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導演論

『壹』 270分啊~~~大家幫我找找大作家 夏衍 的研究資料~~謝謝

祖籍河南開封，1900年10月30日生於今浙江杭州彭埠鎮嚴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1919年，在家鄉參加五四運動，與同學一道發起並創辦了當時浙江第一本進步刊物《雙十》（第2期改為《浙江新潮》）。

1920年，赴日本留學，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人運動及翻譯工作，譯有高爾基的《母親》等外國名著。

1929年，與鄭伯奇等組織上海藝術社，首先提出「普羅列塔利亞戲劇」的口號，開展無產階級戲劇活動。

1930年，加入左聯，當選為左聯執委。

1933年後，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員、電影組組長，為中國進步電影的開拓者、領導者。創作有電影劇本《狂流》、《春蠶》，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及報告文學《包身工》，對上世紀30年代進步文藝產生巨大影響。抗戰爆發後，在上海、廣州、桂林、香港主辦《救亡日報》、《華商報》，後輾轉到重慶，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主持大後方的文化運動，曾任《新華日報》代總編。改編創作《祝福》、《林家鋪子》等電影劇本，著有《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等理論專著及《夏衍劇作選》、《夏衍選集》等。

新中國成立後，當選為中國文聯第一屆全委會委員。

1955年，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及外事工作。

1960年，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常務理事。

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再次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國影協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中國影協主席。

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國文代會並致開幕詞。

199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1995年，在北京醫院逝世。

夏衍在充滿驚濤駭浪的20世紀中國文壇上奮戰70載，以不知疲倦的獨特品格、英勇善戰的輝煌業績，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與愛戴，成為我國卓越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文化戰線領導人。

在「夏衍研究」過程中，我們對夏衍艱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獻的功業，有了進一步擴大與加深的理解。這位世紀老人在眾多的文化領域不倦地開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孫家正同志說：「夏衍是中國電影的根。」真乃一語中的。

夏衍對於中國電影發展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於斗爭的需要，黨組織派夏衍進入文化界，並深入到電影界。遵奉黨的「將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與鄭伯奇將蘇聯電影大師普多夫金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腳本論》翻譯介紹到中國，奠定了中國電影重視文學創作與導演運用蒙太奇語言的理論基礎。猶如「竊火者」將火種與技藝送到人間。

隨後，黨組織決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黃子布）為組長的電影小組，開拓左翼文化陣地。他們在上海各主要報刊陸續開辟了電影副刊，發表大批有分量的電影評論文章；加強了左翼電影隊伍的組織工作，形成了一支相當強大的創作力量；大力譯介蘇聯電影創作及理論，由夏衍化名丁謙平翻譯刊出蘇聯有聲電影劇本《生路》，這是中國翻譯的第一部蘇聯電影劇本……他們用辛勤的勞動與有力的斗爭，促進了1933年左翼電影創作高潮的出現，為中國電影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不可磨滅地記載著夏衍的勞績與奉獻。

為了摸索電影創作的規律，他成了電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錶、手電筒與筆記本，一部電影要看上幾遍。用他自己的話說：「先看一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然後分析這個鏡頭為什麼這樣用，為什麼能感人。一個鏡頭或一段戲完後，用秒錶算算幾秒鍾或幾分鍾，然後算算一共多少尺長。這樣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加以研究，逐漸掌握了電影編劇技巧。」

夏衍創作的第一部電影《狂流》，於1933年3月問世，在上海引起轟動。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中國新電影真正的誕生。它第一次把攝影機對准農村，稱得上是中國電影第一部現實主義傑作。同年，他向觀眾奉獻了4部優秀劇作；此後每年均有兩部以上影片問世。10餘部姿態嶄新的電影，以廣闊的生活視野、鮮明的主題思想、巧妙的藝術構思，贏得了廣大觀眾，奠定了他在電影界備受尊崇的地位。

