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论述影视制作中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性和国际化的关系,答案
正确处理民族性和国际化的关系：
影视制作中要加强与国际先进文化的交流和学习。既要摒弃民族虚无主义、食洋不化、盲目西化，又要防止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孤芳自赏、排外惧外、封闭保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念，要学习各国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在交流、交融、交锋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与他国先进文化的学习，来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范围，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
❷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❸ 电影对文化传播产生哪些影响
电影做为一种文化产品，在人的生活中潜移莫化的影响人的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外来电影中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出产电影的本国政治思想传染到收看电影的国家人民之中，这样的文化侵略会动摇国家思想根基（称为：文化侵略 事例：现在美国圣诞节以经超过了春节的热忠度）我们要防止这样的侵略。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是一种展现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电影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待电影中的文化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❹ 电影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不少于800字
在现代影视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能欣赏到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影视作品.文化的发展和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促使观众不再只是简单的掏钱去看电影,而是去更多去享受一顿文化盛宴. 同时日趋商业化的电影运作使追求高票房高效益成为电影制造商的目标,而如何达到这一预期却非只是影片的形式,大众认识欣赏眼光使他们更多关注影片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源于影片的文化底蕴和积淀.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的主题影响:
文化的差异导致对于电影的认识和欣赏角度和观点产生差异.为什么外国人不太容易看懂中国电影,同样我们也不太明白外国电影的主题表达?这就有个文化的根基差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诠释是不同的.《英雄》中的恢弘的战国争雄的场面，万箭齐发、鼓声隆隆，美国人肯定也会惊叹叫绝，但他们不一定能看得懂残剑与秦王的对话。
中国的大片，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大多都在描写一种“大义”，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力宣扬的一个很核心的主题之一。而西方的大片，也以历史题材为比较，《特洛伊》中王子为了爱情可以不惜以两国的战争为代价，为了维护自己对于美人和爱的占有，战争的价值是值得的。这个例子正好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于个性、个人解放的追求，在西方文化基础下，人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实现自我的个性张扬就是让上帝知道自己。作为上帝之子，人就应该在上帝的眼皮底下表现自己。
还是以《英雄》为例，无名最后明白了残剑给他留下的剑道，“天下”二字一下字将整个影片主题深化。放弃个人复仇的“小义”，追求“天下”的“大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剑客。个人的英雄在整个民族的统一之间是应该在第二位的，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相反，西方的大片更重视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着力突出个人在集体面前的力量.如流行的《蝙蝠侠》,《亚历山大帝》等.
另一个中西的差别在于主旨上的层面不同,中国电影,不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都不同程度的去表达一种精神的力量.比如《七剑》,导演徐克就说出他认为”剑”是”一种精神,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他拍摄此片也就是要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剑文化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十面埋伏》也是一个商业操作做得很出色的电影,精彩的画面背后也诠释着导演对于”爱”和”和平”主题的表达.而西方电影大多有一种”拯救”的意味在其中,电影中也多是描绘人类在与大自然与宇宙的斗争中人类所面临的困境.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传统文化对电影表现手法的影响
中国的电影在表现手法上有含蓄.多铺垫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电影所创造的意境方面,中国电影总试图在意境上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比如说随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环境的变化,主人公悲伤,天色就显得阴沉压抑,或者干脆就用对比手法来反衬所要表达的人物和情景.《卧虎藏龙》中的竹林.绿海等美仑美幻的风景就是作者的意境手法.其次在某些文化现象方面,突出在两性文化的表达上.中国的电影在性的表达上是适可而止,创造在意境上的遐想而不裸露表现,或者用转移的手法将人的两性的冲突表现在动物或其他形象事物上.再次,中国电影善于做铺垫,用”埋伏”的手法.而在抖包袱的过程中去微显中国人内心的微妙张力.所以故事的曲折和展转是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前一结果不断成为后一发生的原因,从而推动情节发展,而最后必然会是”峰回路转”的”柳暗花明”.而西方则相比较就很直接,并且主题的表达集中.
中国电影明显的表现出比西方重视人伦关系,重视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冲突.摩擦等隐性层面的解读.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尤为突出.中国 人很重视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行业关系等等.电影是生活的缩影,它反映也就是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所以中国电影在描写和表达人伦关系上很是着力,好的电影要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来自与观众对于电影中人伦关系刻画的认同和默许.在这一点上,西方则更注重人与人的契约,重视社会的规则.所以西方电影的人伦色彩较淡,而相对的器物层次.技术层面和法治色彩要多一些,这些区别的根源就来自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差异.
另外一个值得去发现的现象就是中西方电影在形象刻画上的差异.早期的中国电影表现得更明显.中国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差别很大,正面角色一般会高大.光鲜,而反面则猥琐,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人们的心里感受和非理性.而西方则在这方面差异不大,较为客观.
我们能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追求日韩的风潮很流行,我认为日韩电影的流行正是反映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我们对于日韩文化的认同感较西方强取决于文化差异的大小.追本溯源,日韩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们有很多现代因素,但其核心的思想还是来源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输送血液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却在遇到她的衍生文化的时候势力显得弱小?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电影崛起要解决的问题.
