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電影節2018張藝謀

A. 鞏俐對張藝謀戀戀不忘，出席活動哭成淚人，張藝謀做出什麼反應

鞏俐三次公開落淚，都跟張藝謀相關。鞏俐第一次公開落淚，是跟張藝謀在戛納電影節上的久別重逢，那時兩個人早已分手，新聞記者問及兩個人還是否會合作，張藝謀默不作聲，鞏俐淚流滿面。鞏俐第二次公開落淚，是在兩個人分手十一年後的再度合作，在《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影片新品發布會上，張藝謀談及在十四年前，他以前在萬里長城上祈願，一定要讓鞏俐演一次女王——鞏俐的淚水在一瞬間盈眶。鞏俐的第三次落淚產生在她參加一個活動，原本一身白裙微笑的她，在看到張藝謀的一瞬間，忽然失聲痛哭，哭成了淚人……

可以說，鞏俐是張藝謀今生唯一的一次奮不顧身、經歷了鞏俐以後，張藝謀心裡奔涌澎湃的熱情逐漸平復，他總算不會再為情所傷，總算完成了一個單純的影視人。實際上不但是鞏俐，大家中的很多人，最終嫁的男生，或許都並不是大家最喜歡的那一個。真正的愛情一瞬間的火苗，來源於明顯的互相吸引住，許多情況下，差別越大的兩個人，彼此之間的誘惑力越強勁、感情越深入；但是婚姻生活是萬丈紅塵，是油鹽醬醋的零碎日常生活，是暮暮朝朝的交往對望，踏入婚姻生活的兩個人，假如差別非常大，要是沒有類似的三觀、相符合的工作能力，難以長期性和諧相處。這些難以忘懷的戀人，通常走不上最終，這些聲嘶力竭的情感，一直以不幸收尾；有多少個相愛的人，曾經愛過了又分離出來，留有的全是無窮的缺憾。真正的愛情絕不破滅，可是婚姻生活必需的，幾乎都不僅是感情，這或許便是鞏俐的淚水告知大家的人生道路實情：許多情況下，分手都並不是由於不愛，僅僅，不適合罷了。

B. 除了梁朝偉之外，有哪些演員在戛納國際電影節獲獎過

還有在第47屆(1994年)戛納電影節獲得最佳男演員獎的葛優，作品《活著》；

中國在戛納國際電影節最早的獲獎影片是 1934年由蔡楚生導演、王人美和韓蘭根主演的《漁光曲》，該片當時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獲獎。

第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於2019年5月14日至25日在法國南部城市戛納舉行。評判團主席則由墨西哥導演亞歷杭德羅·岡薩雷斯·伊尼亞里圖擔任。

中國參加72屆戛納電影節的影片是《南方車站的聚會》主創胡歌/桂綸鎂/廖凡/萬茜，鞏俐、章子怡、李宇春、吳彥祖、馬思純、劉濤、景甜、朱一龍、娜扎、關曉彤等華語明星也受官方贊助商邀請出席本屆戛納電影節。

擴展材料：

戛納國際電影節(英文: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法文:Festival De Cannes)，亦譯作康城(坎城)國際電影節，創立於1939年，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最頂尖的國際電影節，與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柏林國際電影節並稱為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最高獎是"金棕櫚獎"。

當前戛納電影節每年定在五月中旬舉辦，為期12天左右，通常於星期三開幕、隔周星期天閉幕。其間除影片競賽外，市場展亦同時進行。

電影節分為六個單元:"正式競賽"，"導演雙周"，"一種注視"，"影評人周"，"法國電影新貌"和"會外市場展"。

迄今為止，華語電影只有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金棕櫚獎)和張藝謀《活著》(評委會大獎)、《鬼子來了》(評委會大獎)獲得過有分量的大獎。

第71屆戛納電影節於2018年5月8日至19日在法國南部城市戛納舉行，澳大利亞影星、奧斯卡影後凱特·布蘭切特出任評委會主席 。

C. 工作室分享張藝謀忙碌視頻頭戴帽指導團隊，張藝謀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如何

張藝謀幾乎是在國際上知名度最高的華人導演了，幾乎是中國導演的一張名片了，按照張藝謀導演在國際上的成就來看，他絕對是華語導演中妥妥的前三名，能夠跟張藝謀導演媲美的真的少之又少。

最後，張藝謀導演當時還有兩部王炸作品，也就是《活著》和《秋菊打官司》，這兩部作品可是捧出了一個國際影帝和一個國際影後，同時也是讓張藝謀再次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影片，所以張藝謀在歐美的知名度也相當不錯告差卜。