《春蠶》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銀幕，開創了將名著改編為電影的先河。這也是將中國新文藝作品改編為電影的第一次嘗試，獲得觀眾、文藝界和魯迅先生的贊揚。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滄桑，在20世紀80年代義大利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上，《春蠶》又受到西方電影同行的贊美。新中國成立後，夏衍又創造性地把《祝福》（魯迅）、《林家鋪子》（茅盾）、《憩園》（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編為電影搬上銀幕，使之成為我國電影史上的名作，達到電影藝術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是一部電影藝術創作理論的重要著作。裡面既有從事電影創作的寶貴經驗總結，又有電影藝術領域普遍規律的概括與闡述。歐陽予倩評之曰：「言簡而意賅，語近而旨遠，對於學習編電影劇本和話劇劇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標。」此書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電影工作者案頭必備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主管電影的夏衍，還常常動手為他人修改劇本。許多著名影片的腳本都經他親筆改過，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風暴》、《聶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經他修改的地方多達240多處。鄧小平同志曾贊之為「電影醫生」。

夏衍對於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不朽貢獻難以盡述。在這位前驅者從事革命文藝工作65周年之際，國務院特授予他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這，就是深受電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師夏衍。

二

夏衍在戲劇領域呈現出卓爾不群的大家風范。他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戲劇創作至50年代止，20年間發表多幕劇、獨幕劇、翻譯劇、與友人合作劇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藝術魅力而被認為是他的3部具有經典意義的代表作品。他的劇作對中國話劇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使他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獨樹一幟的著名劇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於其第一部多幕劇《賽金花》的發表、公演與轟動而聞名於世的。

綜觀夏衍的話劇創作，從思想到藝術確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們是鮮明的政治性、強烈的時代感與嫻熟的藝術表現力的有機統一。他的劇作無不環繞著時代、社會與人生展開，但又總是通過藝術的手段加以表現。因其中大部分寫於抗日戰爭時期，故而內容幾乎都與抗戰有關，無不貫穿著全民抗日的時代氛圍。他善於從社會一隅的現實事象中描寫舊時代的變質和沒落、新時代的誕生和成長。他一方面通過劇中的人物與故事，反映那個令人窒息的黑暗時代；另一方面又寄託無限希望與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劇作每每在觀眾和讀者的心頭，勾起他們的悲苦與歡欣。著名評論家唐弢先生譽之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詩」。

其二，夏衍劇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長描寫一些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顆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這些人物放置在一個特殊的環境里，讓他們蹉跌、創傷、愛憎、悔恨，最終達到一個可能到達的結局。他筆下著重歌頌的正面人物，也總帶有缺點，帶有時代與階級的烙印，因而顯得更真實、更自然。描寫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發掘內心世界為主要藝術手段。他嚴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邏輯，要真實。他說，只有真實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過人物真實、復雜的思想感情，才能與觀眾交流，激起共鳴。他以細膩的心理描寫，准確再現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練的動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獨特的內心感受；他以有機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處環境構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些獨到的手筆，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藝術功力。

其三，夏衍劇作的藝術結構單純集中、嚴謹勻稱、意境深遠，與他整個藝術風格相統一。他的戲劇情節總是緊緊圍繞著主題而發生、發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戲劇結構的起承轉合，講究布局謀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說他的戲過於平淡，我們恰恰認為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正是他不同於別人的藝術追求。他總是把筆力用於渲染沖淡、深遠的意境，從中深入刻畫人物精神的振盪、心靈中的搏鬥，比如《法西斯細菌》。他的劇作結構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跡，幾乎讓人覺察不到作家的匠心，彷彿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這正是夏公與眾不同的藝術才華。

夏衍的劇作，對後人顯示著悠久的藝術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見的戲劇觀念，對戲劇創作藝術規律的探索與總結，對於後代同樣具有長久的啟迪作用。

三

20世紀20年代後期，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夏衍首先以翻譯外國理論書籍及文藝作品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並以翻譯家沈端先的名字為文壇所知。他的第一部譯著是法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撰寫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是一本最早、最忠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婦女問題的著作；也是經過他的筆，第一本被介紹到中國的關於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後在婦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國早期婦女運動工作者鬍子嬰寫於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及過，她們當時組織婦女進步團體時，特地選用此書作為學習教材。此後，夏衍又以不倦的勞動翻譯了許多進步文學作品與論著，如芥川龍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選譯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新興文學論》等，在進步文化界亦發生過重要作用。由於這方面的顯著成績，1928年成立中國著作者協會時，他被選為9名執行委員之一。