❺ 电影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电影的产生使人们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它使得人们懂得思考和反省自己。纵观这些年的电影发展历程，更加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电影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生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电影的影响：
1、从产生以来逐渐成为最普及、最重要的艺术样式
，列宁说：“对于我们来说，在一切艺术样式中，最重
要的就是电影。”电影对人的行为、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现在人均每年看6次电影
2、对人类文化信息传输方式的巨大变革，使人类进入影视文化（信息文化）的发展阶段
。西方学者认为人类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语音为载体的口头语言文化，以文字为载体lAo
的书面语文文化，以音像为载体的影视文化。
电影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对于人类历史，一百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就其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可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飞跃式的，电影的变化更为奇速。拿最早拍摄的电影。不管是法国的《工厂的大门》、美国的《梅.欧文和约翰·顿斯的接吻》、德国的《柏林风光》，或是稍后的叙事片，如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鲍特的《火车大劫案》，与当代电影相比，不管是中国片还是外国片，尤其是当代好莱坞的那些所谓的“巨片”，如《星球大战》、《大白鲨》、《终结者》、《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拍摄的技术、技巧和方法，以及它们所蕴容的文化氛围和义理内涵，都大大超过了前者，超过了以往。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推测着在也许是更为翻天覆地的下个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在另一个一百年中，电影是消亡，变异还是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耐人寻绎的问题。
回顾上一百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电影的变化具有优先意义的，是它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技是电影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从默片到声片，从黑白到彩色，从标准银幕到宽银幕立体声，还有光学镜头、感光胶片、机械性能等等的或大或小的改进和变革，都给电影的创造开拓了新的天地；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视频、电脑、激光这些新的高科技在电影的上的应用，更扩大了银幕的创造力，使其形象、语言焕然一新。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发明也就不可能设想会有上述那些当代好莱坞“巨片”的出现。回顾一百年的历史，电影的哪一次哪一点的变化不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呢？现在我们的电影、电视中，用电脑特技处理武打场面，颇与中国二十年代以传统特技处理武打场面相近似，都是刚刚出现的特技手段运用于电影，都是源于新技术，虽难免幼稚却不失有趣，可以看作是一次螺旋式上升。据说，现在已经有远远优越于电脑的“光脑”出世了；还有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新技术，在下个世纪里也会出现。这些已经看到的和还未看到的新技术，又会给电影的摄制带来什么，这是难以预计的。但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下个一百年里，电影将随着高科技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前要发展电影，就应发展电影的高科技基础。有些国家在世界电影竞争里失败的教训，是否也可以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
百年历史又告诉我们：电影的发展是要靠财力的；准确些说，需要高投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冒投资的风险，是很难参与世界电影市场竞争的。西方的那些个性化电影，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先锋派，五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也不管是冈斯、德吕克、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特吕弗、戈达尔、伯格曼、法斯宾德等人的作品，多么具有独创性和个人思考的特色，对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无论如何这些流派和作品在创作投入的资金上，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好莱坞重头片相比拟。正是由于优越的制片投入，因而好莱坞能够吸引欧洲有才华的电影艺术家对于它的向往，从而人才济济；他们憎恶它，骂它，但又离不开它。欧洲的艺术片和好莱坞的商业片是两种不同的银幕现象，如果说欧洲艺术片倾向于对电影可能性的探索，那么，好莱坞商业片则倾向于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说欧洲艺术片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的电影天才，那么好莱坞成功的首要因素，应归结于雄厚的财力；在好莱坞那里，人才也成为经济实力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才形态。由此可见财力对于电影之重要！中国目前电影的不景气，是否也有着资金不足甚至匮乏的原因？
在下个一百年里，如果社会还是以货币形式实现产品交换的话，那么拍电影恐怕也需要一大笔钱。
过去的百年历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的电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地下电影”，也希望寻找到自己的观众，何况是作为电影主体的商业片。电影必须面向广大的观众群，适应他们的需要。早在1894年4月14日，在纽约的百老汇街就有过爱迪生的“电影视镜”的商业性映出，票价二十五美分。但由于“视镜”只能一人一机地朝着视镜往里面看，很难包罗更为广大的观众，所以后人还是选定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在巴黎的大咖啡馆的布幕放映作为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这里就考虑到观众的因素，以最经济的方法取得尽可能多的观众。此外，大约还因为“视镜”有点象今天的看电视，观者和视象是有距离的；只有被摆到黑暗环境里的幕布才能使观众幻梦般地门生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有着美学上的意义了。总之，对电影诞生日子的认定，还是有公平合理的一面。无论如何，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大约是没有疑问的。
拿钱拍片，供观众看，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运作环节，那就是经营。在百年历史上，从初期到现在，电影的经营方式，促销方法，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尤其是在当代，其经营手段更为灵活多样，难以胜数。但归根到底，可以说曾经有过这样两种电影经营：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它们分别是被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中国的百年史上，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曾经发生过，于是中国也就有了这两种经济体制下进行电影经营的经验。现在，中国又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转变，于是电影经营也在这个转变中转变。我们无意分辨这两种经济体制下电影经营的成败得失，但它们对于人类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从中得到教益。
