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諾埃爾導演電影廚娘日記

⑴ 白日美人的幕後製作

西班牙著名導演布努艾爾編導的一部藝術傑作，法國著名影星凱瑟琳·德納芙成功地演出了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女人。本片對人性的陰暗面進行了探索、剖析和批判。影片以超現實和現實相結合的手法對這類雙重人格者的精神和肉體生活作了大膽而有價值的探討。德納芙的冷艷形象如同為角色度身打造一般，與本片一起成為影史的經典回憶。
迷人的「幻覺」
對於那些試圖尋求性愉悅，但又不能輕易滿足的人們來說，布努埃爾的《白日美人》絕對是他們的終極所求。《白日美人》給出了一種最深層的墮落體驗，它的優雅和非審判性可以讓感興趣的觀眾自由放縱他們的負罪愉悅，不帶有一絲道德壓力。
無聊的家庭主婦：
在電影中，迷人的凱瑟琳·德納芙扮演的塞維莉娜是一個無聊的家庭主婦，她捲入了賣淫。《白日美人》是一部關於幻覺力量的機智愉悅的電影，它詮釋了白日夢的重要性。嫁給年輕英俊的外科醫生，並不能使塞維莉娜感到安慰，她需要檢驗內心被鞭笞和虐待的慾望。當塞維莉娜聽說一個女人在一家高級妓院掙到了外快之後，她從一個朋友那裡知道了地址，並找到了中間人。
在一個糖果商發現塞維莉娜喜歡被虐待後，一段有趣的事件發生了：一個受虐狂裝扮成侍者，要塞維莉娜在他的臉上踩，這時《白日美人》發展出了它自己獨特的風格。
「你會喜歡她的，」那個媽咪向她的一位常客說，「她是一個真正的貴族。」
影片就這樣進行著，帶著淡漠和超然，布努埃爾暴露了塞維利娜豐富的幻覺世界。她被作為一個年輕的女孩調笑，大概還要保守這種秘密，這種秘密隱含著某種需要沉默的受虐激情——這是她的丈夫所不能給予的。在這個新職業之下，塞維利亞不斷挑戰禁忌，滿足自己想像和經驗的慾望，也許這樣她才會愛上她的丈夫。
放縱是不是終極「合法的」，這是《白日美人》的神秘之處之一，在布努埃爾看來似乎也是這樣。這部影片拍攝於布努埃爾67歲的時候，他有一點點的邪惡和幽默感，但這種品質確實解放了他的觀眾。從表面看，他似乎是要阻止對塞維莉娜的審判，但是，實際上，他對塞維莉娜追擊想像的勇氣充滿了嫉妒。
困惑的尾聲：
影片的結尾是開場白的回聲，布努埃爾讓我們困惑了。塞維莉娜是不是僅僅做了一個有趣的白日夢？如果不是的話，並且她真的遭遇了一個嫉妒的匪徒，那麼，她那個忠實而又不理解她的丈夫將會何以面對呢？
德納芙是一個偉大的演員，盡管以前被僵化的認定為一個只會耍酷的金發美女，她以一種精細和出人意料的方式詮釋了這個角色。這部影片是如此微妙，醉人的時刻層層堆疊，德納芙的功績不小。很明顯德納芙打動了布努埃爾，在1970年的《特莉絲塔娜》中，他又使用了德納芙，希望「白日美人」再一次復甦。
超現實主義的布努埃爾
布努埃爾的電影以其超現實主義的風格著稱。在他的作品中，你會發現惡夢中的小雞，長鬍子的女人，還有甜美的少女渴望忠誠的聖徒；他總會竭盡全力打上自己的標簽。布努埃爾的電影是這樣的：就像一次完滿的酒會，但是客人們突然發現無法理解自己，並且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這時，一封糟糕的信要一位客人第二天去見他的醫生，在那兒，如果他不被美麗的少女引誘的話，那麼他會聽到一段歡快的迪斯科舞曲。布努埃爾從不解釋自己的作品。只有一次，是他的兒子接受關於《泯滅天使》的一次采訪，他要他的兒子開一些玩笑。比如，在被問到為什麼在上流社會中總是出現熊時，小布努埃爾的回答是：因為他的爸爸喜歡熊。類似的回答還有，某些重復的鏡頭純粹就是為了拉長電影的時間。
布努埃爾
我放棄了拍攝《修士》的計劃，幾年之後，阿圖·究郎拍攝了這部電影。1966年，我接受了哈其姆兄弟的提議，決定改編約瑟夫·科塞爾的《白日美人》。我感覺這部小說過於情節化，不過結構很不錯。除此之外，我提議可以增加女主角塞維莉娜白天想入非非的一些景象，確立一位資產階級年輕女性情願忍受性虐待的形象，這個角色由凱瑟琳·德納芙扮演。
我在這部電影中非常真實地描繪了幾種性變態的情況。在影片《他》的第一組鏡頭和《廚娘日記》中的靴子場景中，我對戀物癖的興趣已經可以看到苗頭。但是，我必須聲明，我從未經驗過性變態，這只是一種理論和外在的誘惑，這讓我覺得好玩兒，讓我感興趣，在我個人的性行為上絕對沒有任何變態表現。從另一方面來說，我是一個罕見的人。我以為，一個變態者只會隱秘地，絕不會樂意在公開場合表現他的變態行為。