當然，在夏衍翻譯事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對高爾基《母親》的翻譯與傳播。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巨著，經過他的筆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對於身處在高壓下的中國民眾，《母親》是一線點亮心燈的明光。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部暢銷書，一年內重版兩次，很快遭到查禁，聰明的書店老闆把封面由紅色改成綠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國禁止發行。文化名人夏丏尊當面質問國民黨元老邵力子，並將書名改為《母》，署名改為「孫光瑞」，「破例來個冒牌」，由開明書店一連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讀者中的強烈影響是無法禁絕的，它總是生命不息地流傳著，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發表了被譽為中國報告文學典範的作品《包身工》，並立即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他是在艱難地、認真地進行大量調查、體驗的基礎之上，以驚人的透視力，對「包身工」所處的人間地獄作出了精確的判斷，得出了深刻的認識，然後運用他特有的冷峻、銳利的筆鋒，把20世紀30年代中國工人最底層的生活，血淚斑斑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讀這樣的文字，讓人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對西歐、北美無產階級悲慘命運的描繪。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當年索洛警告過美國人當心每根枕木下橫卧著的屍骸，夏衍則在《包身工》中警告這些殖民者當心呻吟著的每一個錠子上的中國冤魂。直到老人家離去前不久還曾說過：「我覺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這固然是他對自己作品過於苛刻的評價，但也從中透露出對這部傳世之作客觀價值的重視。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這是他開始新聞記者生涯的時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達12年之久的起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麼什麼家，只想做一個誠實的新聞記者。」他常幽默地講，自己只是個業余作者，正業則是新聞工作。從中至少可以讓我們感悟到他對新聞戰線崗位的重視。是的，12年新聞記者的勞績，實實在在地體現於約五六百萬字的成果。在他自認為「畢生最難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幾乎每日不停筆，每天至少一兩千字。政論、雜文、散文、隨筆……各種內容無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論、文化、藝術、科學、人物、社會生活、時事評論、旅遊札記……真可謂豐富多彩、文情並茂。廖沫沙同志在為《夏衍雜文隨筆集》而作的序文《凌雲健筆意縱橫》里就此而論曰：「夏衍同志實在是中國文壇上罕見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報》等報刊上每日必寫的社論、報道、補白等之外，他還有十分擅長的一手絕活：自然科學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機無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這樣集中地描畫與介紹自然界事物的生長變化，或者以自然科學知識來論人論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勝，在我國文壇上卻還是罕見之作。」於此可用他寫於1940年戰火頻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為佐證，從中很可以看到這位前輩的靈魂。文章寫道：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因為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種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決不會悲觀和嘆氣，因為有了阻力才有磨煉。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了斗爭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只有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地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鬨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筆，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寥寥數百字、講述了一個涵蓋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筆法如此簡潔、生動、深刻、透闢，言情言志，惠及友朋。

全國解放後，夏衍自雲：「一個當慣了編輯或記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筆，就會像演員不登台一樣地感到手癢。」於是又應《新民晚報》之約，開辟了「燈下閑話」專欄，以匡正時弊，扶正祛邪。20世紀60年代，他又應《人民日報》之約，針對大躍進的失誤，以筆名黃似在「長短錄」總題下，與文友們連續發文總結經驗、評價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讀者中流傳頗廣。

在藝術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沒有成為夏衍事業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熱愛藝術，但不止於藝術。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許許多多在藝術家看來也許是不屑一顧的組織、說明、動員、勸解、安置、迎送、爭取、營救等工作。這是如此具體、細致、困難、艱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生活、溫暖大地的最寶貴的摯情。「夏公」這個稱呼始於何時、出自何人的准確結論尚待考證，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文藝界朋友們就這樣稱呼他了，公，是正直無私的意思；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公，又是對長者、顯者的尊稱。當時的山城重慶，是大後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識分子雲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環境險惡，矛盾交錯，困難重重。剛剛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這個特殊的圈子裡工作，獲得這樣的稱呼絕非偶然。據有的老同志回憶，文藝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氣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紅耳赤的紛爭，變作一團和氣，他堪稱文藝球場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衍對黨有一顆忠誠的心。他童年時家境衰敗，在8個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歲喪父、全靠寡母辛勤勞作和親友接濟幫助，勉強解決衣食問題。貧窮、窘迫，使他性格內向，不苟言笑，慈母愛憐地稱他「洞里貓」。14歲高小畢業，當過染坊學徒；15歲以「品學兼優」被推薦進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染色科讀書；19歲捲入五四運動的狂潮，發表抨擊封建、守舊輿論的激烈文字，得到陳獨秀的贊許；20歲以優異成績畢業，帶著師長們「工業救國」的囑托，東渡日本求學。在明治專門學校電機科，他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洞里貓」的思想深處掀起了波濤，從「工業救國」的「洞」里走出，成為留學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孫中山先生親自關懷下，指定李烈鈞將軍介紹其加入了國民黨，但隨即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撲面而來的白色恐怖中，共產主義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風采。他徹底醒悟了，毅然走進被血與火包圍著的革命者行列，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找到馬克思主義，找到黨，他從此堅強而自信。遵照黨的思想路線，他一生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

