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好看的美國大片有哪些
1、肖申克的救贖
《肖申克的救贖》是由弗蘭克·德拉邦特編劇並執導的美國劇情片,由蒂姆·羅賓斯、摩根·弗里曼領銜主演。
該片根據斯蒂芬·埃德溫·金1982年的中篇小說《肖申克的救贖》改編,主要講述了男主角銀行家安迪因槍殺妻子及其情人的罪名入獄後,與能為獄友走私各種違禁商品的埃利斯成為了朋友,安迪不動聲色、步步為營地謀劃自我拯救並最終成功越獄,重獲自由的故事。
『貳』 美國最值得看的十部電影
1.《公民凱恩》
這是一部男人必看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突破了男人電影的局限,通篇幾乎充滿令人難以置信的溫馨基調,而電影里最偉大的主題是「希望」。
『叄』 關於當代美國電影~論文。。。。。。急!!!!!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從現存的默片《嬌花濺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執導,1919)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本文選擇六部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歷史地分析、解讀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沖突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為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形象,如《嬌花濺血》,但由於美國十九世紀末驅趕華人勞工後,「黃禍」意識的延續,好萊塢更熱衷於將華人想像為對白人構成威脅的「野蠻的」他者,如《閻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執導,1933)。到了中國抗戰及歐美二戰時期,美國宗教救世話語影響下的好萊塢及時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蘭克林[Sidney Franklin]執導,1937)之類的影片,贊揚中國婦女的勤勞勇敢及對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戰時期持續不衰的東方主義想像又投射出一批如《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執導,1960)宣揚西方「白馬王子」超俗愛情、東方女子感恩獻身的神話故事。美國國內60年代起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也使華人一時凸顯成「模範少數族群」,「自願」同化於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在銀幕上演出了歌舞昇平的輕喜劇,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羅傑斯[Richard Rodgers]執導,1961)。作為難得一見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話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羅嫩貝格[David Cronenberg]執導,1993)布下性別迷陣,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機,精彩地顛覆了西方冷戰話語及東方主義的敘事模式。
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可以作種種解讀。按學者馬凱蒂(Gina Marchetti)所論1:
好萊塢利用亞洲人、美籍華人及南太平洋人作為種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間更直接的種族沖突,或逃避白人對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復雜心情。
馬凱蒂認為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運作方式是神話般的,利用多種故事模式迷惑觀眾,如:強奸模式、俘虜模式、誘惑模式、救世模式、犧牲模式、悲劇愛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這些好萊塢電影模式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揭示了這些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運作方式,對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好萊塢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一 《嬌花濺血》:種族危機與性別體現
《嬌花濺血》講述一位簡稱「黃人」(亦稱「程環」)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倫敦謀生,暗戀一位屢遭父親蹂躪的英國少女的悲劇愛情故事。影片開頭即明確表現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黃人到中國佛寺進香,祈求遠赴他鄉後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廟,就遇上西洋水兵聚眾鬧事街頭。東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又體現了種族的性別定型。踏上異域後,黃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從而與愛爾蘭拳擊手巴羅所體現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對立:前者為文弱、溫雅的店鋪伙記,後者為粗暴、強壯的酗酒工人;前者為浪漫的夢想家,沉溺鴉片,醉心審美,後者為施虐的父親,折磨女兒露西而得快感。露西為黃人店中的東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黃人熱心獻出絲綢衣料,讓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溫暖。這一跨種族的戀情,威脅了西方父權中心的秩序,巴羅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趕來營救的黃人與巴羅對峙,一槍擊斃巴羅,將露西的遺體抱回店中,放於牀上,燒香超度,然後用匕首刺心自殺而亡。
馬凱蒂指出《嬌花濺血》標題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質: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嬌花,生長於貧乏之地,雖如期開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躪而雕謝夭折2。在影片中,導演格里菲斯為強調東方(女性式的)的溫文細膩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蠻橫粗暴,將黃人的牀鋪同時塑造成一個戰場和祭壇。黃人先是在牀邊細心照料露西飽受創傷的心靈,然後在牀前盡力保衛露西不被巴羅帶回家,最終又在牀邊殉情自殺,完成了現世中不被認同的一段跨種族、跨文化情緣。由於格里菲斯在影片結尾時刻意營造香火縈繞的詩意氛圍和黃人凝視露西遺體和匕首時的跪拜姿態,馬凱蒂等西方學者認為黃人的自殺場景潛意識地表現了一種「戀屍情節」及視覺上的「性快感」,因此更為影片增添慾望和幻想的空間3。影片對這種慾望和幻想的定位也體現在露西身上: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種超越性行為的,因此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純潔女性。
正因為露西的純潔,施虐的父親成為《嬌花濺血》被抨擊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奪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設置了兩個象徵性的「強奸」場面。第一,巴羅手持象徵「陽具」的鞭子,鞭尾從他的腰間向前垂下,正面威脅著摔倒在地、面色驚慌的露西。第二,露西為躲避父親,藏身在窄小的儲藏間門後,而巴羅怒持利器,砸開門洞,破門而入,將露西揪出毆打。兩個象徵的「強奸」場景都表明了傳統女性在西方專橫的父權制度下的悲慘境況,也體現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節結構。
