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中意識形態輸出

1. 娛樂圈小鮮肉橫行，女性化文化當道，實則是美國的文化輸出陰謀

中華民族悠悠的 歷史 長河中從來不缺乏民族偶像，我們敬重關雲長的忠義無雙，仰慕李太白的蓋世才華，傾佩岳飛的精忠報國。

新中國成立後，更是有 孔繁森 這樣的好乾部、 錢學森 這樣的偉大科學家值得我們崇拜和學習。

但是近年來，我們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崇拜一些女性化的男明星，這些男明星留著一頭長長的秀發，帶著耳釘，塗著口紅，甚至還在節目上堂而皇之的畫起了妝。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種「 偽娘風」 開始在 娛樂 圈盛行開來。

一些男明星穿著不倫不類的服飾，邁著扭扭捏捏的步伐在鏡頭前搔首弄姿，說著嗲聲嗲氣的話語，老黑聽了那是直呼受不了，全身都冒起了雞皮疙瘩。

但是這些個女性化明星卻大受歡迎，在 娛樂 圈那是混得風生水起，所到之處更是吸引無數粉絲瘋狂「接駕」。

一個個未經世事的少男少女們對他們趨之若鶩，將他們視作人生偶像，更有無數的女粉絲大喊「老公」。

其實，這一切都離不開美國人的暗箱操作。美國向來喜歡搞文化滲透，對前蘇聯的意識形態攻擊就有效地瓦解了前蘇聯的內部凝聚力，最終蘇聯的解體也離不開美國人的這種文化攻擊。

今天老黑就來給大家詳細聊一聊美國人的這種「軟性武器「，聊一聊面對美國人的文化滲透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說到美國人的這種女性化文化輸出，那還得追溯到二戰時期。

我們都知道，當年日本犯下了一個愚蠢的錯誤，悍然發動了珍珠港偷襲。將美軍基地炸得是人仰馬翻，使得本來還在觀察戰局走勢准備坐收漁翁之利的美國不得不對日本宣戰，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開始日本海軍尚能和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周旋，後來日本在中國戰場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已經沒有能力與美國一決高下。美國趁機瘋狂推進，眼看就要逼近日本本土。

這個時候日本能夠扼守得只剩下幾個小島，日本所剩的兵力也不多。但是日軍在天皇的感召下抱定了必死的信念開始了瘋狂的守島行動。

美軍在這幾個小島的登陸作戰堪稱慘烈，尤其是沖繩島，簡直是美軍的噩夢。日軍完全不怕死，「神風敢死隊」直接發動自殺式的襲擊，開著飛機就往美軍艦艇上面撞，這就是「人肉炸彈」的鼻祖。

美軍在島上和日軍陷入了血戰，日軍打光了最後一發子彈，最終導致美軍傷亡10萬餘人，3000架飛機損毀，300架戰艦被炸毀。

美軍在經歷了這場慘勝之後，痛定思痛，不能再繼續和日本這么「硬剛」下去，於是兩顆原子彈讓日本人品嘗到了 科技 的力量。

日本人哪見過這種玩法，用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降維打擊」，這個時候天皇也扛不住了，選擇了投降。

美國順利地佔領了日本，並根據戰後的協議以盟軍的名義在日本駐軍，對日本進行實際管控。

雖然，美國人徹底地征服了日本，但是想一想和日本的海島爭奪戰還是心有餘悸啊。當時的日本人確實太猛，大家都知道，日本歷來深受武士道文化的影響，武士道的精神正是剛毅忠誠。

後來這種武士道精神被軍方所推崇逐漸形成了軍國主義作風，日本男人都以參軍為榮，都夢想著為國效力，為天皇盡忠。

而日本女人們都非常支持自己的男人從軍，她們也都非常崇拜軍人。本來好男兒就應當國效力馳騁疆場，只是日本人將這種精神扭曲化了，極端化了，最終造成了二戰慘敗的悲劇。

美國人也害怕日本這種軍國主義作風復辟，畢竟自己朝日本扔過原子彈，日本人不恨他們是不可能的。

於是美國的政客們就在思考一種削弱日本人精神的方法，想要從文化方面對日本人進行滲透，潛移默化的「軟化」日本人。

這時，美國一位叫做喬治·坎南的外交官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先從輿論上改變日本民眾的思想，然後再控制日本人。

於是，美國就找到了一些親美的日本專家，讓他們來鼓吹美國是如何如何的好，是如何如何拯救日本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但是，日本民眾完全不買賬啊，這些親美專家吹得越深，日本人反而更討厭美國。畢竟你老美在人家頭上丟了兩顆原子彈啊，幾十萬的日本亡魂能原諒你么？

美國人眼見這一招行不通，就開始轉換策略。既然這一代日本人的仇恨已經無法化解，那麼就把目標對准下一代。

於是美國開始採取策略影響日本的年輕人，怎麼影響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塑造年輕人喜歡的偶像。