D. 中國哪些演員拿到過戛納電影節的表演獎

第47屆（1994年）：男演員獎：葛優《活著》。

第53屆（2000年）：男演員獎： 梁朝偉《花樣年華》In The Mood For Love（中國香港 ）。

第57屆（2004年）：最佳女演員獎：《清潔》(Clean)(法國) 張曼玉。

華語電影獲獎名單：

至今唯一獲金棕櫚獎的華語電影《霸王別姬》

1959年，台灣話劇界元老田琛的《盪發與聖女》成為第一部正式參加戛納金棕櫚獎角逐的中國影片。

李翰祥（台灣導演）：1960《倩女幽魂》、1962《楊貴妃》、1963《武則天》入圍」金棕櫚獎「。

《楊貴妃》因富麗堂皇的宮廷布景和服飾奪得最佳內景攝影色彩獎，成為第一部在戛納獲獎的華語電影。

1964年，唐澄的水墨動畫《小蝌蚪找媽媽》獲得第17屆戛納電影節榮譽獎。

1975年，胡金銓《俠女》奪得僅次於金棕櫚獎和評審團大獎的最高綜合技術獎，將中國武俠電影推向了世界。

1993年，陳凱歌《霸王別姬》獲「金棕櫚」大獎，侯孝賢《戲夢人生》獲評審團獎。

1994年《活著》獲評委會大獎

1994年，張藝謀《活著》獲得評審團大獎，葛優獲最佳男主角（首位華人戛納影帝）。

1999年，陳凱歌《荊軻刺秦王》獲得戛納最高技術大獎。

2000年，王家衛《花樣年華》獲得戛納最佳藝術成就獎（杜可風、李屏賓、張叔平），梁朝偉榮膺戛納影帝，姜文的《鬼子來了》獲評審團大獎，楊德昌的《一一》獲最佳導演獎。

2004年張曼玉獲戛納影後

2004年，張曼玉憑借法國電影《清潔》斬獲戛納最佳女主角桂冠（首位華人戛納影後，首位亞洲戛納影後）。

2005年，鞏俐獲得「戛納特別大獎」。

2005年，王小帥《青紅》獲得評審團獎。

2006年，王家衛成為第一個擔任戛納評審團主席的華人。王超《江城夏日》獲「一種特別關注」單元大獎。

2007年，王家衛的英語新片《藍莓之夜》入圍「金棕櫚獎」主競賽單元，同時成為開幕影片，這也是戛納電影節六十年來第一次以華人導演的電影作為開幕影片。

2009年，《春風沉醉的晚上》梅峰獲最佳編劇獎（繼王小帥《左右》柏林獲獎後中國編劇第二次在國際A類電影節獲得編劇獎）

2010年，王小帥《日照重慶》入圍「金棕櫚獎」主競賽單元。

2013年，賈樟柯的《天註定》獲得最佳編劇獎。

2015年，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宣布，「金馬車獎」授予中國導演賈樟柯（第一位華人導演獲該獎）；台灣導演侯孝賢執導的《刺客聶隱娘》奪得最佳導演。

2017年，邱陽的短片《小城二月》獲得中國首座短片「金棕櫚」獎 。

2018年，中國導演魏書鈞短片《延邊少年》獲評審團特別提及獎。

E. 文藝電影的強勢回歸和61屆戛納電影節 戛納電影節2018

2008年5月14－25日，61屆戛納電影節在擺脫了60年慶典需要拉攏人氣的負擔後，以一種更富勇氣和個性的姿態展開。12天足夠這個小城化作比巴黎更浮華的盛宴，也越來越顯露出一種精神分裂或是商業與藝術兩難的焦慮狀態：他們拒絕商業味道濃重的好萊塢影片（去年，奧斯卡大贏家《老無所依》甚至沒能在戛納獲得任何獎勵），史蒂文・索德伯格、查理・考夫曼和伊斯特伍德的入選顯然也更接近「革命陣營」，更何況評委會主席請了「壞小子」西恩・潘。作為戛納、威尼斯、柏林的三料影帝，西恩・潘懂得回報的道理，不僅將眾多大獎留給了歐洲文藝片，還別出心裁地搞出一個特別獎，授予從未拿過戛納影後的凱瑟琳・德芙納。不過，另一個特別獎得主伊斯特伍德的不領情或許表明了老前輩對這種選擇的微詞。