從性別的角度看,黃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當時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傾心的男性美德,但卻無疑是一種在西方被視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薩熱(Julia Lesage)稱黃人為「浪漫的英雄」,一個傾向自審、謙卑、文弱、被動而終究無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這個美學化的形象來表達一種道德觀:「亞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與歐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為了提高《嬌花濺血》的美學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紐約市首映時,設計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將影片定位於貴族及中產階級才能欣賞的高級藝術品,而非當年移民眾多的紐約人花五分錢便可觀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認,格里菲斯美化種族間的謙讓和互容,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緩減他早年影片《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對黑人歧視的描寫所造成的不良效果。這里,《嬌花濺血》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本來為的是緩解西方社會的種族沖突,希望電影觀眾提高修養,認同高雅文化。但從電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好萊塢確定了男性華人在銀幕上的一種典型的女性化形象,從此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閻將軍的苦茶》: 性威脅與俘虜情節
當然,另一類眾所周知的好萊塢男性華人形象與黃人的成另一極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或土匪。在《閻將軍的苦茶》里,專橫跋扈的閻將軍在中國目視無人,根本不把西方女傳教士玫根的善意勸導放在眼裡,當著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體槍殺戰俘而毫不眨眼的絕對權威。不過,《閻將軍的苦茶》轉而刻意營造閻將軍和玫根之間曖昧的情感游戲,因此有別於早一年發行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1932)。
在《上海快車》中,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革命黨首領是一位混血華人,在騎劫京滬快車後,對乘客中紅極一時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為脅迫「上海百合」就範,他一方面威脅要用火鉗弄瞎英國醫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強迫「上海百合」同車廂的中國妓女慧菲與他過夜。《上海快車》因此融合了好萊塢的強奸模式和俘虜模式,強調了華人對西方人的性威脅。按弗洛伊德的理論,瞎眼是男性去勢的象徵,而革命黨首領用火鉗燙傷一個德國鴉片商則意味著象徵性的強暴佔有之舉。
《上海快車》的轉折點是慧菲意外地復仇殺死了強奸她的革命黨首領,從而解救了京滬快車上的「俘虜」,也完成了影片結尾處「上海百合」與英國醫生的愛情夢。在復仇一場戲里,導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場面營造,將華裔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通過撲朔迷離的光影交錯,重現了黃柳霜自《巴格達盜賊》(The Thief of Baghdad)(沃爾什[Raoul Walsh]執導,1924)之後所體現的陰險毒辣、深奧莫測的東方「龍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華人的性威脅一旦解除,《上海快車》即以好萊塢固有的白人之間的男女愛情大團圓結局。
回到《閻將軍的苦茶》,中國軍閥與白人女傳教士之間的愛情則難以在常規的好萊塢模式中發展。影片開頭,玫根初抵中國與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見,不期在兵荒馬亂中落入閻將軍的行宮。與《上海快車》中的革命黨首領相反,閻將軍雖傾心玫根卻不強加己意。相反,他讓玫根盡其福音傳教的義務,自由活動於行宮中,在情感游戲之間證明了最終是誰感化了誰。由於玫根輕信閻將軍之妾,使閻將軍軍事機密外露,軍火列車被打劫一空,從此閻將軍喪盡權勢,眾叛親離。
有趣的是,隨著閻將軍權勢的削弱,他在玫根眼裡的「文明」程度則不斷增加,從一個野蠻的劊子手漸漸變成風度翩翩的紳士。閻將軍的變化在玫根的一場白日夢中充分體現出來。玫根先是夢見閻將軍以毫無浪漫色彩的游俠形象出現,這游俠酷似當時在好萊塢盛行(1926-52年間共出品四十六部)的偵探片系列《陳查理探長》(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陳查理探長,隨後閻將軍又以一副猙獰的、色情的傅滿洲的形象出現,追逐玫根不放,使她從夢中驚醒。閻將軍在玫根的夢中扮演了好萊塢假設的華人男性的兩個極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無性威脅的男子,如陳查理或早期的黃人;其二,陰險野蠻的惡魔,如傅滿洲或1936-40年間影片《飛俠哥頓》(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華人奸臣「無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夢既表達了好萊塢對華人男子形象二元對立的思維,也揭示了這種對立實際上來源於西方人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嚮往異國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懼他者的威脅。與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閻將軍既是性威脅又是性誘惑,等到片尾閻將軍人去財空時,玫根寧願留下來服侍閻將軍。她穿上閻將軍贈送的絲綢中裝,跪在閻將軍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為閻將軍此時已服毒自殺,面帶性徵服異族女性勝利後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遺棄的行宮里哀嘆人世蒼涼,命運叵測。
《閻將軍的苦茶》在一些細節上回應了《嬌花濺血》,玫根身著絲綢中裝與露西相仿,而閻將軍的自殺更與黃人相似。從象徵意義來看,這兩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車》中革命黨首領的遇刺——都證實了好萊塢敘事模式對華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徵性「去勢」的慾望,即從銀幕上根本除去華人對西方女子的性威脅。不難想像,好萊塢從此很少再編織華人男性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馬王子征服東方美女的演繹不盡的纏綿情愛(如本文第四節將述)。
三 《大地》:農婦土地與原始情感
馬凱蒂推測《閻將軍的苦茶》將中國描述成「一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奇異、危險、混亂的地方」,為的是轉移當年飽受經濟蕭條之害的美國觀眾的注意力6。這一推測也許言過其實,但數年後《大地》對中國災荒和貧窮的渲染,的確可能給美國觀眾一種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而中國人卻還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美國觀眾的自豪感還可以來自他們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國農民像美國建國初期的拓荒者一樣,本著對土地堅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災人禍,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大地》改編自在中國生長的美國傳教士後裔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暢銷小說,其中的基督教關聯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國農婦勤勞勇敢的形象,被稱為是美國電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華人形象(如鴉片病鬼、滑稽廚師、洗衣店員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陰險妖女和野蠻軍閥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農婦歐蘭歷盡千辛萬險,生兒育女,勤儉節約,默默地幫丈夫種田持家,在荒年也堅決不肯賣地,而寧願沿途乞討到南方,維護了立家的根本,最後又為丈夫納妾安度晚年。