在美國人的控制下，日本成立了很多 娛樂 公司，這些 娛樂 公司在日本的年輕人中物色一些「小鮮肉「，然後按照美國人的要求將這些」小鮮肉「進行女性化的包裝。

我們可以看到上世紀90年代，日本當紅的很多男藝人都比較嫵媚，他們畫著精緻的妝容，用女性化的溫柔口吻吸引著日本的少男少女 。

某位日本男星更是直接拍攝了一組口紅廣告，在鏡頭前直接往自己的嘴唇上塗口紅，而且姿態還相當嫵媚，舉手投足間宛若一個真的女人一般。

這則廣告播出後居然大獲成功，該品牌的口紅當月就賣出了300多萬支，足見這些女性化明星對日本年輕人的影響力。

正是在這些明星的影響下，日本的很多年輕人逐漸開始走向墮落。一時間日本流行起來了一種「偽娘」文化，年輕人開始效仿自己的偶像，穿著也逐漸女性化，開始化妝，開始打耳釘。

特別是日本「視覺系」搖滾樂隊的興起，更是將這種「偽娘」文化推向了極致，一群男人穿著完全穿著女性服裝，頂著誇張的發型在台上盡情嘶吼。

一時間東京街頭出現了很多「視覺系」年輕人，如果你走在他們中間，你根本無法分辨誰是男人誰是女人。

而且，很多日本女性化明星的生活作風也存在問題，他們吸毒，亂搞男女關系，而且有的明星為了博取眼球還故意製造新聞。

年輕人則不加辨別地支持自己的偶像，只要是自己喜歡的明星，無論做什麼都是對的。一段時間，日本還特別流行哥特風，宣揚一種頹廢的病態文化。

這也導致了很多日本年輕人開始走向極端，開始對生活失去興趣，這讓日本的自殺率一度排名世界首位。

可以說美國對日本的精神改造是成功的，日本人曾經充滿鬥志可以與美國「硬剛」，而現在鬥志全無，國民精神缺失，徹底淪為了美國的傀儡。

美國人一看這招在日本收到了奇效，於是又把相同的模式復制到了韓國。

大家想必對韓國明星也有一定了解，曾經火遍亞洲的「韓流」，其中不乏大把這樣的女性化明星。

韓國更是把這種玩法進行了發揚光大，韓國著名的 娛樂 公司SM就有一套專門的藝人培訓流程。

專門挑選一些「頗具潛力」的練習生來進行培養，他們的形象由公司統一打造，唱歌、跳舞都由公司進行嚴格訓練。總之一句話，就是培養出來的人一定要迎合市場的口味，就是一定要娘。

韓國這些練習生中不乏一些中國人，他們在韓國接受了這些女性化的培訓回到國內之後居然大受追捧，將日本和韓國的這種女性化文化帶回了中國。

於是，我們在屏幕上經常看到一些不男不女的明星，這些男人臉上擦著脂粉，嘴上抹著口紅，不時還拋著媚眼，對著觀眾撒著嬌。

國內的一些綜藝節目為了迎合年輕人的口味也紛紛重金聘請這些女性化明星來錄制節目，甚至還舉辦選秀節目來公開選擇這種女性化藝人，這對年輕人的價值觀形成了極大的沖擊。

長此以往，這種女性化文化必將泛濫於我中華大地，中國的少年們必將受此荼毒。

反觀美國的明星則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熒幕上通常都是各種硬漢形象，像美國隊長、鋼鐵俠、超人等等。美國人一直以來都著力塑造美國英雄的形象，一方面可以讓自己國家的年輕人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向他們灌輸愛國主義教育。

另一方面也將這些美國英雄輸出到全世界，在美國的電影大片里，通常美國人都會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在世界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力挽狂瀾，拯救地球。

通過這些文化輸出，美國人也在潛意識里影響世界，告訴其他國家的人，美國人可以保護世界。

面對美國人的文化攻擊，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千萬不能盲目跟風。

對於西方的文化，我們要審慎地對待，既要吸收其精華又要摒棄其糟粕。同時，我們也應當弘揚正確的價值觀引導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中國也不乏優質的明星偶像，也不乏體現中華民族精神優秀作品，比如 《戰狼》、《紅海行動》、《中國詩詞大會》 這些優秀的影視作品和綜藝節目就很值的我們年輕人追捧。

總之，只要堅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覺、夯實文化基礎，我們有理由相信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一定不會被美國人擊敗。

