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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次電影新浪潮

發布時間:2022-08-12 12:02:19

1. 香港新浪潮電影出現在什麼時期

香港電影懷舊篇之--1979-1983年的香港電影新浪潮:短暫的激情

1979-1983年徐克、許鞍華、方育平、嚴浩等人掀起香港電影新浪潮
香港新浪潮電影的源起是一班在電視台出身的年輕導演各自開始拍攝風格新穎的電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現出章國明的《點指兵兵》、徐克的《蝶變》、許鞍華的《瘋劫》和翁維銓的《行規》。而在1978年,嚴浩拍攝了《茄喱啡》。1980年,譚家明拍攝了《名劍》。

到如今一直堅持拍片並且占據主流電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許鞍華了。那些曾經心懷電影夢的年輕導演的離開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電影這些年從蓬勃走向低谷的一個走勢。

2. 中國電影新浪潮的推動者有誰

中國電影「新浪潮」的推動者是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北京電影學院培養的一批中年的電影導演們,即第四代導演,如鄭洞天、騰文驥、黃建中等,他們鑒於中國電影的陳舊性,進行了一系列創新工作。但對中國電影的創新發展起來揚波助浪作用的都是新時期培養的第5代導演,如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馮小剛等人。

他們構思大膽,多方借鑒於西方的現代派電影,不守舊法,敢於創新,淡化故事與情節,把現實主義生活在熒屏上再現。他們把鏡頭指向人物的內心深處,努力創新電影的語言,對人物心理活動進行了熒屏上的塑造,力求人物心理表現上的完美。

3. 電影對人類文明的影響

電影的產生使人們枯燥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它使得人們懂得思考和反省自己。縱觀這些年的電影發展歷程,更加體現了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在電影中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生活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電影的影響:
1、從產生以來逐漸成為最普及、最重要的藝術樣式
,列寧說:「對於我們來說,在一切藝術樣式中,最重
要的就是電影。」電影對人的行為、生活方式產生重要影響。美國現在人均每年看6次電影
2、對人類文化信息傳輸方式的巨大變革,使人類進入影視文化(信息文化)的發展階段
。西方學者認為人類文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以語音為載體的口頭語言文化,以文字為載體lAo
的書面語文文化,以音像為載體的影視文化。

電影從誕生到現在,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對於人類歷史,一百年不過是短暫的一瞬,然而就其相對應的現代社會,可說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是飛躍式的,電影的變化更為奇速。拿最早拍攝的電影。不管是法國的《工廠的大門》、美國的《梅.歐文和約翰·頓斯的接吻》、德國的《柏林風光》,或是稍後的敘事片,如梅里愛的《月球旅行記》、鮑特的《火車大劫案》,與當代電影相比,不管是中國片還是外國片,尤其是當代好萊塢的那些所謂的「巨片」,如《星球大戰》、《大白鯊》、《終結者》、《侏羅紀公園》、《辛德勒名單》,都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拍攝的技術、技巧和方法,以及它們所蘊容的文化氛圍和義理內涵,都大大超過了前者,超過了以往。

正是由於這一點,人們推測著在也許是更為翻天覆地的下個世紀的歷史條件下,在另一個一百年中,電影是消亡,變異還是繼續發展?

這是一個耐人尋繹的問題。

回顧上一百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對電影的變化具有優先意義的,是它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上的;科技是電影誕生、成長、發展、壯大的先決條件。從默片到聲片,從黑白到彩色,從標准銀幕到寬銀幕立體聲,還有光學鏡頭、感光膠片、機械性能等等的或大或小的改進和變革,都給電影的創造開拓了新的天地;尤其是七十年代後期以來,視頻、電腦、激光這些新的高科技在電影的上的應用,更擴大了銀幕的創造力,使其形象、語言煥然一新。如果沒有這些高科技的發明也就不可能設想會有上述那些當代好萊塢「巨片」的出現。回顧一百年的歷史,電影的哪一次哪一點的變化不與科技的發展有著內在的聯系呢?現在我們的電影、電視中,用電腦特技處理武打場面,頗與中國二十年代以傳統特技處理武打場面相近似,都是剛剛出現的特技手段運用於電影,都是源於新技術,雖難免幼稚卻不失有趣,可以看作是一次螺旋式上升。據說,現在已經有遠遠優越於電腦的「光腦」出世了;還有我們現在還看不到的新技術,在下個世紀里也會出現。這些已經看到的和還未看到的新技術,又會給電影的攝制帶來什麼,這是難以預計的。但是,可不可以這樣說:在下個一百年裡,電影將隨著高科技的變化而變化,發展而發展。歷史也告訴我們,當前要發展電影,就應發展電影的高科技基礎。有些國家在世界電影競爭里失敗的教訓,是否也可以從這個歷史經驗中得到啟示。

