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的威脅

㈠ 有部美國電影，一個恐怖分子在大廈里威脅一個電腦高手幫他貌似是黑銀行的錢。然後還叫一個女的幫他吹蕭。

旗魚行動.主角就演金剛狼那貨.女主則是演風暴女那人.

㈡ 一部美國電影，裡面的幾個鏡頭是：一個男人手提公文包，受到威脅，然後全身發力，以很高的速度穿出大廈--

你說的大概是Angelina Jolie和James McAvoy演的Wanted吧，08年出的~ 中文譯名好像是叫《通緝令》~~

㈢ 急！~~！美國電影對中國人有什麼影響和聯系！！

1896年電影首次在中國放映，距離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首次公開放映電影還不到一年。從那以後的50年裡，大量美國電影被販運來中國分銷到各地。在這50 年中，中國各地影院上映的片目中，美國片佔到了80～85％。作為20世紀中國的一道重要的文化景觀，好萊塢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早在30年代就有人說過，好萊塢已經「取代了傳教士、教育家、炮艦、商人和英語文學，成為中國學習西方工業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為重要途徑」 。的確，好萊塢的意義從來都不限於文化消費領域，它不僅通過票房收入和電影膠片、拍攝/放映設備的出口對中國經濟產生了直接的沖擊，同時，它還是促銷美國產品的重要手段。美國商務部的一位官員曾明白指出，電影的影響使一些國家對美國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好萊塢稱雄世界與美國經濟利益在全球擴張之間的正比關系已經被許多學者的研究所證明。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對好萊塢在20世紀中國所起的作用做過深入系統的研究。本文在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試圖對中美兩國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電影姻緣做一個初步描述。它對基本史實的側重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可能會進一步激發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同時也為將來的深入研究奠定實證基礎。
好萊塢電影藉助美國自由經濟的領先力量，在勢不可當地覆蓋著全球電影市場的同時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意義遠遠不僅僅是 對於電影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傳統的。正如不少人指出過的那樣，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除了在物質屬性的價值外，它們藉由聲音、影像、圖畫、文字等元素交織而現的象徵符號與意理信念，則與文化領域有著關聯，同時這也與主導社會集體價值與國族文化內涵的政治領域形成一種張力」，顯然，好萊塢的全球化在沖擊著中國民族電影工業的同時也通過色彩繽紛的電影形象推銷著美國商業、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影響民族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延續，製造美國式的「全球趣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現實和將來。也正因為這樣，面對好萊塢電影日益緊迫的威脅，與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萊塢聲音相呼應，「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話題在中國便具有了一種更宏大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我們正是試圖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好萊塢電影對於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分析中國在好萊塢全球戰略中所處的位置，研究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策略，從而探討中國電影發展所面對的挑戰和生機，尋找中國電影發展的出路，最終獲得面對文化全球化的一種政治立場和態度。「面對好萊塢」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論和實際挑戰性的話題之一。
好萊塢電影藉助美國自由經濟的領先力量，在勢不可當地覆蓋著全球電影市場的同時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意義遠遠不僅僅是 對於電影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傳統的。正如不少人指出過的那樣，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除了在物質屬性的價值外，它們藉由聲音、影像、圖畫、文字等元素交織而現的象徵符號與意理信念，則與文化領域有著關聯，同時這也與主導社會集體價值與國族文化內涵的政治領域形成一種張力」，顯然，好萊塢的全球化在沖擊著中國民族電影工業的同時也通過色彩繽紛的電影形象推銷著美國商業、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影響民族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延續，製造美國式的「全球趣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現實和將來。也正因為這樣，面對好萊塢電影日益緊迫的威脅，與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萊塢聲音相呼應，「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話題在中國便具有了一種更宏大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我們正是試圖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好萊塢電影對於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分析中國在好萊塢全球戰略中所處的位置，研究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策略，從而探討中國電影發展所面對的挑戰和生機，尋找中國電影發展的出路，最終獲得面對文化全球化的一種政治立場和態度。「面對好萊塢」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論和實際挑戰性的話題之一。
好萊塢電影藉助美國自由經濟的領先力量，在勢不可當地覆蓋著全球電影市場的同時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意義遠遠不僅僅是 對於電影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傳統的。正如不少人指出過的那樣，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除了在物質屬性的價值外，它們藉由聲音、影像、圖畫、文字等元素交織而現的象徵符號與意理信念，則與文化領域有著關聯，同時這也與主導社會集體價值與國族文化內涵的政治領域形成一種張力」，顯然，好萊塢的全球化在沖擊著中國民族電影工業的同時也通過色彩繽紛的電影形象推銷著美國商業、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價值理想，影響民族社群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延續，製造美國式的「全球趣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現實和將來。也正因為這樣，面對好萊塢電影日益緊迫的威脅，與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萊塢聲音相呼應，「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話題在中國便具有了一種更宏大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我們正是試圖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好萊塢電影對於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分析中國在好萊塢全球戰略中所處的位置，研究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策略，從而探討中國電影發展所面對的挑戰和生機，尋找中國電影發展的出路，最終獲得面對文化全球化的一種政治立場和態度。「面對好萊塢」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論和實際挑戰性的話題之一。 中國由於人口眾多、經濟潛力巨大，在當今的全球化格局中，國際地位舉足輕重。因而，在美國的「單極化」戰略中，中國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據國際問題專家分析，世界上三個人口大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極力保持本國獨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與美國保持著某種抗衡關系，同時，三國的經濟也正呈現復興和發展趨勢，在新世紀同美國的差距將會縮短。因而，即使美國有能力迫使這三個國家實行美式民主自由制度，但如果中、俄、印堅持走不同於美國主導的西方政經發展道路，分別或聯合反對美國，都會使美國「單極化」全球戰略難以成功。基於這樣的分析，21世紀以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可能將有所調整，戰略重心可能從歐洲轉向中東和亞洲，特別是轉向中、俄、印三大國。事實上，美國已經在「將亞太逐年高成長所孕育的數以億計的中產階級，國民所得持續增加所帶來的兆億美元的消費能力，還有未來大規模現代建設所需的資金與技術等等經濟因素，予以數據化的精算，並將亞太這個 「他者」設定為西方國家長期景氣低迷所累積的資本與科技進行再生產的「新疆域」。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也在預計未來趨勢時指出，「西方企業如果不能參與大亞洲的經濟騰飛，不但會喪失商機，更可能被削弱競爭力。毋庸諱言，已經臻於成熟的西方經濟需要外來的新刺激，西方技術和精密產品必須能更廣泛地應用於開拓新的市場，而亞洲就是最具潛力的開發對象。」