1.文藝電影槐滲：戛納趣味的回歸
事實上，在喧鬧的氣氛和陰冷的天氣下，本屆戛納既想在「新浪潮」50年和「五月風暴」40年的懷舊氣氛中給自己重新擬定方向，給世界電影帶去它們的暗示，又不得不在整個世界經濟衰退的陰影下，老老實實鉛高脊地做好商業營銷。《奪寶奇兵4》和《功夫熊貓》兩部參展片的盛大明星陣容幾乎搶去了整個電影節的半壁風光，以至於讓人懷疑請娜塔莉・波曼做評委，是否只是為了提高紅毯秀的質量。而戛納影評人對《奪寶奇兵4》的批評絲毫沒有影響其隨後在北美影院卷錢的步伐，或許也印證了這個世界藝術電影大展尷尬的地位。
念殲相對於奧斯卡，戛納這種以藝術為主要取向的電影節，從選片到頒獎，都不免主觀。或者說，引導性的目的大於公正的評價。繼去年的死亡氣息濃重之後，本屆又成了災難題材的集中地：失明、兒子失蹤、問題少年、黑金政治、家庭悲劇等等，評委會最終交出了一份被《德法藝術5台》評價為「富有使命感的獲獎名單，評委們的決定顯示了他們對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社會不平等的關注。」
戛納電影節一直有這樣的抱負。本屆參賽影片既是文藝片的強勢回歸，也是藉助這種影片開放性的表現力，對現實提供某種警示，這是它最可寶貴的地方。《世界報》就認為，今年的參賽片不僅都建立在同樣的經濟背景下，大多數作品還不約而同可以看作是對現代社會模式失敗的警示：《越線》中聖保羅殘酷的經濟現實、《格莫拉》中的犯罪、《紐約提喻》中藝術的無力……
而土耳其、新加坡、菲律賓、以色列、比利時這樣一些小國及眾多新人導演的入選，與其說是一種客觀的藝術評價，不如說是一種文化挖掘和保存。正如電影節總監福茂所說：「戛納尋找的不是最好的電影，而是最好的電影組合」。換句話說，在美國及英語媒體一家獨大的當今世界，法國人仍然希望能夠提供另外一種世界影像的拼貼組合。法國《電影生活》雜志在總結今年的選片時，也稱贊戛納主題豐富，是當今世界時事的一面反射鏡子，同時又保證了電影本身的創新、多樣化和娛樂性。
不過，正如美國學者比爾・尼克斯曾分析的，西方電影節的大部分觀眾是他那樣的中產階級的白人，他們或像民俗學家一樣親臨異域文化，或像旅遊者探索奇山異水，通過電影想像性地經歷了當地人的生活。尼克斯指出電影節觀眾所經歷的兩種主要「發現」：一是讓某位新導演一舉成名的「成熟的藝術」，二是與好萊塢迥然不同的「鮮明的民族文化」。這種取向多少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比如對賈樟柯的連續青睞，福茂直言不諱地說這和他們對中國的關注有關：「我們現在經常講到中國，因為將要舉行的奧運會，因為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賈樟柯的電影，正是以一種具體的原創的形式講述今天的中國。」威尼斯電影節主席馬克・穆勒也評價賈樟柯在新片《二十四城記》中找到了「把握中國現實中最有表現力、最具時代感的元素」的能力，「找到了更好的方法去闡釋他的人道主義」。
但是，從1960年代以來，戛納就已經在朝一個瘋狂的電影賣場發展，它是世界電影的乾洗店，是北美和歐洲電影最重要的聚會，是日本和服、東南亞魔術和拉美熱舞混搭表演的昂貴場所，電影製作各個環節的人士都希望來此，以「偶遇」他們之前不曾設想的人士和機會。當然，更重要的是人們想在這里賣掉影片，俄羅斯、韓國、中國、加拿大，乃至於好萊塢，都希望能在此成功售出手中的任何東西：色情片、恐怖片、紀錄片、動作片、異域文化偷窺……而不會在乎立起一座牌坊！
這讓人想起小說家歐文・肖在《戛納之夜》中借一個人物談論戛納電影節所說：「到處都是妓女，在觀眾中，在銀幕上，在大街上，在評委房間，它在每年的兩周內成為妓業的永遠首都，張開你的腿，拿走你的錢，這應當被印在每個信頭上，蓋上戛納的城市印章。」Ealing工作室老闆巴納比・湯普森也說：「戛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電影節並不非常重要。在六七十年代，它絕對代表了國際電影業，但現在有兩個平行的世界：藝術電影和主流的商業電影。」很明顯，藝術電影成了後者的陪襯，整個賣場品位的裝飾。即使這樣，今年的活動和晚會也有了縮減，組織質量降低，乃至免費材料發放都大幅減少，似乎面對世界經濟現狀，人們有一種無形的恐懼，因此不得不在經濟上表現得更加謹小慎微。這也使得賣片成為大多數電影人矚目的焦點。連福茂都反復強調獲獎對贏得市場的幫助：「去年羅馬尼亞的影片《四月三周兩天》在電影節獲得了金棕櫚大獎，後來法國放映的票房成績是四百萬觀眾左右，設想如果沒有戛納的獲獎，也許只有四萬觀眾的上座率。」他同時提醒中國電影人：「注意不要在純藝術的作品和大眾電影上形成太大差距。我想中國的電影應該繼續在多樣化的道路上前進，讓各類影片的製作更加平衡。我們始終很驕傲中國電影出現在戛納，也很希望有一天會在這里重新歡迎張藝謀、陳凱歌。」
法國同樣面臨著作者電影傳統如何面向大眾的問題，《電影手冊》雜志4月號做了一個「法國電影基本狀況」的專題，炮轟電影工業的諸多病症，其中之一就是被定義為「藝術和實驗」的電影過多。戛納顯然想給這類電影帶去更積極的暗示，於是動畫風格的《和巴什兒跳華爾茲》、天才的蒙太奇橫掃一切的《三隻猴子》等電影雖備受好評，卻在金棕櫚上輸給了《牆壁之間》：後者的那種冷靜、平衡和扎實的紀實敘事贏得了更普遍的尊重。