百年歷史又告訴我們:電影的發展是要靠財力的;准確些說,需要高投入。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並冒投資的風險,是很難參與世界電影市場競爭的。西方的那些個性化電影,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先鋒派,五十年代的新現實主義,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也不管是岡斯、德呂克、安東尼奧尼、費里尼、特呂弗、戈達爾、伯格曼、法斯賓德等人的作品,多麼具有獨創性和個人思考的特色,對電影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無論如何這些流派和作品在創作投入的資金上,無法與財力雄厚的好萊塢重頭片相比擬。正是由於優越的製片投入,因而好萊塢能夠吸引歐洲有才華的電影藝術家對於它的嚮往,從而人才濟濟;他們憎惡它,罵它,但又離不開它。歐洲的藝術片和好萊塢的商業片是兩種不同的銀幕現象,如果說歐洲藝術片傾向於對電影可能性的探索,那麼,好萊塢商業片則傾向於市場,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如果說歐洲藝術片成功的關鍵在於個人的電影天才,那麼好萊塢成功的首要因素,應歸結於雄厚的財力;在好萊塢那裡,人才也成為經濟實力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才形態。由此可見財力對於電影之重要!中國目前電影的不景氣,是否也有著資金不足甚至匱乏的原因?

在下個一百年裡,如果社會還是以貨幣形式實現產品交換的話,那麼拍電影恐怕也需要一大筆錢。
過去的百年歷史還告訴我們: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沒有觀眾的電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地下電影」,也希望尋找到自己的觀眾,何況是作為電影主體的商業片。電影必須面向廣大的觀眾群,適應他們的需要。早在1894年4月14日,在紐約的百老匯街就有過愛迪生的「電影視鏡」的商業性映出,票價二十五美分。但由於「視鏡」只能一人一機地朝著視鏡往裡面看,很難包羅更為廣大的觀眾,所以後人還是選定1895年12月28日盧米埃爾在巴黎的大咖啡館的布幕放映作為電影正式誕生的日子。這里就考慮到觀眾的因素,以最經濟的方法取得盡可能多的觀眾。此外,大約還因為「視鏡」有點象今天的看電視,觀者和視象是有距離的;只有被擺到黑暗環境里的幕布才能使觀眾幻夢般地門生身臨其境之感,這就有著美學上的意義了。總之,對電影誕生日子的認定,還是有公平合理的一面。無論如何,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大約是沒有疑問的。

拿錢拍片,供觀眾看,在這兩者之間有一個運作環節,那就是經營。在百年歷史上,從初期到現在,電影的經營方式,促銷方法,五花八門,千姿百態;尤其是在當代,其經營手段更為靈活多樣,難以勝數。但歸根到底,可以說曾經有過這樣兩種電影經營:一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電影經營,一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電影經營。它們分別是被它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所決定的。在中國的百年史上,這兩種經濟體制都曾經發生過,於是中國也就有了這兩種經濟體制下進行電影經營的經驗。現在,中國又出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的轉變,於是電影經營也在這個轉變中轉變。我們無意分辨這兩種經濟體制下電影經營的成敗得失,但它們對於人類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應當從中得到教益。
滿足廣大觀眾的需要和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從經濟學的意義上是統一的;一般來說,觀眾越多也就意味著利潤越多,這已經為無數電影歷史事實所證明了。但是,由於電影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所以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兩者又時常發生矛盾,有時甚至尖銳對立。「為教化」和「為娛樂」這種電影史上的長久爭論姑且不議,僅在中國五十年代後期,就曾提出過「要票房價值還是要工農兵」的嚴肅命題。這種在看到以往市場經濟下的電影投機牟利的弊端之後,而又只看重社會政治作用而不計經濟後果的見解,也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其結果,不僅違背了電影的經濟規律,而且還不幸地為被批判者所言中:「為工農兵的電影工農兵不愛看」。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二律背反!由此看來,只顧拍電影,或拍電影只顧政治效果、社會效果而不計經濟效果的作法,不論對於市場經濟下的電影運作,還是計劃經濟下的電影運作,都不能認為是成功的經驗。

人類下個世紀頭一百年的社會發展,難以預料,電影會不會脫離經營渠道而成為有一定機構負責的社會福利事業、免費提供給社會公眾觀看?假如社會還發展不到這種程度,還有一個價值規律在起作用的話,那麼,電影由拍片到看片這個運作過程的經營環節,不管會發生怎樣形式和程度的變化,都還會繼續下去。