這部影片我也有遺憾的地方，我原想在巴黎里昂火車站的一個餐館拍攝第一組鏡頭，但是餐館的主人給我吃了閉門羹。時至今日，還有許多巴黎人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地方存在，但是，對我來說，那裡是這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1900年，畫家、雕塑家、美工師們為了紀念火車所取得的榮譽和那些為我們運輸物資的國家在車站的第一層開設了一個展覽廳。在巴黎的時候，我常去那裡，有時候是一個人。我總是坐在靠近鐵軌的那個地方吃飯。
在《復仇》和《維莉迪安娜》之後，在拍攝《白日美人》時，我又和拉瓦爾在一起了。我喜歡這個演員，我樂意聽這個人叫我叔叔，我也叫他侄子。和演員們一起工作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特別的技術要求，而是取決於演員在我面前表現出的素質。要是演員挑的不好，我就得跟他們說戲，他們也要付出努力。不管怎樣，導演對演員的指導依賴於導演的個人感覺，這種感覺只有導演才能找得到，而且也不是任何時候都能解釋得清楚。
我的遺憾來自於審查機關，他們對這部電影的幾個地方做了非常愚蠢的刪節。特別是[喬治·馬奇爾]和凱瑟琳·德納芙的那場戲：凱瑟琳躺在棺材裡，喬治喊他的女兒。這是發生在家裡祈禱室中，在由格律內瓦爾德畫的的基督畫像熠熠生輝，在那幅畫的下面，祈禱剛剛做完。基督受難的軀體總是令我激動。這場祈禱的刪節明顯地改變了這場戲的氛圍。
關於這部影片，人們向我提出了很多有毫無意義的問題。有一個問題問的人最多，一位亞洲嫖客拿著一個小盒子到了妓院，他打開盒子，讓姑娘們看裡面裝的東西，其實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姑娘們恐懼的高喊後退，只有塞維莉娜很感興趣。我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問了我多少次，特別是那些女人們，她們問：「盒子里到底裝了什麼？」因為我也不知道，所以只能回答：「您認為是什麼就是什麼吧。」
這部電影是在聖·莫利斯製片廠拍攝的，它已經不在了，但這個詞就像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口頭語一樣，在我這本書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現。路易·馬勒正在附近場地拍攝《賊》，我的兒子胡安·路易斯是那部電影的助理導演。《白日美人》可能是我一生中所能獲取的最大商業成功，但是這個成績不是因為我的工作，而是因為娼妓獲得的。
從《廚娘日記》開始，我的生活實際上就和我拍攝的電影混在了一起。我住在在墨西哥，每年去西班牙和法國呆上幾個月，寫劇本或者拍片：我不了解工作中的嚴重問題，我的生活安排的很簡單。我遵循自己的習慣，住在過去住過的旅店，經常光顧常去的咖啡館，而這些地方都是很早以前就存在了的。
盡管我確信拍一部電影趕不上寫一個好劇本重要，但我從來不是文思泉湧的人。除去四部，幾乎我所有的電影，我都需要一位作家或者編劇幫我清清楚楚地寫出故事和對白。當然，這決不意味我的合作者只能像秘書一樣負責記錄下我所說過的話，確實不是這樣，我的合作者有權也有責任討論我的想法並提出他們的意見。當然，說到底，最後做決定的還是我。
在我這一生之中，我一共和18個不同的作家合作過。在他們之中，我特別難忘的是胡里奧·阿萊杭德羅和路易斯·阿爾克里薩。前者從事話劇工作，精通台詞。後者是位身強體壯但敏感的人，很長時間以來他就自編自導影片了。無疑，我感到和我心靈相通的當屬克洛德·卡里埃爾。從1963年開始，我們倆合寫了六個電影劇本。
我以為，好的劇情能使人興味盎然,一個劇本中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不要讓觀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人們可以探討一部電影的內容、美學意義（要是有的話）、風格以及道德傾向，但絕不應該讓人對此感到無聊。
（摘譯自MY LAST BREATH, LUIS BUNUEL Publisher: FLAMINGO, LONDON,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