當璀璨陽光沖破濃重陰霾的時刻到來時，民心大快，萬眾歡騰！黨中央為夏衍平反，恢復名譽，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當益壯，銳氣不減當年。他和祖國、人民一起，為崇高的理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華民族新文化事業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奮鬥了20載寒暑春秋。

85歲高齡時，夏衍寫成長達33萬言的重要著作《懶尋舊夢錄》獻給人民。他告訴讀者：「我這個人很平凡，但經過我的這個時代，實在太偉大了。」

在他90歲生日之後，他對身後之事作了不同尋常的安排：

他把價值百萬元的藏畫，統統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條件是：不要獎金，不要獎狀。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費送他去日本求學。

他把稀世珍寶《納蘭成德長卷》捐獻給上海博物館，條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這座光榮的城市把他引上斗爭的舞台。

他把價值連城的珍貴集郵無償地捐獻給國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書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

他還有什麼可捐獻的？字畫、長卷、集郵、藏書，再珍貴也是有價的；而他對祖國、對事業的一腔熱血、滿懷忠誠卻是無可估價的！

夏公以95歲高壽離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將永存！

於今，夏衍的才幹、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奪目的人文精神已匯入中華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時，他又以現代人的至高品格豐富了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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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電影導演論電影

作者：(法)雅克·奧蒙

譯者：車琳

豆瓣評分：7.6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1

頁數：255

內容簡介：本書論述了世界電影史上最著名且最具個人風格的導演，是對電影導演的作品和他們

的電影理論之間的關系的一個系統考察。

本書分為四部分：理論家理論；現象與影像，現實與書寫；電影機器與社會作用；電

影藝術與創作。作者認為，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許多導演都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這些理

論，根據它們的系統化、創新和擴展程度的不同，也會顯得大相徑庭。但希區柯克、帕索

里尼、布萊松等導演本人及其作品已經成為這些理論的化身。

作者將導演們的理論闡述和他們的作品風格、模式兩相比較，由此引出種種值得深入

探討的電影問題。

作者簡介：雅克·奧蒙(Jacques Aumont)，1942年生，法國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學教授，研究領域涵括影像美學、電影理論及電影史。主要學術著作有《無盡之眼》、《電影導演論電影》、《觀眾之旅》等。

『叄』 電影理論的完全導演論

完全導演論是研究電影客觀性的當代電影理論，是相對於電影的微觀理論、中觀理論和宏觀理論的基礎理論，也稱電影存在理論，是應用制度經濟學對電影史論進行深入研究特別是對電影產業史和電影導演史的綜合比較以及梳理電影全流程而建立的電影理論。根據這一理論，當代電影製作人如果能夠在一系列電影中主要擔任編劇、導演、製片人、監制、甚至明星的角色，並能整合以上職能的資產包，就能形成好萊塢意義上的Package，並能得到銀行或基金的有力支持，該電影人就可稱之為完全導演。該理論倡導電影導演在電影創意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理論觀念，同時引發的電影理論運動及評論現象。
該理論是基於對美國新好萊塢和法國新浪潮的比較研究，同時結合中國電影新生代的電影運動現象提出的理論概括和模型推演，主要理論文章緣起於林天強博士發表於《當代電影》的文章《新電影的觀點》《從製片人中心制、電影作者論到完全導演論》等。

