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电影懋业飞机失事

㈠ 在香港电影圈有哪些令人捧腹的巧合事件

演过《吃耳光的人》的严俊，被著名制片人尔光打了两耳光
事情比较曲折，且听季小末慢慢道来。先说尔光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导演尔冬升的父亲，也是大名鼎鼎的配角秦沛(勤奋的配角)、大名鼎鼎的武侠小生姜大卫的继父。这起“尔光打吃耳光的人的耳光”事件另两名主角，是李翰祥和林黛。好嘛，全是大腕。
《吃耳光的人》早就在1953年拍好了，但到1958年初才上映，为了避那两耳光的讳还改了个名字叫《笑声泪痕》。电影由李翰祥编剧、严俊导演、严俊和林黛主演，当时李翰祥还只是严俊的副导演，而严俊正和林黛热恋。小气吝啬的严俊和性子火爆的林黛吵架不断，很快李丽华就插足进来(她本来是要嫁给陶金的，不料被陶金的朋友设计分开，这一戏剧性的桥段改写了很多人的一生)，1957年严李二人结婚。1955年李翰祥独立执导第一部电影，次年经尔光促成加盟邵氏(尔光也是李翰祥1952年签为永华基本演员的经办人)。徒弟翅膀硬了，师傅自有话说。严俊嘱咐李翰祥不可用林黛，原因不是严俊爱林黛，而是恨——他们正在吵得不可开交。李翰祥在邵氏的第一部电影《水仙》没有用林黛(而是火烧少林寺的军阀石友三的女儿石英)，觉得已经给够严俊面子，到第二部《窈窕淑女》即采用林黛为主演。这就是吃耳光事件的导火索。1956年的一天，邵氏剪接大师王朝曦(15年后还和朱牧、屠梅卿合组过三羊影业公司，三人都属羊嘛，但没有任何两人是同年)和妻子余婉菲(程小东父亲程刚的前妻)生的儿子摆满月酒，影坛各界名流都来捧场，主事的是热心肠尔光。李翰祥一见严俊就热心地打招呼，不料严俊始终对他冷嘲热讽、极尽奚落之能事。李翰祥强颜欢笑地说，“您叫我第一部别用林黛，我也照办了嘛”，就是这句话让严俊老羞成怒，声音越说越响，搞得李翰祥不知如何下台。尔光听了他诉说之后，去向严俊敬酒。借着酒劲，平时开惯了玩笑的两位爷(尔爷和严二爷)越说越上脸，冲着严俊几句不干不净的话，尔光一阵连珠炮，“尔光是你叫的？你用得着我尔爷，用不着我尔光。妈拉臭*，我替你跑前跑后，替你背黑锅的时候忘了？小林黛自杀的时候，你他妈跪在地下求我尔爷的时候你忘了？”这番话说得一堂宾主目瞪口呆，正有人要上前去拉开他们，没想到尔光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啪啪打了严俊两个大嘴巴子……真有如在演电影。悻悻离开的严俊，马上就去附近警局起诉尔光。原被告加上两名证人在警局里呆了一个多小时，等他们出来之后，严俊和尔光在警局门口有说有笑地握着手不放，大有重修旧好、马上就要合作一部新戏的意思……
电影公司的老板一做编导，离公司关门就不远了
1957年袁仰安一导《阿Q正传》，由他任总经理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就改组。这部电影没有得到国内支持，影片尚未完成袁仰安便离开长城，另组新新影业公司。很快《阿Q正传》获得香港第一个国际影帝：新人关山(关之琳之父)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长城于1949年由张善琨和袁仰安成立，1950年张善琨被迫离开后改组为新长城，全面左转)
若不是李祖永喜欢做编剧，二战后香港第一家大型电影公司永华也不会那么快关门。在永华债台高筑的后期，老板李祖永喜欢上了写剧本，先是把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真事写成《爱的俘虏》(1951)，男主角是和他一样胖的罗维。后来他在家里写《一刻春宵》(1952)，片厂打好灯光之后足足等了四个钟头，夜里两点半才由司机送来几张稿纸。好嘛，老板要过瘾，大伙儿也只好傻等。其时永华的经济情况已经坏到了家，每天都要靠老板娘典当私房首饰来付剧杂费。(巧了，永华也是在张善琨的协助下于1947年创立，两年后张善琨被迫离开，他可真擅长为他人做嫁衣)
电懋总经理钟启文是由李祖永送到美国去留学的，回来后永华被债主国泰机构接管，钟启文投了新主。钟启文后来也发了导演瘾，为其绯闻女友丁皓导了一部《一段情》(1962)，被电懋其他女明星向新加坡总公司联名告了一状，这段情、这段总经理的任期也就到此为止(后来丁皓在美国自杀了)。事情远没结束，国泰机构董事长陆运涛在罢免钟启文后亲自任电懋总经理，由“遥控”改为“直辖”，并和台湾影界展开大规模合作，想一改电懋在和邵氏竞争中的颓势。不料陆运涛在台湾出席亚太影展时飞机掉了下来，这一摔机，改写了整个香港电影史。
1965年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1970年国泰总经理杨曼怡一喊“开麦啦”，国泰就彻底关门大吉。
台湾中影的总经理龚弘，于1963年上任。后来他不仅编剧，还替导演分场、画镜头，最后导了一部《李娃传》，1972年中影就把他换了下来。
电影公司的老板一做编导，公司就要大祸临头。不过这始终是句玩笑话，第一影业机构的黄卓汉(下文介绍)、永盛的向华胜，就曾亲自导演过数部电影(虽然几年后向华胜因为生病而淡出了影坛)。但是门外汉想越俎代庖做导演的事，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

㈡ 如何评价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创作

如何评价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创作？

应该说,张爱玲和香港确实是有缘的。她的生活和创作与这座“孤岛”的关联,恰如她和另一座“孤岛”——上海的关联一样,是个耐人寻味,并值得细究的问题。张爱玲在1939年先是考上了伦敦大学,后来因为欧战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在香港,她独得了港大文科的两个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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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纸上谈兵”的书生吗？看她当年在香港的编剧生涯

捞史倌
2019-12-27 · 历史领域优质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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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即电懋)出品的《情场如战场》在香港上映，一连数周盛况空前。大明星林黛依然眼波流转，一笑一嗔皆有神采，而林黛扮演的叶纬芳和她的追求者们的故事依然让观众爆出阵阵哄笑。人们意外：这么好莱坞、调皮、梦幻的世界，竟然也是张爱玲？！俊男靓女群集的该片据说突破了当年国语片的票房纪录。这是张爱玲电懋编剧生涯的首部作品。在同年7月给宋淇夫人、好友邝文美的信中，张爱玲说道：“《情场如战场》能够卖座，从各方面着想，我都可以说‘干了一身汗’，因为我也总觉得人家总拿我们这种人当纸上谈兵的书生。”那一年，张爱玲37岁，离港赴美已经两年。