影片結尾,歐蘭悄然病死,丈夫望著窗外的桃樹,緬懷妻子而感嘆:「歐蘭,你就是土地。」厄爾林(Richard Oehling)認為影片中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是西方人無法想像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國才可以理解。厄爾林進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國農民的形象變得真實可愛,成功奠定了後來40年代戰爭片中中國農民形象的塑造。」7誠然,另一部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的影片《龍籽》(Dragon Seed)(康韋[Jack Conway]與比凱[Harold S. Bucquet]聯合執導,1944)同樣渲染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為了不讓日兵收獲糧食,他們自願放火燒毀田園農庄,進山避難,讓兒女加入游擊隊保衛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與時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萊塢接受《上海快車》和《閻將軍的苦茶》等片在中國屢遭抗議而禁演的教訓,在《大地》拍攝時邀請中國官員預審劇本,到中國購買道具,又在洛杉磯動用眾多華人自願者參與攝制8。雖然中國官方對完成的影片不盡如意,但雷納(Luise Rainer)扮演歐蘭的成功,使她榮獲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獎。值得說明的是,時至40年代,好萊塢明文規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數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員為「扮黃臉」而化妝得奇形怪狀,面目全非,絲毫談不上甚麼真實或美感。
四 《蘇絲黃的世界》:白馬王子與超俗愛情
到了放映《蘇絲黃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黃臉」現象已經結束,女主角已由華人扮演。這部東方主義色彩濃厚的愛情片描寫美國白人畫家羅伯特到香港尋求自我,愛上蘇絲黃小姐,克服種族、階級和文化的鴻溝,有情人終成眷屬。蘇絲第一次在輪渡遇見羅伯特即以不標準的英文宣稱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處女」。羅伯特進入九龍城,街道兩側擁擠的貨攤、行人和車輛組成一幅東方主義視野中典型的雜亂無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車》片頭京滬快車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動物阻擋的景象,而時隔近三十年,兩個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視野對第三世界落後的無奈。然而無奈並不等同無能,在《蘇絲黃的世界》里,羅伯特即肩負起改變東方落後無知的責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發現「美琳」原來名叫蘇絲,是當地頗負盛名的舞妓。潑辣、迷人的蘇絲,在羅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體。為了拯救蘇絲「墮落」的靈魂,羅伯特請蘇絲作模特兒,挖掘她所體現的東方美,從而逐漸改變了她個人形象的藝術品味。
《蘇絲黃的世界》依據東方主義的典型話語模式,讓羅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視野重新解讀「愚昧的」東方,創造出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義。一天,羅伯特驚訝地發現蘇絲穿了一套在街上買來的昂貴的歐式服裝,責怪她「沒有任何美感」,裝扮得像「下賤的歐洲街頭妓女」,進而將蘇絲脫個半裸,在銀幕上演了一出脫衣舞。諷刺的是,羅伯特從來不曾為蘇絲作香港街頭妓女的中國服飾提出異議。更諷刺的是,他讓蘇絲穿上他為她購買的中國古裝行頭,將她裝扮成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公主」。這里,羅伯特重新「創造」東方,為的是強調自己的主體性:是他讓西方的「藝術品味」在不知自身價值的東方女性身上「體現」出來。他將作為古裝公主的蘇絲繪入畫中,從此創造出另一個比現實「更美」的蘇絲,而絲毫不顧蘇絲本人是否認同這種「美」的體現。
似乎單讓羅伯特在藝術上「拯救」蘇絲還不夠,《蘇絲黃的世界》又讓羅伯特在影片高潮時演出了英雄救美的驚心動魄場面。蘇絲與羅伯特同居後經常不辭而別,消失幾天後才重返。心懷疑惑的羅伯特跟蹤後發現原來蘇絲有個私生子,寄養在山上的貧民窟里。適值香港大雨傾盆,山洪暴發,危及貧民窟。蘇絲為救孩子,沖破警察的阻攔,冒雨奔向山腰。羅伯特緊跟其後,在釘蓬被洪水沖垮前救出蘇絲,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結尾時,蘇絲在廟宇燒香為孩子的亡靈超度,答應同羅伯特移居美國,因此滿足了白馬王子的心願。如果說電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將來,那麼蘇絲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沒有前途的將來。所以,作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的記憶標志,這位無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萊塢的超俗愛情故事裡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因為影片要觀眾憧憬的是蘇絲脫離第三世界後與白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與文化異同
如果說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在以上分析的電影中都以主流話語的形式出現,《花鼓歌舞》則通過華裔移民主動認同美國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現西方中心的無所不在。這部改編自暢銷百老匯歌劇的電影全部由華人扮演,通過愛情三角的價值設計和兩代移民的觀念沖突,既贊美了孝順、賢惠等傳統中國美德,又支持華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現代文明的意願。香港在影片中是美麗和她父親非法移民的出發地,他們躲在船艙的木桶堆里漂洋過海來到舊金山。美麗自幼許配給他人,此行正是為踐婚約。父女初到舊金山,人生地不熟,幸虧美麗靈機一動,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讓有心人帶見夫婿(一位開餐館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傾心舞女琳達,而琳達又愛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紹美麗到吉姆的父親家暫時居住,賢惠的美麗打動了吉姆恪守中國傳統的父親,使他有心為吉姆拉線,從而使吉姆陷入兩難的三角戀。一次吉姆與琳達驅車郊遊,琳達親吻吉姆,讓他享受「美國式的」愛情表示,但如同《蘇絲黃的世界》中的羅伯特,內向的書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頗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僅掩蓋了當年美國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抹煞歷史,粉飾太平,而且還設計了一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傾向中國傳統美德的吉姆和美麗與沉溺西方物質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達終成眷屬,表示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可以容納各種趣味、各種理想。這一「融合」主題在另一首歌曲〈大雜碎〉中得以展示:美國社會就像美國人發明的中國菜「大雜碎」,蔬菜、肉類樣樣都有,而且味道不錯。眾人高唱〈大雜碎〉這首歌的場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國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為美國「新發現的」模範少數族群,華裔似乎避免沖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為好萊塢同化模式的最佳選擇。