百年史還告訴我們:電影是藝術的,同時包含著文化。

翻一翻世界電影史著作由始迄今的出品目錄,回顧一下我們看過的各個國家、地區的各個時期的各個片種、各種題材和類型的影片,不難感到,世界上近百年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等要聞,人文的和自然的衍進,無不在電影上得到或多或少或輕或重或直或曲的隨機性反映;雖然它們不可能象文字記載歷史那樣去概括出歷史的脈絡和全貌,而只能是歷史的一點一滴,然而從它們與歷史的聯系角度說,一部世界電影史也就是一部近代世界史的投影。我們把一些主要電影國家的影片,編年史式地排列起來,也幾乎可以看出這個國家在這百年中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

電影中,不管是哪個片種,細察起來它們都包含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區的禮儀習俗、交際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包含著特定時代的文化風貌,從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俄國的、瑞典的等等國家的早期影片中,我們不是可以感受到這些國家的那個時期的人群生活的狀態嗎?十幾年前在我訪問南斯拉夫期間,曾經在馬其頓共和國看過一部他們國家1896年拍攝的影片。他們的電影史學家對他們的國家能在電影發明的第二年就拍出了自己國家的影片而感到自豪。這是一部記錄馬其頓民族村鎮民眾日常生活的影片,以節日的舞蹈和儀式為主,也有他們的勞動和交往,使人感到有一種遠古的氣息,一種特有的文化氛圍。我們自己國家的一些早期影片何嘗不有著同樣的意義。

不獨紀錄報導片如此,敘事故事片也有著同樣的內涵,不過它是另一種形態罷了。敘事電影是以藝術家為能動主體,根據對現實的和歷史的想像性體驗,而小說式地編織起來的故事。不管人們從理論上怎樣說明:是反映論還是表現論?又不管是哪個流派和風格,電影始終是人們對生活的一種認識,一種把握,一種特有的把握方式以及藝術家個人對於這一方式的創造性運用。所以影片里不僅滲透著生活,也滲透著意識,滲透著利益和反利益的沖突,權利和反權利的對立,道德和反道德的搏擊,總之,它體現著各個不同國家、民族、階級、階層、社團和群體的不同願望和利益,是一種特有的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的一種。正因為這樣,所以電影從它誕生起,就受到社會公眾和權利政治的注意。有時它被打扮成一個聖潔的傳教士,有時又被說成誘人犯罪的教唆犯;現在電視的這種地位好象比電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了。電影的這種大善大惡的表象,無非是因為人群處於不同的經濟狀況因而社會地位不同。所以,對於一部影片的不同的毀譽褒貶也就不足為奇。好萊塢影片《真實的謊言》最近被作為「大片」引進來放映了。為何選中這部影片?其標准如何?不得而知,但這部影片的內容卻值得人們注意。它的故事和人物及其含義,無疑是當前美國主導意志的一種顯示,它既不同於六七十年代好萊塢那些所謂的「反傳統」影片,也不同於八十年代包括科幻片在內的那些充滿人性和人情味的影片,它似乎是三十年代好萊塢主導電影的一種上升式回歸,這部影片里有「美國中心主義」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意味,確與它的前輩有同工之妙。這不禁使我們想起魯迅說過的話:「看見他們『勇壯武俠』的戰爭巨片,不意中了會覺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當然它不是「真實」的戰爭片,而是「謊言」的戰爭片,但那裡的精神卻與魯迅講的那些影片如出一轍。 中國已經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國,當代中國把它引進來給觀眾看看,無礙大局,但是我們也願意說一聲:留意一下那片子裡面的思想!

總觀電影的百年史,應當正視,電影是一種大眾娛樂形式;它不是學生課桌上的教科書,也不是有錢人櫃子里收藏的珍貴文物和稀世藝術品;它是供多數人尤其是供青年人觀看的。它的生命過程是創作製片、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然而在這同時,也應正視,在電影這一娛樂品中,又包藏著娛樂品之外的許多東西,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內涵,從而產生各種各樣的效應。電影自誕生到現在,對於它的性質的各種爭論,可不可以從這個認識中得到解釋?

對於今後的電影發展,在電影一百年的今天,已經有了許多說法:電影不會有第二個一百年!只要人類社會存在電影就會繼續存在!這樣兩種對立的意見,空間孰是孰非,只能讓歷史去證明了。但在我們可以看得見的將來,隨著當今信息時代的大踏步發展,和由此引起的人類在這個時代中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大變革,以及傳播媒體的更加革新化,電影的世界性特徵將隨之更為鮮明地凸現出來,將會發生更為廣泛的文化影響和文化認同;當然,電影的文化逆反和文化排斥也還會繼續下去。但不管怎樣,電影對於人類是一個好東西。

