法保護，它不僅讓一部電影無法上映，成為了禁片，而且事前審查制讓許多電影創作早早就胎死腹中，連拍攝都不可能。分級制度同樣也保證了觀眾的選擇權利，一個文明社會的成年公民有權利選擇他想觀看的任何電影，對青少年的保護並不意味著對成年人意志的限制與踐踏。當然，任何「好」的制度不可能一日促成。韓國電影審查制度不僅依附於電影工業本身，更多的是韓國政局的縮影，當軍人政府下台之日，電影的蓬勃發展已經勢不可擋。第一部給韓國電影帶來國際聲譽的《生死諜變》，直接觸及了韓國與朝鮮之間的間諜戰，這種題材的開發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電影不僅在韓國本土取得了票房成功，而且還打開了韓片在日本與香港的市場，成為了韓國電影興起的標志。不僅南北問題不再成為禁區(《義兄弟》也受惠於此)，而且韓國電影創作者也有了可以反思自己國家的歷史問題的可能，無論這種嘗試是否成功。李滄東和奉俊昊都在自己的電影中對光州事件做了微妙的表達，而金志勛導演的《華麗的假期》更是直接展示了光州事件中政府軍隊對民眾的鎮壓。審查的松綁讓電影的類型創作有了巨大的空間，韓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恐怖片生產的大國，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金知雲的《薔花紅蓮》甚至讓好萊塢買去了改編權。林常樹導演的《那時候那些人》將朴正熙總統被刺事件加以戲劇化，結果引起了軒然大波，漢城地方法院要求電影刪除開頭和結尾的片斷，引起了電影公司的不滿，做出了在判決之前提前公映的舉動，這次對電影的干涉與審查沒有多大關系(否則影片決無上映的可能)，而是影片涉及的事主親屬告到了法院。像這樣的爭議反而是一種進步，所有問題可以公開討論，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黑箱操作，無聲無息。
韓國電影在21世紀的飛躍，從苛刻審查轉向分級制度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我們看完《韓國電影史》，就會明白書的編者序中的那句話的分量，當人們探究韓國電影何以成功時，作者的回答是———「舊制度和審查，首先必須廢除」。

⑺ 韓國電影振興的三個原因

韓國電影的發展與90年代的一系列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1998年韓國官方廢除了韓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採用西方的分級制度。1999年的光頭運動促使韓國電影的本土保護機制誕生，每年本土播放146天本土電影。這兩起重要的事件使得韓國電影的發展呈現一種井噴狀，使得韓國電影市場迅速走向成熟，但是只是其中一部分，因為韓國電影的崛起並非由於電影審核制度的解禁，也不只是因為本土保護機制的產生。

韓國政府對電影的支持從側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韓國就讀影視方面的學子有非常多的機會參加各種藝術投資的電影拍攝，不僅是經濟上的支持和社會實踐，政府為這些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政府注重文化產業的投資，電影節遍地開花。大企業的財務支持，國家層面的重視，對國產電影的優惠，政策上扶持新人導演，增加出國交流的機會，引入國外最先進的技術手段，這一系列的發展為韓國電影的崛起奠定了堅實有力的基礎。

韓國電影的創作更自由，制度完善，許多有良知的電影拍攝了大批具有具有批判性質的現實主義電影，由於韓國電影對本土的包容，韓國電影的題材不局限於商業和娛樂，大量具有自揭傷疤題材的電影應運而生。

題材方面的解解禁後，韓國電影人不斷探索類型片和本土文化的結合。獨特的文化構成，特殊的政治環境，改革中的矛盾和犧牲，正式這些特殊的元素，為韓國電影製造了特殊的表達方式。也使得韓國電影人另闢蹊徑，韓國電影不但在國際化的類型片上獲得成功，在藝術上絲毫沒有減弱。