『肆』 為什麼說電影是導演的藝術

《導演電影―電影導演的藝術》[美]埃里克�6�1舍曼 丁昕等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這本書非常的有意思，作者給出一個一個問題，不同的導演根據自己的拍攝實踐給出甚至完全不同的答案，這對於想拍電影的人來說是一個借鑒，對於一般讀者是一個非常好的關注電影的視角。那種正反兩種思維都合理且都很有必要的觀點放在一起，對於我們思考電影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於一個導演，他的電影就是他的王國，誰也無法主宰，除了他自己。所以，電影往往充分的表達導演的思想，導演往往有獨特的思想。電影多大程度的達到他的思想，就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他的藝術。
電影是綜合藝術，它強調的是整體感，用具體的音響、攝影、劇本、表演、剪輯等都要圍繞這個整體感，沒有整體感的攝影再美都失去它在影片中特有的意義。有時候太突出的某種個體性藝術表達反而會破壞整體。就像羅丹把巴爾扎克的雙手（雕刻得非常精美）無情的砍掉一樣，有遠見的導演往往也需要這方面的智慧。
電影導演的任務就是任何可以運用的形式把自己的觀念、藝術理念比較好的傳達出來，使電影的整體感呈現出鮮明的個性烙印。
導演就是用圖像表達感情和理念的動物。無論你有多麼深厚的人文底蘊，有多麼博大的終極關懷，你必須首先通過圖像，並且熟練的運用鏡頭語言表達。優秀的電影還需要使這種轉變變得流暢，觀眾要能感覺你明朗的風格， 又可以知道你表達的東西。這就給了你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你的觀念你的感情要有獨特的地方，這方面可以給觀眾以非常強烈的印象。另一方面，表達的手段要有你自己的風格，也就是鏡頭語言，也就是你的理念的圖像轉化問題。這涉及到電影形式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電影技巧、電影理論構成了它主要的活動空間。
電影是一種感覺，並且，電影是不同於生活的另一種感覺，我們的生活也許平淡無奇、波瀾不驚，但我們的電影不可以，它必須給我們新鮮的東西，特別是優秀的作品，它總是在某些方面給我們不同反響的震撼力。
「一直吊著觀眾的胃口」是電影一直比較常用的策略，每個觀眾在觀影時都會帶有某些疑問，跟著劇情的發展尋找答案，它讓觀眾積極主動的進入電影，使觀眾和電影互動。可能很多情況下直到電影結束觀眾都沒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或者說電影根本就沒有給我們什麼答案。有些時候觀眾走出電影院會恍恍忽忽的。這也可以算是一種回味吧。
電影和戲劇有很多內在的聯系，戲劇的一次性表演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其導演能力的發揮，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一次性給導演更高的要求。但演員在戲劇中還是發揮中心的作用 ，而在表演時導演只能在靜靜的觀賞著，表演前的指導不一定在戲劇表演時必然帶來效果，但在表演時你完全無能為力。只能以這種狀態呈現 。可是電影導演就不一樣了。他可以反復一個動作、一個表情。直到最佳狀態為止。他在表演中都可以及時的指導。所以，電影導演更多體現的是導演的想法和藝術。導演可以做很多的工作。而正是在這諸多需要抉擇的工作中導演的藝術追求和風格在拍攝過程中不自覺的形成。
小說和劇本有距離，劇本和電影同樣有距離。這是勿庸置疑的。也許表達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區別的。小說是一種藝術類型，電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藝術類型。有很多的人對電影拍攝出來沒有和小說原著完全吻合而感到非常的不滿意、非常的惱火，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你並不知道導演在拍攝這部電影的追求是什麼，他沒有一模一樣拷貝小說原著的 義務。導演的想法不可能和作家的想法完全一致，張藝謀的電影《活著》和余華的小說《活著》的結尾有很大的不同，也許小說的結尾更震撼人心，但你不能說張藝謀的電影就不該有這樣的結尾。電影是一種雅俗共賞的大眾文化，沒有一點溫和的絕望的結局在電影中是不受歡迎的。也許有人要說法國新浪潮，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小說不同，讀小說的人大多是那些有文化的人，所謂受過教育的人，作家的願望之一就是讓讀者體味那種沒有任何依靠、沒有任何希望的孤獨。不同的藝術用同樣的標准去衡量是不合理的，有時候這種要求也是過分的，甚至是多餘的。
寫作是一種想像性的工作，而電影是一種把想像性具體化的工作。這種想像性的實現過程究竟會以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呈現是導演說了算。而不是作家說了算。只能說接近原著或者不接近原著。並且，我認為這並不是評價電影好壞的標准，你不能說一部精美的電影不接近原著就不優秀。說到底 ，電影是導演的藝術，強加給導演的任何東西都是不被接受的。但這不是說電影就不需要責任感、不需要使命感，它同樣追求深刻、追求本質的東西，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個人認為若一個導演總是跟著編劇走，或者說跟著小說原著走，照劇本或者小說情節毫無保留的發展，是導演的失敗。
也許，若你想理解什麼是電影，《導演電影》可以給你一種思考的方式。它很特別，它讓你想很多關於電影的東西，它甚至讓你有自己關於電影的想法。