4. 新浪潮電影的簡介

產生於1958年的法國。當時安德烈·巴贊(Andre Bazin)主編的《電影手冊》聚集了一批青年編輯人員,如克洛德·夏布羅爾、特呂弗、戈達爾等50餘人。他們深受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影響,提出「主觀的現實主義」口號,反對過去影片中的「僵化狀態」,強調拍攝具有導演「個人風格」的影片,又被稱為「電影手冊派」或「作者電影」。他們所拍的影片刻意描繪現代都市人的處境、心理、愛情與性關系,與傳統影片不同之處在於充滿了主觀性與抒情性。這類影片較強調生活氣息,採用實景拍攝,主張即興創作;影片大多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表現手法上也比較多變。

5. 香港新浪潮電影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

新浪潮是將電影與商業結合的一個新的電影風格。
1979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開始。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投電影圈,他們包括徐克、許鞍華、章國明、譚家明、嚴浩、余允抗等等,他們本著對電影的熱誠,及年輕人特有的創意和社會觸覺,拍出不少充滿個人色彩的電影作品,為香港電影打開嶄新的一頁。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瘋劫》(許鞍華執導)、《蝶變》(徐克執導)、《點指兵兵》(章國明執導)。其後這批或在外國學習電影,或在電視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輕導演繼續拍攝了一部又一部風格化的電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邊人》(1982)、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1980)、譚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數十部作品,都很能表達這些導演對當時社會氣象的感覺及情懷。 雖然這些新導演全被以「新浪潮導演」之名,但事實上,他們每一位的作品都極富個人色彩,並沒有陷入香港電影類型化的傳統模式。許鞍華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銳;徐克有一股神經質的張力;方育平作風朴實,真實感濃厚;嚴浩浪盪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間;譚家明走中產美學;章國明擅拍警匪片等等,這些特質都體驗到新浪潮電影的「作者論」美學。 「新浪潮」標志著香港電影與上一代中國本位粵語片的決裂。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往往背負著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創新;而「新浪潮」電影則帶有濃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強烈的本地感性;這跟導演們於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很有關系。

6. 電影「新浪潮」這個詞第一次出現是那一年

1957

7. 電影界中的「新浪潮運動」是怎麼回事

讓專家告訴你什麼是新浪潮
<<劃時代的作者電影:法國新浪潮電影始末>>
來源: 作者:讓一皮埃爾.讓科拉
「有一點我們強調得不夠:『新浪潮』既不是一場運動,也不是一個學派,又不是一個集團,它只是一定的量,是報界創造出來的統稱,為的是把兩年來崛起於本行業中的五十餘名新手統歸一類,以往,每年只能出現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呂弗 《法蘭西觀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過,這的確是一段好光景。既然這一套吃掉開,製片人當然都希望拉青年人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爾.德維爾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蘭西歷史也是法國電影史的轉換點。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動盪,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行將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戴高樂當選總統前的法國。——譯者……有一位慈父將親自出馬,把法國人從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泥潭中、從奇恥大辱中拯救出來。法國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體與此同時,電影出現了更新的跡象,這在文藝沙龍中引起了反響,隨後,各大報刊便把這種新動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國要新電影。口號應運而生。當然,無論是法國,還是法國電影都沒有象當時宣揚的那樣明顯改觀……這也無妨,1958年畢竟算是轉折的一年。

「新浪潮」這個名詞一直洪福不淺,至今人們還在談論「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時期,或是抱有敵意,或是帶著懷舊情緒。一位才能有限,但富於想像力的製片人,為了發行放映比埃爾.德朗雅克的《尋槍記》,甚至於1966年某一天舉辦了「下一次浪潮日」,雖然這部影片不久便無人問津。「新浪潮」——這就是電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現有著遠為廣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應當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報》。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著一位妙齡女郎的面部特寫,標題是《新浪潮來了》,下面引用了夏爾.貝璣(夏爾.貝璣(1873—1914):法國詩人、政論家。曾在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義,為德雷福斯辯護。所寫作品有劇本《貞德》、長詩《夏娃》等。 1905年後發表《我的祖國》一書,宣揚沙文主義。——譯者)的箴言:「我們才是中樞和心臟,中軸線從我們這里通過。要以我們的表來對時」。當時,正在開展廣泛的全國性徵詢活動,總共提出了二十一個問題。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報》周刊連續登載了回答與分析文章,從中總結出來的《全國青年問題報告》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新浪潮」的提法一直與《快報》聯系在一起,甚至從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報》的封面都印著副標題;《新浪潮期刊》,前後達半年之久。……那時,還尚未涉及到電影。

