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的威胁

㈠ 有部美国电影，一个恐怖分子在大厦里威胁一个电脑高手帮他貌似是黑银行的钱。然后还叫一个女的帮他吹萧。

旗鱼行动.主角就演金刚狼那货.女主则是演风暴女那人.

㈡ 一部美国电影，里面的几个镜头是：一个男人手提公文包，受到威胁，然后全身发力，以很高的速度穿出大厦--

你说的大概是Angelina Jolie和James McAvoy演的Wanted吧，08年出的~ 中文译名好像是叫《通缉令》~~

㈢ 急！~~！美国电影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和联系！！

1896年电影首次在中国放映，距离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首次公开放映电影还不到一年。从那以后的50年里，大量美国电影被贩运来中国分销到各地。在这50 年中，中国各地影院上映的片目中，美国片占到了80～85％。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道重要的文化景观，好莱坞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过，好莱坞已经“取代了传教士、教育家、炮舰、商人和英语文学，成为中国学习西方工业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为重要途径” 。的确，好莱坞的意义从来都不限于文化消费领域，它不仅通过票房收入和电影胶片、拍摄/放映设备的出口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同时，它还是促销美国产品的重要手段。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曾明白指出，电影的影响使一些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好莱坞称雄世界与美国经济利益在全球扩张之间的正比关系已经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好莱坞在20世纪中国所起的作用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中美两国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电影姻缘做一个初步描述。它对基本史实的侧重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同时也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奠定实证基础。
好莱坞电影借助美国自由经济的领先力量，在势不可当地覆盖着全球电影市场的同时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意义远远不仅仅是 对于电影的，而且也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传统的。正如不少人指出过的那样，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除了在物质属性的价值外，它们借由声音、影像、图画、文字等元素交织而现的象征符号与意理信念，则与文化领域有着关联，同时这也与主导社会集体价值与国族文化内涵的政治领域形成一种张力”，显然，好莱坞的全球化在冲击着中国民族电影工业的同时也通过色彩缤纷的电影形象推销着美国商业、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影响民族社群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延续，制造美国式的“全球趣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现实和将来。也正因为这样，面对好莱坞电影日益紧迫的威胁，与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莱坞声音相呼应，“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话题在中国便具有了一种更宏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我们正是试图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全球化战略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分析中国在好莱坞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位置，研究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策略，从而探讨中国电影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生机，寻找中国电影发展的出路，最终获得面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政治立场和态度。“面对好莱坞”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论和实际挑战性的话题之一。
好莱坞电影借助美国自由经济的领先力量，在势不可当地覆盖着全球电影市场的同时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意义远远不仅仅是 对于电影的，而且也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传统的。正如不少人指出过的那样，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除了在物质属性的价值外，它们借由声音、影像、图画、文字等元素交织而现的象征符号与意理信念，则与文化领域有着关联，同时这也与主导社会集体价值与国族文化内涵的政治领域形成一种张力”，显然，好莱坞的全球化在冲击着中国民族电影工业的同时也通过色彩缤纷的电影形象推销着美国商业、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影响民族社群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延续，制造美国式的“全球趣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现实和将来。也正因为这样，面对好莱坞电影日益紧迫的威胁，与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莱坞声音相呼应，“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话题在中国便具有了一种更宏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我们正是试图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全球化战略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分析中国在好莱坞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位置，研究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策略，从而探讨中国电影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生机，寻找中国电影发展的出路，最终获得面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政治立场和态度。“面对好莱坞”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论和实际挑战性的话题之一。
好莱坞电影借助美国自由经济的领先力量，在势不可当地覆盖着全球电影市场的同时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意义远远不仅仅是 对于电影的，而且也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传统的。正如不少人指出过的那样，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除了在物质属性的价值外，它们借由声音、影像、图画、文字等元素交织而现的象征符号与意理信念，则与文化领域有着关联，同时这也与主导社会集体价值与国族文化内涵的政治领域形成一种张力”，显然，好莱坞的全球化在冲击着中国民族电影工业的同时也通过色彩缤纷的电影形象推销着美国商业、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影响民族社群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延续，制造美国式的“全球趣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现实和将来。也正因为这样，面对好莱坞电影日益紧迫的威胁，与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好莱坞声音相呼应，“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话题在中国便具有了一种更宏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我们正是试图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全球化战略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分析中国在好莱坞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位置，研究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策略，从而探讨中国电影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生机，寻找中国电影发展的出路，最终获得面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政治立场和态度。“面对好莱坞”因而可以被看作全球化背景中最具理论和实际挑战性的话题之一。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潜力巨大，在当今的全球化格局中，国际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在美国的“单极化”战略中，中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据国际问题专家分析，世界上三个人口大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极力保持本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与美国保持着某种抗衡关系，同时，三国的经济也正呈现复兴和发展趋势，在新世纪同美国的差距将会缩短。因而，即使美国有能力迫使这三个国家实行美式民主自由制度，但如果中、俄、印坚持走不同于美国主导的西方政经发展道路，分别或联合反对美国，都会使美国“单极化”全球战略难以成功。基于这样的分析，21世纪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可能将有所调整，战略重心可能从欧洲转向中东和亚洲，特别是转向中、俄、印三大国。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将亚太逐年高成长所孕育的数以亿计的中产阶级，国民所得持续增加所带来的兆亿美元的消费能力，还有未来大规模现代建设所需的资金与技术等等经济因素，予以数据化的精算，并将亚太这个 “他者”设定为西方国家长期景气低迷所累积的资本与科技进行再生产的“新疆域”。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在预计未来趋势时指出，“西方企业如果不能参与大亚洲的经济腾飞，不但会丧失商机，更可能被削弱竞争力。毋庸讳言，已经臻于成熟的西方经济需要外来的新刺激，西方技术和精密产品必须能更广泛地应用于开拓新的市场，而亚洲就是最具潜力的开发对象。”