张爱玲终归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从1955年到1963年，她为电懋共写了十个剧本：《情场如战场》(原名《情战》)、《人财两得》(1958)、《桃花运》(1959)、《六月新娘》(1960)、《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一曲难忘》 (1964)、《南北喜相逢》(1964)、《红楼梦》(上、下集)与《魂归离恨天》。其中，前八个剧本都被拍成了电影。但据香港电影资料馆方面介绍，这拍成的八部电影中，《人财两得》、《桃花运》的影片拷贝已经损毁，是否能修复至放映标准仍是未知之数；而《一曲难忘》，则连拷贝亦已失传。五部张爱玲电懋时期编剧仅存的硕果一直珍藏于香港电影资料馆。

多年前，张爱玲在《借银灯》一文中写道：“‘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而借着“银灯”，我们也得以一窥银灯背后的张爱玲。

【从上海开始“触电”】

“电影是拍给大众看的，电影是虚幻的，她对这一点非常了解。”

“香港编剧的这些电影和张爱玲的小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和张爱玲之前编的《不了情》(1947)和《太太万岁》(1947)也不能相提并论。”《张爱玲全集》主编止庵对“电懋时期”的电影如此评价道。

林奕华也曾经评价：“纵然他们的话语仍带着‘张爱玲式’的机智、俏皮，但论及戏剧力量，《情场如战场》明显追不上同是出自她手笔的《太太万岁》。”

而在香港电影研究学者、曾任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的黄爱玲看来，要剖析张爱玲电懋时期的电影，不能不谈上海时期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香港和上海，这是张爱玲电影事业的双城记。

张爱玲的编剧生涯始于上海沦陷时期，而“触电”却是更早。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以“影评人”身份开启职业生涯，1943年开始便在英文月刊《廿世纪》上发表英文影评，谈及古装巨片《万世流芳》(1943)、《梅娘曲》(1943)、《桃李争春》(1943)、《浮云掩月》(1944)、《渔家女》(1943)等。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胡兰成的关系不见容于文坛，处境尴尬。1946年文华公司成立，桑弧经过柯灵的介绍认识了张爱玲，随后便邀请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创作电影剧本。1946年12月26日至1947年1月12日，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张爱玲完成了电影“处女作”《不了情》，之后1947年2月6日由桑弧执导开拍。男女主角分别由当时最红的男星刘琼与东山再起的陈燕燕主演。同年4月，《不了情》在上海公映，被誉为“胜利以后国产影片最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张爱玲在电影编剧上的才华也在这部文华影片公司“创业巨献”的《不了情》中得到了充分显露。

在黄爱玲看来，《不了情》是我们所能看到张爱玲的剧本中最接近张爱玲文学世界的一个剧本。一个女子独自在大都市谋生，爱上了有妇之夫，还有一个取了姨太太的不争气的父亲，这多少有点张爱玲她自己的影子。这也是她唯一改编成小说的剧本。

《不了情》后，张爱玲与桑弧再度携手合作《太太万岁》，这次娓娓道来的是一出都市生活中里弄主妇的悲喜剧。到了《太太万岁》，张爱玲已经可以娴熟地运用剧本形式来表达电影的魅力，那些纸上的“热闹”妥帖地转化成了银幕上观众喜闻乐见的画面。

“《太太万岁》是把《不了情》文艺、肃穆的调子调轻巧，张爱玲刻画的太太是典型的上海人，摩登、贤惠，贤惠里面带着世故、聪明，却又机关算尽。”黄爱玲说，对这样的“太太”，张爱玲有几分冷眼旁观，带有一种超然甚至是嘲讽的味道，但还是带有同情。

在《题记》中，张爱玲这样体己地描绘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太太：“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的太太的苦心。她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羞……”

黄爱玲认为，张爱玲对夫妻关系中女人的角色看得很通透，她自己当然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后来孤冷悲清的道路虽很不容易，却也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轻喜剧中女人的角色不是喜剧的，《太太万岁》表面喜剧后面是有一丝丝苦，但是电影是拍给大众看的，电影是虚幻的，她对这一点非常了解。对男女之间虚幻的关系和电影的虚幻的娱乐的本质，她看得非常通透。”

“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

在1961年9月12日给邝文美的信中，张爱玲袒露自己想在当年十月只身到香港的计划，“一来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宋淇)当面讲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十月，张爱玲赴港，未曾拍摄的《红楼梦》剧本流产也在此期间发生。

据符立中考证，电懋版《红楼梦》拟拍成彩色片上下两集，预先付给张爱玲一万港币的高额编剧费，张爱玲在美国时已编了一部分，决定回香港写完。“当时的航班中途要在台湾停驻，再飞香港，张爱玲想在台湾逗留期间访问张学良，为(英文)小说《少帅》做准备，但不幸的是访问被拒。张爱玲在台湾还遇到了白先勇、陈若曦与王桢和，可到花莲的时候传来赖雅中风的消息，之后得知赖雅被女儿接去照顾，才想继续回香港写完剧本领了稿酬之后回美国。”

11月，电懋宣布明星总动员：尤敏、葛兰、李湄、叶枫、雷震、张扬全员集合，演出豪华古装大戏《红楼梦》。电懋先前已经在全东南亚举行十万票选，“玉女”尤敏是众望所归的林黛玉，“泼辣旦”李湄是浑然天成的王熙凤。

而从电懋之前一连开拍《花好月圆》(1962)、《珍珠泪》(1962)、《萍水奇缘》(1962)皆由雷震担纲来看，他应该是公司属意的贾宝玉。至于编剧，秦羽是清宫文物藏家、宋淇是红学专家，但一致礼让给张爱玲。但未曾预料，编剧《红楼梦》最后却演变成张爱玲挥之不去的梦魇。

张爱玲编剧的《红楼梦》被弃拍的最大原因源自邵氏、电懋竞争的白热化。符立中告诉南都记者，电懋宣布拍《红楼梦》之后，邵氏也宣布拍彩色《红楼梦》。“电懋和邵氏的竞争由来已久，抢拍《红楼梦》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之前电懋本来要拍《武则天》，邵氏抢拍了李丽华主演的《武则天》(1963)，最有名的一部抢拍片子是《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

符立中回忆，当时邵氏手中三个大牌是乐蒂、林黛和李丽华，迎战电懋抢拍《红楼梦》时邵氏集所有片场之力，全力拍《红楼梦》。“邵氏有现成的古装片场，素来也有黄梅调电影，只要往里填词就可以。但张爱玲写《红楼梦》弃用黄梅调，改用国语，全部台词是从无到有，我们都知道张爱玲对《红楼梦》一直以来的敬重，从年少创作《摩登红楼梦》，到晚年写出整本考证，你可以想见她态度之慎重。张爱玲当时甚至写到眼睛充血！”