「新浪潮」這一名詞見諸報端,多半是弗朗索瓦茲.吉羅(吉羅(1916一);法國女作家,《快報》創始人之一。後任激進社會黨副主席,曾在吉斯卡爾.德斯坦政府婦女部中任要職。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說謊》、《權力喜劇》等。——譯者)涉筆成趣的產物。而電影開始湊趣則是數月之後的事。這家《快報》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們都是殺人犯》(影片攝於1952年,導演是卡雅特。——譯者)的導演署名的一則啟事,標題是《您願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嗎?》啟事內容是:「拜讀過『新浪潮』之後,我決定拍攝一部這類題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諸君在幕後。本人成竹在胸,諸君則希望有人代言……候迴音,煩告巴黎愛麗舍田園大街八十一號,《快報》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報社收到了一些回信,並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報》上。許多回信強調了阿爾及利亞戰爭,並且殷切希望在銀幕上對其有所表現。(在1957年春季進行的調查中,有個問題是:「對法國人來說,全國頭號難題是什麼?」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爾及利亞問題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個穩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這兩個問題在隨後四年期間也是法國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謂「新浪潮」影片對此只有寥寥無幾的反響。——原注)這件事未見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話,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這個樣子了……

後來,歷史為「新浪潮」一詞保留了特定的含義,最初將「新浪潮」用於這個含義上的人大約是彼埃爾.比雅爾。他在《電影》1958年2月號上發表了一篇調查匯報,題為《法國電影的青年學院》,他列舉了青年導演的一份名單,名單之駁雜,二十年後當令人捧腹(1918年後出生的導演一律算做「青年」:韋納伊、博爾德利和雷卡梅竟與路易.馬勒並列,而象阿侖.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導演」和「電影手冊派」的里維特、特呂弗、夏布羅爾還榜上無名呢),比雅爾最後斷言。「這股『新浪潮』為什麼還服服貼貼地跟著前輩轉,真令人困惑。」

不過,直到1959年春季,圍繞著基納電影節和在拉納普爾的青年導演的聚會上,電影「新浪潮」才確實名聲大噪,並從此叫開了。
倒敘

可以沿著兩條平行不悻的路去尋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當浪潮已過,前景已經分明之時,一些有名望的前 輩要求承認他們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電影史學家是承認阿涅斯.瓦爾達(1954年他拍攝了《短岬村》)或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1955年拍攝了《狹路相逢》)的先鋒作用的,或許還承認讓一比埃爾.梅爾維爾是前驅,他也大言不慚地以此自居:「『新浪潮』,這是新聞記者的發明,……新導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遺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靜》之後,我才實現了宿願」

另一條路子同樣值得注意,那就是,與同輩人一起,回顧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幾個月中法國電影的變化,以及人們對這些變化的感受。

還必須提及《快報》周刊。在那幾年,這家周刊相當及時敏銳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變化。1958年1月30日,《快報》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絞刑架的電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羅內的劇照,並引用了路易.德呂克的一段題詞:「今後,不僅僅是循規蹈矩的孩子去擺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溫桑著文分析愛德華.莫利納羅的影片《背倚高牆》:「多年來,無論哪一家法國製片廠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陳年舊貨,粗糙不堪,可是這部影片與眾不同。年青一代導演正把埋頭苦幹令人感動的老傢伙從攝影機旁趕走,他們要親自動手,以克魯佐或貝克為榜樣,大量拍片。這些年輕人多麼精明,記憶力多麼強!甚至有些過分……」

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談到不久前拍攝《戀人們》時的情景;「……只有當一個攝制組在導演身上感覺到對新電影的堅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時下影片老套子的堅強意志時,才能發揮出這么大的干勁。總之,人數這樣多的一班人馬(近三十人)好歹得適應拍一部短片的物質條件。……效果如何,這要由觀眾來判定,不過。這種方法表明,在法國電影中,正出現某些變化。夏布羅爾 也採用了這種方法,他的攝制組的人數也大體相同。」

一周之後,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溫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劃分了陣營:「為企業獲益,按生產處方炮製的盈利片最好也不過是《厄運臨頭》(《厄運臨頭》拍於1958年,導演是烏當.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鋒。一一譯者),最劣就會是《馬克西姆》一類影片,而與此同時,平行電影正在誕生,因為有些人已經感到,電影的革新不在於用變形鏡頭拍攝寬銀幕,不在於色彩,也不在於任何技術上的進步,而是來自『內部』;這些人大多數是青年……不錯,這種脫離傳統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現,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設置的優質獎的激勵。」(法國文化部設置該獎鼓勵有創見的導演。——譯者)

1958年歲末,法國人更換了政府(他們對此已經司空見慣),也換了總統,甚至連共和國也改了號,取贊成態度者過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點二五選票同意戴高樂新憲法,僅有百分之十五棄權);而且,他們被告知;法國人的電影也要變!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電影年度期間問世的,其標志是:克洛德.夏布羅爾的頭兩部影片在商業網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爾傑》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呂弗的《四百下》和阿侖.雷乃的《廣島之戀》(對這四部影片的介紹均參閱。電影藝術譯叢》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載的、法國「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譯者)於1959年5月在戛納電影節放映。從1961年起,便有人宣稱「新浪潮」已趨低落。路易.馬爾科列爾在1961年10月17日《法蘭西觀察家》報上甚至寫道:「現在我們可以說,『新浪潮』已經終結…」 我們認為,「新浪潮」做為社會經濟現象總共延續了四年,這大概是不錯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間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們只限於綜述事實,不加評論地概括「新浪潮」現象,它就應當包括兩類情況。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圍繞電影大作文章的報刊、新聞和評論。

