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周恩來的事跡，詳細！！！！！！！！！
1898年
3月5日，生於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
1910年
春，到奉天省銀州（今遼寧省鐵嶺縣），入銀崗書院讀書。秋，到奉天府（今沈陽市）入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後改名東關模範學校）學習。
1913年
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
6月，南開學校畢業。9月，赴日本留學。在日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1919年
4月，離日本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是天津學生界主要領導人之一。9月，參與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入南開學校大學部（後改為南開大學）學習。
1920年
1月，在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中被捕。在獄中宣講馬克思主義。7月出獄。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1930年
1921年
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1922年
6月，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負責宣傳工作。
1923年
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其「旅歐之部」，任書記。11月，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當選為執行部總務科主任。
1924年
7月，奉調回國，9月抵廣州。10月，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11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
1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2月，在中共廣東區委內改任常委兼軍事部長，參與領導黃埔軍校校軍進行第一次東征。8月8日，和鄧穎超結婚。9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少將軍銜。10月，參與領導第二次東征。11月，被任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
1926年
2月，任第一軍副黨代表。3月，「中山艦事件」後，和毛澤東等主張反擊蔣介石，未被採納。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
1927年
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任總指揮。「四一二」事變後，主張「迅速出師，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5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8月1日，作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南昌起義。
1928年
夏，籌備並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報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任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11月回到上海。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9年
8月，兼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起草中央8月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口授並審定中央9月給紅四軍的指示信，闡明紅軍的任務、前途、戰略、發展方向等，指出毛澤東仍應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1930年
3月，離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1940年
1931年
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12月，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
10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3年
春，和朱德領導紅軍戰勝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4年
2月，當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0月，參加長征。12月，在貴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採納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紅軍西渡烏江北上。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議委託周恩來為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兩河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代表中央提出紅軍應北上川陝甘創建根據地，得到會議一致通過。此後經過與張國燾的斗爭，和毛澤東等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於10月到達陝北蘇區。
1936年
4月9日夜，和張學良會談，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共識。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7年
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西安、杭州、廬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7月，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開展華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對日作戰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為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成員。
1938年
參與領導長江局所屬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推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建和發展。3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9月，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2月到重慶。
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書記，領導南方各省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推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2月，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確定新四軍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方針、任務等。3月，回祖籍紹興，並指導浙江等省中共地下黨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墜馬右臂骨折。8月，赴蘇聯就醫。
1940年
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慶繼續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1950年
1941年
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封鎖消息，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書寫題詞和詩：「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並在中共南方局內部署應變措施。
1942年
組織中共南方局幹部參加整風學習。
1943年
為配合整風教育，多次召開中共南方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新華日報館黨員幹部會議，講述中共黨史。7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中共七大籌備工作。
1944年
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主席團成員。10月，在延安各界舉行的雙十節慶祝會上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說，指出挽救當前國內危機的唯一正確方案是召開緊急國是會議，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11月，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
1月，再到重慶談判。2月，回延安。4至6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論統一戰線》的發言，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仍任中央軍委副主席。8月，日本宣布投降後，和毛澤東、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10月10日，和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會談紀要》上簽字。
1946年
1月上旬，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同馬歇爾、張群組成的三人委員會，通過談判，達成停止軍事沖突的協議。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3日，率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至南京。隨後與軍事三人小組其他兩方人員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國民黨軍隊向中原解放區進攻，並同中原部隊領導人研究、部署了突圍方案。這期間，周恩來極力防止內戰，爭取實現國內和平，但國民黨軍隊終於在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11月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返延安。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長。
1947年
3月18日，和毛澤東等撤離延安，之後轉戰陝北，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人民解放戰爭，同時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二條戰線斗爭。8月，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
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今屬平山縣），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
3月25日，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接受。21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6月，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上當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組長。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作《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當選為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2月，指出中國經濟建設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領導。
1950年
1至2月，和毛澤東在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准備越過「三八線」。30日，周恩來指出「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上旬，美軍越過「三八線」向朝中邊境進犯。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組織和領導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1960年
1951年
2月，周恩來、陳雲等六人領導小組成立，組織領導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編制工作。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開始，直接領導中國方面的談判工作。12月，兼任中央轉業委員會主任。
1952年
4月，作《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的報告，指出我國堅持和平的外交政策。8月，主持擬出《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提出「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方面」。
1953年
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選舉法起草委員會主席。12月，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 年
2月，主持研究國家體委工作，提出要為保衛祖國、建設社會主義鍛煉身體。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6月下旬，訪問印度、緬甸，與兩國總理分別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處理國家關系的指導原則。7月，日內瓦會議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回國途中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蘇聯、蒙古。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我國「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在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仍兼外交部部長。12月，當選為第二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5年
3月，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設法減輕西藏人民的負擔，由國家給以財政補助。4月，率中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會上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成功。會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6月，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講話。
1956年
1月，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會後，主持制訂十二年科技規劃。5月，談文藝要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11至12月，訪問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
1957年
1至2月，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爾、錫蘭（今斯里蘭卡）。8月，在青島出席民族工作座談會，系統闡述中國共產黨關於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12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上海陸海空軍軍官大會上作《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養》的報告。
1958年
2月，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宣布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出朝鮮。6月，批准創辦中國科技大學。
1959年
1至2月間，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1960年
4月，訪問緬甸、印度、尼泊爾。5月，訪問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見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等，提出對日貿易三原則。8至9月間，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在翌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10月1日，和緬甸總理吳努簽訂中緬邊界條約。
1961年——1970年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團訪問緬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鄲地區農村調查研究。10月，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在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指出：「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3月，在全國科學工作會議、戲劇創作會議上作《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並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4月，在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致閉幕詞，著重講我國國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提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領導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2月，訪問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闡明中國同阿拉伯國家關系的五點立場，隨後訪問了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爾巴尼亞。
1964年
1至2月，訪問阿爾巴尼亞、突尼西亞、迦納、馬里、幾內亞、蘇丹、衣索比亞、索馬里、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提出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10月，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提出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建議。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宣布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我國將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提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分兩步走和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1965年
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全國委員會主席。3至4月，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尼西亞。6月，訪問巴基斯坦、坦尚尼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7月，到新疆視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災區視察、慰問。6月，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5月後，進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文化大革命」中，為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繼續進行，為盡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講話。2月，主持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會上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批評。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動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門外成立「揪劉（劉少奇）火線」，圍困中南海。「揪劉」活動持續近一個月，周恩來多次批評「造反派」，並堅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們的罪惡企圖未能得逞。
1968年
極力維護工農業生產，制止武鬥，解放幹部，促進聯合。12月4日，向新華社指示：對外宣傳中極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9月，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舉行中蘇邊界談判、防止武裝沖突等達成諒解。
1970年
4月，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6月，批示：「防保守，排極左，仍是當前主要任務。」
1971年——1976年
1971年
3月，訪問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極左思潮」。7月，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會談。9月13日起，連續三天三夜處理林彪叛國事件，使國家轉危為安。之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10月，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
1972年
2月，同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5月，發現癌症。7月，提出要加強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9月，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
8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敦促加速解放幹部工作。本年國民經濟逐步回升，是「一五」計劃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
1974年
6月1日，病重住院，此後，在醫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會。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國慶招待會。
1975年
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提出向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前進。在會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9月7日，在醫院最後一次會見外賓。12月20日，最後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工作。
1976年
1月8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