㈣ 有部美國電影是歹徒威脅警察從監獄放出他們的將軍

你說的是《空軍一號》，恐怖份子挾持了空軍一號，第一夫人及其女兒與機上乘客，恐怖份子們遂向美國當局提出交換條件，要立即釋放他們的首領....

㈤ 美國電影的負面影響

美國電影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打擊和挑戰。首先，1948年 5月美國最高法院根據反托拉斯法對拖延多年的「派拉蒙案」作出了裁決，判定大公司壟斷為非法，要求製片公司放棄發行和經營電影院的業務。這切斷了大公司的主要財源，迫使公司大幅度減少影片生產並進行裁員。其次，美國電視發展迅速，到1953年，電影觀眾人數與1946年相比減少了一半。為爭奪觀眾，早在20年前即已發明出來的寬銀幕電影此時開始成為與電視競爭的手段。
自1947年起，「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開始調查好萊塢左翼人士。1948年，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判處好萊塢十君子，1951年又繼續加深和擴大對電影界人士的迫害。許多人被指控為共產黨，800 餘人被列入黑名單。這些人或亡命歐洲（如J.達辛、J.洛塞），或戰略性退卻（如休斯登，J.、R.羅森、齊納曼，F.），或招供出朋友（如E.德米特里克、卡贊）。這場迫害極大地損傷了美國電影的創作元氣。然而，受迫害的電影界人士還是克服重重困難攝制出描寫鋅礦工人罷工的影片《社會中堅》（1954，H.比伯曼導演）。
美國電影的黃金時代結束之後，各大公司從60年代中期開始逐個解體或轉產，海斯法典也被正式廢除。為挽頹勢，出現了微型影院、藝術影院、汽車影院。獨立製片及實驗電影有了發展。
一些經典題材和類型電影發生了變化，N.雷伊、V.米納里和D.西爾克使美國情節電影前進了一步，出現了西爾克的《寫在風中》（1957）、《被玷污的天使》（1958）和《生活的摹仿》（1959），米納里的《邪惡的和美麗的》（1952）、《蛛網》（1955）和《家在山那邊》（1960）等有代表性的影片。自《槍手》和《正午》開始，傳統的西部片也發生了變化，在這種稱之為「成人西部片」中單槍匹馬的主人公有些變成群體的主人公，並出現了福特的《搜索者》（1956）、G.希爾，R.的《虎豹小霸王》（1969）和S.佩金珀的《野性的一群》（1969）等與過去不同的西部片。歌舞片中的佳作當推顧柯的《窈窕淑女》（1964）、R.懷斯的《西區故事》（1961）和《音樂之聲》（1965）以及惠勒的《滑稽女郎》（1968）。
這一時期是美國青年思想最動盪的年代，相應出現的表現青年疑慮、反抗的所謂「反英雄」影片有：雷伊的《無因的反抗》（1955），卡善的《伊甸園東方》（1955），J.洛甘的《野餐》（1956）以及後來的M.尼科爾斯的《畢業生》（1967），A.潘的《邦尼和克萊德》（1967），D.霍珀的《逍遙騎手》（1969），施萊辛格，J.的《午夜牛郎》（1969），T.馬里克的《荒原》（1973）等。