2. 美國為何成為世界頭號的電影輸出國

好萊塢在美國的全球化戰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國電影的全球化不僅創造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創造美國式的"世界趣味"。 隨著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和世界各民族利益相互聯系的緊密，20世紀以來，以軍事佔領和政治顛覆為手段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政策逐漸被歷史所遺棄，一種新的世界圖景開始出現：當世界各國紛紛走上現代化道路之後，資本和信息的全球流通便成為可能，隨著跨國資本、跨國企業和信息工業、媒介工業的迅速發展，民族國家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一個前所未有的一體化世界體系逐漸相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越來越重視依賴其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進入不發達國家開辟更具活力的市場，獲得更廉價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在創造利潤的同時創造一種消費意識形態--這就是所謂的後殖民主義狀態。 顯然，建立在"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基礎上的世界體系，由於各國國家的政治、經濟基礎本來的不平等而事實上形成了一個不公平的全球格局。正像一些西方學者所分析，當今的世界格局主要由三類國家和地區組成：1、"核心國家"（core states）：美國同盟國歐盟和日本，在全球經濟中擁有某種"不分地區的權力"；2、"邊緣地區"（peripheral areas）：具有依附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基本屬於"毫無權力的地區"；3、"半邊緣地區"（semi-peripheral areas）：介乎於核心國家和邊緣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角逐之間。核心國家的優勢是建立在對半邊緣和邊緣地區的剝削上的，而半邊緣地區則在被核心國家剝削的同時也剝削著邊緣地區，邊緣地區則尋找機會超越半邊緣地區而靠近核心。就在這種"不分地區的權力"與"毫無權力的地區"的不均衡關系網路里，世界體系成為在核心國家的支配下各國各地區為本身地位而斗爭的領域 。而美國作為實力最強的經濟大國和最主要的核心國家，其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中所佔有的優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近年來，美國經濟在新經濟支持下強勁增長，其軍事力量在前蘇聯解體以後也舉世無雙，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甚至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都不同程度受到美國控制。正是這樣一種地位，促成了美國的國家政策和自我定位，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不少人提出美國追求世界"單極化"是歷史必然。被小布希委任為安全顧問之一的華盛頓大學教授威廉·沃爾福思在2000年大選時發表題為《單極世界的穩定性》文章，明確認為"美國在目前國際體系中的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美國占支配地位的單極世界可以避免兩極世界或多極世界為爭奪領導地位而發生的無休止的爭奪"等等。從小布希與戈爾的三場電視辯論和競選綱領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代表人物對追求世界"單極化"的策略雖然不同但立場並無分別，雙方都認為美國"超強的綜合國力"、長期奉行的"國際道義"和"現實的國家利益"三大因素決定了美國在新世紀"領導世界"的地位。 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文化產業，特別是電影一直都是舉足輕重的棋子。當文化成為一種產業以後，其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相互重疊，文化產品的全球輸出不僅能夠擴展經濟市場，獲得大量的經濟利潤，同時也可以通過文化媒介承載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通過文化來銷售商品，通過商品來宣傳文化，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文化商品在獲得現實利益的同時也在創造廣告意義，那些影像、聲音、文字、圖畫、造型都共同開發著美國政治經濟的廣大市場。正是因為文化產品具有這樣一種特殊意義，美國一直努力達成文化產業的全球化，特別是被看作最有國際傳播效果的電影的全球化。 早在30年代，美國政府就意識到，電影和其他大眾文化都不僅具有產業意義，而且對於宣傳美國政治、文化和擴大經濟影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輸出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以及文化意識、甚至語言，淡化甚至重寫這些地區的傳統和文化，從而創造新的民族文化記憶，促使其與美國的信念和價值融合。所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美國便通過各種政治和經濟手段向全世界推銷電影和推銷電視節目、錄音唱片以及其他大眾文化產品。在羅斯福執政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好萊塢電影則成為推銷美國形象、美國民主，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 好萊塢的全球化策略與中國電影的發展 來自: 免費論文網 www.paper800.com 由於媒介經濟和媒介科技是歐洲工業革命以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產物，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已經經歷了百年以上的發展過程，而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媒介發展的基礎遠遠不能於歐美國家相比。特別是80年代以後，少數跨國化、集團化、集中化的"音影恐龍"誕生，這些媒介集團以在國際政治上具有主導力的國家機器為前導與後盾，更加促成了全球化的"不平衡發展"。東西方之間、南北之間、發達國家和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之間不平衡的信息流越來越明顯。以台灣為例，美國好萊塢8大電影公司佔領了70%以上的影院收入，5大音樂集團占據了60%以上的音樂唱片銷售，跨國集團所屬的各類電視頻道在約450萬有線電視用戶中普及率高達95%，而跨國廣告集團則以合資或獨資的方式承攬了60%以上的廣告業務。 顯然，在美國文化產業的全球化戰略中，美國擁有得天獨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如今全球100大音影企業集團85%都位於第一世界，特別是美國，其營業總額高達1100億美元； 1998年美國的第一大出口行業既不是飛機製造，也不是農業，而是影視和音像出版業，出口總收入達600億美元；美國視聽產業（影視和音像）在國民經濟中的排位已由1985年的第11位躍居到第6位；在錄像市場上，美國1997年僅錄像租賃收入就達96億美元；《財富》雜志推出的全球最大500家企業排行榜中，美國娛樂業巨頭就佔了多位。

