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诗歌

⑴ 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特点和代表作（500字左右）

新浪潮的特点：拍摄手法上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颇为相似，采取实景和自然光拍摄，运用长镜头，职业非职业演员混用，打破类型片的叙事结构等等。区别在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往往采用社会问题的题材，而新浪潮更加偏重个人的情感和特点，导演中心制，认为拍电影就是写作，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颇深，不受善恶二元论的道德观的束缚。
代表作：太多了，特吕佛的《四百击》，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等最为经典。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属于左岸派，风格与新浪潮很不相同。

⑵ 戈达尔所说的“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这句话应该如何看待

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是亚洲影坛为数不多的可以称之为大师级的导演，也是伊朗新浪潮电影的领导者，他在艰苦的拍摄环境下对生命进行无限的礼赞，用新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来记录生活流的情节，开放式的剧情，舒缓的镜头，即兴式的表演和非职业演员的选用，他一手把伊朗电影推向世界舞台。
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和《橄榄树下的情人》所组成的“村庄三部曲”中，阿巴斯将镜头对准了偏僻的乡村，讲述具有伊朗本土特色的故事，引导观众进行思考，赋予了影片诗一般的意境。

影片场景基本都是在车上度过，窗外风景不断变换，电影并没有交代巴迪想自杀的原因，也没有说明最终巴迪的选择，就仿佛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进行展现，巴迪在开车途中，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只能在别人生命中走过一段然后下车，导演将摄影机放在汽车上，镜头随着汽车而晃动、记录，使得影片真实的质朴，非职业演员的选用让影片有一种生活流的戏剧性，一方面极力靠近真实，另一方面又让观众意识到镜头的存在，融合了戏剧与虚构，就好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片一样，通过对生活中某个情节的加工再创造，让影片既有真实的能触动人心的地方，又并不艰涩枯燥，在这样的影片中，每个人都能抛下浮躁，认真思索，并在最终被触动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纵观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影片，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精致的编排，但是影片所传达的感情却能让每一个观影人深深感受到，他用自己对于祖国、对于生命、对于电影的热爱赋予影片深切的人文关怀，而这正是拨开一切技巧影片最本质应该传达的内容，大道至简，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美的，这种美，能够跨越一切，不是吗？

⑶ 法国新浪潮电影在内容及艺术上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代表作品

主题： 非政治性的电影。人物似乎是随风来到人间，随风在世上漂泊，又随风离开人世。《精疲力尽》是最说明这一点的。否定传统的道德观念的电影。它的功绩之一在于战胜了某种禁锢，力图真诚地描写男女和爱情，暴露虚伪。他们感兴趣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受制于善恶的观念。 偏爱回忆、遗忘、记忆、杜撰、想象、潜意识活动，试图把人的这种精神过程、心智过程搬上银幕。 特征： 电影采用低成本制作：启用非职业演员；不用摄影棚而用实景拍摄；不追求场面刺激和戏剧化冲突。影片在表现方法上，广泛使用能够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的长镜头、移动摄影、画外音、内心独白、自然音响，甚至使用违反常规的晃动镜头，打破时空统一性的“跳接”、“跳剪”等。还采用一些以人物为对象的使用轻便摄像机完成的跟拍，抢拍以及长焦、变焦、定格、延续、同期录音等“纪实”手法，将“主观写实”与“客观写实”相结合。电影带有强烈个人传记色彩。 描写人的责任心和自罪心，记忆总与历史事件相联系。代表作家，作品有：特吕弗《四百下》（1958）戈达尔《精疲力竭》（1959），相对于特吕弗，戈达尔的革命性，侯麦则比较温存。代表作：《春季的故事》简称四季故事。去迅雷看看查查那里有更多他们的作品。

⑷ 法国电影发展史

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一次公映是在巴黎Grand咖啡馆的“印度沙龙”，放映了卢米埃尔兄弟的十部主题简单的一分钟影片(《婴儿喝汤》(Baby eating his soup)、《大墙爆破》(Demolition of a wall)等)，第一天有35个观众，后来每天有2500个。