㈥ 美國電影是怎樣侵略我們的文化的

針對美國大片，個人認為其吸引觀眾之處無非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讓人眼花繚亂、五花八門地現代科技
第二，離奇曲折、讓人難以琢磨的復雜劇情
第三，搞笑、誇張的電影台詞
第四，極其逼真的血腥暴力場面
這四點構成了美國大片的最突出特色，凡是愛看美國電影的人可能都會有這樣的認識和體會，但如果我們深究的話，就會從中發現一些問題，這樣的作品雖然好看，卻無法讓一個普通老百姓從中學習和領悟到些什麼，大多數像我一樣的年輕人走進電影院，觀看完一部美國大片出來後，當有人問他（她）電影拍得怎麼樣時，他（她）很可能告訴你的是裡面的男（女）主角有多麼地牛B，身懷各路絕技，智商、顏值均爆表，孤身一人或聯合幾人潛入某某犯罪集團，將其成員及其頭目一網打盡，繩之以法，最後圓滿地與自己的家人、朋友重新團聚的過程。這樣的電影一般主角不是FBI、CIA，就是高級探員之類的，不是我們一般平頭百姓可以接觸到的人，只是看起來非常厲害和專業，至於電影裡面由主演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干練、沉穩及不凡身手，也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學的來的，所以，看美國電影至多就是尋求一種感官上的巨大刺激，這恰恰融合了大多數普通觀眾的獵奇心理，可以在短時間內聚集起一大批的鐵桿粉絲兒來，本人認為這也是現今時期以美國電影市場為導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下面，我們再來反觀一下前面所列舉的幾部優秀國產電影，拿本人最為欣賞的那部《老炮兒》舉例，「老炮兒」是一句北京俚語，翻譯成普通白話就是老混子的意思，片中的主角——六爺，就是一個普普通通、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混子。在本片中，沒有槍林彈雨，沒有奪目的爆炸場面及先進的科技裝備，只是講述了一個從小混到老的江湖大混子六爺想要尋找已經失散多年的親生兒子，不巧自己的親兒子因中途發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得罪了富家子弟，遭受到了綁架，六爺為替兒子圓事兒而身陷囫圇，結果救出了兒子，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㈦ 有一部美國電影，裡面是關於計算機的威脅，請告訴我名字

《奪命手機》、《機械公敵》、《鷹眼》、《終結者》這些片子都是的。

㈧ 美國電影行業遭遇的威脅

在最近一次電影座談會中，娛樂界大亨斯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表示，目前美國電影產業中大部分為高成本影片，這種現象將使民眾厭倦，並使影片遭遇票房慘敗。其好友、《星球大戰》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表示贊同。

近日，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一同出席了由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舉辦的電影座談會。會中，斯皮爾伯格向學生們表達了對美國電影產業的擔憂，並稱好萊塢將遭遇劇本匱乏的災難。他預計未來電影產業將成為一個小眾市場，「金錢在維持著產業的運行，但這並不是長遠的做法，不可能永遠有效。影片越聚焦於利潤，道路會越來越狹窄，人們會感到厭倦。電影產業會無所適從，而且無法擺脫困境」。

斯皮爾伯格認為，目前娛樂大片競爭激烈，以達到吸引觀眾的目的。一些製片人不惜花費2.5億美元投入到一部電影或同類電影中，而不是出品更多原創的但更具有特色的影片。越來越多的年輕導演被好萊塢大片「邊緣化」，這對於美國電影業是極大的威脅，甚至能使其崩潰。他表示，「在未來的時間里，那些高成本、大製作的影片很有可能會遭遇票房慘敗。電影產業將發生巨變」。

巨變將致電影票價格上升 檔期延長

巨變之後結果將會怎樣呢？盧卡斯表示，電影票的價格將會急劇增加。他說，「上映的電影將會越來越少，觀眾觀看電影的成本將迅速提高，甚至需要50或100美元，就像百老匯劇院的門票一樣，這也將變成一筆巨大的開銷。電影上映時間也會延長，像音樂劇一樣以一年為期。重要的長篇巨制將在影院放映，至於其他的小製作影片改為在電視上播放。這種現象目前已經開始有所顯現。」