可就在这时，香港很多电影公司也群起拍《红楼梦》，潮语片、粤语片，上海也传来消息要拍王文娟和徐玉兰主演的越剧《红楼梦》(1962)。在这种形势下，电懋决定放弃拍《红楼梦》，已有的剧本胎死腹中。

回美国之前张爱玲还是赶出了《小儿女》和《南北一家亲》两个剧本，在邝文美记录的张爱玲语录中，有一句描述大致也能反映她当时的状态：“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

1962年年底，张爱玲终于回到美国，赶剧本使她健康透支。1963年5月开始，张爱玲着手《魂归离恨天》的编剧，由《呼啸山庄》改编的这一剧本是她的最后剧本，符立中说，“仅仅只有26场，和《小儿女》、《太太万岁》的五六十场相比，粗糙自不待言。”

而就在一年之后的6月，第11届亚洲影展在台湾举行，陆运涛和邵逸夫应邀出席影展之后的观光活动，邵逸夫有事没能成行，而陆运涛及新婚妻子、行政人员等共57人在回程的飞机上全部遇难。这次空难事件对电懋公司是致命的一击，电懋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张爱玲的“银灯”生涯也就此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魂归离恨天》最终没有拍成电影，张爱玲卖给电懋著作版权的《一炉香》最后也未能拍摄。

对写作怀有抱负的张爱玲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银幕作品，并没有文字记述。但宋淇之子宋以朗记得的是，1957年《情场如战场》公映后，邝文美以“章丽”为笔名在电懋旗下的《国际电影》撰文《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张爱玲很喜欢，甚至在得知母亲手术失败不久人世时，也把这篇文章连同夏志清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寄去，希望她能为女儿的成就感到宽慰。这或多或少是一个侧面的说明。

张爱玲唯一亲手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是《金锁记》，那本来是与桑弧的另一个合作，却在时代的大破坏来临之前被淹没了。可她留下的那些凄冷孤绝、迥异于银幕上的文学，多少年来一直是华语电影的富矿，惹得多少最优秀的导演频频注目：1984年，《倾城之恋》由许鞍华执导；198年，台湾导演但汉章拍摄了《怨女》；1994年，关锦鹏导演《红玫瑰与白玫瑰》；1997年，许鞍华再次导演《半生缘》；据说杨德昌也曾经想改编《色·戒》，但最后《色·戒》由李安导演，在2007年公映。常被人们提起的还有一部侯孝贤虽非改编但张味十足的《海上花》。不过所有这些银幕上的影像，都和张爱玲自己的银灯世界无关了。

【小儿女们的结婚之旅】

“张爱玲也有好玩、轻松的另一面，这在这些剧本里表现得很充分。”

张爱玲给电懋写的首部剧本是神经喜剧《情场如战场》，当中林黛扮演叶家美艳而擅交际的二小姐叶纬芳。纬芳先抢姐姐的心上人陶文炳，再勾引36岁的教授何启华，只为吸引表哥榕生的注意，而陶何二人却为纬芳大打出手、笑料迭出。林黛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娇媚中带着任性和淘气，享受着青春和胜利者的欢愉，张爱玲为林黛量身打造的这一形象深入人心。

《六月新娘》则是张爱玲为待嫁的女星葛兰编写。从日本坐邮轮来港结婚的准新娘汪丹林对未来充满期盼，同时也有点忐忑。菲律宾华侨田青抱着吉他狂热追求丹林，而美国华侨海员又误将丹林认作介绍相亲的女朋友，误会重重构成多角关系。丹林不满父亲利用她钓金龟，又以为未婚夫偷腥，于是结婚前夜不辞而别，怎料未婚夫也找来后备……差点断送女儿的幸福。充阔佬向未来女婿“打秋风”的父亲似曾相识，始自《不了情》的自私父亲，在张爱玲笔下始终挥之不去。

“南北”系列的《南北一家亲》与《南北喜相逢》衍生自宋淇1961年编剧的《南北和》，该片叫好叫座，发展出鸡同鸭讲的“南北”系列。“南北”系列喜剧很能代表1960年代港人的情结，将南人、北人的文化冲突，演为笑料百出的喜剧。谐星梁醒波扮演的南人，和刘恩甲代表的北人，毗邻为业，一开广东茶楼、一营北方馆子，生意场上斗个你死我活，甚至大打出手。最后在儿女婚事上由冤家结成亲家。

到了《南北喜相逢》，南北的分歧作为引子，戏剧的发展和冲突，主要来自梁醒波易弁而钗的“姑妈”身上。故事桥段脱胎自英国话剧《真假姑母》，刘恩甲反对女儿与广东人田青交往，被公司指派巴结来港投资地产的华侨女富商，没想到却是田青的姑妈。姑妈临时改期来港，田只好找来友人扮女人顶替，于是反串、误会、错摸、博懵(粤语，意为揩油)、谎言……

及至文艺片《小儿女》，则更像早年与桑弧合作的《哀乐中年》(桑弧构思，未挂张爱玲名字)之变奏。妻子早逝的王鸿琛与同事王莱相知相恋，但为了三个儿女，对再婚的事忐忑不安。饰演其中女儿一角的是电懋第一红星尤敏，尤敏和其母打官司，为了挽回形象，宋淇请张爱玲为其量身打造《小儿女》。

“怎样把好莱坞电影本地化，张爱玲花了很多心思，”黄爱玲说，有时候只是借用一个大概的框架，差不多需要重写才能把它变成一个中国人信服的故事。黄爱玲认为，“虽然写剧本也是商业行为，但选择什么样的剧本，对什么题材感兴趣，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张爱玲偏爱“女结婚员”的故事，里面的女孩子没有事业，她的事业就是结婚。这五部电影中最后都喜结良缘，皆大欢喜。

但在止庵看来，这些剧本在价值观上跟张爱玲的小说有着巨大的差异。“举个例子，我们看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悲剧，只有一部夏志清称之为喜剧，其实这个‘喜剧’是非常勉强的，就是《倾城之恋》。在结尾，白流苏找了范柳原。可是这个小说结尾说什么呢，说白流苏在历史上的地位没那么重要。因为不是白流苏自己通过努力而找了范柳原，而是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战争，《倾城之恋》不是你这个‘恋’倾城，而是倾了城了你这‘恋’才成。这个价值观和她在这些电影里的价值观正好相反。”

止庵觉得，电影和小说如此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张爱玲这些剧本完全是商业运作的东西，肯定要受到观众口味的限制，不这样拍观众就不看，那么就得写这样的东西”。