㈣ 有部美国电影是歹徒威胁警察从监狱放出他们的将军

你说的是《空军一号》，恐怖份子挟持了空军一号，第一夫人及其女儿与机上乘客，恐怖份子们遂向美国当局提出交换条件，要立即释放他们的首领....

㈤ 美国电影的负面影响

美国电影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和挑战。首先，1948年 5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对拖延多年的“派拉蒙案”作出了裁决，判定大公司垄断为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弃发行和经营电影院的业务。这切断了大公司的主要财源，迫使公司大幅度减少影片生产并进行裁员。其次，美国电视发展迅速，到1953年，电影观众人数与1946年相比减少了一半。为争夺观众，早在20年前即已发明出来的宽银幕电影此时开始成为与电视竞争的手段。
自1947年起，“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好莱坞左翼人士。1948年，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判处好莱坞十君子，1951年又继续加深和扩大对电影界人士的迫害。许多人被指控为共产党，800 余人被列入黑名单。这些人或亡命欧洲（如J.达辛、J.洛塞），或战略性退却（如休斯登，J.、R.罗森、齐纳曼，F.），或招供出朋友（如E.德米特里克、卡赞）。这场迫害极大地损伤了美国电影的创作元气。然而，受迫害的电影界人士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摄制出描写锌矿工人罢工的影片《社会中坚》（1954，H.比伯曼导演）。
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各大公司从60年代中期开始逐个解体或转产，海斯法典也被正式废除。为挽颓势，出现了微型影院、艺术影院、汽车影院。独立制片及实验电影有了发展。
一些经典题材和类型电影发生了变化，N.雷伊、V.米纳里和D.西尔克使美国情节电影前进了一步，出现了西尔克的《写在风中》（1957）、《被玷污的天使》（1958）和《生活的摹仿》（1959），米纳里的《邪恶的和美丽的》（1952）、《蛛网》（1955）和《家在山那边》（1960）等有代表性的影片。自《枪手》和《正午》开始，传统的西部片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称之为“成人西部片”中单枪匹马的主人公有些变成群体的主人公，并出现了福特的《搜索者》（1956）、G.希尔，R.的《虎豹小霸王》（1969）和S.佩金珀的《野性的一群》（1969）等与过去不同的西部片。歌舞片中的佳作当推顾柯的《窈窕淑女》（1964）、R.怀斯的《西区故事》（1961）和《音乐之声》（1965）以及惠勒的《滑稽女郎》（1968）。
这一时期是美国青年思想最动荡的年代，相应出现的表现青年疑虑、反抗的所谓“反英雄”影片有：雷伊的《无因的反抗》（1955），卡善的《伊甸园东方》（1955），J.洛甘的《野餐》（1956）以及后来的M.尼科尔斯的《毕业生》（1967），A.潘的《邦尼和克莱德》（1967），D.霍珀的《逍遥骑手》（1969），施莱辛格，J.的《午夜牛郎》（1969），T.马里克的《荒原》（1973）等。