不可否認,《花鼓歌舞》中歌舞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萊塢自欺欺人的掩飾。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軍閥混戰時的中國,是暴力和危險的象徵。唐人街這種惡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龍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諾[Michael Cimino]執導,1985)即將紐約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會壟斷、暗殺成風地獄般的社區,唯有一位改姓「懷特」(White意指「白人」)、願為美國越戰戰敗而「復仇」的白人警探孤軍奮斗,對唐人街開戰。受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話語的雙重鉗制,懷特先在一次餐館槍戰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強暴了美麗的華裔電視台女記者,進而肆意佔用她的公寓進行反黑幫活動。懷特的行為再次證明「佔有異國女人即佔有異國土地」的殖民心態,只是《龍年》的異國就在紐約,而這「異國論」又進一步揭示,美國主流文化從未將唐人街視為美國本土社會的一部分。應該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國華裔社會已漸漸成熟,華人社團聯名向好萊塢抗議影片辱華,逼使《龍年》在公映時不得不在片頭加上「純屬虛構」之類欲蓋彌彰的遁詞。
六 《蝴蝶君》:性別迷陣與身份危機
對西方中心的神話進行最徹底顛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兩條重迭的線索中發展:一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錯綜復雜的間諜戰,二是東方主義話語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東方女子的愛情游戲。這里說「游戲」,是因為東西方之間猶疑不定的性別—政治迷陣的最終結局,是東方仍然是謎一樣地不可思議,而西方到頭來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卻無情解構了自己。
影片開始,法國駐北京使館外交官加利馬爾在一次音樂會上被宋麗玲演唱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的美妙歌聲感動,愛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動追求宋麗玲。宋麗玲不無嘲諷地提醒加利馬爾,歌劇《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來的美,不一定被東方人所認同。這部歌劇贊頌一位日本女子因美軍情人離別後哀訴其思念之情,數年後發現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殺,以完成一種堅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馬爾無法從東方主義這種刻板的單向思維中自拔,自認是一位西方男子氣十足的白馬王子,理所當然地要征服才貌雙全的東方美女。加利馬爾幾經周折後如願以償,佔有了宋麗玲的身體,在文革中回法國後又驚喜地得知宋麗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為他生了個孩子。當他們離別多年在法國重逢後,加利馬爾驚訝地發現過去的一切都是騙局,宋麗玲原來是中國間諜,兩人因此雙雙入獄。更驚人的是法庭宣布宋麗玲是位男性,丑聞公開後一時成為頭條新聞。
其實,這一聳人聽聞的間諜案取材於法國真實的故事,影片改編自黃哲倫的同名暢銷舞台劇。徹底顛覆西方中心神話的高潮設在影片結尾,此時宋麗玲被法國驅逐出境,乘機回國,而加利馬爾則在監獄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後在極端痛苦中自殺。加利馬爾的自殺場景意韻深遠。他一邊用錄音機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邊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場,面對走廊上觀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馬爾,就是蝴蝶夫人。」然後用破碎的化妝鏡片自盡,而不知就裡的觀眾還在為他精彩的表演熱烈鼓掌。加利馬爾自殺表演時的誠懇自白揭示了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美女最終不過是一個幻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這個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東方,最後意識到這個終生期待的幻想不在異國,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馬爾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終結的時刻:他不再幻想佔有蝴蝶夫人(他原先佔有的蝴蝶夫人宋麗玲早已無情地欺騙了他),因為此時此地他自己已經成為蝴蝶夫人(一個永遠不會欺騙他的「她」)。
加利馬爾一生所竊取的間諜情報中沒有任何一條比他生命終結時所發現的事實更真實:東方主義的完美男人(白種人)和完美女人(東方人)歸根結底都不過是西方話語製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馬爾死心塌地地按這種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極端而自戀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萊塢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繞了一大圈後回頭顛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馬爾)—東方美女(宋麗玲)—蝴蝶夫人(宋麗玲)—蝴蝶夫人(加利馬爾)。換成性別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終不過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體性),西方中心內在的身份危機由此揭曉。
顯然,影片《蝴蝶君》對西方中心的顛覆是從西方男性身體(自我中心)開始做起。蘇內爾(Asuman Suner)認為,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男性主體性表現在身體對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經歷變化、變異後身體失控,男性就因邊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體性也瀕於崩潰,所以《蝴蝶君》不妨作為後現代的恐怖片來解讀14。由此看來,加利馬爾—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換性從根本上瓦解了東西兩方和男女性別的界限,顛覆了西方冷戰和東方主義的雙重話語,對西方觀眾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構了「殖民女性」(既對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這一西方話語策略,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將後者作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質。顛覆的結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體性是危機重重的,靠幻想東方離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來充實自己嚮往擴張的殖民和佔有的慾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對西方而言,東方終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像出的華人形象宋麗玲主動向西方中心交還了東方主義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東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劇美),但他(她)同時也讓西方看到西方所不願面對的冷戰事實:「背信棄義的」中國間諜和危機重重的西方主體。宋麗玲因此同時體現了西方視野中東方的迷人(愛情)和危險(死亡),二者合力摧毀了加利馬爾(自大、自負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認,華人形象的這種雙重性正是長期以來驅使好萊塢敘事慾望的一個動力:幻想他者,編造愛情,滿足觀眾,擴張自我。在好萊塢的想像中,華人就像隱藏在奇觀的面具背後謎一般的東方女人(華人男性因此必須女性化,從黃人到宋麗玲皆如此設計),既誘人銷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這奇觀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萊塢的虛構之一。面具背後並沒有甚麼隱藏的真實,因為這面具本身就是好萊塢的真實,或真實的好萊塢:一個奇觀的造夢機器,不停地在種族、性別與政治的交錯層面間虛構自己的故事。