據盧卡斯稱，電影產業的未來將被局限於電視或網路視頻。他們預估，電影市場在未來會出現大幅收縮。這主要是因為人們去電影院看電影的時間會越來越少。網路視頻提供商正在產出越來越多高質量的內容吸引消費者，各類視頻游戲正在侵佔消費者的周末，消費者留給電影院的時間會越來越少。對於電影製作人來說，情況也會跟著變得糟糕，要把電影排上電影院的檔期會越來越困難。

此前，影片《林肯》和《紅色機尾》就曾遭遇困境，一些人認為此類電影不該搬上熒幕。斯皮爾伯格說，「人們也許會討論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的影片未能上映。」他對盧卡斯開玩笑說，「無論如何，我的《林肯》還是比你的《紅色機尾》票房更高。」這也許為此次座談會悲觀的氣氛帶來唯一的一點歡樂。

㈨ 關於當代美國電影~論文。。。。。。急！！！！！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從現存的默片《嬌花濺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執導，1919）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本文選擇六部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歷史地分析、解讀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沖突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為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形象，如《嬌花濺血》，但由於美國十九世紀末驅趕華人勞工後，「黃禍」意識的延續，好萊塢更熱衷於將華人想像為對白人構成威脅的「野蠻的」他者，如《閻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執導，1933）。到了中國抗戰及歐美二戰時期，美國宗教救世話語影響下的好萊塢及時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蘭克林[Sidney Franklin]執導，1937）之類的影片，贊揚中國婦女的勤勞勇敢及對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戰時期持續不衰的東方主義想像又投射出一批如《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執導，1960）宣揚西方「白馬王子」超俗愛情、東方女子感恩獻身的神話故事。美國國內60年代起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也使華人一時凸顯成「模範少數族群」，「自願」同化於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在銀幕上演出了歌舞昇平的輕喜劇，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羅傑斯[Richard Rodgers]執導，1961）。作為難得一見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話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羅嫩貝格[David Cronenberg]執導，1993）布下性別迷陣，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機，精彩地顛覆了西方冷戰話語及東方主義的敘事模式。

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可以作種種解讀。按學者馬凱蒂（Gina Marchetti）所論1：

好萊塢利用亞洲人、美籍華人及南太平洋人作為種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間更直接的種族沖突，或逃避白人對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復雜心情。

馬凱蒂認為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運作方式是神話般的，利用多種故事模式迷惑觀眾，如：強奸模式、俘虜模式、誘惑模式、救世模式、犧牲模式、悲劇愛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這些好萊塢電影模式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揭示了這些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運作方式，對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好萊塢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一 《嬌花濺血》：種族危機與性別體現

《嬌花濺血》講述一位簡稱「黃人」（亦稱「程環」）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倫敦謀生，暗戀一位屢遭父親蹂躪的英國少女的悲劇愛情故事。影片開頭即明確表現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黃人到中國佛寺進香，祈求遠赴他鄉後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廟，就遇上西洋水兵聚眾鬧事街頭。東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又體現了種族的性別定型。踏上異域後，黃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從而與愛爾蘭拳擊手巴羅所體現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對立：前者為文弱、溫雅的店鋪伙記，後者為粗暴、強壯的酗酒工人；前者為浪漫的夢想家，沉溺鴉片，醉心審美，後者為施虐的父親，折磨女兒露西而得快感。露西為黃人店中的東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黃人熱心獻出絲綢衣料，讓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溫暖。這一跨種族的戀情，威脅了西方父權中心的秩序，巴羅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趕來營救的黃人與巴羅對峙，一槍擊斃巴羅，將露西的遺體抱回店中，放於牀上，燒香超度，然後用匕首刺心自殺而亡。

馬凱蒂指出《嬌花濺血》標題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質：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嬌花，生長於貧乏之地，雖如期開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躪而雕謝夭折2。在影片中，導演格里菲斯為強調東方（女性式的）的溫文細膩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蠻橫粗暴，將黃人的牀鋪同時塑造成一個戰場和祭壇。黃人先是在牀邊細心照料露西飽受創傷的心靈，然後在牀前盡力保衛露西不被巴羅帶回家，最終又在牀邊殉情自殺，完成了現世中不被認同的一段跨種族、跨文化情緣。由於格里菲斯在影片結尾時刻意營造香火縈繞的詩意氛圍和黃人凝視露西遺體和匕首時的跪拜姿態，馬凱蒂等西方學者認為黃人的自殺場景潛意識地表現了一種「戀屍情節」及視覺上的「性快感」，因此更為影片增添慾望和幻想的空間3。影片對這種慾望和幻想的定位也體現在露西身上：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種超越性行為的，因此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純潔女性。

