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韓國電影《燃燒》：兩個故事，三個男女
韓國導演李滄東在2018年5月17日精心打造的懸疑佳作《燃燒》，猶如一部精心編織的懸疑網，將觀眾帶入兩個交織的故事和三個錯綜復雜的角色之中。
故事的焦點圍繞著男主角李忠秀，這位居住在鄉間的老屋裡的青年，為了父親的官司在村中奔波。他兼職寫作，試圖在無人問津的網路小說中尋求一絲慰藉。然而，命運的轉機在城裡的商場中悄然降臨，中學同學申惠美主動走進了他的生活。
惠美神秘地踏上非洲之旅，歸來時身邊多了韓國富豪ben。他們的關系逐漸升溫，忠秀無意間發現ben的奢華生活，而ben則透露出燒毀廢棄塑料大棚的癖好，這成了惠美神秘失蹤的導火索。忠秀在無聲電話後陷入了絕望，他懷疑ben是幕後黑手，盡管證據不足，他選擇以極端方式尋求真相。
電影的懸念並未給出明確答案——惠美是否真的遇害？忠秀的推理建立在幾個關鍵線索上：惠美的家收拾得異常整潔，與她平時的個性不符；ben的洗手間發現惠美的手錶，貓的出現，以及惠美講述的年少往事，都指向ben。然而，這些線索並未被電影明示，忠秀的復仇行動揭示了他對惠美的深切情感與社會不公的憤怒。
惠美的形象也顯得復雜而矛盾：一個看似隨意、追求自由的女人，卻在行為上顯露出輕浮的一面，她的生活與經濟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電影通過惠美的生活軌跡，描繪了一個被拜金社會邊緣化的女性形象，她的命運成為了一種無聲的控訴。
在《燃燒》的敘事中，忠秀的小說創作與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的《燒馬棚》有著緊密的聯系。福克納的文學技巧在忠秀的故事中得到了體現，而電影則以此揭示了社會階層的沖突。另一方面，電影中的惠美和ben的愛情故事，則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燒倉房》的改編，兩者都觸及了社會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
導演李滄東通過電影，對現代社會的拜金風氣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忠秀的悲劇並非單純的復仇，而是對社會不公的控訴，ben的富裕生活象徵著這個社會的不平等。他藉此表達了對全球化背景下金錢崇拜的無情嘲諷，揭示了人際關系中的復雜糾葛和價值觀的沖突。
《燃燒》無疑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它以兩個交織的故事和三個角色的命運，勾勒出一幅社會現實的畫卷，讓觀眾在驚嘆其藝術魅力的同時，也反思當下的價值觀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