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論述影視製作中如何正確處理民族性和國際化的關系,答案
正確處理民族性和國際化的關系：
影視製作中要加強與國際先進文化的交流和學習。既要摒棄民族虛無主義、食洋不化、盲目西化，又要防止坐井觀天、盲目自大、孤芳自賞、排外懼外、封閉保守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觀念，要學習各國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在交流、交融、交鋒中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通過與他國先進文化的學習，來提高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作用范圍，有利於中國傳統文化進一步走向世界。
❷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❸ 電影對文化傳播產生哪些影響
電影做為一種文化產品，在人的生活中潛移莫化的影響人的行為習慣和交往方式。外來電影中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將出產電影的本國政治思想傳染到收看電影的國家人民之中，這樣的文化侵略會動搖國家思想根基（稱為：文化侵略 事例：現在美國聖誕節以經超過了春節的熱忠度）我們要防止這樣的侵略。電影在國際舞台上是一種展現本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電影有利於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待電影中的文化我們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❹ 電影與民族文化的關系 不少於800字
在現代影視文化日益繁榮的今天,我們能欣賞到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影視作品.文化的發展和大眾知識水平的提高促使觀眾不再只是簡單的掏錢去看電影,而是去更多去享受一頓文化盛宴. 同時日趨商業化的電影運作使追求高票房高效益成為電影製造商的目標,而如何達到這一預期卻非只是影片的形式,大眾認識欣賞眼光使他們更多關注影片的內涵.這個內涵就是源於影片的文化底蘊和積淀.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電影的主題影響:
文化的差異導致對於電影的認識和欣賞角度和觀點產生差異.為什麼外國人不太容易看懂中國電影,同樣我們也不太明白外國電影的主題表達?這就有個文化的根基差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藝術詮釋是不同的.《英雄》中的恢弘的戰國爭雄的場面，萬箭齊發、鼓聲隆隆，美國人肯定也會驚嘆叫絕，但他們不一定能看得懂殘劍與秦王的對話。
中國的大片，特別是歷史題材的，大多都在描寫一種「大義」，這也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力宣揚的一個很核心的主題之一。而西方的大片，也以歷史題材為比較，《特洛伊》中王子為了愛情可以不惜以兩國的戰爭為代價，為了維護自己對於美人和愛的佔有，戰爭的價值是值得的。這個例子正好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對於個性、個人解放的追求，在西方文化基礎下，人的價值是最重要的，實現自我的個性張揚就是讓上帝知道自己。作為上帝之子，人就應該在上帝的眼皮底下表現自己。
還是以《英雄》為例，無名最後明白了殘劍給他留下的劍道，「天下」二字一下字將整個影片主題深化。放棄個人復仇的「小義」，追求「天下」的「大義」，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劍客。個人的英雄在整個民族的統一之間是應該在第二位的，這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相反，西方的大片更重視渲染個人英雄主義,著力突出個人在集體面前的力量.如流行的《蝙蝠俠》,《亞歷山大帝》等.
另一個中西的差別在於主旨上的層面不同,中國電影,不論是文藝片還是商業片都不同程度的去表達一種精神的力量.比如《七劍》,導演徐克就說出他認為」劍」是」一種精神,一種風度,一種修養」,他拍攝此片也就是要表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劍文化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十面埋伏》也是一個商業操作做得很出色的電影,精彩的畫面背後也詮釋著導演對於」愛」和」和平」主題的表達.而西方電影大多有一種」拯救」的意味在其中,電影中也多是描繪人類在與大自然與宇宙的斗爭中人類所面臨的困境.這與西方基督教思想有著很大的關系.
二.傳統文化對電影表現手法的影響
中國的電影在表現手法上有含蓄.多鋪墊的顯著特點.首先表現在電影所創造的意境方面,中國電影總試圖在意境上營造獨特的文化氛圍,比如說隨故事情節的發展影片中環境的變化,主人公悲傷,天色就顯得陰沉壓抑,或者乾脆就用對比手法來反襯所要表達的人物和情景.《卧虎藏龍》中的竹林.綠海等美侖美幻的風景就是作者的意境手法.其次在某些文化現象方面,突出在兩性文化的表達上.中國的電影在性的表達上是適可而止,創造在意境上的遐想而不裸露表現,或者用轉移的手法將人的兩性的沖突表現在動物或其他形象事物上.再次,中國電影善於做鋪墊,用」埋伏」的手法.而在抖包袱的過程中去微顯中國人內心的微妙張力.所以故事的曲折和展轉是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前一結果不斷成為後一發生的原因,從而推動情節發展,而最後必然會是」峰迴路轉」的」柳暗花明」.而西方則相比較就很直接,並且主題的表達集中.