正因為露西的純潔，施虐的父親成為《嬌花濺血》被抨擊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奪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設置了兩個象徵性的「強奸」場面。第一，巴羅手持象徵「陽具」的鞭子，鞭尾從他的腰間向前垂下，正面威脅著摔倒在地、面色驚慌的露西。第二，露西為躲避父親，藏身在窄小的儲藏間門後，而巴羅怒持利器，砸開門洞，破門而入，將露西揪出毆打。兩個象徵的「強奸」場景都表明了傳統女性在西方專橫的父權制度下的悲慘境況，也體現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節結構。

從性別的角度看，黃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當時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傾心的男性美德，但卻無疑是一種在西方被視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薩熱（Julia Lesage）稱黃人為「浪漫的英雄」，一個傾向自審、謙卑、文弱、被動而終究無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這個美學化的形象來表達一種道德觀：「亞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與歐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為了提高《嬌花濺血》的美學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紐約市首映時，設計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將影片定位於貴族及中產階級才能欣賞的高級藝術品，而非當年移民眾多的紐約人花五分錢便可觀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認，格里菲斯美化種族間的謙讓和互容，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緩減他早年影片《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對黑人歧視的描寫所造成的不良效果。這里，《嬌花濺血》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本來為的是緩解西方社會的種族沖突，希望電影觀眾提高修養，認同高雅文化。但從電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好萊塢確定了男性華人在銀幕上的一種典型的女性化形象，從此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閻將軍的苦茶》： 性威脅與俘虜情節

當然，另一類眾所周知的好萊塢男性華人形象與黃人的成另一極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或土匪。在《閻將軍的苦茶》里，專橫跋扈的閻將軍在中國目視無人，根本不把西方女傳教士玫根的善意勸導放在眼裡，當著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體槍殺戰俘而毫不眨眼的絕對權威。不過，《閻將軍的苦茶》轉而刻意營造閻將軍和玫根之間曖昧的情感游戲，因此有別於早一年發行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1932）。

在《上海快車》中，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革命黨首領是一位混血華人，在騎劫京滬快車後，對乘客中紅極一時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為脅迫「上海百合」就範，他一方面威脅要用火鉗弄瞎英國醫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強迫「上海百合」同車廂的中國妓女慧菲與他過夜。《上海快車》因此融合了好萊塢的強奸模式和俘虜模式，強調了華人對西方人的性威脅。按弗洛伊德的理論，瞎眼是男性去勢的象徵，而革命黨首領用火鉗燙傷一個德國鴉片商則意味著象徵性的強暴佔有之舉。

《上海快車》的轉折點是慧菲意外地復仇殺死了強奸她的革命黨首領，從而解救了京滬快車上的「俘虜」，也完成了影片結尾處「上海百合」與英國醫生的愛情夢。在復仇一場戲里，導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場面營造，將華裔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通過撲朔迷離的光影交錯，重現了黃柳霜自《巴格達盜賊》（The Thief of Baghdad）（沃爾什[Raoul Walsh]執導，1924）之後所體現的陰險毒辣、深奧莫測的東方「龍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華人的性威脅一旦解除，《上海快車》即以好萊塢固有的白人之間的男女愛情大團圓結局。

回到《閻將軍的苦茶》，中國軍閥與白人女傳教士之間的愛情則難以在常規的好萊塢模式中發展。影片開頭，玫根初抵中國與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見，不期在兵荒馬亂中落入閻將軍的行宮。與《上海快車》中的革命黨首領相反，閻將軍雖傾心玫根卻不強加己意。相反，他讓玫根盡其福音傳教的義務，自由活動於行宮中，在情感游戲之間證明了最終是誰感化了誰。由於玫根輕信閻將軍之妾，使閻將軍軍事機密外露，軍火列車被打劫一空，從此閻將軍喪盡權勢，眾叛親離。

有趣的是，隨著閻將軍權勢的削弱，他在玫根眼裡的「文明」程度則不斷增加，從一個野蠻的劊子手漸漸變成風度翩翩的紳士。閻將軍的變化在玫根的一場白日夢中充分體現出來。玫根先是夢見閻將軍以毫無浪漫色彩的游俠形象出現，這游俠酷似當時在好萊塢盛行（1926-52年間共出品四十六部）的偵探片系列《陳查理探長》（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陳查理探長，隨後閻將軍又以一副猙獰的、色情的傅滿洲的形象出現，追逐玫根不放，使她從夢中驚醒。閻將軍在玫根的夢中扮演了好萊塢假設的華人男性的兩個極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無性威脅的男子，如陳查理或早期的黃人；其二，陰險野蠻的惡魔，如傅滿洲或1936-40年間影片《飛俠哥頓》（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華人奸臣「無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夢既表達了好萊塢對華人男子形象二元對立的思維，也揭示了這種對立實際上來源於西方人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嚮往異國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懼他者的威脅。與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閻將軍既是性威脅又是性誘惑，等到片尾閻將軍人去財空時，玫根寧願留下來服侍閻將軍。她穿上閻將軍贈送的絲綢中裝，跪在閻將軍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為閻將軍此時已服毒自殺，面帶性徵服異族女性勝利後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遺棄的行宮里哀嘆人世蒼涼，命運叵測。