2. 紀錄風格的勝利
參賽片的選擇自然有戛納趣味的堅持，但更是當今世界電影尤其是文藝電影製作狀況的一個反映。去年，Jacques Mandelbaum以《充斥著「死亡」的電影節》為戛納60大壽做結，稱眾多大師帶來的作品充斥著死亡的考驗和形而上學或宗教方面的質疑，而這顯然不是來自現實，畢竟生活中並非頻繁遭遇死亡，這種深切的憂慮、愛與死亡的交匯更多是審美層面的，是對電影本身衰亡的悵惘，大師短片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影》中，絕大部分故事都發生在廢棄的電影院中，這是高貴的感傷，也是自憐自艾。
今年，眾多新人新作的加入，重新給電影節注入了對現實的好奇，尤其是採取了一種批判性的觀點而非感傷。雖然福茂在展望電影未來時說，「電影發展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已經很難再找到太多有能力保持創新的導演。」今年的競賽單元，依然對實驗和創新給予了慷慨的支持，尤其是紀錄片和記錄風格的使用。《世界報》以「反射了法國社會多層面的金棕櫚」為標題報道了意外斬獲大獎的《牆壁之間》：「滿足了此前西恩・潘提出的要求――導演應該對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抱有責任感。這一原則在獲獎的其他影片中也可以看到，由此保證了獲獎名單的一致性。除了土耳其導演錫蘭的黑色影片《三隻猴子》是個例外，剩下的所有獲獎影片都展示了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狀態，尤其是它帶給人們的痛苦。」考慮到今年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同樣是頒給了紀錄風格的《精英部隊》，一份在電影節和電影人之間的默契已經達成：在這個越來越復雜的現代社會，人們已經難以在娛樂故事片和形而上的虛構文藝片之間來回跳躍，關於現實和真實的巨大的中間地帶迫切需要填補，像好萊塢電影在1970年代所引入那股清新之氣一樣，文藝電影也需要放下身段，探尋現實，而紀錄片的真實特性或者說它的美學形式都給電影人極大的靈感。
像去年的《我在伊朗長大》一樣，以色列導演阿里・福爾曼講述1982年黎巴嫩大屠殺的《和巴什兒跳華爾茲》，採用動畫和紀錄風格的混合，甫一放映，便一片驚艷，並一直是奪標熱門，雖因爭議未能如願，但已註定刻在了觀眾的心中。
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和他記錄正在消失的中國現實的抱負一脈相承，通過軍工廠向樓盤的變遷、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這樣一個背景讓我突然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其實是一個記憶，是一個剛剛結束的社會實驗的記憶。從經濟層面，這個實驗已經結束了。因此我想了解這些工人的經驗，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體制里受到了些什麼樣的影響。」這種願望使得賈樟柯從紀錄片、從采訪著手，最初的片名就叫《工廠的大門》（這讓我們想起電影先驅盧米埃爾兄弟的同名作品）。
值得一說的是，中國在西方媒體能夠得到呼應的影片，往往是現實題材的，只是第五代導演多半走向民俗，第六代則更多個人化地展開現實敘事。它們是中國電影中極難得的補充，但缺少機會完成與國內觀眾的有效互動，也都失之過於開放和冷靜。和現實仍然有一層曖昧的隔膜。不過，今年引起話題的《立春》和《左右》，再加上《二十四城記》，都有機會完成國內外完整的放映，從而探測不同觀眾對這種形式的接受程度。
三部影片的氣質各異，時間、背景設置也有不同，《立春》觸動了小城困境和理想主義青年的痛和癢，而《左右》採用了中國人所敏感和鍾情的倫理題材，予以冷靜的理性控制，各自藝術成就不論，卻都是對現實的折射。並且，相對於《站台》、《十七歲的單車》等影片的青春敘事和抒情特徵，這些影片較大地壓抑了個人化觀點，而放諸更廣闊的視野，更接近一種紀錄片的抱負。這很難說是好事，卻是關鍵的轉折，一次面向大眾的嘗試。因為青春題材天然的詩歌氣質，很容易給影片布上一種情感悸動，而現實題材的復雜多變，雖然能為電影最終帶去取之不盡的財富，卻也對講故事的手法提出了更為挑剔的考驗。對現實陰暗/明亮、幸福/悲傷、關愛/冷漠等等對立因素的取捨，對各種沖突矛盾的觀察和分析，都極可能挑逗起媒體、觀眾等諸多層面的敏感，甚至要試探在刺激觀眾和取悅觀眾間的平衡。
如果說以政治意識形態著稱的柏林電影節選擇《精英部隊》，是因為它在出色的商業片技巧下隱藏了殘酷的思想表達的話，戛納選擇《牆壁之間》卻是因為這部紀錄和虛構融合的影片既焦慮，又溫和，客觀展示了法國國民教育的諸多問題：偏僻街區的問題中學；以暴力攻擊來解決矛盾的輕率態度；不同種族和經歷的移民學生如何融入主流社會，以及由此引出的移民的居留和身份問題；還有教師的職責，權威教育和民主原則的沖突等等。導演洛朗・坎特是從巴黎北部一所普通中學的志願者里挑選了這些背景各異的學生，培訓他們以展現其最真實的性格沖突，包括充滿愛心但也會罵臟話的老師。攝影機放棄了主觀立場，而以客觀的眼睛觀察、還原現實，最終贏得了觀眾熱烈的響應。
再加上義大利兩部因對黑手黨題材的表現而引人注目的電影《格莫拉》和《美色男伶》，本屆戛納在呼喚文藝電影回歸的同時，也的確在不斷地為其注入勇氣、活力乃至靈魂，以不斷探尋社會、政治乃至人性的真相。這恐怕也是商業電影逐漸吸納文藝電影實驗的成果、並不斷吞噬後者領地後，文藝電影最有可能做出的有力反擊！因為自己的膽識、智慧，也因為「電影絕對不僅僅是娛樂，如果你要真正的娛樂，你可以去夜總會看艷舞，你可以去喝酒。但是電影不一樣，電影的力量太強大了，這註定它不可能僅僅是娛樂，它必定要有人文關懷。」這是「壞小子」西恩・潘的「良心發現」。