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是统一的；一般来说，观众越多也就意味着利润越多，这已经为无数电影历史事实所证明了。但是，由于电影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所以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两者又时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为教化”和“为娱乐”这种电影史上的长久争论姑且不议，仅在中国五十年代后期，就曾提出过“要票房价值还是要工农兵”的严肃命题。这种在看到以往市场经济下的电影投机牟利的弊端之后，而又只看重社会政治作用而不计经济后果的见解，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结果，不仅违背了电影的经济规律，而且还不幸地为被批判者所言中：“为工农兵的电影工农兵不爱看”。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由此看来，只顾拍电影，或拍电影只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而不计经济效果的作法，不论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电影运作，还是计划经济下的电影运作，都不能认为是成功的经验。
人类下个世纪头一百年的社会发展，难以预料，电影会不会脱离经营渠道而成为有一定机构负责的社会福利事业、免费提供给社会公众观看？假如社会还发展不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的话，那么，电影由拍片到看片这个运作过程的经营环节，不管会发生怎样形式和程度的变化，都还会继续下去。
百年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艺术的，同时包含着文化。
翻一翻世界电影史著作由始迄今的出品目录，回顾一下我们看过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各个时期的各个片种、各种题材和类型的影片，不难感到，世界上近百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要闻，人文的和自然的衍进，无不在电影上得到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直或曲的随机性反映；虽然它们不可能象文字记载历史那样去概括出历史的脉络和全貌，而只能是历史的一点一滴，然而从它们与历史的联系角度说，一部世界电影史也就是一部近代世界史的投影。我们把一些主要电影国家的影片，编年史式地排列起来，也几乎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这百年中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
电影中，不管是哪个片种，细察起来它们都包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礼仪习俗、交际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包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从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瑞典的等等国家的早期影片中，我们不是可以感受到这些国家的那个时期的人群生活的状态吗？十几年前在我访问南斯拉夫期间，曾经在马其顿共和国看过一部他们国家1896年拍摄的影片。他们的电影史学家对他们的国家能在电影发明的第二年就拍出了自己国家的影片而感到自豪。这是一部记录马其顿民族村镇民众日常生活的影片，以节日的舞蹈和仪式为主，也有他们的劳动和交往，使人感到有一种远古的气息，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早期影片何尝不有着同样的意义。
不独纪录报导片如此，叙事故事片也有着同样的内涵，不过它是另一种形态罢了。叙事电影是以艺术家为能动主体，根据对现实的和历史的想象性体验，而小说式地编织起来的故事。不管人们从理论上怎样说明：是反映论还是表现论？又不管是哪个流派和风格，电影始终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一种把握，一种特有的把握方式以及艺术家个人对于这一方式的创造性运用。所以影片里不仅渗透着生活，也渗透着意识，渗透着利益和反利益的冲突，权利和反权利的对立，道德和反道德的搏击，总之，它体现着各个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社团和群体的不同愿望和利益，是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正因为这样，所以电影从它诞生起，就受到社会公众和权利政治的注意。有时它被打扮成一个圣洁的传教士，有时又被说成诱人犯罪的教唆犯；现在电视的这种地位好象比电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电影的这种大善大恶的表象，无非是因为人群处于不同的经济状况因而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对于一部影片的不同的毁誉褒贬也就不足为奇。好莱坞影片《真实的谎言》最近被作为“大片”引进来放映了。为何选中这部影片？其标准如何？不得而知，但这部影片的内容却值得人们注意。它的故事和人物及其含义，无疑是当前美国主导意志的一种显示，它既不同于六七十年代好莱坞那些所谓的“反传统”影片，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包括科幻片在内的那些充满人性和人情味的影片，它似乎是三十年代好莱坞主导电影的一种上升式回归，这部影片里有“美国中心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意味，确与它的前辈有同工之妙。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说过的话：“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争巨片，不意中了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当然它不是“真实”的战争片，而是“谎言”的战争片，但那里的精神却与鲁迅讲的那些影片如出一辙。 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当代中国把它引进来给观众看看，无碍大局，但是我们也愿意说一声：留意一下那片子里面的思想！
总观电影的百年史，应当正视，电影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它不是学生课桌上的教科书，也不是有钱人柜子里收藏的珍贵文物和稀世艺术品；它是供多数人尤其是供青年人观看的。它的生命过程是创作制片、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然而在这同时，也应正视，在电影这一娱乐品中，又包藏着娱乐品之外的许多东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内涵，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效应。电影自诞生到现在，对于它的性质的各种争论，可不可以从这个认识中得到解释？
对于今后的电影发展，在电影一百年的今天，已经有了许多说法：电影不会有第二个一百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电影就会继续存在！这样两种对立的意见，空间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去证明了。但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将来，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大踏步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人类在这个时代中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传播媒体的更加革新化，电影的世界性特征将随之更为鲜明地凸现出来，将会发生更为广泛的文化影响和文化认同；当然，电影的文化逆反和文化排斥也还会继续下去。但不管怎样，电影对于人类是一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