並不是很完整,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肆』 全球公認最好看的十部美國電影
《教父》、《阿甘正傳》、《泰坦尼克號》、《辛德勒名單》、《盜夢空間》、《肖生克的救贖》、《美國往事》、《亂世佳人》、《十二怒漢》、《低俗小說》等。
一、《教父》
《教父》是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執導,馬龍·白蘭度、阿爾·帕西諾等主演的黑幫電影,於1972年3月24日在美國上映。
該片改編自馬里奧·普佐的同名小說,講述了以維托·唐·柯里昂為首的黑幫家族的發展過程以及柯里昂的小兒子邁克如何接任父親成為黑幫首領的故事。
『伍』 美國電影推薦
有這么多答案,樓主還不滿意,也並不奇怪,因為樓主的要求比較高,我也來試試吧。
《死亡詩社》Dead Poets Society
一群精英高中生,靈魂被束縛在應試教育的桎梏之下,終釀悲劇。聽起來像中國國情是不是?別擔心,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沒有說不好的,Carpe Diem!
《阿甘正傳》Forrest Gump
這個在我心目中是難以超越的經典,我自己看過三遍以上, 我有同學看過十遍。誰叫」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gonna get」呢? 傻人口中的說出的卻是至理明言。
《女人香》/《聞香識女人》Scent of a Woman
別被名字嚇到了。電影講述的是兩個相識三天的忘年交,互相幫助,各自得到人性的救贖的故事。最後一段speech我和我的同學可以背下來。
《生命因你而動聽》Mr. Holland』s Opus
這是一個平凡人的人生,這是小人物版的美國夢,這是一個類似於中國成語「桃李滿天下」的故事,看到最後,熱淚盈眶。
《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
雖然是義大利片,但是作為我的至愛,仍然想推薦。請放心,本片是英語片,對話清晰而且值得模仿。天才,執著,孤獨,yearning for freedom, American dream,這些都是本片的關鍵詞。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主角一生都不肯下船,我是這樣理解的:如果一個山裡長大的原始人,從未聽說過海洋是什麼東西,那麼他如果真的見到大海時,會是什麼感覺?而本片主角正好相反,他恐懼的,是鋼筋水泥構築的城市。
《大魚》Big Fish
一個父親的legendary life, entangled with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父親的愛獨特卻真摯感人,父親的人生觀,又是一個不滅的American Dream。
好了,先說這么多吧。我本人比較偏愛唯美的文藝片了,以上都是屬於這個范圍的,不知道合不合樓主口味。
『陸』 美國電影十大佳片是什麼
美國電影推薦:
1、《教父》(1972)
盡管這是接近40年以前的作品,但這絲毫不影響它成為一部好電影。故事說的是一個黑幫家族的少子,以及他毫不情願地墮落至犯罪生活的故事。劇中的家族生活以及暴力都讓人不寒而慄。這部電影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棒的電影,以及最好的表演。
『柒』 好看的美國電影推薦幾個
1、《白日夢想家》是由本·斯蒂勒執導的奇幻劇情片。本·斯蒂勒,克里斯汀·韋格,西恩·潘領銜主演。影片於2013年12月25日在美國上映。
影片講述了本·斯蒂勒所飾演的男主角穿行在現實和自己的白日夢里,最終踏上一場真正的人生大冒險,並與女主角克里斯汀·韋格展開一場絕妙的浪漫奇緣。
《白日夢想家》影視評價
影片是奇幻冒險風格,整體氣質相當奇幻且獨特,並包含著許多無厘頭的幽默元素。沙漠中踢球、公路上滑板、上到高原下到海底,飛檐走壁上天入地,沃爾特·米蒂從平凡的寫字樓,帶領觀眾踏上一個接著一個的「屌絲奇幻漂流」旅程,成為一個無所不能的冒險家和大英雄。
『捌』 有什麼好看的美國電影推薦下
美國經典電影有:《社交網路》、《阿甘正傳》、《心靈捕手》、《美麗心靈》、《告別昨日》、《追夢赤子心》。
1、《社交網路》
但同時,《阿甘正傳》並不僅僅是一個如人們通常所見賺人眼淚的好萊塢的感傷故事,或是「夢幻工廠」每日成批生產的神話;它是一部包容廣博、意味雋永的影片,甚至是一部集歷史、神話、傳奇和普通人的故事於一體的關於當代美國的寓言。
尤其是影片的主人公——那個由湯姆·漢克斯扮演的智商只有75,整天挺著個脖子,一副傻乎乎樣子的「阿甘」,當他飛跑著穿過那條長達30多年的當代美國歷史的畫廊時,他不但漸漸取得了每一個觀眾的認同,而且最終成為觀眾心目中一個真正的偶像。
『玖』 請問美國當代獨立電影的特點請詳細,謝謝
獨立電影來源於英文「independed film」,又被稱為獨立製片電影,它是與好萊塢主流電影相對應的一個概念。眾所周知,電影發展成一個成熟的產業基本上是在好萊塢完成的,在大製片廠制度、明星制、類型片模式等逐漸成型以後,好萊塢的電影工業也基本上成熟了;好萊塢成為世界電影工業的中心,其在美國本土的地位更是說一不二,已然成為電影工業的代名詞。但是電影的特性決不僅僅只能用商業來衡量,從電影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其作為藝術形式和思想表達工具的一種,就不斷的被人們探索著、實踐著。當然,從整個電影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好萊塢電影工業對電影在全世界的推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矯枉難免過正,電影工業的過度發達,必然會損害到電影藝術的發展,因此,有一批藝術家們開始不考慮商業利益,僅以個人意志為標竿,自籌資金開始了電影創作,這種創作就被冠以了「獨立電影」的名頭。
獨立電影發端於上個世紀60年代的美國,最初僅僅是對好萊塢製片體制的一種反叛。但隨著電影事業的發展,現在的獨立電影,已經不能僅僅從製片體制上來區分了。在當今,獨立電影更加類似於「作者電影」,在形式上、精神內核上都呈現出某種內在的特性,是不是被製片商納入電影工業體系,倒並不重要了。也就是說,所謂「獨立電影」,更多的應該是從其藝術、思想特性上來考察,至於製片體制,則僅僅是個參考指標罷了。如果一部電影從一開始,就能保證按照藝術家的自由意志來進行創作,而製片商僅僅作為投資人的角色出現,並不幹預影片的具體內容,那不管該片在片頭加上米高梅的獅子還是派拉蒙的雪山峰,都不會影響其作為獨立電影的身份了。
獨立電影發展到今天,已經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概念了。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有所謂「獨立電影」的稱呼,從廣義上來說,只要是游離於該國主流(商業/官方)電影體系之外的電影創作,都可以被歸入到獨立電影的范疇里去。這也就造成了獨立電影在質量上的參差不齊,根據創作者的個人水準,它既有可能是上乘的藝術精品,也有可能是粗製濫造的垃圾。但相對而言,獨立電影最為發達、取得成就最高的地區恰恰是商業電影最發達的美國,所以,以美國獨立電影為例,能夠讓我們對獨立電影有一個相對全面和較為深入的認識。當然,單純從概念出發,紀錄片、動畫片都可以被算在獨立電影之列,但在實踐中,獨立電影一般只是指劇情片,在這里,我們也是從劇情片的意義上來指稱「獨立電影」的。
多元的靈魂
美國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在這里,各種各樣的文化、思想和價值觀念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也是美國獨立電影之所以層出不窮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主流的「權威」聲音還是存在的,但對熱衷於獨立電影創作的藝術家們來說,那些聲音只是「Bull Shit」罷了,他們所要做的,是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對獨立電影來說,重要的不是你說了什麼,而是你說了。
這種開放、多元的文化形態也直接造成了美國獨立電影的開放和多元。基本上,美國獨立電影的題材是沒有任何限制的。政治、暴力、情色、科幻、犯罪,甚至莫名其妙的夢幻,都可以成為獨立電影的題材。因此,我們很難用某一種具體的類型來涵蓋獨立電影——那些類型片的劃分方法通常只對好萊塢商業片有效。