3. 什麼叫好萊塢電影里要傳播的「美國精神」

好萊塢電影幾乎從來都有「美國精神」的精彩注腳，在人物想像塑造方面則更是如此。在卓別林的著名無聲電影《淘金記》中，流浪漢夏爾洛個人主義的積極進取、追求成功、自我實現的精神，同時具備普通人價值觀與人生哲學，這就是銀幕上較早體現「美國精神」的經典人物形象之一。

《史崔特先生》中的史崔特，以他的老邁之軀，駕駛著改裝的車，歷盡千辛萬苦實現自己的目標，其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精神，正是新教精神的集中闡釋。《海底總動員》中，通過父親馬琳克服千辛萬苦尋找他的孩子尼莫的經歷，講述了小丑魚父子之情，向觀眾呈現了一個勇敢的、永不放棄的尋找孩子的溫情故事。《肖申克的救贖》中主人公堅信自己的無辜，通過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來爭取自由，這樣的勇氣正是美國精神的絕佳體現。

美國《華爾街日報》曾經登載200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這樣說法：「美國是獨裁者的最大敵人，而好萊塢很可能被證明是這個國家最強大的武器之一。」

書中的話：「美國電影是美國國家安全霸權的重要載體之一。將國家公務員英雄人物化，把國家神聖化，把官方定義的、美國集體想像的威脅形象化……所有這一切都宣揚了這樣一種觀點：美國是神奇的、不可戰勝的。政治、國家戰略和電影業相互交織在一起，這就是美國國家權力的獨特性質所在」

4. 為什麼美國科幻大片越來越沒意思

第一次看，會驚奇於那種波瀾壯闊的特效場面，單純的被視覺效果所吸引。
再往後看的多了，就懂得欣賞了，明白了主題，劇情，演技的重要性。
開始擺脫那種純粹的「爆米花」電影了。
等到閱片量達到一個量級的時候，終於發現，美國的影視劇，不光是科幻大片。
從頭到尾都在包裝著自己的意識形態，玩兒價值觀輸出那一套。
然後你會越看越煩，被那種「美式價值觀就是宇宙真理」的套路惡心到吐。
終於有一天，它們在這上面又加上了「政治正確」。
最終，你打開一個視頻網站，看著那些玲琅滿目的美國大片的海報。
不帶有一點感情。

5. 關於當代美國電影~論文。。。。。。急！！！！！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從現存的默片《嬌花濺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執導，1919）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本文選擇六部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歷史地分析、解讀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沖突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為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形象，如《嬌花濺血》，但由於美國十九世紀末驅趕華人勞工後，「黃禍」意識的延續，好萊塢更熱衷於將華人想像為對白人構成威脅的「野蠻的」他者，如《閻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執導，1933）。到了中國抗戰及歐美二戰時期，美國宗教救世話語影響下的好萊塢及時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蘭克林[Sidney Franklin]執導，1937）之類的影片，贊揚中國婦女的勤勞勇敢及對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戰時期持續不衰的東方主義想像又投射出一批如《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執導，1960）宣揚西方「白馬王子」超俗愛情、東方女子感恩獻身的神話故事。美國國內60年代起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也使華人一時凸顯成「模範少數族群」，「自願」同化於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在銀幕上演出了歌舞昇平的輕喜劇，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羅傑斯[Richard Rodgers]執導，1961）。作為難得一見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話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羅嫩貝格[David Cronenberg]執導，1993）布下性別迷陣，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機，精彩地顛覆了西方冷戰話語及東方主義的敘事模式。

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可以作種種解讀。按學者馬凱蒂（Gina Marchetti）所論1：

好萊塢利用亞洲人、美籍華人及南太平洋人作為種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間更直接的種族沖突，或逃避白人對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復雜心情。

馬凱蒂認為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運作方式是神話般的，利用多種故事模式迷惑觀眾，如：強奸模式、俘虜模式、誘惑模式、救世模式、犧牲模式、悲劇愛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這些好萊塢電影模式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揭示了這些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運作方式，對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好萊塢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一 《嬌花濺血》：種族危機與性別體現

《嬌花濺血》講述一位簡稱「黃人」（亦稱「程環」）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倫敦謀生，暗戀一位屢遭父親蹂躪的英國少女的悲劇愛情故事。影片開頭即明確表現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黃人到中國佛寺進香，祈求遠赴他鄉後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廟，就遇上西洋水兵聚眾鬧事街頭。東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又體現了種族的性別定型。踏上異域後，黃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從而與愛爾蘭拳擊手巴羅所體現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對立：前者為文弱、溫雅的店鋪伙記，後者為粗暴、強壯的酗酒工人；前者為浪漫的夢想家，沉溺鴉片，醉心審美，後者為施虐的父親，折磨女兒露西而得快感。露西為黃人店中的東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黃人熱心獻出絲綢衣料，讓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溫暖。這一跨種族的戀情，威脅了西方父權中心的秩序，巴羅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趕來營救的黃人與巴羅對峙，一槍擊斃巴羅，將露西的遺體抱回店中，放於牀上，燒香超度，然後用匕首刺心自殺而亡。