用让-吕克·戈达尔的话说，如果卢米埃尔兄弟是最后的印象派，那么乔治·梅里爱就是新艺术的第一个诗人。在他的摄影棚(他内心是个赌徒)，他再造了新闻事件，拍摄了一些魔术电影如《月球旅行记》(A Trip to the Moon)。公众很喜欢它。同一的公众随之追捧路易·弗亚德的神秘电影系列《芳托马斯》(Fantômas)和《吸血鬼》(The Vampires)。

默片高峰/法国先锋电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法国出现了印象派电影，像马赛尔·莱皮埃等电影导演偏爱简单的有大量感觉和跳跃性的虚构叙事组成的故事，这在当时很常见。

1924年，一种象征性的先锋电影加入了印象派电影。这次先锋电影由“达达运动”的雕塑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和曼·雷组成，他们放弃了叙事来创造正式的视觉诗歌，如费尔南德·莱热的《机器舞蹈》和路易·布努埃尔和他的《一条安达鲁狗》。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初，银幕不仅能够被看见，而且也能够被听到。在法国，雷内·克莱尔和让·维果带来了诗歌现实主义，后者导演了《亚特兰大号驳船》(L’Atalante)，这是他的代表作和这次运动最华美的表现。让·维果去世之后，朱利恩·杜维威尔和马塞勒·卡内使诗歌现实主义电影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最终，让·雷诺阿的电影随着1939年的《游戏规则》(La règle jeu)而在同行中兴盛起来。

这部“幻想剧”表现了处于二战边缘的法国社会的问题。它拍摄于1939年7月，引来嘘声一片。几周之后，二战就爆发了……

占领期的法国电影

最有天赋的电影导演的流亡使得一些新的有才华的导演的出现，如罗贝尔·布莱松、马赛勒·卡内，后者拍摄了占领期的第一部伟大电影《夜间来客》(Les visiteurs soir)，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把避难融入超自然力的电影，来避免处理一些时代话题。但是有一个例外：亨利·乔治·克鲁佐导演的《乌鸦》(Le corbeau)。

战后的转变

二战后，法国电影并没有恢复往昔的光辉。然而，有四位电影导演仍是出类拔萃的：让·雷诺阿、马克斯·欧弗斯、罗贝尔·布莱松和雅克·塔蒂。

拒绝传统电影的布莱松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角色的表演上，他总是使用非专业演员。他逐渐把音乐从他的电影中过滤掉了。

雅克·塔蒂把噪音当作插科打诨的灵感，他的英雄，胡洛先生(他自己)在一个被荒诞统治的诗意世界上进化着。

1956年，《上帝创造女人》像一股雷暴般爆炸开来。这种对淫邪的颂扬宣告了未来新浪潮的大胆。

新浪潮

多亏了轻便的新摄像机和易感光胶片，新浪潮的电影导演们离开摄影棚到外面去拍摄。带领一个最小的剧组，他们拍摄得很快，预算很低。他们选择每一项大胆的技术，拒绝按场面调度的经典规则去拍摄，完全自由地表现当代话题，贴近他们所关注的东西。

在法国，克劳德·夏布洛尔是第一个拍摄新浪潮长片的电影导演，这部影片即是摄于1958年的《漂亮的塞尔日》(Le beau serge)。

但是1959年赞誉来临了，特吕弗在嘎纳国际电影节上由于其第一部长片《四百下》(Les 400 coups)摘得了最佳导演奖，它讲述了一个英俊的小偷男孩逃跑的不幸遭遇。

第二年，让-吕克·戈达尔拍摄了这次运动的主导影片《筋疲力尽》(A bout de souffle)，是一个罗曼蒂克和铤而走险的青年的谢罪故事，它由弗朗西斯·特吕弗编剧。

