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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為什麼《每分鍾120擊》,被稱為本屆戛納最虐的電影
今年共有七部長片和六部短片將角逐2017年酷兒棕櫚獎,目前口碑爆棚的《每分鍾120擊》,在此競賽單元處於領先地位。
與同樣講述艾滋抗爭的美國電影《平常心》不同,《每分鍾120擊》並沒有平鋪直敘地表達政治訴求,而是通過群像清晰地展現出90年代法國艾滋以及性少數群體的真實境況。
《每分鍾120擊》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艾滋風暴席捲資本主義世界。年輕人不滿制葯公司壟斷科研成果,他們組建了激進組織Act Up,轟轟烈烈的走上街頭對抗社會冷漠。兩個年輕同志一起投身抗艾事業,最終卻因為理念沖突而分道揚鑣。
在這部影片中,男主角Sean是個艾滋病毒攜帶者,即便身患不治之症,但Sean卻絲毫沒有表現出對死亡的擔憂,他忙於在社群中出謀劃策,積極沖向抗爭活動的第一線,面對恐同人群他更是敢於大膽親吻同伴回應對方的挑釁,並因此收獲了一段愛情。
然而,愛情並不能阻止艾滋病魔的侵襲,死亡就像幽靈一樣等待隨時降臨。但是,雖然鬥士Sean走了,他所追尋的目標還在,他的靈魂還在追尋。
羅賓·坎皮略
本片由法國著名編劇羅賓·坎皮略執導,他的編劇作品《課室風雲》獲得了第61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他執導的處女作《東方男孩》(Eastern Boys)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大獎。
在戛納電影節的新聞發布會上,導演羅賓·坎皮略就創作動機、對巴黎激進組織Act Up的理解以及電影所反映的關於艾滋病真實痛苦的刻畫等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巴黎Act Up組織對你意味著什麼?
坎皮略:我1992年4月加入該組織,也就是艾滋病爆發的10來年後。作為一名男同性戀者,整個80年代我都是在恐懼中度過的。
在90年代早期,我在電視上看到了該組織創立者之一Didier Lestrade的采訪,他談到了一個已經建成的「艾滋病社區」,在那裡住著飽受艾滋病折磨的人,病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抗擊艾滋病的醫護人員。在當時整個社會都缺乏關注的情況下,這些醫護人員得到的支持是最少的。他的采訪打破了長達十多年的沉默,也就是在那時,我決定加入巴黎Act Up。
我第一次參加該組織的會議,就被它散發出來的活力所震撼,考慮到當時我們處在艾滋病最肆掠的時期,人們這樣自由地談論艾滋病是相當難得的。在80年代感染上艾滋病而身陷絕望的男同性戀者們,公開集中地成為了抗擊艾滋病的主要鬥士。
他們積極影響著身邊的人,向大眾普及艾滋病相關知識,教他們艾滋病醫學表述上的技術特點以及爭取集體權利斗爭中的政治闡述。
但是,歸根到底,Act Up是由一個個擁有堅強個性的個體組成,換成別的環境,他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能聚合在一起。抗擊艾滋病運動的力量很有可能來自這群試著求同存異、達成共同訴求的人之間碰撞出來的巨大火花。
我雖然在組織中只是個普通成員,但我相當活躍。我加入了醫療委員會,參加了許多次的行動,這其中的一些行動給這部電影帶了靈感。在那個時候,需要明白的是,在高中談論安全套以及問毒品使用者交換針頭都是不合乎標準的。那時,恐同才是標准。確實,我們忘記了從那時到現在社會是怎麼演化的。關於事物以前是什麼樣的,人們似乎趨向於選擇集體失憶。
電影中多次出現的會議場景
你是怎麼定義這部電影的,是重構還是自傳呢?
坎皮略:這部電影當然是虛構的,就算我試圖在電影中重建當時發生的許多次大討論以及開展的行動,我都是很自如地把它們嵌入在敘事裡面,而不是生硬突兀地如實反映它們本來的面目。
我非常希望年輕人能直面這個故事,同時,與年輕的演員合作也讓我完全避免了去模模擬實人物的沖動,盡管我認為把當時討論的強度以及人物聲音的音樂性帶入電影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我找到了那個平衡,人物的個性就突破了模仿的限制,從而自然而然不加拘束地散發出來。
那麼,對公開會議的展現,讓你將政治敘述轉化成一部電影的主題?
坎皮略:對公開會議的展現是這部電影的主要方面之一,同時也超越了會議本身。Act Up組織的中心策略是在對抗中去具體展現艾滋病這個疾病,也就是被艾滋病摧殘的滿目瘡痍的軀體。
在針對醫葯公司Melton-Pharm的行動中,Sean對醫葯公司的總監說,「這就是艾滋病人的樣子,要是你們從沒看過拖著疾病的軀體的話,你眼前的就是。」艾滋病人總是被忽視,人們似乎看不見,但通過有血有肉的體現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主題。在這部電影里,體現既是一種政治態度,也是一種電影選擇。
電影主創人員亮相本屆戛納電影節
電影的最後執行了安樂死,你認為Sean是死於艾滋病嗎?