中國電影明顯的表現出比西方重視人倫關系,重視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各種變化.沖突.摩擦等隱性層面的解讀.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尤為突出.中國 人很重視關系,家庭關系,人際關系.行業關系等等.電影是生活的縮影,它反映也就是這些生活中的事情.所以中國電影在描寫和表達人倫關繫上很是著力,好的電影要引起觀眾的共鳴,這種共鳴就來自與觀眾對於電影中人倫關系刻畫的認同和默許.在這一點上,西方則更注重人與人的契約,重視社會的規則.所以西方電影的人倫色彩較淡,而相對的器物層次.技術層面和法治色彩要多一些,這些區別的根源就來自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的差異.
另外一個值得去發現的現象就是中西方電影在形象刻畫上的差異.早期的中國電影表現得更明顯.中國電影中人物形象的差別很大,正面角色一般會高大.光鮮,而反面則猥瑣,這反映了中國文化中人們的心裡感受和非理性.而西方則在這方面差異不大,較為客觀.
我們能發現現在的年輕人追求日韓的風潮很流行,我認為日韓電影的流行正是反映了 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我們對於日韓文化的認同感較西方強取決於文化差異的大小.追本溯源,日韓文化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他們有很多現代因素,但其核心的思想還是來源與古老的中華文明.但是我們也能看到,為什麼輸送血液的中國傳統文化今天卻在遇到她的衍生文化的時候勢力顯得弱小?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電影崛起要解決的問題.
❺ 電影對人類文明的影響
電影的產生使人們枯燥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它使得人們懂得思考和反省自己。縱觀這些年的電影發展歷程，更加體現了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在電影中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生活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電影的影響：
1、從產生以來逐漸成為最普及、最重要的藝術樣式
，列寧說：「對於我們來說，在一切藝術樣式中，最重
要的就是電影。」電影對人的行為、生活方式產生重要影響。美國現在人均每年看6次電影
2、對人類文化信息傳輸方式的巨大變革，使人類進入影視文化（信息文化）的發展階段
。西方學者認為人類文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以語音為載體的口頭語言文化，以文字為載體lAo
的書面語文文化，以音像為載體的影視文化。
電影從誕生到現在，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對於人類歷史，一百年不過是短暫的一瞬，然而就其相對應的現代社會，可說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是飛躍式的，電影的變化更為奇速。拿最早拍攝的電影。不管是法國的《工廠的大門》、美國的《梅.歐文和約翰·頓斯的接吻》、德國的《柏林風光》，或是稍後的敘事片，如梅里愛的《月球旅行記》、鮑特的《火車大劫案》，與當代電影相比，不管是中國片還是外國片，尤其是當代好萊塢的那些所謂的「巨片」，如《星球大戰》、《大白鯊》、《終結者》、《侏羅紀公園》、《辛德勒名單》，都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拍攝的技術、技巧和方法，以及它們所蘊容的文化氛圍和義理內涵，都大大超過了前者，超過了以往。
正是由於這一點，人們推測著在也許是更為翻天覆地的下個世紀的歷史條件下，在另一個一百年中，電影是消亡，變異還是繼續發展？
這是一個耐人尋繹的問題。
回顧上一百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對電影的變化具有優先意義的，是它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上的；科技是電影誕生、成長、發展、壯大的先決條件。從默片到聲片，從黑白到彩色，從標准銀幕到寬銀幕立體聲，還有光學鏡頭、感光膠片、機械性能等等的或大或小的改進和變革，都給電影的創造開拓了新的天地；尤其是七十年代後期以來，視頻、電腦、激光這些新的高科技在電影的上的應用，更擴大了銀幕的創造力，使其形象、語言煥然一新。如果沒有這些高科技的發明也就不可能設想會有上述那些當代好萊塢「巨片」的出現。回顧一百年的歷史，電影的哪一次哪一點的變化不與科技的發展有著內在的聯系呢？現在我們的電影、電視中，用電腦特技處理武打場面，頗與中國二十年代以傳統特技處理武打場面相近似，都是剛剛出現的特技手段運用於電影，都是源於新技術，雖難免幼稚卻不失有趣，可以看作是一次螺旋式上升。據說，現在已經有遠遠優越於電腦的「光腦」出世了；還有我們現在還看不到的新技術，在下個世紀里也會出現。這些已經看到的和還未看到的新技術，又會給電影的攝制帶來什麼，這是難以預計的。但是，可不可以這樣說：在下個一百年裡，電影將隨著高科技的變化而變化，發展而發展。歷史也告訴我們，當前要發展電影，就應發展電影的高科技基礎。有些國家在世界電影競爭里失敗的教訓，是否也可以從這個歷史經驗中得到啟示。