㈥ 美国电影是怎样侵略我们的文化的

针对美国大片，个人认为其吸引观众之处无非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让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地现代科技
第二，离奇曲折、让人难以琢磨的复杂剧情
第三，搞笑、夸张的电影台词
第四，极其逼真的血腥暴力场面
这四点构成了美国大片的最突出特色，凡是爱看美国电影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认识和体会，但如果我们深究的话，就会从中发现一些问题，这样的作品虽然好看，却无法让一个普通老百姓从中学习和领悟到些什么，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走进电影院，观看完一部美国大片出来后，当有人问他（她）电影拍得怎么样时，他（她）很可能告诉你的是里面的男（女）主角有多么地牛B，身怀各路绝技，智商、颜值均爆表，孤身一人或联合几人潜入某某犯罪集团，将其成员及其头目一网打尽，绳之以法，最后圆满地与自己的家人、朋友重新团聚的过程。这样的电影一般主角不是FBI、CIA，就是高级探员之类的，不是我们一般平头百姓可以接触到的人，只是看起来非常厉害和专业，至于电影里面由主演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干练、沉稳及不凡身手，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学的来的，所以，看美国电影至多就是寻求一种感官上的巨大刺激，这恰恰融合了大多数普通观众的猎奇心理，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起一大批的铁杆粉丝儿来，本人认为这也是现今时期以美国电影市场为导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面，我们再来反观一下前面所列举的几部优秀国产电影，拿本人最为欣赏的那部《老炮儿》举例，“老炮儿”是一句北京俚语，翻译成普通白话就是老混子的意思，片中的主角——六爷，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混子。在本片中，没有枪林弹雨，没有夺目的爆炸场面及先进的科技装备，只是讲述了一个从小混到老的江湖大混子六爷想要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不巧自己的亲儿子因中途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得罪了富家子弟，遭受到了绑架，六爷为替儿子圆事儿而身陷囫囵，结果救出了儿子，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㈦ 有一部美国电影，里面是关于计算机的威胁，请告诉我名字

《夺命手机》、《机械公敌》、《鹰眼》、《终结者》这些片子都是的。

㈧ 美国电影行业遭遇的威胁

在最近一次电影座谈会中，娱乐界大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表示，目前美国电影产业中大部分为高成本影片，这种现象将使民众厌倦，并使影片遭遇票房惨败。其好友、《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表示赞同。

近日，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一同出席了由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举办的电影座谈会。会中，斯皮尔伯格向学生们表达了对美国电影产业的担忧，并称好莱坞将遭遇剧本匮乏的灾难。他预计未来电影产业将成为一个小众市场，“金钱在维持着产业的运行，但这并不是长远的做法，不可能永远有效。影片越聚焦于利润，道路会越来越狭窄，人们会感到厌倦。电影产业会无所适从，而且无法摆脱困境”。

斯皮尔伯格认为，目前娱乐大片竞争激烈，以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一些制片人不惜花费2.5亿美元投入到一部电影或同类电影中，而不是出品更多原创的但更具有特色的影片。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被好莱坞大片“边缘化”，这对于美国电影业是极大的威胁，甚至能使其崩溃。他表示，“在未来的时间里，那些高成本、大制作的影片很有可能会遭遇票房惨败。电影产业将发生巨变”。

巨变将致电影票价格上升 档期延长

巨变之后结果将会怎样呢？卢卡斯表示，电影票的价格将会急剧增加。他说，“上映的电影将会越来越少，观众观看电影的成本将迅速提高，甚至需要50或100美元，就像百老汇剧院的门票一样，这也将变成一笔巨大的开销。电影上映时间也会延长，像音乐剧一样以一年为期。重要的长篇巨制将在影院放映，至于其他的小制作影片改为在电视上播放。这种现象目前已经开始有所显现。”

据卢卡斯称，电影产业的未来将被局限于电视或网络视频。他们预估，电影市场在未来会出现大幅收缩。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网络视频提供商正在产出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内容吸引消费者，各类视频游戏正在侵占消费者的周末，消费者留给电影院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对于电影制作人来说，情况也会跟着变得糟糕，要把电影排上电影院的档期会越来越困难。

此前，影片《林肯》和《红色机尾》就曾遭遇困境，一些人认为此类电影不该搬上荧幕。斯皮尔伯格说，“人们也许会讨论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的影片未能上映。”他对卢卡斯开玩笑说，“无论如何，我的《林肯》还是比你的《红色机尾》票房更高。”这也许为此次座谈会悲观的气氛带来唯一的一点欢乐。

㈨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㈩ 为什么美国电影中总会渲染俄罗斯威胁

也不止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冷战的对手 是最真实的历史 美国电影一般没什么禁忌 经常还渲染美国政府是反面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