首先是電影。上述四年期間,至少有九十七名導演拍攝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這足以使專業人員和公眾輿論大為震驚。新聞報刊便跟著大事宣傳。嚴肅的刊物注重提高這一現象的意義,並且對它加以分析。而發行份數較多的報刊只圖保留「新浪潮」這個合適的商標,然後慷慨大方地四處加封:從影片到導演,從大明星到影壇新秀。「新浪潮」有銷路,大家都搞「新浪潮」,為了內銷,也為了出口。影片與圍繞著影片的沸沸揚揚的推銷活動混雜在一起,很快便難分彼此了。當時,阿爾及利亞戰事正緊,舞文弄墨「毒化空氣」成了時髦。於是,圍繞著「新浪潮」,人們又開始毒化空氣」了。

「新浪潮」與法國政局的變化同期發生,實在純屬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國延續下去,仍然會出現「新浪潮」。下面我們會看到,這個現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個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體原因也會促使「新浪潮」出現。但是,法國動盪不安的局面(或許這只是動盪的幻象)畢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語匯。各家報紙對這種動盪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銷售暢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頭、戴高樂講話、長筒裙、「新浪潮」一類消息。為了顯得在行,「新浪潮」乾脆被簡稱為N.V.」(法文「新浪潮」兩詞的第一個字母。——譯者)

「新浪潮」是個來勢洶洶、波及甚廣的現象,現在應試將匯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區別。

我們似應回顧一下第四共和國時期已經僵化了的電影。當時,電影創作者相對來說已為數不多,而且許多人已經上了年紀,因為自第二次大戰以來,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體來說,1958年,馬克斯. 路 爾已經去世,雅克.貝克、讓.格萊米水也只有幾個月的光景了。讓.雷諾阿、雷內.克萊爾、阿貝爾.同斯、薩沙.居特里、馬塞爾.帕涅爾(文中所提導演是二十年代以來法國影壇的大師。——譯者)都是年邁老翁,到了創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較為次要的,但是在過去十年中最多產的十二名導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後一部影片,他們是雷蒙.貝爾納爾、安德烈.貝多米奧、馬塞爾.布利斯丹諾、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貝爾熱、喬治.拉貢布、列奧尼德.莫居、讓.斯特利、羅貝爾.維內……為了保證法國電影能繼續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擔子交給在次要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緩的事了。總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來接班是勢在必行。

在第一類新崛起的導演之中,愛德華.莫利納羅是個樣板。他生於1928年,先是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貝多米奧做過助手,後來拍過紀錄片,搞了十年專業之後,才戰戰兢兢地嘗試拍攝故事片(《背倚高牆》)。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納普爾討論會上做了發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頗有自知之明。他說:「以我之見,似乎應當把所謂『新浪潮』一分為二,一方面是通過正規途徑進入影壇,即融入正規製片系統的青年導演;另一方面,是終於博得年青的製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沒有特呂弗或夏布羅爾,我們這些從正規途徑走過來的人,仍舊是電影界正統『官員』。現在,既然他們的電影已經問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於太蹩腳。固然,十年來,我不得已拍出那種風格的影片,這是出於無奈,那時,我也沒有別的辦法;而明年,我要改變拍法。」

愛德華.莫利納羅並沒有改變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熱趨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國一名地地道道的電影「正統官員」,他的電影年表上列著二十四部影片(這個統計數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納羅又拍了一部影片。《瘋女牢籠》第二部。一譯者),是近二十年來最長的電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與莫利納羅同時開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導演有兩、三打人,如,比埃爾.格拉尼埃一德費爾,他當過讓一保羅.勒沙諾瓦、安德烈.貝多米奧或馬塞爾.卡爾內的助理導演;喬治.羅特奈,他當過場記、剪輯、攝影師和諾貝爾.卡爾博諾的助理導演;雅克.德萊,他曾經是讓.鮑育、吉勒.格朗熱埃、路易斯.布努艾爾、儒勒、達森的助手。在這份人名表中,似乎還應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讓.吉羅爾或路易.馬勒那樣與眾不同的人物。對於所有這些人來說,涉足故事片是他們「修業期滿」之後的歸宿,雖說苦熬多年,卻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發現自己也被賜予如此時髦的美名之後,大感驚訝.米歇爾.德維爾在數年後就曾流露出這種心情:「我是循著傳統老路一步步走過來的,這正是我與『新浪潮』不同之處。最初,我當過見習導演,然後是第二助理導演,並且做過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導演,後來又成了技術顧問。拍完《今夜不再來》(該片攝於1960年。--譯者)之後,有人說,我屬於『新浪潮』,我大為吃驚。在編寫劇本時,尼娜.孔巴涅茲和我都深信我們是和『新浪潮』對著乾的。」(見《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紀錄片、科教片、實驗影片等。——譯者)