但止庵也强调，电影剧本里的同时又是另一面的张爱玲。止庵举例说，张爱玲在散文曾经写过这样一个细节：她看见一个穿绿衣服的邮差，骑车过去了，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小老太太，她说那大概是他的母亲吧，她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一个邮差拉着他自己的母亲骑车过去，为什么张爱玲感动呢？因为她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朴素基本的人际关系，这个关系张爱玲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她那么高傲那么不迁就的一个人为什么为稻粱谋去给电懋编剧本呢，因为在这里表现了她的另外一面，或者她的世界拓展的一部分。这部分是什么？就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止庵认为，张爱玲在编电懋这些剧本的时候未必没有快感，“我们想象中张爱玲好像是一个悲悲戚戚的人，整天愁眉苦脸地想人生如何艰险。但她也有好玩、轻松的另一面，这在这些剧本里表现得很充分。”

“张爱玲其实是非常专业的编剧，并非纯粹为了糊口而勉强粗制滥造。”

“可是这是张爱玲吗？这么好莱坞、这么调皮的、活泼的、梦幻的世界？”黄爱玲说，这是人们看到张爱玲电懋时期编剧的电影时常常会有的一个感受。“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和电影创作是两回事，我们看她的小说，像《金锁记》中描写曹七巧一样，好像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有一种幽暗的味道。但是我们看她的电影，特别是香港时期的电影，却是窗明几净的，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忘了那是张爱玲。”

但现实生活中，那几年张爱玲的处境却并非窗明几净可以形容。

1955年秋，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在此之前，她已在香港住了三年。

1952年，张爱玲以返回香港大学复学为名义离开了内地，但最终她并没有完成学业。这年11月，张爱玲又匆匆赶去日本谋职，未成，无奈返回港大，不仅没有了助学金，还要补缴一学年的学费。

南来香港，张爱玲初期暂居女青年会。时值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向社会征集译者，张爱玲报名了，也结识了当时就在美新处工作的宋淇、邝文美夫妇，偶然间成就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在香港她干什么呢？”止庵说，一个是翻译谋生，张爱玲替美新处翻译了《老人与海》、《鹿苑长春》、《爱默生文选》等作品，“同时她也在写小说。先是用英文写了《秧歌》，后来张爱玲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秧歌》是张爱玲写的第一本英文小说。

在宋淇的《私语张爱玲》一文中，如此描述这一时期的张爱玲：“在寄到美国经理人和为出版商接受中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焦虑中，宋淇夫妇拿出上海带来的一本牙牌签书为张爱玲求卦，求来求去，总是一副“中下中平”之签。

但《秧歌》后来终于在美国获得了出版，且获得很大好评。止庵表示，“《秧歌》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历史某一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张爱玲就动了一个念头，她本来早就用英文写作，她想到美国去用英文写作。于是1955年，她就到美国去了。”

在美国的张爱玲同时在做三件事。第一件是她的主业，写作，而且是用英文写作。“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雷峰塔》和《易经》，这两本书前后用了七八年时间。但是很不幸她写完之后没能出版。”

为什么没能出版，张爱玲在1965年给《世界作家》写的一段自述里大致说明了理由：我写的两本书送到出版社去，没有一个人给我出版。人家说，假如1949年以前的中国真的像你写的这么糟糕的话，那么1949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不就是必然的了吗？“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认为中国1949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灾难，是一个错误，1949年以前很好，1949年之后很糟，而张爱玲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事———那你把1949年以前写的这么暗无天日，这是主流观念无法接受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是，这两本书的写法像《红楼梦》一样都是细节，这跟美国读者想看中国一些个稀奇古怪的故事的期待完全不一样，他们受不了这个。”止庵说。

小说没法出版，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求存，止庵说，于是张爱玲另外做两件事，一个是将台湾作家陈纪滢的小说《荻村传》翻译成英文，再有就是给电懋电影公司写剧本。

“1955年张爱玲赴美之前其实是预支了一部分的剧本费，《情场如战场》和《人财两得》是到美国之后写完寄回香港的”，对张爱玲这一时期电影创作有过深入研究的台湾学者符立中透露，电懋的老板陆运涛富于文化理想，当时成立了剧本审查委员会，戏剧大师姚克、哈佛文学博士孙晋三及宋淇、张爱玲都厕身其中。姚克毕业于耶鲁，南来香港之前曾在上海复旦、圣约翰都教过戏剧，写出过赫赫有名的《清宫秘史》；孙晋三是中央大学戏剧系教授；宋淇是戏剧名宿宋春舫之子，曾和同样出身燕京的好友黄宗江、黄宗英、孙道临、黄佐临等成立“同茂剧团”，自己也是燕京大学讲师。一时间戏剧翘楚云集。

宋淇在电懋担任监制，张爱玲加入剧本审查委员会包括日后编剧也是得自宋淇力荐。“就我所知，张爱玲在电懋拿的应该是编剧中第一等级的报酬”。符立中说。

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回忆当时张爱玲写剧本的流程，“遇到好的题材会先写大纲，一页纸左右，先问电影公司，你要不要？如果要的，就谈好价格、给稿的时间，最后完成作品后，就领钱。”宋以朗说，与写小说不同，小说有时候写了很久，但如果不符合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剧本大多是在美国写的，宋淇和张爱玲书信往来花相当多的时间讨论，巨细靡遗。宋淇会给她建议，张爱玲也可以提出异议。她编的剧本的故事有很多来自西方的舞台剧或小说，当细节上出现文化差异时，也会在信里询问宋淇，如何将之变成本地观众能明白的东西。此外，书信里也透露了张爱玲对票房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编剧的电影观众不喜欢。“从这些点滴之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其实是非常专业的编剧，并非纯粹为了糊口而勉强粗制滥造。”符立中强调。

“如果不是从文学角度，而是从商业剧本的角度来看，张爱玲是蛮成功的剧作家。”黄爱玲如此评价张爱玲的剧作，“写电影剧本虽然不是她的归宿，但她并不马虎了事，可以说张爱玲写的剧本帮助确立、巩固了电懋的很中产阶级、摩登现代的风格。她对好莱坞电影、英美舞台剧很熟悉，对西方古典、现代流行都很熟悉，类型上从爱情轻喜剧到疯狂谐趣片到言情文艺，都写，而且手到擒来。

㈢ 香港电影“三巨头”是哪三位

香港电影三巨头：邵逸夫、邹文怀，陆运涛。

邵逸夫（1907年11月19日—2014年1月7日），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邵逸夫在1958年于香港成立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拍摄过逾千部华语电影。2011年正式退休，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寿107岁。