獨立電影的多元特徵甚至能從它們的創作者身上得到印證,如果你仔細考察一下,你就會發現獨立電影導演們往往出身於不同的種族、階層、地域,他們各自有最擅長的題材領域,這些領域交織在一起,就構築成了美國獨立電影的復雜景觀。比如約翰·卡薩維蒂,這位「美國獨立電影之父」,就是出身於希臘移民的家庭,希臘人對家庭觀念、家族關系的重視,也自然而然的影響到了卡薩維蒂的創作,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能很清晰的看到他對美國家庭細致入微的觀察和拷問,貫穿卡薩維蒂作品的,就是這種深入人物內心的對家庭以及由家庭所帶來的各種關系的反思;大名鼎鼎的伍迪·艾倫則是出身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猶太知識分子家庭,這樣的家庭環境使得伍迪·艾倫的作品由衷的散發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氣息,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總是在批判,從《安妮·霍爾》到《梅蓮達與梅蓮達》,伍迪·艾倫的知識分子責任感一點也沒有消退的跡象;同樣是出身紐約,同樣是大腕級導演的斯派克·李則站在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由於膚色的原因,種族問題成了斯派克·李電影中揮之不去的主題線索,平民家庭的出身又讓斯派克·李的電影街頭味十足,二者相疊加,所構制出的斯派克·李的電影風貌與伍迪·艾倫自然是大相徑庭,同是紐約城,但在兩位藝術家的眼裡,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景象;吉姆·賈木許的父親是匈牙利人,母親是伊朗人,這樣的血統使得賈木許的電影就多了幾分「異客」色彩,很明顯的一點就是賈木許的作品中所蘊含的非基督教的思考方式,顯然,作品中的這種特點與他的家庭出身——特別是他的那位伊朗母親不無關聯;大衛·林奇動盪的童年生活和他在費城貧民區生活的經歷,則讓他的作品總是黑暗色彩十足,而且充滿了對腐敗、暴力的恐懼感,這與其他導演的風格又是迥然相異的,有所謂「林奇主義」之稱。
即使是同樣一個題材類型,在不同的獨立導演那裡也往往有不同的視角和觀點。以性愛為例,在伍迪·艾倫的《性愛寶典》那裡,無厘頭的鬧劇解構了傳統的性愛模式,插科打諢的玩笑取代了原本嚴肅的討論,為了把這場鬧劇進行到底,伍迪·艾倫甚至親自扮演了一個喋喋不休的精子(天哪,也只有這傢伙能想得出來);而在索德伯格那裡,性愛又成為指代當代人精神危機的一個符號,所以在《性,謊言,錄像帶》里,性愛都是扭曲變形的,只會讓人們焦慮不安,而絕不會有伍迪·艾倫般的輕松搞笑;到了格雷格·阿拉奇的《三人同床》那裡,性愛則成為了年輕人標榜自我、張揚個性的有效途徑,它既不沉重、也不搞笑,甚至連既有的模式也沒有,幾乎走向了一種「性愛虛無主義」;而在理查德·科恩的獨立電影短片中,所有的性愛又都是變態、畸形的自我表達手段,是徹徹底底的淪喪和頹廢……總之,獨立電影的導演們,各有各的風格,各有各的主題,這種多元化的面貌混雜在一起,也就成了獨立電影的整體景觀。
當然,雖然多元,但相對的中心還是有的。從地域上看,美國獨立電影的中心是在紐約,這或許有些諷刺意味:紐約是全美乃至全世界的經濟中心,是商業化氛圍最濃厚的地方,怎麼會孕育出反商業的獨立電影?主要原因莫非如下幾點:一來從文化上看,好萊塢屬於西海岸的太平洋文化圈,紐約則屬於東海岸的大西洋文化圈,兩地在文化屬性上的迥異,為獨立電影在紐約的興盛,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礎;二來從經濟上看,紐約雖然經濟發達,但電影產業的中心卻是在好萊塢,紐約不能也不可能再樹立起一個商業電影的體系,這也就為獨立電影預留了生存空間;此外,紐約作為一個龐大的都市,其文化消費也是多元、多層次的,單一的好萊塢商業電影無法滿足芸芸「紐約客」的眾多口味,獨立電影的出現,也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白。不過,隨著近幾年獨立電影的發展,紐約的中心地位已經開始動搖,相信在今後的幾年中,美國獨立電影應當呈現出一種無中心的散亂發展態勢。
黑色幽默
美國獨立電影里的黑色幽默,更多的是一種心酸的幽默,用來作為那些邊緣的、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精神寄託。這種幽默所造成的情感效果,要麼是對他們自身的憐憫,要麼就是對那些虛偽的「大人物」的嘲諷。後者的主要代表就是伍迪·艾倫,這位知識分子氣十足的獨立電影導演,以誇張、嬉鬧的喜劇見長,而且大都是對傳統和權威的顛覆,特別是他的早期作品,如《香蕉》、《性愛寶典》和《傻瓜大鬧科學城》,就是對好萊塢的政治片、情色片和科幻片等經典類型片的嘲弄和戲仿。但這些嘲弄、戲仿絕不是無價值的、廉價的笑料,而總是發人深思,並讓人在笑過之後,頗感幾分心酸。在伍迪·艾倫中後期的作品中,這種黑色幽默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不再僅僅是針對好萊塢,而是對整個社會和人性本身進行調侃、諷刺了。例如在《星塵往事》、《人人都說我愛你》和《子彈橫飛百老匯》里,人性、愛情、暴力、幸福等深層次的概念取代了好萊塢,變成了伍迪·艾倫的靶子。盡管聽起來有些玄乎,但伍迪·艾倫天才的喜劇本領總能抖出意想不到的包袱來,讓觀眾們捧腹。即使是那部被認為是向伯格曼致敬的最晦澀的《星塵往事》,還是清楚的能看到伍迪·艾倫的自嘲,他在這部影片中大肆模仿歐洲藝術電影大師們的技法,以致於被評論界語帶嘲諷的稱為是伍迪·艾倫的「9又1/2」,但伍迪·艾倫不僅接受了這樣的評價,還心安理得的把它當作自己最出色的作品。當然,對好萊塢的嘲諷是伍迪·艾倫永誌不忘的主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開羅的紫玫瑰》了,這部影片好萊塢電影工業製造夢幻進行了辛辣嘲諷和對抗。影片中真實世界和電影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也是片中各種噱頭笑料的來源,這無疑是在把現實生活和電影中誇張、粉飾了的生活做著對比,從而對電影工業提出兇猛的反詰。影片選擇的大蕭條時期的歷史背景,也是伍迪·艾倫用來刻意強調銀幕內外反差的重要條件。這是伍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對電影本身的思考已經使它具有經年不朽的獨特魅力。
而更直接的,對小人物自身的嘲諷,則是大多數獨立電影導演的常用技巧。如科恩兄弟就是個中翹楚,從他們踏入影壇的《血迷宮》開始,這種溫柔、謙遜而又略顯怪異的黑色幽默,便成了科恩兄弟作品的標記。尤其是《血迷宮》一片,它是獨立電影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影片,這部影片的內容和形式上的基本特徵,影響了以後很多的美國影片,尤其是90年以後出現的大量獨立電影作品,幾乎在十年後成為一種潮流。不過《血迷宮》還只是科恩兄弟的初試啼聲,數年後的《巴頓·芬克》才使得科恩兄弟真正的蜚聲國際,同時,在這部作品中哥倆的黑色幽默也走向成熟。與伍迪·艾倫一樣,在《巴頓·芬克》中,也充滿了科恩兄弟對好萊塢的嘲諷,也許這是《血迷宮》成名之後兄弟倆切身感受的體現。對於那些好萊塢大亨們來說,《巴頓·芬克》中的電影公司老闆就是他們的典型代表,金錢至上的態度使他可以跪下去吻一個編劇的腳,也可以把一個不符合要求的職員一腳踢開,毫無人情味可言,當然,所謂電影藝術更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在這之後,科恩兄弟的《赫德薩克代理人》、《法爾戈》和《謀殺綠腳趾》,都承襲了《巴頓·芬克》中的黑色幽默風格,藉由這種黑色幽默,科恩兄弟不僅延伸了他們在電影中對金錢、藝術的思考,更使他們在商業上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2000年的《老兄,你在哪裡》則成為繼《巴頓·芬克》之後,科恩兄弟創作歷程的又一個里程碑,這部描述三個笨賊越獄的電影,竟然是改編自史詩《奧德賽》。在這個故事中,科恩兄弟對美國歷史和政治進行了隱喻式的探討,追尋著美國民主政治、宗教以及民眾心態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歷史性變遷,在這一點上,影片可以被稱為一部史詩而當之無愧。例如在這部影片的結尾,科恩兄弟的黑色幽默讓影片本該具有的悲劇色彩最終有了一個喜劇的結局:天降洪水救出了即將被處死的三個笨賊。看來,科恩兄弟在這里調侃的不僅是好萊塢的老闆,而是《聖經》的老闆了。
同樣的例子還有昆汀·塔倫蒂諾。這位迷戀中國功夫的美國電影奇才,也是以黑色幽默的風格而著稱的。從他的成名作《水庫狗》開始,這種以黑幫、犯罪、暴力等為主要對象的嘲弄和諷刺,就已然成為昆汀特有的標記;而在《低俗小說》里,所有的黑幫成員都被描繪成齷齪、愚蠢、缺乏正常思維能力之徒,他們在弱者面前往往虛張聲勢,而遇到比他們更強的角色,就手忙腳亂不知所措,甚至甘願接受人格、肉體的侮辱來擺脫窘境,十足一幫跳樑小丑,讓人忍俊不禁;在昆汀的近作《殺死比爾》里,這種「黑色暴力美學」更是發展到了極致,女主角揮舞著武士刀,與日本黑幫火並,殺個人比踩只螞蟻還簡單,這種場景,恐怕也是昆汀對好萊塢濫用中國功夫的嘲諷吧!