他們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們無疑是眾望所歸:阿倉.雷乃、喬治.弗朗朱,還有比埃爾.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羅貝爾.門 戈茲、讓.多埃維,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電影俱樂部活動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紹、被承認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殘老軍人院》和《禽獸的血》(喬治.弗朗朱)、《戰禍》和《被詛咒的建築師》(比埃爾.卡斯特)、《彌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夥伴》、《住宅危機》(讓.多埃維)……當然,還有阿侖.雷乃的《梵高》《高更》、《格爾尼卡》、《夜與霧》和《世界的所有記憶》。本文無意撰寫三十人小組(三十人小組指阿侖.雷乃為首的拍攝紀錄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這個小組的成員已達一百二十三人。——譯者)的歷史,只是應該強調指出,十年來,短片為法國有所抱負的電影爭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這些人拍的短片從來廣泛放映過。或者,只是做為一部商業片的「加片」才有廣泛放映的機會,觀眾反應則是冷淡和不耐煩。而影片《夜與霧》是唯一的例外。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間馳名遐邇,外省的觀眾所以趕去看盧奇阿諾.埃麥爾的義大利片《重婚》,就是因為他們得知要加映阿侖.雷乃的《夜與霧》,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特別是通過電影俱樂部、報刊雜志、電影節這些文化網的渠道,人們了解到,在法國,不僅僅有德拉諾瓦,也不僅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開往杜布魯克的計程車》。---譯者)來接替德拉諾瓦。人們對阿侖.雷乃寄以厚望。 人們期望他和其他電影導演拍出一種左傾電影。因為,不言而喻,從幾部短片來看,阿侖.雷乃和其他幾個導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國大多數導演「背叛了」現在,躲進趣聞軼事或古裝片中偷生。通過那些短片才能在銀幕上看到當代法國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機,看到礦工罷工……

也正是在這些短片中,新風格漸趨形成,電影避免了特呂弗曾經痛斥的過分精雕細琢的敘事方式。這些短片可以是實驗作品,可以筆觸大膽,揭露時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電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這些特徵。

當然,三十八人小組中的佼佼者轉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爾.卡斯特曾經戰戰兢兢地指過路(在這些人當中,比埃爾.卡斯特是第一個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攝了《袋中愛情》----譯者)。不過,由於觀眾的進步、大城市中專門性電影院的建立,而出現了新需求。國家又通過預付收入的辦法進行資助,給予了最初的推動。從1957年5月起,各大報刊一呼百應,紛紛報道了阿侖.雷乃即將在法國和日本拍攝有關原子彈的大型記錄片的消息……(「大型紀錄片」一語系原報道所用、——原注)

異軍突起

什麼是史實,什麼是經過渲染的傳奇,在這里最難分辨。《電影手冊》的編輯們早有親自大幹一場的打算,他們也從不諱言。其中幾位已經在所謂的電影「專業」中立足了,因為這里的界限並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羅爾曾經擔任二十世紀福斯公司新聞專員(當時夏布羅爾負責為美國影片的法文版編過新片名.——譯者),後來,他還把讓一呂克.戈達爾和保羅.日戈夫引薦進來(日戈夫有一段時間替夏布羅爾寫劇本,後來拍過一部《落潮》,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時期許多影片一樣胎死腹中)。有些人嘗試拍過紀錄片,不過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維特的《牧羊人的運氣》、弗朗索瓦.特呂弗的《頑 童》)。繼承遺產、有油水的婚姻——這些偶然機會也為他們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資金去「籌劃」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問世,他們就開始大吹大擂,以至於「新浪潮」一詞的意義從此在大家的默許下變窄了。結果,這些冒牌的業余愛好者們便把「新浪潮」旗號據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們賺了些錢,開設了製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羅爾開辦了阿吉姆製片公司,後來這家公司為菲利普.德布羅卡、埃立克.羅麥爾、雅克.里維特的最初幾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資)。不久,連較保守的製片人也嗅出了生財之道、千載難逢的良機和政洽氣候(克洛德.夏布羅爾說過:「我們千萬別上當;各大報刊嘩嘩不休地談論我們,這是因為他們打算把一則方程式強加於人:戴高樂=革新。將軍來了,共和國變了,法國再生了、電影和其他領域一樣。看吧,天才崛起,知識分子在雙十字微的庇蔭下發揮才幹。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於是,也開始為低成本的影片投資。
兩年內,這家黃皮刊物的編輯們幾乎都到攝影機後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羅爾和弗朗索瓦.特呂弗,然後是讓一呂克.戈達爾、雅克.多尼奧爾一瓦爾克羅茲、埃立克.羅麥爾、雅克.里維特、克洛德.德熱夫萊。在他們的提攜下,一些親朋好友也連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魯十、讓.歐列爾、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奧納爾.凱熱爾或讓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爾.卡斯特則另當別論。他不完全屬於「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較有名氣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經導演了由讓.馬萊主演的《袋中愛情》,當時,這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傳統影片),但是,他與「新浪潮」的各個分支都有瓜葛:他作為格萊米永的助手修完了傳統的「學業」;他又是三十人小組的成員,是人們翹首以待的左派;最後,他還是以賣文為生的自由記者,他為《電影手 冊》撰寫過不少文章,結果,《電影手冊》派便不知羞恥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這與他們把拍《廣島之戀》時的阿侖.雷乃歸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轍。