邹文怀（1927年10月8日-2018年11月2日），生于香港，籍贯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嘉禾电影创办人，嘉禾电影（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 1957年，邹文怀加盟邵氏集团，1970年自行创立嘉禾电影，公司在20世纪70、80年代与邵氏兄弟对峙，其本人与邵逸夫同被视为香港电影的泰山北斗。

2007年，邹文怀将嘉禾股份全部出售给橙天娱乐，隐退影坛。 2018年11月2日，邹文怀去世，享年91岁。

陆运涛（Loke Wan Tho，1915年-1964年6月），新加坡和香港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国泰集团、永华电影和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鸟类学家及摄影家。祖籍广东鹤山，191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964年因飞机失事逝于台湾。

(3)国际电影懋业飞机失事扩展阅读

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折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7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60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70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楚原、张彻及刘家良等等。

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9年的《英雄无泪》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19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60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70年代初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军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振兴。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70年代、以至80年代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

由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

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7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说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电影属黄金年代实在不为过。

㈣ 陆运涛的人物简介

1940年代至1960年代陆运涛是新加坡和香港的著名电影制片人，他是国泰集团、永华电影和电影懋业公司的创办人。
1950年代末陆运涛随当时东南亚总督马尔康姆·麦可当纳前往吴哥，他们拍摄大量照片，后合著有《吴哥》一书。
1964年不幸因飞机失事逝于台湾。 （根据龙应台的叙述，64年的飞机失事实际上是国军劫机，大陆与台湾对峙之时。）
陆运涛还是新加坡著名的摄影家，他的鸟类摄影很有影响。他常带着大量摄影器材，出没于克什米尔、喜马拉雅、新几内亚和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高山密林中，或隐于帐棚，或登上高架，近距离拍摄鸟类生态。曾著《与鸟为伍》一书，既是南洋鸟类生态学专书，又是鸟类摄影集。 陆运涛曾得拿督称号。

㈤ 求助！这是谁呀

叶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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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早期影星，原名王玖玲，英文名Julie，湖北汉口人，外型冷艳高挑，人称「长腿姐姐」或「睡美人」。叶枫几经挫折方能得偿心愿投身电影，1957年正式从影，加入「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为基本演员，叶枫身材高大，外表冷艳，轮廓分明，故此多数饰演个性独立、爽朗不羁的角色，其中以《四千金》的二姊和《星星月亮太阳》的亚南（「太阳」）最为观众熟悉。《四千金》的二姊豪迈不羁，屡次夺去大姊的男友，被父亲责骂时竟然反唇相稽，说道：「玩玩有何不可？」老父顿时语塞。《星星．月亮．太阳》的亚南则是因为反对盲婚哑嫁而离家出走的华侨小姐，热情爽朗，进取独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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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历史回顾