這種黑色幽默在吉姆·賈木許的作品中也是司空見慣。例如他那部《鬼狗殺手》,影片的主角是一個以日本武士的方式做殺手的美國黑人,但賈木許找了個大胖子來演繹這個角色,看這個幾百斤的黑哥們在銀幕上大耍武士刀,展轉騰挪,本身就是一找樂的事,但這還不算,賈木許還讓殺手用「飛鴿傳書」的方式跟他師傅聯系,加上Hip-Hop音樂的襯托,更是讓人捧腹。除了《鬼狗殺手》之外,《天堂陌影》、《神秘列車》、《你看見了死亡的顏色么》,乃至最近的《破碎花》,如果細細品味,你就會發現其中隱含著不少的黑色幽默的橋段。雖然賈木許的影片素來以冷峻、異樣和對美國文化的疏離而著稱,但其中的黑色幽默成分,卻是地地道道的美國貨。
美國獨立電影中最典型的黑色幽默片的代表,還得數凱文·史密斯的《店員》。這部只花了2萬7千美元的獨立製作,足以讓1994年乃至整個90年代的好萊塢喜劇電影汗顏。故事很簡單,主角是兩位普通的店員,他們的生活中並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導演匠心獨運,讓二位主角經歷了一連串看似啼笑皆非但又都在情理之中的糗事:開店沒有生意;關店去打高爾夫球,卻洋相百出;去參加葬禮,甚至打翻了棺材……影片的故事都是發生在一天之內的,雖沒有直接的聯系,但卻演繹得絲絲入扣,導演編故事、講故事的能力實在是讓人佩服。故事稀鬆平常,卻飽含著深刻的哲理,在這樣一連串的小故事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被不斷的反思著,最後向我們揭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常常被忽略的道理:善待你身邊的親人和朋友,時刻不要忘記。《店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功於那些精彩的對白,凱文·史密斯天馬行空,不忌葷腥,牢牢抓住了年輕人的口味。
此外,在獨立電影中,往往會有一個或幾個出彩的喜劇角色,來貫穿全片的黑色幽默。如《木蘭花》中的湯姆·克魯斯,《我愛哈克比》中的達斯汀·霍夫曼,《為所應為》中的塞繆爾·傑克遜,等等。他們這些角色的設置,給原本嚴肅的影片增添了幾許輕松色彩,看似無足輕重,其實承前啟後、結構全篇,在表演上也有較大的空間,所以,欣賞這類角色,看著他們的扮演者大飆演技,實在也是一件過癮之事。
自由·反叛·暴力
對獨立電影來說,自由,應當是其最核心的特性所在了。這里的自由,不僅是指擺脫了商業羈絆的自由,更是指表達自我心靈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謂「獨立電影」,其實也就是「自由電影」。當然,自由也就意味著沖破束縛,而沖破束縛,又意味著對既有的反叛。如此說來,獨立電影所特有的獨特精神內涵,也就是這種「自由的反叛」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許多獨立電影里,主人公們都是不為現有社會體系相容的,他們往往憤世嫉俗、放縱不羈,以此來作為反抗的方式。以大衛·林奇的《我心狂野》為例,片中的主人公就是這樣一對男女,他們為了沖破世俗的陰謀和阻力而在一起,不惜採用種種聳人聽聞的方式。在這部影片中林奇運用超現實的血腥暴力場面和色情幻想,展示出現代人焦慮郁悶的精神狀態,充滿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詭異色彩濃重,但也不時流露出一種浪漫激情,是一種極其另類的愛的執著。《我心狂野》也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搖滾片,主人公最常見的狀態就是開著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馳,以一副叛逆搖滾歌手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爾後的《迷失的高速公路》則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我心狂野》的延續,影片的風格、特徵、影像手法甚至主演(尼古拉斯·凱奇)都沒有更換。只是這一次,《我心狂野》中那些抽象、概念化的世俗壓力被具象成了一盤盤揭人隱私的錄像帶,這是一部實驗性、夢魘般的影片,描述了人物黑暗、詭異、混亂的心理,是林奇影片中最怪異、最不明就裡的影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主人公的反叛不羈以外,這種直達人物內心深處的赤裸裸的揭示,其實也是獨立電影反叛的一種形式,藝術家藉由這種形式來釋放人物的心靈,實際上就是對好萊塢虛假的「造夢工廠」的反叛,這樣的情形在獨立電影中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大衛·林奇這里,更明顯、更極端一些罷了。
不過跟奧利弗·斯通比起來,大衛·林奇就顯得溫柔多了。至少那部《天生殺人狂》的狂暴乖戾在《我心狂野》和《迷失的高速公路》里是絕對找不到的,《天生殺人狂》可能是整個90年代美國獨立電影中最暴力的一部作品了。在這部影片中,奧利弗·斯通砸碎了一切條條框框,甚至毫不顧及觀眾的觀影感受,把暴力對感官的刺激發揮到了極致。這不僅僅是對好萊塢的反諷,更是對美國社會、美國文化陰暗面的徹底反擊。然而,這種反擊是絕望的,相對於社會來說,個體的力量總是顯得那麼渺小,主人公只能通過大開殺戒甚至濫殺無辜來表達他們的憤怒和反抗。當然,對於暴力斯通也不是無條件的絕對美化,當男主角殺死一位慈祥的印第安老人後,影片對他的態度明顯轉向了貶抑,這與監獄暴動那場戲里對男主角英雄般的刻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天生殺人狂》的這種純粹、不加修飾的、赤裸裸的暴力與昆汀·塔倫蒂諾的黑幫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昆汀為數不多的幾部作品裡,暴力同樣成為貫穿影片的有力線索。特別是《殺死比爾》一片,在敘事上昆汀並沒有下多大功夫,但對暴力本身卻詳加描繪,甚至讓其呈現出某種詩意的色彩。這種極端的暴力美學在感觀上要比《天生殺人狂》讓人舒服得多,但在表意效果上卻並無二致。
值得一提的還有《槍擊安迪·沃霍爾》一片,這部由女導演瑪麗·哈倫在1996年拍攝的獨立電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而成,基本採用了白描的手法,對事件做了簡單而真實的復述,冷靜的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悲劇一生。對於安迪·沃霍爾這位在通俗藝術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影片沒有太多的正面描繪,而是把視線集中在刺殺他的維米莉身上,而且著重表現這次刺殺的內在動機,把維米莉這個女性主義先驅人物推到前台。維米莉並不是多麼自覺的女性主義先驅,她的反抗更多的是來自於她的個人經歷,也正是因為這種情緒性反抗是來自深層次的沖動,才使得它沖擊力更強也更猛烈。維米莉身為一個大學生,在街頭乞討、賣淫,本身就是對體制的反叛。從這個意義上講,《槍擊安迪·沃霍爾》中的暴力並不是維米莉施加給安迪·沃霍爾的暴力,而是美國社會施加給維米莉的暴力。《槍擊安迪·沃霍爾》作為女權主義電影的代表,表達了美國現代女性對男權社會的控訴和反抗,意味著女性意識在上個世紀末的重新崛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槍擊安迪·沃霍爾》即使是在獨立電影中也算得上是反叛之作,因為該片所反抗和控訴的男權意識,不僅僅在好萊塢主流電影中,在獨立電影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槍擊安迪·沃霍爾》的成功也啟迪了後來者,此後不久,《男孩不哭》、《女魔頭》、《百萬美元寶貝》等女權主義電影相繼登上了大銀幕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當然,並不是只有暴力才能作為反叛的手段。