3. 一個關鍵的階段
除了法國時隔21年後重獲金棕櫚，本屆戛納最大的贏家非義大利莫屬，《格莫拉》和《美色男伶》分獲評委會大獎和評委會特別獎，一掃義大利電影近年來的頹勢。但對勇氣的褒獎之外，恐怕也涉及了一個關鍵問題：外界對義大利電影的興趣已經偏狹到了無黑手黨則不興奮的境地。這是十分危險的。
要知道，即使在十分樸素的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階段，其題材也是十分廣闊的，並一直接續到費里尼和安東尼奧尼的大師時代。近年來，托那托・雷的《天堂電影院》、《西西里島的美麗傳說》等影片雖然風靡全球，但無論是其感傷的基調還是對性啟蒙、鄉愁等主題的處理，都更像是從費里尼的夢想庫里取得素材而做了淺白的處理，實際上已是危險的信號。《格莫拉》導演馬提歐・加洛尼和《美色男伶》導演保羅・索倫蒂諾同樣是個性有餘，包容性不足。剛剛40歲的馬提歐，之前曾因《標本製作人》和《初戀》中尖銳地觸及了同性戀和性虐待問題成為焦點。
黑手黨是義大利社會、政治頑疾，也是其電影的傳統，但像1960年代弗朗西斯科・羅西在《龍頭之死》中的那種冷靜，已經殊為難得，太多的黑手黨故事不過是商業性地對暴力的賣弄。「不能描繪出身邊的現實，我們就不算是在做電影，」這是羅西的名言，紀錄片風格的《龍頭之死》，「作為後來所有黑幫電影的標准作，這部強悍、復雜的影片揭露了有組織黑幫產生的根源，突出地讓人看到義大利北方與南方潛在的對立，」英國學者彼得・考伊說。而《格莫拉》似乎續上了這個傳統，在對《格莫拉》做出的各種評論中，人們最為肯定的優點就是導演避開了這類影片常見的暴力鮮血，演員的表演也和流行的風格大相徑庭，《綜藝》稱贊它說：「紀錄片的風格令人著迷，巧妙地避免了將暴力和恐怖美學化。」《攝影棚》盛贊的也是它對霍華德・霍克斯的《疤面煞星》以來黑幫類型片常見圖像的摒棄。
相比之下，《美色男伶》多少有點討巧和媚俗，它繼承了義大利電影攻擊政治家的傳統，以前總理安德雷奧迪為原型，諷刺性地回顧了這個仍然健在、叱詫義大利政壇40年、如今被授予終身參議員的政治大鱷的一生，並以令人吃驚的活力，成功地塑造了諸多關於丑聞、神秘死亡和暗殺的陰森場面。「權力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完全透明的，這一點在義大利有時會起到特殊的效果。」導演保羅・索倫蒂諾說。影片的勇氣和現實意義的確超過了美學評判，就像安德雷奧迪看完私人放映場後的暴跳如雷一樣：「這實在太可惡了。我們可以認為它從美學藝術角度上來看是成功的，但是對我來說，讓美學見鬼去吧。」索朗蒂諾則慶幸拿到的不是最佳編劇獎，否則他不得不和安德雷奧迪一起分享，因為那些台詞幾乎都是這個前總理說過的。
義大利電影這種尷尬的榮耀也許是整個文藝電影狀況的反映。雖然仍然會贏得尊重，卻失去了豐富性和影迷的熱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大師雲集、色彩斑斕的組合已不復可見，那些對非理性的揭示、對人性幽微的探索、對夢想世界的構築乃至於宗教的思辨，在這個越來越深化的消費社會，已經顯得過於隔閡、晦澀了。所有媒介的速度和節奏都在加快，當新聞急切地轉化為資訊轟炸後，文藝電影卻被賦予了像偉大的新聞一樣描述現實的功能。