《閻將軍的苦茶》在一些細節上回應了《嬌花濺血》，玫根身著絲綢中裝與露西相仿，而閻將軍的自殺更與黃人相似。從象徵意義來看，這兩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車》中革命黨首領的遇刺——都證實了好萊塢敘事模式對華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徵性「去勢」的慾望，即從銀幕上根本除去華人對西方女子的性威脅。不難想像，好萊塢從此很少再編織華人男性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馬王子征服東方美女的演繹不盡的纏綿情愛（如本文第四節將述）。

三 《大地》：農婦土地與原始情感

馬凱蒂推測《閻將軍的苦茶》將中國描述成「一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奇異、危險、混亂的地方」，為的是轉移當年飽受經濟蕭條之害的美國觀眾的注意力6。這一推測也許言過其實，但數年後《大地》對中國災荒和貧窮的渲染，的確可能給美國觀眾一種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而中國人卻還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美國觀眾的自豪感還可以來自他們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國農民像美國建國初期的拓荒者一樣，本著對土地堅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災人禍，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大地》改編自在中國生長的美國傳教士後裔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暢銷小說，其中的基督教關聯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國農婦勤勞勇敢的形象，被稱為是美國電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華人形象（如鴉片病鬼、滑稽廚師、洗衣店員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陰險妖女和野蠻軍閥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農婦歐蘭歷盡千辛萬險，生兒育女，勤儉節約，默默地幫丈夫種田持家，在荒年也堅決不肯賣地，而寧願沿途乞討到南方，維護了立家的根本，最後又為丈夫納妾安度晚年。影片結尾，歐蘭悄然病死，丈夫望著窗外的桃樹，緬懷妻子而感嘆：「歐蘭，你就是土地。」厄爾林（Richard Oehling）認為影片中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是西方人無法想像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國才可以理解。厄爾林進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國農民的形象變得真實可愛，成功奠定了後來40年代戰爭片中中國農民形象的塑造。」7誠然，另一部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的影片《龍籽》（Dragon Seed）（康韋[Jack Conway]與比凱[Harold S. Bucquet]聯合執導，1944）同樣渲染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為了不讓日兵收獲糧食，他們自願放火燒毀田園農庄，進山避難，讓兒女加入游擊隊保衛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與時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萊塢接受《上海快車》和《閻將軍的苦茶》等片在中國屢遭抗議而禁演的教訓，在《大地》拍攝時邀請中國官員預審劇本，到中國購買道具，又在洛杉磯動用眾多華人自願者參與攝制8。雖然中國官方對完成的影片不盡如意，但雷納（Luise Rainer）扮演歐蘭的成功，使她榮獲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獎。值得說明的是，時至40年代，好萊塢明文規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數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員為「扮黃臉」而化妝得奇形怪狀，面目全非，絲毫談不上甚麼真實或美感。

四 《蘇絲黃的世界》：白馬王子與超俗愛情

到了放映《蘇絲黃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黃臉」現象已經結束，女主角已由華人扮演。這部東方主義色彩濃厚的愛情片描寫美國白人畫家羅伯特到香港尋求自我，愛上蘇絲黃小姐，克服種族、階級和文化的鴻溝，有情人終成眷屬。蘇絲第一次在輪渡遇見羅伯特即以不標準的英文宣稱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處女」。羅伯特進入九龍城，街道兩側擁擠的貨攤、行人和車輛組成一幅東方主義視野中典型的雜亂無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車》片頭京滬快車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動物阻擋的景象，而時隔近三十年，兩個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視野對第三世界落後的無奈。然而無奈並不等同無能，在《蘇絲黃的世界》里，羅伯特即肩負起改變東方落後無知的責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發現「美琳」原來名叫蘇絲，是當地頗負盛名的舞妓。潑辣、迷人的蘇絲，在羅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體。為了拯救蘇絲「墮落」的靈魂，羅伯特請蘇絲作模特兒，挖掘她所體現的東方美，從而逐漸改變了她個人形象的藝術品味。