『伍』 周星馳電影的導演討論

王晶導演的：整蠱專家 賭俠 賭俠II之上海灘賭聖 鹿鼎記兩部 九品芝麻官之白麵包青天 百變星君 逃學威龍1王晶是監制 逃學威龍3龍過雞年 千王之王
李力持：龍的傳人 情聖 唐伯虎點秋香 破壞之王 國產凌凌漆 食神——星爺也有參與導演，這是他有導演的第一部作品 行運一條龍
如果比兩個導演星爺的經典作品，李力持的《唐伯虎點秋香》《國產凌凌漆》里的經典搞笑鏡頭和無厘頭對白更強，反正我到現在還能完整記得《國產凌凌漆》的這一段：你以為躲起來就找不到你嗎？沒用地！像你這樣出色的男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出眾。你那憂郁眼神，唏噓的須根，神乎其神的刀法，同那杯 Dry Martine,都徹底將你出賣了。不過，雖然你是這樣的出色，但是行有行規，無論怎樣你要付清昨晚的過夜費呀——叫JI不用給錢啊！
《唐伯虎點秋香》里那個對穿腸和唐伯虎對對子對得噴血的鏡頭，石榴姐發SAO高調勾引唐伯虎，後被四大YIN蟲弄暈用她的身體擦鞋，剛開始的用祝枝山的身體作畫。。。反正這部電影絕對要看完整版的，不然少了不少笑料。
王晶的留給我的印象不多，他現在導演的電影越來越低俗、跟風，笑點越來越低，都巴不得饒你咯吱窩讓你笑了，那位說王晶無厘頭的實力強過李力持的朋友，真是拿大便玩當有趣。。。
早期王晶的電影雖然也是粗俗，但至少有新意，笑料也多，《鹿鼎記》《九品芝麻官》我就算現在看也還是會笑的，其它的特別是那部《千王之王2000》，我實在笑不出來，不曉得當年星爺為什麼會答應出演這片子，如果沒星爺，這片子根本不會有人記得。當然李力持現在也有點江郎才盡的意思，不過他近來的作品比較少，不像王晶那麼多片出產，所以王晶被人罵得比大便還臭也算正常。雖然我很討厭現在的王晶，但星爺的今天離不開他導演的電影。
那位說沒有劉鎮偉就沒有星爺的那位朋友，我實在無法贊同。《賭聖》里的星爺其實表現沒多少出彩的地方，要說星爺開始名聲大噪是因為王晶的《賭俠》，而我也超喜歡的《大話西遊》其實剛出的那兩年這片子就沒那麼紅，而那時星爺早就大紅大紫了。記得大話開始很紅時應該是在98年吧，具體的不太記得，但肯定不是當年。
還有要特別提一下的特別重要的導演杜琪峰，他只和星爺合作兩部片子。《審死官》叫好又叫座，當年的票房第一，還為星爺贏得了亞太影展的最佳男主角。所有星爺的片子里，如果女主是比較重要的，除了大話里的朱茵，就屬《審死官》里的梅艷芳和星爺搭檔最是契合。《濟公》雖然票房慘敗，但我個人覺得其實很有味道。——有點跑題，但不吐不快，見諒

『陸』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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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導演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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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內容要求：寫一篇有關中國經典電影的評論，內容包括影片評論，電影演員評論，電影導演論論。字數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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