這或許就是最近幾屆的歐洲電影節上，現實性作品連續獲得推崇的原因。但審慎地說，這也是一種急功近利，影評人越來越用一種社會學的眼光代替審美，而電影人則急切地將良心和目的置於藝術表達的效果之上。以近年中國電影為例，李揚從《盲井》到《盲山》的落差，就彷彿一部藝術品到新聞紀錄片的落差，王超在《江城夏日》中甚至犧牲掉人物的個性，而統統具有一種知識分子的口吻，則是這批影人急切性的反映，或者說沒有找到達成目的的手段，《立春》受批評的地方，也在於它較勁地表達批判性觀點時的那份躁動、誇張乃至於做作。
如果說這是年輕影人仍在摸索時的不成熟，那麼，那些大師地位已定的導演也難免遭遇不適應。《解放報》就評論本屆戛納電影節上那些聲望確立的導演（達內兄弟、詹姆斯・格雷、菲利普・加萊爾等等）的影片，是「充滿天才但僅此而已」，「總是很努力地拍攝同樣的東西，他們面對的風險不是重復，而是嗦。如果拍得還好可以說成是回歸經典，拍砸了就變成了刻板的學院作品。」
憑《洛塞塔》（1999）和《孩子》（2005）兩獲金棕櫚的達內兄弟70年代以激進的紀錄片創作者身份進入電影界，此後的劇情片創作也極具人文關懷。此番帶來的《朗娜的沉默》主題則是移民的艱難生活。「我要說的是，我們願意了解那些從別處而來的人們。」讓・皮埃爾・達內在記者會上說，「我們要表現他們如何來到這里，又將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我知道巴爾干半島有很多類似的故事，」多布羅西說，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和土耳其的移民，在歐洲發達國家度日艱難，他們的生活目的，「也僅僅是為了活著」。不過，達內兄弟並不認為自己關注邊緣人群是一種限制，「它同樣反射了社會的種種層面，也包括社會的中心地帶。」
被譽為「過去十年最有個性的導演之一」的努里・比格・錫蘭是本屆戛納的一個異數，因為他的《三隻猴子》尖銳甚至殘忍地深入了人物的內心世界，暴露人性的弱點，「在生活中，人們常常習慣於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這就是我們保護自己不至過於痛苦的方式。」影片講述一個政客夜間開車撞倒路人，他掏錢讓自己的司機去頂罪。司機入獄後，他的妻子去向政客借錢，卻又被引誘，而這一切，司機的兒子都看在了眼裡。這場家庭悲劇交織著背叛、謊言和侮辱，並成功地滲透了一絲神秘氛圍和驚悚懸念，從而成為一部出色的心理悲劇片。錫蘭憑此摘得最佳導演獎，證明了這是本屆電影節最單純地以藝術成就刺激和征服觀眾的影片。
相形之下，維姆・文德斯的《巴勒莫射擊》卻是完敗。在諸多大師謝世後，文德斯儼然已是歐洲藝術電影的執牛耳者，但多年來他卻始終處於越界和迷失之中。這部影片講述一個德國攝影師從柏林趕到巴勒莫，他要和過去來個一刀兩段，在這個城市裡他遇到了一個年輕的女子和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本是他賴以開宗立派的那種對人的精神和旅途間神秘關系的探索，卻和他本人的迷失一樣受到了商業流行元素的傷害。形而上的驚悚、演員難以令人信服的表演和鬧劇般的製作形式，這種奇怪的結合使人難免質疑《柏林蒼穹下》和《德州巴黎》的導演還能否恢復他天才的創造力。