馬凱蒂指出《嬌花濺血》標題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質：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嬌花，生長於貧乏之地，雖如期開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躪而雕謝夭折2。在影片中，導演格里菲斯為強調東方（女性式的）的溫文細膩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蠻橫粗暴，將黃人的牀鋪同時塑造成一個戰場和祭壇。黃人先是在牀邊細心照料露西飽受創傷的心靈，然後在牀前盡力保衛露西不被巴羅帶回家，最終又在牀邊殉情自殺，完成了現世中不被認同的一段跨種族、跨文化情緣。由於格里菲斯在影片結尾時刻意營造香火縈繞的詩意氛圍和黃人凝視露西遺體和匕首時的跪拜姿態，馬凱蒂等西方學者認為黃人的自殺場景潛意識地表現了一種「戀屍情節」及視覺上的「性快感」，因此更為影片增添慾望和幻想的空間3。影片對這種慾望和幻想的定位也體現在露西身上：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種超越性行為的，因此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純潔女性。

正因為露西的純潔，施虐的父親成為《嬌花濺血》被抨擊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奪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設置了兩個象徵性的「強奸」場面。第一，巴羅手持象徵「陽具」的鞭子，鞭尾從他的腰間向前垂下，正面威脅著摔倒在地、面色驚慌的露西。第二，露西為躲避父親，藏身在窄小的儲藏間門後，而巴羅怒持利器，砸開門洞，破門而入，將露西揪出毆打。兩個象徵的「強奸」場景都表明了傳統女性在西方專橫的父權制度下的悲慘境況，也體現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節結構。

從性別的角度看，黃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當時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傾心的男性美德，但卻無疑是一種在西方被視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薩熱（Julia Lesage）稱黃人為「浪漫的英雄」，一個傾向自審、謙卑、文弱、被動而終究無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這個美學化的形象來表達一種道德觀：「亞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與歐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為了提高《嬌花濺血》的美學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紐約市首映時，設計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將影片定位於貴族及中產階級才能欣賞的高級藝術品，而非當年移民眾多的紐約人花五分錢便可觀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認，格里菲斯美化種族間的謙讓和互容，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緩減他早年影片《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對黑人歧視的描寫所造成的不良效果。這里，《嬌花濺血》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本來為的是緩解西方社會的種族沖突，希望電影觀眾提高修養，認同高雅文化。但從電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好萊塢確定了男性華人在銀幕上的一種典型的女性化形象，從此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閻將軍的苦茶》： 性威脅與俘虜情節

當然，另一類眾所周知的好萊塢男性華人形象與黃人的成另一極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或土匪。在《閻將軍的苦茶》里，專橫跋扈的閻將軍在中國目視無人，根本不把西方女傳教士玫根的善意勸導放在眼裡，當著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體槍殺戰俘而毫不眨眼的絕對權威。不過，《閻將軍的苦茶》轉而刻意營造閻將軍和玫根之間曖昧的情感游戲，因此有別於早一年發行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1932）。

在《上海快車》中，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革命黨首領是一位混血華人，在騎劫京滬快車後，對乘客中紅極一時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為脅迫「上海百合」就範，他一方面威脅要用火鉗弄瞎英國醫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強迫「上海百合」同車廂的中國妓女慧菲與他過夜。《上海快車》因此融合了好萊塢的強奸模式和俘虜模式，強調了華人對西方人的性威脅。按弗洛伊德的理論，瞎眼是男性去勢的象徵，而革命黨首領用火鉗燙傷一個德國鴉片商則意味著象徵性的強暴佔有之舉。

《上海快車》的轉折點是慧菲意外地復仇殺死了強奸她的革命黨首領，從而解救了京滬快車上的「俘虜」，也完成了影片結尾處「上海百合」與英國醫生的愛情夢。在復仇一場戲里，導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場面營造，將華裔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通過撲朔迷離的光影交錯，重現了黃柳霜自《巴格達盜賊》（The Thief of Baghdad）（沃爾什[Raoul Walsh]執導，1924）之後所體現的陰險毒辣、深奧莫測的東方「龍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華人的性威脅一旦解除，《上海快車》即以好萊塢固有的白人之間的男女愛情大團圓結局。

回到《閻將軍的苦茶》，中國軍閥與白人女傳教士之間的愛情則難以在常規的好萊塢模式中發展。影片開頭，玫根初抵中國與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見，不期在兵荒馬亂中落入閻將軍的行宮。與《上海快車》中的革命黨首領相反，閻將軍雖傾心玫根卻不強加己意。相反，他讓玫根盡其福音傳教的義務，自由活動於行宮中，在情感游戲之間證明了最終是誰感化了誰。由於玫根輕信閻將軍之妾，使閻將軍軍事機密外露，軍火列車被打劫一空，從此閻將軍喪盡權勢，眾叛親離。