电影江湖五十载，金马浮沉浪淘沙(1)
琼瑶、胡金铨、归亚蕾、徐枫
张艾嘉、柯俊雄曾合作的《我的爷爷》。
金马奖过去半个世纪，从局限于台湾地区的奖项扩散至整个华语地区，已成为华语电影界最受瞩目的电影盛会之一，也是华人电影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和大陆电影金鸡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不同，金马奖更具开放性。40届之前，参赛影片只要是“以华语为主要发音的影片”即可(这之后删去“主要”两字，只要片中有华语都可参加)，且没规定是否曾公映。这种开放性，让大陆、台湾、香港甚至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出产华语片、电影人都有机会获得肯定。
上世纪90年代，金马奖变成完全由民间举办后，包容性和前瞻性也更具显露出来。大制作、大明星可以捧杯，小成本文艺片、不知名演员也能获奖。很多如今知名的电影人第一个奖项肯定就来自金马。
翻看过去50年的金马奖，就像是阅读一本浓缩的华语电影史。我们既能看到时代精神和评奖标准的变迁，更能领略到每个时代电影人的卓越风采。 取自金门马祖
1962年台湾官方为鼓励优良国语影片及优秀电影工作者，由“新闻局”举办金马奖。在金马奖的前二十年，由于评奖为官方主办，获奖人和电影多集中在台湾电影和香港国语电影。“金马”二字源自金门、马祖两外岛地名的字首，刚好也符合全球主要电影节名称以“金”字为头的潮流。前十届，由于官方色彩浓厚，获奖影片多由中央电影公司、台湾省电影制片厂等出产。不少影片也颇具意识形态色彩，也经常有官员参与颁奖。
电懋VS邵氏
上世纪60年代，刚好是邵氏兄弟和电影懋业(简称电懋)在香港乃至东南亚展开激烈竞争的年代。第一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星星太阳月亮》就来自于电懋，当时电懋的实力可以说略胜于邵氏，举例说，1964年金马奖曾停办一年，一方面因是与第11届亚洲电影节(今亚太电影节)撞车，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年电懋公司总裁陆运涛一行三十余人在台中飞机失事罹难，当时这个事件震动华语电影圈。
1963年第二届金马奖，由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拿到6项大奖，是前十年囊括奖项最多的影片之一。可以说，在陆运涛罹难后，邵氏影业才开始了在华语影坛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地位。
李翰祥
作为华语影史的传奇人物，李翰祥一生拍片无数，类型横跨历史、戏曲、奇情、风月、歌唱、恐怖等类型。第二届金马奖便凭《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拿到最佳导演在内6项奖，第四届《西施》再包揽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第九届凭《缇萦》获最佳编剧。李翰祥虽不是金马奖获奖最多的电影人，但其作品的票房纪录、引发的争议、对两岸三地电影工业的影响则无可置疑。
李行
从第三届开始，李行导演共有《养鸭人家》(上图)《哑女情深》《婉君表妹》《还我河山》4部影片获得金马奖，其中《养鸭人家》获1965年第三届金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开启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风潮。从此李行成为台湾导演扛鼎人物，晚年更是为两岸电影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他是金马50年历史上获最佳导演奖最多的电影人(和杜琪峰并列为三次)，而他导演的7部影片曾获最佳影片，更让人难以望其项背。
-崭露头角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多部琼瑶小说改编电影获金马奖，除《哑女情深》《婉君表妹》外，还有《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庭院深深》等多部影片获得表演奖项。进入70年代后更多琼瑶小说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成就华语影视圈长达近五十年的琼瑶传奇。
与张彻一起开创华语新派武侠片的胡金铨，也在这个阶段崭露头角，从演员起步的他凭借自编自导的《大地儿女》《龙门客栈》分获第四届、第六届金马奖最佳编剧。而更大的肯定在之后，1979年凭《山中传奇》获16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直到今天归亚蕾还活跃在华语电视屏幕。年近七十的她出道甚早， 1965年22岁的她主演首部电影《烟雨濛濛》，1966年获第四届金马奖影后。后主演过多部电影、电视剧。1970年的《家在台北》，于第八届金马奖再获影后。 二秦二林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以琼瑶小说为代表的爱情文艺片成为主流，这些电影里的俊男美女迅速成为超级红星，曾出现过一道人称“二秦二林时代”的亮丽风景：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这四位俊男靓女在银幕上演绎出一桩桩动人的爱情故事；银幕外也有精彩的感情戏。
秦祥林最早走红，主演了《一帘幽梦》《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等。1975年他在第十二届金马凭《长情万缕》获得影帝，1977年第十四届金马凭《人在天涯》再获影帝。不过与秦祥林相比，秦汉的金马履历就没那么辉煌了，秦汉唯一一次拿金马奖却不是琼瑶电影，而是1978年李行导演的《汪洋中的一条船》，饰演残障人士郑丰喜。不过与这些演艺生涯比起来，观众似乎更热衷当年两人“争夺”林青霞的八卦，而相较于林青霞，林凤娇在最走红的年代(1982年)嫁给了成龙大哥，从此相夫教子。
徐枫
从一代侠女到国际知名制片人，徐枫在华语电影史上算是不多见的传奇女子。17岁出演胡金铨的《龙门客栈》成名，1976年凭借在《刺客》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第十三届金马奖影后，1980年在第十七届金马奖上凭《源》再获影后。嫁给香港富商汤君年后，徐枫转而成为制片人，成就更大。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滚滚红尘》，唯一在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的华语片《霸王别姬》。
柯俊雄
柯俊雄是台湾电影界“劳模”，出演200多部电影，类型横跨爱情、动作、历史等。1979年柯俊雄凭《黄埔军魂》获第十六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1999年自导自演《一代枭雄：曹操》在三十六届金马奖再获影帝。闯荡香港影坛期间，他参演的《江湖最后一个大佬》等在很多录像厅青年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过坊间更爱聊他的“江湖”传闻，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欲女舒淇出道”和“斗殴古龙之死”。
张艾嘉
作为华语电影圈不可多得的全能女性电影人，张艾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影，入围过导演、女主角、女配角、原著剧本、改编剧本等多种奖项，甚至还担任过金马奖主持人，七次入围最佳女主角也抱回两座金马影后。1981年第十八届金马奖凭《我的爷爷》获金马影后，1986年第二十三届因《最爱》再获影后。
-崭露头角
徐克金马奖从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前瞻性屡屡被时间证明。1981年刚满30岁的徐克在第十八届金马奖凭《鬼马智多星》获最佳导演，至今他仍是金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导演奖获得者。这之前他的《谍变》《地狱无门》《第一类型危险》开创了香港新浪潮，但始终未获奖项肯定。金马的鼓励让徐克更加锐意创新。 新浪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金马奖的开放性也为这时期香港电影给足肯定，包括周润发、梅艳芳、周星驰、张曼玉、成龙、王家卫等明星、名导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兴起，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等导演脱颖而出。尤其在1989年的第二十六届金马奖上，最具标志性的便是侯孝贤和他的《悲情城市》，影片在获得最佳导演奖等多项大奖的同时，获得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也开启了华语导演的欧洲电影节拿奖的风潮。《悲情城市》题材上直面台湾敏感的“二二八”事件，间接推动了台湾电检制度的松动。该片不但奠定了侯孝贤个人风格，也开启了台湾新电影辉煌之路。
杨德昌
1986年第二十三届金马奖上，战胜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获得最佳影片的是一部叫《恐怖分子》的电影。该片由杨德昌执导，时年39岁的他才执导过三部电影。《恐怖分子》是他第一部多主人公电影，他用现代变革的眼光来看待台湾都市的文化变迁与人情世故，偏重理性剖析，极具批判意识。1991年，杨德昌带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上图)更成为他职业生涯代表作，当年在第二十八届金马奖再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这部长达4个小时的史诗作品，也让杨德昌为西方评论家所知。可惜的是，他于2000年凭借《一一》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迎来事业高峰却罹患直肠癌，艺术生命戛然而止，2007年离世。
侯孝贤
如果要评选近三十年最能代表台湾本土导演，侯孝贤排第二，没人敢说排第一。李安更多的作品在美国创作，杨德昌则以拍片慢著称。侯孝贤1973年以场记身份踏入电影圈，1989年《悲情城市》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1995年第三十二届《好男好女》再获最佳导演肯定。金马奖肯定的只是侯孝贤作品的一部分。