4.期待更多驚艷
相對於蓋棺論定的評價，戛納更津津樂道於其發掘新人的眼光，無論是特呂弗、庫斯圖里卡還是索德伯格，去年大師雲集時也將大獎給了小國新人的《四月三周兩天》。今年固然又是如此意外。但有意味的還是多個戛納寵兒的命運。
比如，有「五月風暴的孩子」和「電影界蘭波」之稱的法國導演菲利普・加萊爾，是連接「新浪潮」和「後新浪潮」的關鍵人物，常以超現實的鏡頭突出一種強烈怪異的孤獨感。此次的《拂曉之際》繼續放大這種詭異的感覺：一個年輕的攝影師在婚禮當天的清晨醒來，准備著裝，卻從鏡子中看到了此前因為被他拋棄而自殺的女友，現在她從另一個世界尾隨著他，呼喚著他……超自然的主題被黑白形式中和，「我不想用電腦特技來欺騙觀眾，相比之下，讓・谷克多的那一套方法更適合我。」加萊爾說。然而，他的影片收獲了兩極的評價，噓聲和掌聲此起彼伏。
阿諾・德斯普里欽的《聖誕故事》則對准了一個家族的傷痛，一種兒子「請讓我死去」的心結，他總是異常關注普通人的憤懣、怨恨和嫉妒。影片一度是金棕櫚熱門，也被《電影手冊》評價為是為更厚重的起飛所作的鋪墊。
本屆最大的焦點還在於近年來在商業領域成就斐然的史蒂文・索德伯格，1989年，26歲的索德伯格憑《性、謊言、錄像帶》獲得金棕櫚一舉成名，人們也高度期待這個擅長政治題材的導演能夠深入地進入格瓦拉的內心世界。在組委會的努力下，他將計劃中的兩部影片《阿根廷》和《切・格瓦拉》合為一部《切》參賽，藉助本尼西奧・德爾・托羅的表演，正是要尋找「他到底是誰？」影片的長度和過於好萊塢化的敘事妨礙了它的名譽。伊斯特伍德對城市政治文化做出憂傷批判的《換子疑雲》同樣收獲了尊重，卻沒有驚艷。
除了歐洲的全勝，驚喜還在南美那裡。就像柏林電影節剛嘉獎過的那樣。特別是《越線》的導演沃爾特・塞勒斯，當他代替影後桑德拉・科維洛尼上台領獎時，人們應該注意到那幅斑斕的巴西電影版圖竟與他密切相關：這個《中央車站》、《摩托日記》的導演出身上層社會，充裕的物質條件使之能平和地採用記錄電影的手法來觀察和講述故事，《越線》切入的是巴西「父親角色缺失」的問題：「有25%到28%的家庭都是單親家庭。所以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在通過不同的方式尋找『父親』，他們不願意做棄兒，沒有選擇隨波逐流，最終，他們分別在牧師、教練、巴士司機的身上找到了『父親』，在掙扎和痛苦中選擇了自己的人生。」此外，他還是參賽片《雷瑞娜》的共同製作人。開幕片《盲流感》的導演費爾南多・梅里爾斯製作《上帝之城》時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扶助。有這種積極、緊密的合作關系，拉美電影近年來的精彩崛起也就不是偶然了。