有趣的是，隨著閻將軍權勢的削弱，他在玫根眼裡的「文明」程度則不斷增加，從一個野蠻的劊子手漸漸變成風度翩翩的紳士。閻將軍的變化在玫根的一場白日夢中充分體現出來。玫根先是夢見閻將軍以毫無浪漫色彩的游俠形象出現，這游俠酷似當時在好萊塢盛行（1926-52年間共出品四十六部）的偵探片系列《陳查理探長》（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陳查理探長，隨後閻將軍又以一副猙獰的、色情的傅滿洲的形象出現，追逐玫根不放，使她從夢中驚醒。閻將軍在玫根的夢中扮演了好萊塢假設的華人男性的兩個極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無性威脅的男子，如陳查理或早期的黃人；其二，陰險野蠻的惡魔，如傅滿洲或1936-40年間影片《飛俠哥頓》（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華人奸臣「無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夢既表達了好萊塢對華人男子形象二元對立的思維，也揭示了這種對立實際上來源於西方人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嚮往異國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懼他者的威脅。與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閻將軍既是性威脅又是性誘惑，等到片尾閻將軍人去財空時，玫根寧願留下來服侍閻將軍。她穿上閻將軍贈送的絲綢中裝，跪在閻將軍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為閻將軍此時已服毒自殺，面帶性徵服異族女性勝利後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遺棄的行宮里哀嘆人世蒼涼，命運叵測。

《閻將軍的苦茶》在一些細節上回應了《嬌花濺血》，玫根身著絲綢中裝與露西相仿，而閻將軍的自殺更與黃人相似。從象徵意義來看，這兩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車》中革命黨首領的遇刺——都證實了好萊塢敘事模式對華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徵性「去勢」的慾望，即從銀幕上根本除去華人對西方女子的性威脅。不難想像，好萊塢從此很少再編織華人男性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馬王子征服東方美女的演繹不盡的纏綿情愛（如本文第四節將述）。

三 《大地》：農婦土地與原始情感

馬凱蒂推測《閻將軍的苦茶》將中國描述成「一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奇異、危險、混亂的地方」，為的是轉移當年飽受經濟蕭條之害的美國觀眾的注意力6。這一推測也許言過其實，但數年後《大地》對中國災荒和貧窮的渲染，的確可能給美國觀眾一種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而中國人卻還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美國觀眾的自豪感還可以來自他們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國農民像美國建國初期的拓荒者一樣，本著對土地堅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災人禍，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大地》改編自在中國生長的美國傳教士後裔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暢銷小說，其中的基督教關聯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國農婦勤勞勇敢的形象，被稱為是美國電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華人形象（如鴉片病鬼、滑稽廚師、洗衣店員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陰險妖女和野蠻軍閥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農婦歐蘭歷盡千辛萬險，生兒育女，勤儉節約，默默地幫丈夫種田持家，在荒年也堅決不肯賣地，而寧願沿途乞討到南方，維護了立家的根本，最後又為丈夫納妾安度晚年。影片結尾，歐蘭悄然病死，丈夫望著窗外的桃樹，緬懷妻子而感嘆：「歐蘭，你就是土地。」厄爾林（Richard Oehling）認為影片中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是西方人無法想像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國才可以理解。厄爾林進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國農民的形象變得真實可愛，成功奠定了後來40年代戰爭片中中國農民形象的塑造。」7誠然，另一部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的影片《龍籽》（Dragon Seed）（康韋[Jack Conway]與比凱[Harold S. Bucquet]聯合執導，1944）同樣渲染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為了不讓日兵收獲糧食，他們自願放火燒毀田園農庄，進山避難，讓兒女加入游擊隊保衛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與時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萊塢接受《上海快車》和《閻將軍的苦茶》等片在中國屢遭抗議而禁演的教訓，在《大地》拍攝時邀請中國官員預審劇本，到中國購買道具，又在洛杉磯動用眾多華人自願者參與攝制8。雖然中國官方對完成的影片不盡如意，但雷納（Luise Rainer）扮演歐蘭的成功，使她榮獲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獎。值得說明的是，時至40年代，好萊塢明文規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數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員為「扮黃臉」而化妝得奇形怪狀，面目全非，絲毫談不上甚麼真實或美感。

四 《蘇絲黃的世界》：白馬王子與超俗愛情

到了放映《蘇絲黃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黃臉」現象已經結束，女主角已由華人扮演。這部東方主義色彩濃厚的愛情片描寫美國白人畫家羅伯特到香港尋求自我，愛上蘇絲黃小姐，克服種族、階級和文化的鴻溝，有情人終成眷屬。蘇絲第一次在輪渡遇見羅伯特即以不標準的英文宣稱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處女」。羅伯特進入九龍城，街道兩側擁擠的貨攤、行人和車輛組成一幅東方主義視野中典型的雜亂無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車》片頭京滬快車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動物阻擋的景象，而時隔近三十年，兩個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視野對第三世界落後的無奈。然而無奈並不等同無能，在《蘇絲黃的世界》里，羅伯特即肩負起改變東方落後無知的責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發現「美琳」原來名叫蘇絲，是當地頗負盛名的舞妓。潑辣、迷人的蘇絲，在羅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體。為了拯救蘇絲「墮落」的靈魂，羅伯特請蘇絲作模特兒，挖掘她所體現的東方美，從而逐漸改變了她個人形象的藝術品味。