百年歷史又告訴我們：電影的發展是要靠財力的；准確些說，需要高投入。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並冒投資的風險，是很難參與世界電影市場競爭的。西方的那些個性化電影，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先鋒派，五十年代的新現實主義，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也不管是岡斯、德呂克、安東尼奧尼、費里尼、特呂弗、戈達爾、伯格曼、法斯賓德等人的作品，多麼具有獨創性和個人思考的特色，對電影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無論如何這些流派和作品在創作投入的資金上，無法與財力雄厚的好萊塢重頭片相比擬。正是由於優越的製片投入，因而好萊塢能夠吸引歐洲有才華的電影藝術家對於它的嚮往，從而人才濟濟；他們憎惡它，罵它，但又離不開它。歐洲的藝術片和好萊塢的商業片是兩種不同的銀幕現象，如果說歐洲藝術片傾向於對電影可能性的探索，那麼，好萊塢商業片則傾向於市場，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如果說歐洲藝術片成功的關鍵在於個人的電影天才，那麼好萊塢成功的首要因素，應歸結於雄厚的財力；在好萊塢那裡，人才也成為經濟實力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才形態。由此可見財力對於電影之重要！中國目前電影的不景氣，是否也有著資金不足甚至匱乏的原因？
在下個一百年裡，如果社會還是以貨幣形式實現產品交換的話，那麼拍電影恐怕也需要一大筆錢。
過去的百年歷史還告訴我們：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沒有觀眾的電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地下電影」，也希望尋找到自己的觀眾，何況是作為電影主體的商業片。電影必須面向廣大的觀眾群，適應他們的需要。早在1894年4月14日，在紐約的百老匯街就有過愛迪生的「電影視鏡」的商業性映出，票價二十五美分。但由於「視鏡」只能一人一機地朝著視鏡往裡面看，很難包羅更為廣大的觀眾，所以後人還是選定1895年12月28日盧米埃爾在巴黎的大咖啡館的布幕放映作為電影正式誕生的日子。這里就考慮到觀眾的因素，以最經濟的方法取得盡可能多的觀眾。此外，大約還因為「視鏡」有點象今天的看電視，觀者和視象是有距離的；只有被擺到黑暗環境里的幕布才能使觀眾幻夢般地門生身臨其境之感，這就有著美學上的意義了。總之，對電影誕生日子的認定，還是有公平合理的一面。無論如何，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大約是沒有疑問的。
拿錢拍片，供觀眾看，在這兩者之間有一個運作環節，那就是經營。在百年歷史上，從初期到現在，電影的經營方式，促銷方法，五花八門，千姿百態；尤其是在當代，其經營手段更為靈活多樣，難以勝數。但歸根到底，可以說曾經有過這樣兩種電影經營：一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電影經營，一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電影經營。它們分別是被它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所決定的。在中國的百年史上，這兩種經濟體制都曾經發生過，於是中國也就有了這兩種經濟體制下進行電影經營的經驗。現在，中國又出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的轉變，於是電影經營也在這個轉變中轉變。我們無意分辨這兩種經濟體制下電影經營的成敗得失，但它們對於人類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應當從中得到教益。
滿足廣大觀眾的需要和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從經濟學的意義上是統一的；一般來說，觀眾越多也就意味著利潤越多，這已經為無數電影歷史事實所證明了。但是，由於電影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所以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兩者又時常發生矛盾，有時甚至尖銳對立。「為教化」和「為娛樂」這種電影史上的長久爭論姑且不議，僅在中國五十年代後期，就曾提出過「要票房價值還是要工農兵」的嚴肅命題。這種在看到以往市場經濟下的電影投機牟利的弊端之後，而又只看重社會政治作用而不計經濟後果的見解，也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其結果，不僅違背了電影的經濟規律，而且還不幸地為被批判者所言中：「為工農兵的電影工農兵不愛看」。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二律背反！由此看來，只顧拍電影，或拍電影只顧政治效果、社會效果而不計經濟效果的作法，不論對於市場經濟下的電影運作，還是計劃經濟下的電影運作，都不能認為是成功的經驗。
人類下個世紀頭一百年的社會發展，難以預料，電影會不會脫離經營渠道而成為有一定機構負責的社會福利事業、免費提供給社會公眾觀看？假如社會還發展不到這種程度，還有一個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的話，那麼，電影由拍片到看片這個運作過程的經營環節，不管會發生怎樣形式和程度的變化，都還會繼續下去。