婁軍：《電影世界》雜志社
責任編輯：傅琳

F. 張藝謀導演獲得過哪些電影獎項

金熊獎、金雞獎、金馬獎等等獎項張藝謀導演都獲得過，他還獲得過最佳男主角獎。

看電影成為了現在的情侶約會必乾的一件事，可以看出電影行業在我國有著怎樣的地位。說到中國電影，觀眾們想必都會想到一些知名的導演，被譽為第五代導演第一人的張藝謀導演，拍攝了《讓子彈飛》的姜文導演，沒有頭發卻拍了《頭發亂了》的管虎導演。其中我認為張藝謀導演最為厲害。

張藝謀導演不僅僅是一個優秀的導演，同樣也是一位優秀的演員。在張藝謀導演的生涯中，曾因電影《老井》獲得了第八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導演和演員的雙豐收成就了現在的張藝謀導演，讓他成為了一個在電影行業中有深遠影響的人物。

G. 張藝謀都有哪些獲國際大獎的電影

一、《金陵十三釵》

第69屆金球獎 電影類 最佳外語片(提名)

第6屆亞洲電影大獎 最佳導演(提名)

十三、《秋菊打官司》

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獎

第1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最佳導演(提名)

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 主競賽單元 金獅獎

十四、《菊豆》

第43屆戛納電影節 主競賽單元 金棕櫚獎(提名)

第6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十五、《紅高粱》

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 金熊獎 最佳影片

第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最佳導演(提名)

H. 歷屆戛納電影節華人獲獎作品有哪些

歷屆戛納電影節華人獲獎作品：

20世紀60年代，李翰祥的《楊貴妃》因富麗堂皇的宮廷布景和服飾獲得技術大獎，成為首部在戛納國際電影節獲獎的華語電影。

1964年，唐澄的水墨動畫《小蝌蚪找媽媽》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榮譽獎。

1975年，胡金銓的《俠女》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技術大獎，將中國武俠電影推向了世界。

1990年，張藝謀的《菊豆》獲得首屆路易斯-布努埃爾獎。

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是華語電影首次獲得金棕櫚獎；侯孝賢的《戲夢人生》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獎。

1994年，張藝謀的《活著》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葛優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成為首位華人戛納影帝。

1995年，張藝謀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技術大獎。

1997年，王家衛憑《春光乍泄》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王家衛成為首位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華人導演。

1999年，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屠居華）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技術大獎。

2000年，王家衛的《花樣年華》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技術大獎（杜可風、李屏賓、張叔平），梁朝偉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姜文的《鬼子來了》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楊德昌憑《一一》獲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2001年，侯孝賢的《千禧曼波之薔薇的名字》（杜篤之）、蔡明亮的《你那邊幾點》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技術大獎。

2002年，伍仕賢的短片《車四十四》成為首部入圍戛納國際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的華語短片；廖琴的《哭泣女人》獲得一種關注單元特別提名獎。

2004年，張曼玉憑法語電影《清潔》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成為首位華人戛納影後、首位亞洲戛納影後；鞏俐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特別大獎。

2005年，王小帥的《青紅》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獎。

2006年，王家衛成為首位擔任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主席的華人；王超的《江城夏日》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大獎。

2009年，梅峰憑《春風沉醉的晚上》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劇本獎，是繼王小帥憑《左右》在柏林國際電影節獲獎後，中國編劇第二次在國際A類電影節獲得最佳劇本獎；楊紫瓊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特別大獎。

2013年，賈樟柯憑《天注 定》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劇本獎。

2015年，賈樟柯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金馬車獎，成為首位獲得金馬車獎的華人導演；侯孝賢憑《刺客聶隱娘》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2017年，邱陽的短片《小城二月》獲得中國首座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獎。

2018年，魏書鈞的短片《延邊少年》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特別提名獎。

2021年，唐藝的短片《天下烏鴉》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短片金棕櫚獎。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戛納國際電影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