无论是《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还是自传性的电影《童年往事》《恋恋风尘》都引领过风潮。而台湾三部曲(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确立了他的大师地位。如今的侯孝贤已成为台湾电影领导者，担任金马执委会主席几年来，已将该奖项做成华语电影界影响力最大的盛会。
李安
1991年第二十八届金马奖，是电影导演人才辈出的一年。当时和王家卫、杨德昌同时提名最佳导演的还有李安和关锦鹏。1991年李安是以处女作《推手》(上图)参赛，该片让郎雄获得金马影帝，王莱获得最佳女配角的肯定。躲在背后的李安似乎被人忽视，但就是这部片开启了李安的电影梦。1993年第三十届金马奖上，他以《喜宴》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原著剧本，2000年《卧虎藏龙》获得最佳影片肯定、2007年《色，戒》再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
成名于金马的李安，如今享誉全球影坛，擅长于中西文化融合的他，两度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肯定，也是唯一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人。金马50周年之际，这位台湾电影影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导演担任评审团主席，金马奖重新向更开阔的视野出发的意味异常浓烈。
-港星“翻身”
周润发
1985年二十二届周润发凭借《等待黎明》首次拿到金马影帝，这是他结束和电视台的合约，专心电影领域后获得的第一个肯定。对于片中主演周润发而言，《等待黎明》虽然不是他演艺生涯的分水岭，但也重要。在这部写尽悲情之能事的影片中，他的演技成功突破了以往的瓶颈。自此，星路逐渐走出低谷步入高峰。1987年二十四届金马奖上，周润发凭《秋天的童话》再获影帝肯定。
成龙
谁是金马史上首个蝉联影帝的人？梁朝伟、周润发，不，是成龙。1992年作为台湾女婿的他在第二十九届金马奖凭《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称帝，第二年再凭《重案组》称帝。尽管成龙当时红遍亚洲，但动作片一直是商业片的代表，经常和电影奖无缘，金马将成龙纳入视野，也是这个老牌电影奖从固守艺术和思想性，向拥有越来越多受众的商业电影妥协的一种转变。
王家卫
1991年第二十八届金马奖上，赢了杨德昌获得最佳导演奖的人叫王家卫，当时他的参赛作品叫《阿飞正传》。许多年回头来看，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是公平的。王家卫是现在香港乃至华语影坛最负国际盛名的导演，独树一帜的叙事和影像美学，建立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影响到不少国外导演。王家卫曾五度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虽只有《阿飞正传》获奖，但《重庆森林》《东邪西毒》《花样年华》《春光乍泄》部部都能获得国际影展的肯定。2013年第五十届金马，王家卫再携《一代宗师》而来，被誉为获奖大热门。
张曼玉
1989年，《三个女人的故事》战胜《悲情城市》获最佳影片，这部影片导演在之后也大放异彩，他的名字叫关锦鹏，但更重要的是25岁的张曼玉那年凭此片获得金马女主角，从此开启了这位香港女星获奖之路。在这之后，张曼玉分别在第二十八届《阮玲玉》第三十四届《甜蜜蜜》、第三十七届《花样年华》获得女主角肯定，同时也在香港拿到金像奖女主桂冠。至今，张曼玉还是金马历史上唯一四夺女主角的女演员，男主角都没有出现四冠王。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她还凭借《滚滚红尘》获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周星驰
1988年第二十五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颁给了周星驰，这个香港电影圈的新人在参演这部影片之前，只是个多年跑龙套的电视剧临时演员、儿童节目主持人，这个奖项似乎象征着“多年媳妇熬成婆”。从此他的电影片约开始变多，1990年的《赌圣》小兵立大功在港台创下票房佳绩，这之后三年他连演三十多部喜剧片，奠定了独树一帜的“无厘头”风格。在第一次获金马17年后，2005年周星驰凭《功夫》在第四十二届金马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
本土低潮
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频繁，这十年大陆电影开始进军金马奖，姜文、陈冲等导演扬威金马奖，而刘烨、李小璐和秦海璐等演艺生涯的开端也来自于金马奖的肯定。而这十年台湾本土电影开始陷入低谷，除《美丽时光》《爱情万岁》《卧虎藏龙》外，最佳影片都由香港和大陆电影获得。这十年中，杜琪峰和梁朝伟后程发力，开始三夺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的历程。而《卧虎藏龙》更是在全球掀起华语武侠片风潮。 梁朝伟
1994年出道12年的梁朝伟，终于凭借《重庆森林》摘得金马男主角，这是他第一次获得主角类的奖项。这个奖似乎打通了梁朝伟的任督二脉，他开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五拿男主角、金马奖三度夺魁的历程，均创造两个奖项的最高纪录。而2000年凭《花样年华》拿到戛纳电影节男主角，更是让他得到国际声誉。金马50他再度凭《一代宗师》入围男主角，对手是梁家辉、李康生和王羽等，这次他会将金马纪录再度提高吗？
蔡明亮
1994年似乎是蔡明亮年，那一年他的第二部电影作品《爱情万岁》连拿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31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蔡明亮是继侯孝贤、杨德昌和李安之后，又一位在欧洲电影节享有盛誉的台湾导演。他之后的作品《河流》《不散》《你那边几点》《天边一朵云》等都有不错的声誉，但因对评委会看法有异议，曾携《洞》和《黑眼圈》两度退出金马奖评选。2013年他的威尼斯参赛作品《郊游》再度参与金马，不知结果如何。
杜琪峰
2000年杜琪峰《枪火》首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对手有《卧虎藏龙》的李安、《花样年华》的王家卫，最终他突围而出，此时他已出道二十年。进入21世纪，香港电影颓势尽显，但杜琪峰却越拍越顺手，2004年凭借《大事件》、2012年凭借《夺命金》又两次获得最佳导演，和李行导演并列金马奖最佳导演纪录保持人。更重要的是，通过杜琪峰的电影，刘德华、刘青云也是在事业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金马男主角的肯定。
桂纶镁
在第49届金马奖中，以《女朋友。男朋友》获最佳女主角，也是继舒淇得奖7年后，该奖项再次回到台湾演员手中。
戴立忍
2009年第46届金马奖上，由演员转导演的戴立忍凭借《不能没有你》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原著剧本。影片涉及台湾最底层贫民生活，对社会关怀的态度得到评委会肯定。而业界也认识到了戴立忍身上具备表演、编剧、导演多重才华。
钮承泽
和魏德圣一样，钮承泽也是台湾导演“触底反弹”的代表人物，2010年他导演的《艋舺》让台湾本土片重新进入春节档，并取得票房佳绩。他本人虽未获金马奖肯定，但却推出阮经天、赵又廷等新一代台湾男演员。与大陆合拍的《爱》也在两岸都赢得市场认可。 触底反弹
进入2004年之后，华语电影圈生态再次发生较大的改变。由于大陆电影市场的兴起和香港电影市场的衰落，内地、香港合拍片数量增多，也让这些影片慢慢占据金马奖舞台，两岸三地电影人的融合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潮。从2008年开始，台湾本土电影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代表的影片开启“触底反弹”的态势。
阮经天
在第47届金马奖中，以《艋舺》获最佳男主角，也是继柯俊雄得奖11年后，该奖项再次回到台湾演员手中。
陈可辛
进入21世纪，香港电影产量下降比较快，陈可辛是少量能保证出品数量和质量的导演。1996年的《甜蜜蜜》让他在香港金像奖拿到最佳导演肯定，但金马奖的肯定则要迟到10年。2006年43届金马奖上，凭《如果·爱》获得最佳导演认可。颁奖当晚当时他正在北京筹备《投名状》，剧本刚被投资方否定，正处于极度绝望中的他接到颁奖人吴君如打来的电话，可谓“雪中送炭”。巧合的是，两年后的45届金马奖上，《投名状》为陈可辛赢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
郭富城
如今总结娱乐圈“咸鱼翻身”的例子时，郭富城总是会第一个入选。2005年他在《三岔口》中的颓废演出，为其赢得第42届金马奖影帝，让他迎来演艺生涯第二个春天。从那之后，郭富城在表演方面似乎开窍，连续出演多部颇有挑战性的角色，更于2006年借《父子》蝉联金马影帝，成为成龙之后第二人。
钟孟宏
台湾新生代导演中，钟孟宏是最受欧洲电影节肯定的。49岁的他只有三部作品，《停车》获2008年金马奖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第四张画》获2010年最佳导演奖、《失魂》入围金马50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并代表台湾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竞争。钟孟宏的作品比较擅长对准城市人的黑暗面，和钮承泽、魏德圣主攻类型片不同，钟孟宏似乎更像是杨德昌、蔡明亮这类的导演。
刘德华
被誉为华语电影圈劳模的刘德华，2004年在第41届金马奖终于获得最佳男主角，这是他2000年《暗战》和2004年《大只佬》两获香港金像奖男主角后，演技得到两岸三地电影人的全面肯定。2004年的金马男主角对刘德华意义很特殊，因为前一年他和梁朝伟因《无间道》同时入围，不仅输给后者而且还被主持人蔡康永调侃；2012年刘德华因《桃姐》再获得影帝时，已学会自我调侃：“我就自己付钱拿影帝。”(《桃姐》有刘德华的投资)