《蘇絲黃的世界》依據東方主義的典型話語模式，讓羅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視野重新解讀「愚昧的」東方，創造出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義。一天，羅伯特驚訝地發現蘇絲穿了一套在街上買來的昂貴的歐式服裝，責怪她「沒有任何美感」，裝扮得像「下賤的歐洲街頭妓女」，進而將蘇絲脫個半裸，在銀幕上演了一出脫衣舞。諷刺的是，羅伯特從來不曾為蘇絲作香港街頭妓女的中國服飾提出異議。更諷刺的是，他讓蘇絲穿上他為她購買的中國古裝行頭，將她裝扮成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公主」。這里，羅伯特重新「創造」東方，為的是強調自己的主體性：是他讓西方的「藝術品味」在不知自身價值的東方女性身上「體現」出來。他將作為古裝公主的蘇絲繪入畫中，從此創造出另一個比現實「更美」的蘇絲，而絲毫不顧蘇絲本人是否認同這種「美」的體現。

似乎單讓羅伯特在藝術上「拯救」蘇絲還不夠，《蘇絲黃的世界》又讓羅伯特在影片高潮時演出了英雄救美的驚心動魄場面。蘇絲與羅伯特同居後經常不辭而別，消失幾天後才重返。心懷疑惑的羅伯特跟蹤後發現原來蘇絲有個私生子，寄養在山上的貧民窟里。適值香港大雨傾盆，山洪暴發，危及貧民窟。蘇絲為救孩子，沖破警察的阻攔，冒雨奔向山腰。羅伯特緊跟其後，在釘蓬被洪水沖垮前救出蘇絲，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結尾時，蘇絲在廟宇燒香為孩子的亡靈超度，答應同羅伯特移居美國，因此滿足了白馬王子的心願。如果說電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將來，那麼蘇絲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沒有前途的將來。所以，作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的記憶標志，這位無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萊塢的超俗愛情故事裡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因為影片要觀眾憧憬的是蘇絲脫離第三世界後與白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與文化異同

如果說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在以上分析的電影中都以主流話語的形式出現，《花鼓歌舞》則通過華裔移民主動認同美國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現西方中心的無所不在。這部改編自暢銷百老匯歌劇的電影全部由華人扮演，通過愛情三角的價值設計和兩代移民的觀念沖突，既贊美了孝順、賢惠等傳統中國美德，又支持華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現代文明的意願。香港在影片中是美麗和她父親非法移民的出發地，他們躲在船艙的木桶堆里漂洋過海來到舊金山。美麗自幼許配給他人，此行正是為踐婚約。父女初到舊金山，人生地不熟，幸虧美麗靈機一動，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讓有心人帶見夫婿（一位開餐館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傾心舞女琳達，而琳達又愛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紹美麗到吉姆的父親家暫時居住，賢惠的美麗打動了吉姆恪守中國傳統的父親，使他有心為吉姆拉線，從而使吉姆陷入兩難的三角戀。一次吉姆與琳達驅車郊遊，琳達親吻吉姆，讓他享受「美國式的」愛情表示，但如同《蘇絲黃的世界》中的羅伯特，內向的書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頗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僅掩蓋了當年美國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抹煞歷史，粉飾太平，而且還設計了一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傾向中國傳統美德的吉姆和美麗與沉溺西方物質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達終成眷屬，表示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可以容納各種趣味、各種理想。這一「融合」主題在另一首歌曲〈大雜碎〉中得以展示：美國社會就像美國人發明的中國菜「大雜碎」，蔬菜、肉類樣樣都有，而且味道不錯。眾人高唱〈大雜碎〉這首歌的場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國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為美國「新發現的」模範少數族群，華裔似乎避免沖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為好萊塢同化模式的最佳選擇。

不可否認，《花鼓歌舞》中歌舞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萊塢自欺欺人的掩飾。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軍閥混戰時的中國，是暴力和危險的象徵。唐人街這種惡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龍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諾[Michael Cimino]執導，1985）即將紐約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會壟斷、暗殺成風地獄般的社區，唯有一位改姓「懷特」（White意指「白人」）、願為美國越戰戰敗而「復仇」的白人警探孤軍奮斗，對唐人街開戰。受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話語的雙重鉗制，懷特先在一次餐館槍戰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強暴了美麗的華裔電視台女記者，進而肆意佔用她的公寓進行反黑幫活動。懷特的行為再次證明「佔有異國女人即佔有異國土地」的殖民心態，只是《龍年》的異國就在紐約，而這「異國論」又進一步揭示，美國主流文化從未將唐人街視為美國本土社會的一部分。應該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國華裔社會已漸漸成熟，華人社團聯名向好萊塢抗議影片辱華，逼使《龍年》在公映時不得不在片頭加上「純屬虛構」之類欲蓋彌彰的遁詞。