韓國近些年的北韓題材電影大量涌現，南北韓高度僵持，戰爭危險的一觸即發，促使反戰類型的影片獲得成功，這其中包括99年的《生死蝶變》、00年的《共同警備區》03的《實尾島》、04年的《太極旗飄揚》。當然韓國電影人在自揭民族傷疤的同時，也關注的弱勢人群，這種題材的創作算是創作者的良心，一批諸如《熔爐》、《綠洲》、《馬拉松》等影片的成功，不得不說是韓國電影人關於社會的反思。類型逐漸多元化的韓國電影市場在犯罪題材上更是風生水起，《朋友》《殺人回憶》、《老男孩》都是風格清晰，黑暗氣質濃郁，但是這一類電影成功後，韓國的犯罪類型片大量涌現。

⑻ 誰知道韓劇開頭里15是什麼意思

只適合15歲以上年齡觀看。

韓國的電視分級制度始於2001年。韓國國內拍攝的電視劇每一集畫面上都要標明全體(ALL)、7歲以上、13歲以上、19歲以上等可以收看的年齡。

在劇集開播前和播放過程中，也要每隔十分鍾就把等級號碼提示30秒以上，號碼占據屏幕1/20左右大小，綜藝節目也是同理。19歲以上則需要全程出現等級號碼。

2007年，13歲以上被改為12歲以上，同時引入15歲以上這個等級。

(8)韓國電影振興擴展閱讀：

韓國電影分級制度。韓國於1998年建立電影分級制度。 規定電影分為5個等級：全民、12歲以上、15歲以上、18歲以上可以觀看和限制放映。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cil，簡稱KOFIC）的前身是創建於1973年4月3日成立的電影促進會（Korean Motion Picture Promotion Corporation，簡稱KMPPC）。

1999年5月28日改名為電影振興委員會，隸屬韓國文化觀光部。它通過對電影振興金庫的統籌管理，以提升韓國電影質量為目的，謀求韓國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為目標。

參考資料來源：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 韓國電影分級制度

⑼ 談一談對於韓國電影發展現狀的認識

韓國電影現狀

??? 1999年，整個90年代一直在低谷徘徊的韓國電影業在悲壯的「光頭運動」之後，終於迎來了一次新的發展姿態，而這一股新浪潮一直延續至今。

韓國電影委員會（KOFIC）發表的《2002年電影市場回顧》中顯示：2001年韓國電影產業的市場銷售額為10350億韓元，電影觀眾超過1億人次，觀看韓國電影的觀眾達4469萬名，韓國電影的國內市場佔有率達到創紀錄的46.7％，而這種旺盛的態勢一直延續到今年，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績。

韓國每年引進的外國影片有300部之多，而國產影片僅60部左右。可是數量雖少，含金量卻高。據統計，近幾年來，韓國的年度票房冠軍多數都是國產片，甚至出現了2001年票房前四名全是韓國本土電影的局面。《生死諜變》、《我的野蠻女友》、《朋友》、《武士》等等，大量製作精良的商業電影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本土的票房佳績。

同時，韓國電影在海外市場的開拓也大獲成功，在國際各大電影節上韓國藝術電影也是大放異彩，《醉畫仙》、《綠洲》、《共同警備區》、《薄荷糖》等等影片都是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

韓國電影在短短幾年時間內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令全世界電影人刮目相看，這個「世界第一發展速度」從何而來呢？韓國電影的動力從何而來呢？下文會為你一一道來。

2 電影振興委員會

該會前身是1973年成立的電影促進會。1999年5月重組為電影振興委員會，是韓國非官方性質的最高電影主管機構。

委員會主要資金來源含電影票稅收及政府預算，每年約有4200萬美金的預算。振興協會下設秘書處、漢城綜合影城和韓國電影學院3個主要單位，其下再分成9個委員會，主要執掌有政策擬定、提振產業、輔導金審核執行、人才培育、教育研究和國內外行銷推廣等業務。

90年代初，委員會以協調政府和電影人之間的矛盾而威望大漲，韓國獨立導演金東園、趙成豐因為放映電影《紅色》被抓，正是其出面協調才得以出獄並促成了韓國取消電影審查制度。