《蘇絲黃的世界》依據東方主義的典型話語模式，讓羅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視野重新解讀「愚昧的」東方，創造出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義。一天，羅伯特驚訝地發現蘇絲穿了一套在街上買來的昂貴的歐式服裝，責怪她「沒有任何美感」，裝扮得像「下賤的歐洲街頭妓女」，進而將蘇絲脫個半裸，在銀幕上演了一出脫衣舞。諷刺的是，羅伯特從來不曾為蘇絲作香港街頭妓女的中國服飾提出異議。更諷刺的是，他讓蘇絲穿上他為她購買的中國古裝行頭，將她裝扮成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公主」。這里，羅伯特重新「創造」東方，為的是強調自己的主體性：是他讓西方的「藝術品味」在不知自身價值的東方女性身上「體現」出來。他將作為古裝公主的蘇絲繪入畫中，從此創造出另一個比現實「更美」的蘇絲，而絲毫不顧蘇絲本人是否認同這種「美」的體現。

似乎單讓羅伯特在藝術上「拯救」蘇絲還不夠，《蘇絲黃的世界》又讓羅伯特在影片高潮時演出了英雄救美的驚心動魄場面。蘇絲與羅伯特同居後經常不辭而別，消失幾天後才重返。心懷疑惑的羅伯特跟蹤後發現原來蘇絲有個私生子，寄養在山上的貧民窟里。適值香港大雨傾盆，山洪暴發，危及貧民窟。蘇絲為救孩子，沖破警察的阻攔，冒雨奔向山腰。羅伯特緊跟其後，在釘蓬被洪水沖垮前救出蘇絲，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結尾時，蘇絲在廟宇燒香為孩子的亡靈超度，答應同羅伯特移居美國，因此滿足了白馬王子的心願。如果說電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將來，那麼蘇絲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沒有前途的將來。所以，作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的記憶標志，這位無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萊塢的超俗愛情故事裡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因為影片要觀眾憧憬的是蘇絲脫離第三世界後與白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與文化異同

如果說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在以上分析的電影中都以主流話語的形式出現，《花鼓歌舞》則通過華裔移民主動認同美國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現西方中心的無所不在。這部改編自暢銷百老匯歌劇的電影全部由華人扮演，通過愛情三角的價值設計和兩代移民的觀念沖突，既贊美了孝順、賢惠等傳統中國美德，又支持華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現代文明的意願。香港在影片中是美麗和她父親非法移民的出發地，他們躲在船艙的木桶堆里漂洋過海來到舊金山。美麗自幼許配給他人，此行正是為踐婚約。父女初到舊金山，人生地不熟，幸虧美麗靈機一動，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讓有心人帶見夫婿（一位開餐館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傾心舞女琳達，而琳達又愛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紹美麗到吉姆的父親家暫時居住，賢惠的美麗打動了吉姆恪守中國傳統的父親，使他有心為吉姆拉線，從而使吉姆陷入兩難的三角戀。一次吉姆與琳達驅車郊遊，琳達親吻吉姆，讓他享受「美國式的」愛情表示，但如同《蘇絲黃的世界》中的羅伯特，內向的書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頗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僅掩蓋了當年美國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抹煞歷史，粉飾太平，而且還設計了一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傾向中國傳統美德的吉姆和美麗與沉溺西方物質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達終成眷屬，表示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可以容納各種趣味、各種理想。這一「融合」主題在另一首歌曲〈大雜碎〉中得以展示：美國社會就像美國人發明的中國菜「大雜碎」，蔬菜、肉類樣樣都有，而且味道不錯。眾人高唱〈大雜碎〉這首歌的場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國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為美國「新發現的」模範少數族群，華裔似乎避免沖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為好萊塢同化模式的最佳選擇。

不可否認，《花鼓歌舞》中歌舞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萊塢自欺欺人的掩飾。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軍閥混戰時的中國，是暴力和危險的象徵。唐人街這種惡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龍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諾[Michael Cimino]執導，1985）即將紐約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會壟斷、暗殺成風地獄般的社區，唯有一位改姓「懷特」（White意指「白人」）、願為美國越戰戰敗而「復仇」的白人警探孤軍奮斗，對唐人街開戰。受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話語的雙重鉗制，懷特先在一次餐館槍戰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強暴了美麗的華裔電視台女記者，進而肆意佔用她的公寓進行反黑幫活動。懷特的行為再次證明「佔有異國女人即佔有異國土地」的殖民心態，只是《龍年》的異國就在紐約，而這「異國論」又進一步揭示，美國主流文化從未將唐人街視為美國本土社會的一部分。應該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國華裔社會已漸漸成熟，華人社團聯名向好萊塢抗議影片辱華，逼使《龍年》在公映時不得不在片頭加上「純屬虛構」之類欲蓋彌彰的遁詞。