有時候,溫情脈脈也是一把無聲的手槍。例如《水牛城』66》一片,在這部由文森特·加洛自編自導自演自彈自唱的獨立電影中,幾乎沒有任何暴力鏡頭的出現,全片只是在低調哀傷的氣氛中,輔以淡淡的鋼琴、感傷的另類民謠和晃晃悠悠的踢踏舞配樂,給我們娓娓講述了一個落魄孩子回家的故事。但就在這種看似溫情脈脈的氛圍中,美國家庭人際關系的冷漠與疏離撲面而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和父母、女友同在一個桌上吃飯的戲,鏡頭故意生硬地只給餐桌上的四分之一的人,鏡頭里獨自的誇誇其談然後換人,然後下一個人誇誇其談,缺乏交流沒有感情的家庭尷尬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種簡單的鏡頭剪切中,觀眾可以強烈感受到一種「冷暴力」的存在,正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雖然沒有任何強烈的肢體語言,但在這種木訥和無言中,主人公其實已經發表了他的反叛宣言。
與《水牛城』66》相仿,斯派克·李的《為所應為》也更多的採用了「冷暴力」的表現手法。這是一部關於種族問題的電影,從影片一開始,白人族群與黑人族群之間的尖銳對立就被清晰無疑的展現出來。但與其它街頭電影不同的是,斯派克·李並沒有讓這種對立很快轉化為強烈的肢體沖突,而是含而不露,將暴力化為一堆影像的碎片,並盡量拉長事件的瞬間,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戲劇張力,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不自覺的投入到事件之中。在斯派克·李的這部《為所應為》中,暴力的反叛呈現出一條清晰的發展曲線,溫水煮青蛙式的層層推進,最終達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高潮,既沒有《水牛城』66》那樣溫情,也沒有《天生殺人狂》那樣暴力,可以說,斯派克·李的創作是獨樹一幟的,在他的手裡,暴力被拿捏得恰到好處,反叛和自由才是他作品中的主題,暴力決不會喧賓奪主。
思想的痛苦
決不是故弄玄虛愣充大尾巴狼,之所以使用「思想的痛苦」這樣酸溜溜的詞藻,實在是因為找不到比這更恰當的表達方式了。猶太人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總還是有那麼一群人,固守著思想的蘆葦地。具體到美國電影來說,沒有所謂「藝術電影」、「詩電影」的群體,電影的思想、藝術功能,主要是由獨立電影來承擔的。當然,我並不是說主流電影沒有思想、藝術功能,只是相對於大多數商業片純粹的感官刺激來說,獨立電影在這方面的氣質,要濃厚得多了。
此外,與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藝術電影不同的是,美國獨立電影植根於當代西方的文化土壤,習慣於直接反映當下人的生存問題。不管影片採用何種題材、何種類型,這種對人性的深層次探索和對當下生存的焦慮,在美國獨立電影中是普遍存在的。
以約翰·塞爾斯的《孤星》為例。該片採用了警匪片的題材,而且結合了懸疑、西部、恐怖等商業片常用的因素,乍一開始,還真讓人以為這是一部稀鬆平常的商業片而已,但隨著影片的進行,獨立電影的氣質也就逐漸顯現出來。對故事抽絲剝繭般的敘述,帶給觀眾一個又一個的謎團,而隨著謎團相繼的解開,事實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面。就在這一過程中,影片對美國當代社會中政治的作用及其對普通民眾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可以說,《孤星》披著警匪片的外衣,實質上卻是一部嚴肅的政治片。
同樣,斯派克·李的《山姆的夏天》也是一部犯罪題材的獨立電影。在這部影片中,故事同樣是由兇殺案引起,並由兇殺案作為情節助推器層層推進,影片的主人公捲入到這場由兇殺案所引起的風波中,但重點卻不在兇殺案本身,而是圍繞著兇殺案,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展開了深入的探討。隨著情節的進展,兇殺案最終只是作為一個背景被徹底虛化了。斯派克·李想要給我們講述的,決不是一個犯罪推理故事,而是在面臨危機時,親情、友情、背叛、忠貞交織在一起的倫理問題。在《山姆的夏天》中,這種痛苦的思考是可以明顯感受得到的,事實上,斯派克·李自己也沒有答案,他只是給我們指出了若干可能性,究竟該怎麼辦,恐怕還是留待觀眾自己思考。
《山姆的夏天》與格斯·范·桑特的《大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大象》里,格斯·范·桑特也是用冷峻的鏡頭語言來交待故事,雖然全片以校園槍擊事件為主題,但直接描寫這一事件的場景並不多,跟斯派克·李一樣,格斯·范·桑特也是引領觀眾自己去思考,他所做的,只不過是盡可能真實的還原事件的原本場景而已。
值得一提的還有麥克·菲吉斯的《遠離拉斯維加斯》,這部充盈著濃濃感傷色彩的獨立電影,從一開始就把觀眾帶入到了導演設置的思考情景中。在你觀看《遠離拉斯維加斯》時,絕不會體會到好萊塢「夢工廠」般的虛假刺激,而是真真切切的痛苦。菲吉斯給我們安排了一個妓女和酒鬼的愛情故事,但在影片中,不管是妓女還是酒鬼都沒有絲毫人性的缺失,相反,我們所感受到的,卻是整個社會對兩位主人公的壓制和束縛,在這里,妓女和酒鬼其實都只是身份的隱喻,導演真正想說的,是對當下人們生存困境的焦慮。
保羅·托馬斯·安德森的《木蘭花》比《遠離拉斯維加斯》走得更遠。在《木蘭花》里,導演給我們呈現了一個惶恐、焦慮、頹廢的當代人群像,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篇幅里,安德森運用插敘的手法巧妙地將一天24小時內平行發展的9個事件連綴起來,以父母與孩子、憤怒與寬恕、電視里的虛幻世界與真實生活、期盼與迷失、機會與錯失等為切入點,真實的展現了人們的迷惘和抗爭。《木蘭花》的這種帶有濃厚的現代氣息表達手法,與好萊塢商業電影可謂是涇渭分明。
更為典型的現代派則要屬索德伯格的《卡夫卡》了,這部以著名作家卡夫卡為主角的影片其實跟卡夫卡本人並無任何關系,索德伯格重新編織了一個政治驚險片的故事,卡夫卡只不過是他所借用的表意符號而已。整部片子緊湊而節奏清晰,為我們清晰的展現了一個迷離、狂亂的妄想狂的內心世界。能夠把卡夫卡的故事改編到如此地步,索德伯格的編導功力確實令人嘆服。
講到這里,有一部電影不得不提。那就是吉姆·賈木許的《你看見死亡的顏色了嗎?》與其它獨立電影不同,該片的時代背景設置在19世紀末的美國,講述了一個無辜青年的逃往歷程,在逃亡的過程中,情節越來越超現實,人物的內心也越來越匪夷所思,該片使用了西部片慣用的場景與氣氛,精緻的黑白影像完美再現了西部的原始和蒼涼,也純化了影片在精神層面上的思考。當主人公在結局時躺在小舟中安然接受死亡的時候,影片便具有了一種啟示錄般的救贖情懷。《你看見死
『拾』 可以推薦一些美國當代比較著名的電影嗎,不要科幻的,例如《十二宮》、《柴犬奇跡物語》那種
首推好萊塢第一人湯姆漢克斯的,經典電影很多。另外像尼古拉斯凱奇,湯姆克魯斯的、還有黑人影星威爾史密斯的也都不錯。經典的七八十年代的其實有很多,像什麼教父系列,羅伯特德尼羅的美國往事非常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