1959至1960年間,全是一團亂麻,理不出頭緒,這或許是存心,或許是無意。每個製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導演。在這股無法駕馭的游渦中,處女作竟有數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從來就沒放映過。當時,在選擇應召待聘的導演的標准中,內行與否是最末一條。

這種含糊混亂的局面很快便與「新浪潮」這個稱呼聯系起來了。對「新浪潮」運動阿諛奉承的人往往也是運動的干將、他們在《電影手冊》或《藝術》周刊上大肆吹噓不受章法約束的格調、吹噓戲噓之中不失瀟灑的風格、吹噓與製片人或工會的刻板傳統的決裂……他們為用少量投資就能上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們有著無窮的幻想。在拉納普爾討論會期間,製片人亨利.多施麥斯特也來乘機趕浪頭,他在《藝術》周刊上寫道:「每個製片人都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因為是他們把電影從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們使電影擺脫了行業工會強加於人的最起碼的攝制人員人數的限制。他們使電影從管理與財政上的困境中脫身,直接到街頭、屋內實景、真實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攝。他們把電影從層層審查關卡中解放出來,這種審查機構對藝術、對生活、對道德,對如何影響青年人,對維護民族尊嚴的問題所持的觀點實在荒唐。他們打破了『老前輩們』拍片時的清規戒律。他們破除明星崇拜,摒棄單純追求技術完美的做法。」

以不諳業務為驕傲。夏布羅爾說過:「為了處理《漂亮的塞爾傑》的第一個鏡頭,我還要問,我應該盯住攝影機的 哪一個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該往哪兒瞧!」夏布羅爾在拉納普爾講的這件趣聞或是確有其事,或是笑話一樁,這倒無關緊要,它畢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麼心安理得,甚至以此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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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浪潮電影的電影始末

新浪潮既不是一場運動,也不是一個學派,又不是一個集團,它只是一定的量,是報界創造出來的統稱,為的是把兩年來崛起於本行業中的五十餘名新手統歸一類。新浪潮是個發射台,它把那些既不在助手的跑道,也不在短片的跑道上的人引上了拍攝故事片的航路。
新浪潮的昨天和今天
新浪潮電影的誕生是基於歷史傳統的崩潰,主導基本認識的缺乏,對不確定的茫茫將來 的彷徨苦悶。這個背景與二戰以後人們的彷徨苦悶相關聯,所以,在新浪潮的作品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二戰的反思。同時也與後現代思潮緊密相關。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解構,是對現代主義的懷疑,是基於迷茫困惑後的發泄,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解放。
新浪潮運動的流派,作家作品我們通常意義上劃分為三個部分。這場運動為法國乃至整個世界留下了寶貴的電影文化遺產,影響波及許多國家,如六十年代的德國新電影、美國新電影、巴西新電影等等,甚至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的第五代電影也是踏著法國新浪潮的餘波走向國際影壇的。

9. 20世紀50年代末電影新浪潮起源於哪個國家

20世紀50年代末電影新浪潮起源於法國。
法國新浪潮電影指法國1958年末、1960年代初的新電影製作及創作傾向,其中不少新導演都是《電影手冊》雜志的影評人,包括重要的導演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克勞德·夏布洛爾、雅克·里維特等人,他們大都崇尚個人獨創性,表現出對電影歷史傳統的高度自覺,體現「作者論」的風格主張,不論在主題上或技法上都與傳統電影大相徑庭。代表作如阿侖·雷乃的《廣島之戀》(1959)和戈達爾的《斷了氣》(1960)等。左圖為特呂弗著名影片《祖與占》(朱爾與吉姆)劇照,1991年,中國香港導演吳宇森拍攝了《縱橫四海》向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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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第一次電影新浪潮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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