百年史還告訴我們：電影是藝術的，同時包含著文化。
翻一翻世界電影史著作由始迄今的出品目錄，回顧一下我們看過的各個國家、地區的各個時期的各個片種、各種題材和類型的影片，不難感到，世界上近百年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等要聞，人文的和自然的衍進，無不在電影上得到或多或少或輕或重或直或曲的隨機性反映；雖然它們不可能象文字記載歷史那樣去概括出歷史的脈絡和全貌，而只能是歷史的一點一滴，然而從它們與歷史的聯系角度說，一部世界電影史也就是一部近代世界史的投影。我們把一些主要電影國家的影片，編年史式地排列起來，也幾乎可以看出這個國家在這百年中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
電影中，不管是哪個片種，細察起來它們都包含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區的禮儀習俗、交際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包含著特定時代的文化風貌，從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俄國的、瑞典的等等國家的早期影片中，我們不是可以感受到這些國家的那個時期的人群生活的狀態嗎？十幾年前在我訪問南斯拉夫期間，曾經在馬其頓共和國看過一部他們國家1896年拍攝的影片。他們的電影史學家對他們的國家能在電影發明的第二年就拍出了自己國家的影片而感到自豪。這是一部記錄馬其頓民族村鎮民眾日常生活的影片，以節日的舞蹈和儀式為主，也有他們的勞動和交往，使人感到有一種遠古的氣息，一種特有的文化氛圍。我們自己國家的一些早期影片何嘗不有著同樣的意義。
不獨紀錄報導片如此，敘事故事片也有著同樣的內涵，不過它是另一種形態罷了。敘事電影是以藝術家為能動主體，根據對現實的和歷史的想像性體驗，而小說式地編織起來的故事。不管人們從理論上怎樣說明：是反映論還是表現論？又不管是哪個流派和風格，電影始終是人們對生活的一種認識，一種把握，一種特有的把握方式以及藝術家個人對於這一方式的創造性運用。所以影片里不僅滲透著生活，也滲透著意識，滲透著利益和反利益的沖突，權利和反權利的對立，道德和反道德的搏擊，總之，它體現著各個不同國家、民族、階級、階層、社團和群體的不同願望和利益，是一種特有的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的一種。正因為這樣，所以電影從它誕生起，就受到社會公眾和權利政治的注意。有時它被打扮成一個聖潔的傳教士，有時又被說成誘人犯罪的教唆犯；現在電視的這種地位好象比電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了。電影的這種大善大惡的表象，無非是因為人群處於不同的經濟狀況因而社會地位不同。所以，對於一部影片的不同的毀譽褒貶也就不足為奇。好萊塢影片《真實的謊言》最近被作為「大片」引進來放映了。為何選中這部影片？其標准如何？不得而知，但這部影片的內容卻值得人們注意。它的故事和人物及其含義，無疑是當前美國主導意志的一種顯示，它既不同於六七十年代好萊塢那些所謂的「反傳統」影片，也不同於八十年代包括科幻片在內的那些充滿人性和人情味的影片，它似乎是三十年代好萊塢主導電影的一種上升式回歸，這部影片里有「美國中心主義」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意味，確與它的前輩有同工之妙。這不禁使我們想起魯迅說過的話：「看見他們『勇壯武俠』的戰爭巨片，不意中了會覺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當然它不是「真實」的戰爭片，而是「謊言」的戰爭片，但那裡的精神卻與魯迅講的那些影片如出一轍。 中國已經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國，當代中國把它引進來給觀眾看看，無礙大局，但是我們也願意說一聲：留意一下那片子裡面的思想！
總觀電影的百年史，應當正視，電影是一種大眾娛樂形式；它不是學生課桌上的教科書，也不是有錢人櫃子里收藏的珍貴文物和稀世藝術品；它是供多數人尤其是供青年人觀看的。它的生命過程是創作製片、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然而在這同時，也應正視，在電影這一娛樂品中，又包藏著娛樂品之外的許多東西，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內涵，從而產生各種各樣的效應。電影自誕生到現在，對於它的性質的各種爭論，可不可以從這個認識中得到解釋？
對於今後的電影發展，在電影一百年的今天，已經有了許多說法：電影不會有第二個一百年！只要人類社會存在電影就會繼續存在！這樣兩種對立的意見，空間孰是孰非，只能讓歷史去證明了。但在我們可以看得見的將來，隨著當今信息時代的大踏步發展，和由此引起的人類在這個時代中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大變革，以及傳播媒體的更加革新化，電影的世界性特徵將隨之更為鮮明地凸現出來，將會發生更為廣泛的文化影響和文化認同；當然，電影的文化逆反和文化排斥也還會繼續下去。但不管怎樣，電影對於人類是一個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