六 《蝴蝶君》：性別迷陣與身份危機

對西方中心的神話進行最徹底顛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兩條重迭的線索中發展：一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錯綜復雜的間諜戰，二是東方主義話語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東方女子的愛情游戲。這里說「游戲」，是因為東西方之間猶疑不定的性別—政治迷陣的最終結局，是東方仍然是謎一樣地不可思議，而西方到頭來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卻無情解構了自己。

影片開始，法國駐北京使館外交官加利馬爾在一次音樂會上被宋麗玲演唱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的美妙歌聲感動，愛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動追求宋麗玲。宋麗玲不無嘲諷地提醒加利馬爾，歌劇《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來的美，不一定被東方人所認同。這部歌劇贊頌一位日本女子因美軍情人離別後哀訴其思念之情，數年後發現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殺，以完成一種堅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馬爾無法從東方主義這種刻板的單向思維中自拔，自認是一位西方男子氣十足的白馬王子，理所當然地要征服才貌雙全的東方美女。加利馬爾幾經周折後如願以償，佔有了宋麗玲的身體，在文革中回法國後又驚喜地得知宋麗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為他生了個孩子。當他們離別多年在法國重逢後，加利馬爾驚訝地發現過去的一切都是騙局，宋麗玲原來是中國間諜，兩人因此雙雙入獄。更驚人的是法庭宣布宋麗玲是位男性，丑聞公開後一時成為頭條新聞。

其實，這一聳人聽聞的間諜案取材於法國真實的故事，影片改編自黃哲倫的同名暢銷舞台劇。徹底顛覆西方中心神話的高潮設在影片結尾，此時宋麗玲被法國驅逐出境，乘機回國，而加利馬爾則在監獄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後在極端痛苦中自殺。加利馬爾的自殺場景意韻深遠。他一邊用錄音機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邊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場，面對走廊上觀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馬爾，就是蝴蝶夫人。」然後用破碎的化妝鏡片自盡，而不知就裡的觀眾還在為他精彩的表演熱烈鼓掌。加利馬爾自殺表演時的誠懇自白揭示了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美女最終不過是一個幻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這個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東方，最後意識到這個終生期待的幻想不在異國，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馬爾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終結的時刻：他不再幻想佔有蝴蝶夫人（他原先佔有的蝴蝶夫人宋麗玲早已無情地欺騙了他），因為此時此地他自己已經成為蝴蝶夫人（一個永遠不會欺騙他的「她」）。

加利馬爾一生所竊取的間諜情報中沒有任何一條比他生命終結時所發現的事實更真實：東方主義的完美男人（白種人）和完美女人（東方人）歸根結底都不過是西方話語製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馬爾死心塌地地按這種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極端而自戀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萊塢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繞了一大圈後回頭顛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馬爾）—東方美女（宋麗玲）—蝴蝶夫人（宋麗玲）—蝴蝶夫人（加利馬爾）。換成性別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終不過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體性），西方中心內在的身份危機由此揭曉。

顯然，影片《蝴蝶君》對西方中心的顛覆是從西方男性身體（自我中心）開始做起。蘇內爾（Asuman Suner）認為，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男性主體性表現在身體對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經歷變化、變異後身體失控，男性就因邊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體性也瀕於崩潰，所以《蝴蝶君》不妨作為後現代的恐怖片來解讀14。由此看來，加利馬爾—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換性從根本上瓦解了東西兩方和男女性別的界限，顛覆了西方冷戰和東方主義的雙重話語，對西方觀眾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構了「殖民女性」（既對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這一西方話語策略，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將後者作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質。顛覆的結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體性是危機重重的，靠幻想東方離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來充實自己嚮往擴張的殖民和佔有的慾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對西方而言，東方終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像出的華人形象宋麗玲主動向西方中心交還了東方主義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東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劇美），但他（她）同時也讓西方看到西方所不願面對的冷戰事實：「背信棄義的」中國間諜和危機重重的西方主體。宋麗玲因此同時體現了西方視野中東方的迷人（愛情）和危險（死亡），二者合力摧毀了加利馬爾（自大、自負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認，華人形象的這種雙重性正是長期以來驅使好萊塢敘事慾望的一個動力：幻想他者，編造愛情，滿足觀眾，擴張自我。在好萊塢的想像中，華人就像隱藏在奇觀的面具背後謎一般的東方女人（華人男性因此必須女性化，從黃人到宋麗玲皆如此設計），既誘人銷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這奇觀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萊塢的虛構之一。面具背後並沒有甚麼隱藏的真實，因為這面具本身就是好萊塢的真實，或真實的好萊塢：一個奇觀的造夢機器，不停地在種族、性別與政治的交錯層面間虛構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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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為什麼美國電影中總會渲染俄羅斯威脅

也不止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是冷戰的對手 是最真實的歷史 美國電影一般沒什麼禁忌 經常還渲染美國政府是反面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