㈦ 尤敏的个人经历

由于家学渊源，尤敏九岁的时候，已经在父亲的戏班上闪亮登场，在粤剧《黄飞虎传》中饰演一个童角。因为父母演出繁忙，无暇照顾子女，尤敏幼年即被寄养在澳门的外婆家。
尤敏1936年8月19日生于香港，曾在澳门圣心中学读书。她出身戏曲之家，父亲是当时著名的粤剧名伶白玉堂。由于自幼随父亲学艺，她9岁时就能够与父亲一起登台演出粤剧《黄飞虎传》，这为她日后在银幕上演戏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尤敏进入影坛缘于一个偶然的机遇。1951年，16岁的尤敏由澳门返港度假，邵氏公司在南洋片场举办“南国影人联欢会”，白玉堂因忙于演戏而让女儿代其出席。当时邵氏公司正渴求新人，发现尤敏的清丽外形很适合当演员，便请她试镜。结果一试就被选中。回忆起“玉女”的电影“情缘”，香港导演王天林说：“我可以说是看着尤敏入行的人，她的爸爸白玉堂出演《黄飞鸿》电影的男主角，亦是由我执导。当年她才十六七岁，尚未读完书，到片场看爸爸时，我第一眼见到她，真有惊为天人的感觉。她不只外表吸引人，而且为人心地善良、性格乐观，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在那个年代十分难得。”
初涉影坛，尤敏并未一炮而红，在她成名之前，曾有过5年的平凡。她的处女作《玉女怀春》因故未能公映。她参加拍摄的第二部影片，是与赵雷合演的《人鬼恋》，这也是她第一次尝试古装扮相，饰演貌美命舛的女鬼连锁。影片中的她气质清新，风姿绰约，与赵雷十分相配。该片轰动一时，使她赢得“最美丽的女鬼”的美誉。
1952年，她还在澳门圣心中学就读高中二的时候，「邵氏父子有限公司」（简称「邵氏」，1958年改称「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一直沿用至今）的负责人邵邨人在毕家看见尤敏悬挂于客厅上的一帧照片，认为她是可造之才，遂把她罗致入影坛。据说，尤敏将自己喜欢的姓和名，分别写在白纸上，然后逐一揉成纸团，再随意抽出，遂得「尤」「敏」两字。处女作是与王豪、黄河合演的《玉女怀春》（1952），但此片最终未能上映。
之后，她再替邵氏拍了《残生》（1953）、《同林鸟》（1955）、《龙凤配》（1957）、《红粉干戈》（1959）等二十多部电影，并因其清丽脱俗的气质，赢得影坛“玉女”称号。1954年，她与赵雷合演的《人鬼恋》在「东南亚电影节」中获「最美的电影」奖项。
1954年，这部影片在东南亚电影节获“最美的电影奖”，尤敏这个名字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后，她陆续拍了《明天》、《残生》、《黑手套》、《好女儿》等影片，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影坛地位。尤敏在邵氏时期拍摄了20多部电影，所饰演的多数是小家碧玉型的弱女子形象。在著名导演李翰祥编导的《丹凤街》中，她饰演一名备受欺凌的秦淮河畔小歌女，她面对流氓地痞的压榨时楚楚可怜的模样令观众心碎。在《人约黄昏后》中，她扮演薄命的小女工，被赵雷扮演的利欲熏心，只想攀龙附凤的恋人害死。由于她成功地塑造了多位清纯少女形象，渐渐成为香港影坛头号玉女偶像。
1958年7月，尤敏转投「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主演的第一部电影《玉女私情》在1959年吉隆坡举行的第六届「亚洲影展」上，荣获最佳女主角奖。1960年，尤敏凭著在《家有喜事》的演出，蝉联在东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的宝座。
1961年，尤敏与葛兰、叶枫合演了经典之作《星星月亮太阳》。这部影片是香港电懋公司全盛时期出品的抗战文艺巨片，也是香港早期电影的杰作，当年在第一届金马奖上曾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和最佳彩色摄影4项大奖。影片以抗日战争前后为背景，描述大时代中的儿女情怀。故事围绕青年徐坚白和他生命中的3个女性之间的恩怨情仇展开，对人命运的无常和情感的不可捉摸发出无尽的感喟和无奈之情。
三位女主角尤敏、葛兰、叶枫的搭配堪称一绝。尤敏在片中饰演的阿兰是男主角徐坚白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她自幼失去父母，与徐坚白相爱。他们本是青梅竹马，却因门第之别而被拆散。阿兰从乡下来到城里学护士，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她在前线悉心护理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徐坚白。徐坚白恢复健康后，阿兰发现他另有爱人，便悄然离去，后因身体纤弱，生病死去。阿兰犹如一颗亮晶晶的、照射人们心扉的星星，闪耀着纯洁的光芒。经过揣摩与思索，尤敏决定赋予人物以一种孤独心理和忧郁性格，以唤起观众对她的同情和爱怜。她的表演饱满含蓄、自然纯朴，不仅征服了片中的男主角，更令观众感动至深。
由于三位女主演均是当时华语电影的天后级人物，在此片中难得同场较技，所以轰动一时。对于男主角而言，阿兰仿佛是一颗闪亮的星星，虽然身世凄凉，却呈现出柔弱中刚强的一面。
1961年，「电懋」鉴于尤敏在亚洲的号召力，与日本「东宝」公司联合摄制彩色影片《香港之夜》，让尤敏出任女主角。「东宝」公司当时以二千五百万日元，作为尤敏的宣传费，《香港之夜》在东京戏院上映时，打破了当地同期上映的所有中外票房纪录，历时三个月而盛况不衰，尤敏因此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外国女明星，甚至获日本新闻界封为「香港之珍珠」。
1962年10月，尤敏在《星星月亮太阳》（徐速原著）的演出，赢得台湾第一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荣衔。而由日本《朝日新闻》举办的十大明星选举，尤敏更是名列前茅。1964年4月，尤敏拍罢影片《深宫怨》（原名《董小宛》）后，与港澳富商高福球先生在伦敦结婚，经四个月欧洲蜜月旅游回港后，宣布退出影坛。尤敏婚后生活安逸，时常到世界各地旅行，最常到美国探望三名儿子。1975年6月，尤敏出任第三届「香港小姐竞选」大会评判，当时的得奖佳丽是张玛莉。1981年10月在台湾高雄市举行的第十八届「金马奖」，尤敏应邀为「最佳男主角」奖的颁奖嘉宾。
1996年12月29日，尤敏因心脏衰竭病逝香港港安医院，享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