六 《蝴蝶君》：性別迷陣與身份危機

對西方中心的神話進行最徹底顛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兩條重迭的線索中發展：一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錯綜復雜的間諜戰，二是東方主義話語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東方女子的愛情游戲。這里說「游戲」，是因為東西方之間猶疑不定的性別—政治迷陣的最終結局，是東方仍然是謎一樣地不可思議，而西方到頭來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卻無情解構了自己。

影片開始，法國駐北京使館外交官加利馬爾在一次音樂會上被宋麗玲演唱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的美妙歌聲感動，愛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動追求宋麗玲。宋麗玲不無嘲諷地提醒加利馬爾，歌劇《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來的美，不一定被東方人所認同。這部歌劇贊頌一位日本女子因美軍情人離別後哀訴其思念之情，數年後發現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殺，以完成一種堅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馬爾無法從東方主義這種刻板的單向思維中自拔，自認是一位西方男子氣十足的白馬王子，理所當然地要征服才貌雙全的東方美女。加利馬爾幾經周折後如願以償，佔有了宋麗玲的身體，在文革中回法國後又驚喜地得知宋麗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為他生了個孩子。當他們離別多年在法國重逢後，加利馬爾驚訝地發現過去的一切都是騙局，宋麗玲原來是中國間諜，兩人因此雙雙入獄。更驚人的是法庭宣布宋麗玲是位男性，丑聞公開後一時成為頭條新聞。

其實，這一聳人聽聞的間諜案取材於法國真實的故事，影片改編自黃哲倫的同名暢銷舞台劇。徹底顛覆西方中心神話的高潮設在影片結尾，此時宋麗玲被法國驅逐出境，乘機回國，而加利馬爾則在監獄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後在極端痛苦中自殺。加利馬爾的自殺場景意韻深遠。他一邊用錄音機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邊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場，面對走廊上觀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馬爾，就是蝴蝶夫人。」然後用破碎的化妝鏡片自盡，而不知就裡的觀眾還在為他精彩的表演熱烈鼓掌。加利馬爾自殺表演時的誠懇自白揭示了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美女最終不過是一個幻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這個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東方，最後意識到這個終生期待的幻想不在異國，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馬爾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終結的時刻：他不再幻想佔有蝴蝶夫人（他原先佔有的蝴蝶夫人宋麗玲早已無情地欺騙了他），因為此時此地他自己已經成為蝴蝶夫人（一個永遠不會欺騙他的「她」）。

加利馬爾一生所竊取的間諜情報中沒有任何一條比他生命終結時所發現的事實更真實：東方主義的完美男人（白種人）和完美女人（東方人）歸根結底都不過是西方話語製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馬爾死心塌地地按這種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極端而自戀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萊塢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繞了一大圈後回頭顛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馬爾）—東方美女（宋麗玲）—蝴蝶夫人（宋麗玲）—蝴蝶夫人（加利馬爾）。換成性別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終不過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體性），西方中心內在的身份危機由此揭曉。

顯然，影片《蝴蝶君》對西方中心的顛覆是從西方男性身體（自我中心）開始做起。蘇內爾（Asuman Suner）認為，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男性主體性表現在身體對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經歷變化、變異後身體失控，男性就因邊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體性也瀕於崩潰，所以《蝴蝶君》不妨作為後現代的恐怖片來解讀14。由此看來，加利馬爾—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換性從根本上瓦解了東西兩方和男女性別的界限，顛覆了西方冷戰和東方主義的雙重話語，對西方觀眾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構了「殖民女性」（既對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這一西方話語策略，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將後者作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質。顛覆的結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體性是危機重重的，靠幻想東方離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來充實自己嚮往擴張的殖民和佔有的慾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對西方而言，東方終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像出的華人形象宋麗玲主動向西方中心交還了東方主義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東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劇美），但他（她）同時也讓西方看到西方所不願面對的冷戰事實：「背信棄義的」中國間諜和危機重重的西方主體。宋麗玲因此同時體現了西方視野中東方的迷人（愛情）和危險（死亡），二者合力摧毀了加利馬爾（自大、自負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認，華人形象的這種雙重性正是長期以來驅使好萊塢敘事慾望的一個動力：幻想他者，編造愛情，滿足觀眾，擴張自我。在好萊塢的想像中，華人就像隱藏在奇觀的面具背後謎一般的東方女人（華人男性因此必須女性化，從黃人到宋麗玲皆如此設計），既誘人銷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這奇觀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萊塢的虛構之一。面具背後並沒有甚麼隱藏的真實，因為這面具本身就是好萊塢的真實，或真實的好萊塢：一個奇觀的造夢機器，不停地在種族、性別與政治的交錯層面間虛構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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