3 電影輔助金

該項資金是政府交給電影振興委員會分配的用於輔助電影的資金。其輔助金主要發放對象是電影學院學生和進行獨立電影製作的導演，用以進行實驗短片、紀錄片和藝術獨立電影的製作，最高可申請4億韓元（摺合人民幣約270萬）或製作費30％的輔助金，資金無須歸還，也無需以獎項和內容上的附和為回報，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年輕的電影人成長學習的機會。一般商業電影則無輔助金可拿，但可以申請無息或低利率融資貸款的方式「借」錢。

4 屏幕配額制

screen quota：即屏幕配額制，又叫義務上映制度。

韓國政府為保護本國電影所進行的政府行為，強制規定韓國電影院每年每個廳都必須上滿148天的本土電影；全國電視台也必須播放一定時數比例的國產電影。韓國政府內部對此制度一直存有爭議，文化部堅持其配額比例，而經濟部要求取消或者降低比例。

金大中當年在競選綱領中曾明確表示：「我們會通過強制手段來保證韓國國產電影在上映檔期上的配額，並給予專門發行韓國國產電影的發行公司和專映韓國國產電影的影院以稅收上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將持續到韓國國產電影的市場佔有率達到40％。」

現在screen quota制度仍然維持既定比例。盡管在全球化日益迫近的今天，取消配額的危機隨時可能落在韓國電影業頭上，但韓國電影人已經通過自己的努力突破40%的市場份額達到49%的高度，全面抵抗好萊塢的入侵已經不再是幻想的神話。

5 《生死諜變》

韓國特工組織奉命調查多宗政府官員被殺案件，懷疑焦點集中在一名朝鮮女特工身上。在另一起事關液體炸彈的案件中，發現朝鮮特別部隊正准備偷去液體炸彈作為統一韓國的武器。韓國特工忽然發現自己的女友就是多年來尋找的朝鮮女殺手……

韓國導演姜帝奎1999年根據南北分裂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是一部描述韓國與朝鮮特工的間諜動作片，盡管該片從動作、場面、特技上講都是當年韓國電影中的最強製作，但影片所描述的民族之痛、家國之情，以及題材解禁之後的新奇感導致了影片的瘋狂賣座。

影片上映22天後打破韓國電影有史以來最賣座紀錄，上映57天後，打破《泰坦尼克號》在韓國的電影票房紀錄和226萬人進場觀看的紀錄。影片最終吸引了超過600萬名觀眾，賺進了3500萬美元的票房，約相當於七倍的製作費用，為韓國電影注入一支強心劑，吸引了國人對本土電影的熱情，此片使得進入韓國電影院看國產電影的觀眾從原來的15%增加到37%，直接導致了韓國電影重整旗鼓。

由於影片是光頭運動之後第一部大型製作影片，被視為「帶動了韓國百年影業邁向新里程」，也被看成是光頭運動勝利的標志，是screen quota制度繼續存在下去的動力。

李昌東：

「五十而知天命」，年近半百的李昌東2003年3月在韓國文化界的共同推舉之下，出任韓國文化部部長，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導演身份出任文化部長的人。他的上任，被看成是韓國電影的勝利，肩負著維護screen quota制度和比例的重任。

李昌東原本以小說成名，出版多部著作，1992年曾獲得韓國日報的文學創作獎，其作品甚至被選入韓國大學的教材。直到後來成為著名導演，他還是拍攝電影的間歇擔任著韓國藝術綜合大學電影學院教授的職務。

今年八月曾率韓國藝術團來到北京慶祝中國抗擊非典成功。

大企業投資電影業

韓國國家政策對電影事業的傾斜，還有一個重要結果，那就是通過以大幅減稅為主的種種政策鼓勵國內大公司大企業對電影事業進行直接投資。大企業把電影事業當作一種「准製造行業」，並採取了一種精明而漸進的投資方式，從最初的錄影帶版權經營，到投資電影院建立院線，再到直接對電影作品投資，穩妥的方式和政府的支持使大投資商們逐漸看到了良好的前景。盡管90年代中後期由於好萊塢電影大規模入侵一度導致韓國電影業的萎靡，但很快恢復強勁走勢的韓國電影給了所有投資人更強烈的信心。