坎皮略:電影對Sean的艾滋病發展階段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問題。一般來說,Sean的情況應該是隨著電影的進程而不斷惡化的。但是,我認為重要的是去展現他在隧道里的一切:一切都再也回不去了,當與外面的世界相連時,這就達到了脆弱的極點。
對Sean來說,問題就是承受這一切,等待生命結束。在艾滋病爆發的時期有許多秘密進行的安樂死,也許現在人們才開口說罷了。
「每分鍾跳動」意味著音樂節拍或是心臟跳動,就從電影的名字來講,你似乎更多在強調音樂的作用?
坎皮略:老實說,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浩室音樂,也並不是每次行動結束後所有人都去夜場尋歡作樂。但這種音樂吸引能讓我及時地觸及一個具體的瞬間。
我不禁會想,這音樂,不管是歡快的還是不祥的,都可以作為這段時期的背景音樂。因此,在我看來,這音樂更能讓人聯想到艾滋病爆發時初期的日子。
今天來說,拍這樣一部電影有緊迫性嗎?
坎皮略:在這個特別的時刻,選擇拍這部電影而不是其他的片子,在我看來,顯然是有原因的,因為我需要這樣做。我想要講述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還沒有人講過這個故事,比起懷舊,它需要被更廣泛地傳播。
我不認為電影能對政治造成直接的影響,也不是訴諸於一些現在已經不起作用的解葯。在我看來,這與懷舊無關,因為不可能想像我們會忘記那些年的暴力。
Ⅲ 到底什麼樣的電影是好電影
說起電影不得不說藝術,電影到底是不是藝術,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什麼樣的電影是好電影,票房高的電影,口碑好的電影,就一定就是好電影嗎?看不懂的電影,票房差的電影,就一定不是好電影嗎?這些問題用姜文的《邪不壓正》和徐崢的《我不是葯神》來對比,似乎還真就是那麼回事。
那麼一部大多數人都欣賞不了的作品,就一定不是好作品嗎?其實不然,藝術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如果大多數人都能欣賞,都能看得懂,或許藝術這個東西就不值錢了。《邪不壓正》電影的票房,雖然沒有《我不是葯神》高,但是不得不承認,姜文的藝術造詣確實很高,可以看出《邪不壓正》電影中的每一個鏡頭,都是經過精雕細刻出來的,要不然這個電影也不可能光拍攝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電影對姜文來說,並不是用來賺錢的工具,更多的想是姜文內心對電影的一種理解和展示,還記得姜文最初的電影《鬼子來了》,這部電影可不僅僅是一般的電影,真的就是一件藝術品,當然追求藝術是要付出代價的,咱們就不用說票房不票房了,姜文因為《鬼子來了》這部電影,被封殺了五年時間,五年時間內不能做導演,這樣的姜文做電影難道還會在乎票房嗎?
今天你被《我不是葯神》感動,可能多年後你再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會發現,咱們現實中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英雄,電影里都是騙人的。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只要自己喜歡看的電影就是好電影,就這么簡單,我管它是不是藝術,我管它是不是騙人的,我喜歡看它就是好電影。
Ⅳ 法國有哪些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
說起法國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就不得不需要提到法國詩意現實主義的先驅之一:雷內·克雷爾法國電影的編劇、導演和理論家。法國電影從無聲到有聲轉折時期的重要導演,被稱為電影安徒生,他的電影是再造的成人童話世界,這個世界永遠有歌聲和愛情,沒有仇恨與丑惡,
首先推薦雷內.克萊爾的
《巴黎屋檐下》(1930年)
在克萊爾後期的作品中,經常為人提到的是《魔鬼的美》。影片的故事發生在1830年的義大利。浮土德教授接待梅菲斯托,梅菲斯托自遇見瑪格麗特後,變成了貧窮的亨利騎士。不久,教授失綜,亨利被控殺害教授,不得不與魔鬼簽訂協議...最後終於在起義的群眾、瑪格麗特和吉普賽人的相助下擊敗了魔鬼。
Ⅳ 以浪漫著稱的法國,有哪些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
《放牛班的春天》,這是一部關於教育的電影,也是關於心靈與愛的電影。馬修,一個落魄的音樂家,失業的代課老師,卻感動了無數人。電影裡面有我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比如一個能為你人生指引的老師或者是一個伯樂。每一位孩子都渴望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遇見這樣一位老師,這樣一位給自己最多幫助的人。
《東方男孩》,很棒的電影,用很溫情的手段,點亮了一個人的人生。
《法國姑娘》,講述索菲亞八歲時跟著父母回到摩洛哥,現在想重新返回法國。
《無福之地》,該片講述了一個偷渡去英國的庫爾德人、一個拿著攝像機穿梭在歐洲的女大學生、一個監督工廠從法國向匈牙利布達佩斯整體搬遷的工程師三個獨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