光頭運動：1999年，為了抗議韓國加入WTO世貿組織，開放外國電影配額，韓國影人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幾乎所有的電影人都動員起來，不少男性影人甚至剃光頭在漢城國廳、光華門等地靜坐抗議。因為剃光頭在韓國是極強烈的抗議形式，而此活動又為全韓國影人集體參加，所以被世界輿論高度關注，給韓國政府造成極大壓力，遂決定繼續韓國每家電影院的每個放映廳一年必須放映滿148天的本國電影的政策。光頭運動成功之後，韓國導演士氣大振，成為韓國電影發展的一個契機。

電影等級制度：

1998年韓國取消「電影剪閱制度」，以電影等級制度代替。

該制度在法律上規定電影分為5個等級：

全民可以觀看

12歲以上可以觀看

15歲以上可以觀看

18歲以上可以觀看

限制放映

每部電影的等級由民間組成的「影像物等級委員會」進行評級，對色情、恐怖、政治等題材也不再限制。

釜山電影節：

1996年，金大中競選韓國總統的施政綱領中提出「支持發展韓國電影的宣言」，並將之列入競選白皮書中，其中第五條便是「籌備釜山等各式國際影展，爭取國際認同、促進交流」。釜山電影節到今年已經舉辦了第8屆，雖然名義上是「國際」電影節，實際上是為本國電影的向外擴張搭建良好平台。釜山電影節為韓國獨立電影等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其附帶的Pusan Promotion Plan活動也是亞洲重要的電影市場交流活動。

獲獎紀錄：

2002年憑借《綠洲》獲得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語錄：

我一直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如果說韓國社會存在問題，那每個韓國人都逃脫不了這種責任。尤其是我這一代人，我們造成了現在社會這個樣子，現在我老了，我開始思考這些奇怪和不可信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要批判社會首先得批判我們自己。

韓國人有這樣一種特徵，在遇到困難的時候能夠爆發出力量，而在平時則比較安靜；看上去過著輕松的日子，但是，當困難來臨的時候，韓國人就會涌現出越來越大的凝聚力。這些特徵構成了韓國文化的獨特魅力。

我寫小說、創作電影的時候，對韓國人的生活狀態、觀念比較關注，要表現出韓國人的獨特情趣和經常發生的思想變化。我的作品力圖表現韓國文化的獨特性或者是整體性，反映出韓國人生活的本質。我的作品也可以算是「韓流」吧。

韓國社會經歷了很多變化，在深刻快速的變化裡面，變化的趨向是什麼？怎樣變化才是對的？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在韓國的文學作品、電影或者是電視連續劇里，一直都保持著這樣的反思或者是意識。

拍攝電影不能說就是變身。不論是寫小說還是當導演，都是在講述故事。只是因為媒體的不同，表現方式不一樣而已。我依然是在講故事，我們都要通過故事學習並認清現實。我把故事搬到電影上的原因是現在是「日常時代」，因為在日常，小說失去了同更多人講故事的魅力，對於表現日常，電影更占優勢，更方便。

好萊塢電影總在說一些遠離生活的故事，越來越讓觀眾忘記現實，電影應該有反映現實的一面。我的電影則希望提供一種平衡，所以我寧願更多關注現實而不是忘掉現實。

⑽ 韓國電影能發展如此好，有哪些因素

因為真實，不誇張的說，當下韓國部分電影的思想性、展示出的話題性及對社會良知、人性的省思和拷問，已經不是電影流水線化作業日趨嚴重的好萊塢願意包容和挖掘的。 我也確實無法在近三四年來的好萊塢電影里看到接近於韓國電影那樣的整體發展態勢、那股一鼓作氣的拼勁、那樣精雕細刻的嚴謹、那種努力將生活的點滴啟示融入每一部小成本生活電影的誠意和不止步的創新意識，所以哪怕是一部題材不起眼的愛情片、喜劇片，你也能感受到韓國電影工作者給予它的溫度和份量，一種完全不同於同類型好萊塢爛俗爆米花商業電影的樸素、真實和東方生活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