新近

接下来的数十年，既有新浪潮传统又有新的电影导演的出现，比如七十年代的贝特朗·塔维尼埃,、亚伦·科诺、 克劳德·米勒、莫里斯·皮亚拉。

七十年代对于新的电影明星也具有相同的意义，包括伊莎贝尔·阿佳妮和热拉尔·德帕迪约。伊莎贝尔·阿佳妮不经常出现在银幕上，但是从《阿黛尔·雨果的故事》(The Story of Adele H)到《玛尔戈王后》(Queen Margot)，她的每次表演都是一次重大事件。相反，热拉尔·德帕迪约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表演者。他的表演包含了各种类型，从《跳华尔兹的人》(Going Places)中的小阿飞，到根据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萌芽》(Germinal)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夏蓓尔上校》(Le Colonel Chabert)改编的历史角色。

八十年代是一代人关注美丽图像的美感和天分的时代：《歌剧红伶》(Diva)中的阁楼变得像尚贾克贝内的《巴黎野玫瑰》(Betty Blue)中碧翠斯·黛儿的嘴巴一样著名。年轻一代的偶像是吕克·贝松，他的《碧海蓝天》(The Big Blue)达到了另类电影的地步。九十年代初期，演员克里斯蒂安·克拉维埃在影片《时空急转弯》(Les Visiteurs)中正式成为新的路易·德·菲耐斯。

如今，法国电影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作者调色板：阿兰·雷斯奈斯、安德烈·泰西内、让-保罗·拉珀诺(《屋顶上的骑兵》(Le Hussard sur le Toit)，朱丽叶·比诺什主演)、贝特朗·塔维尼埃和克劳德·勒鲁什(《爱的勇气》(Le courage d’aimer))，同时不要忘了新一代电影导演，他们的代表如：阿诺·德斯普里钦、劳伦斯·弗瑞拉·巴博萨、马里恩·弗诺克斯、托涅·马歇尔、帕斯卡尔·费兰和马修·卡索维茨……

⑸ 这首外国诗歌的作者是谁我只记得前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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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1945——），波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1945年，扎加耶夫斯基生于波兰利沃夫（今属乌克兰），出生后即随全家迁居格维里策。1960年代成名，是新浪潮派诗歌的代表人物。1982年移居巴黎。主要作品有《公报》、《肉铺》、《画布》、《炽烈的土地》、《欲望》、《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等。2004年，扎加耶夫斯基获得由美国《今日世界文学》颁发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提要：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善于把日常生活陌生化，在熟悉的处境中揭示新意，带来各种令人惊奇的效果。这是“发现”而非“发明”，是对世界矛盾本质的呈现而非评判。相应地，诗人在描写人类的处境时，既能深入其中透视，又能站在远处以略带讽谕的态度观望；在描写大自然的风景时，既能展示其辽阔的画面，又能保持细节的清晰。

大约是五年前，在我工作的报馆附近的曙光书店，老板马国明拿出三本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的书给我。一本是诗集《神秘主义入门》（Mysticism for Beginners），另两本是散文集《两个城市》（Two Cities）和《另一种美》（Another Beauty），后者由苏珊·桑塔格作序。扎加耶夫斯基的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我浏览诗集里的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在到沃尔科特和后期的布罗茨基的诗中，都曾体会过这种熟悉的陌生感。他们处理日常生活时，总是留有足够的空间，仿佛是抽象的，且含有一种明显的当代性。这是一种尖锐的日常性或者说日常的尖锐性。

如果浏览一本诗集而有点陌生感，而非一看就不喜欢（充满陈腔滥调），一般来说就有读头，这是我的经验。《神秘主义入门》只有七十页，很薄，只有不到五十首短诗，就连封面设计也淡雅。所谓《神秘主义入门》并非这本书的主题，尽管它确也有点神秘主义色彩。书名指的是诗集中一首诗，在诗中作者看见一名德国青年在咖啡店露台展读一本书，叫做《神秘主义入门》，于是抒发了一番意味深长的感想。

在买了诗集约一星期后，我因耳垂下长了一个小脓包，午夜下班后便去附近医院看急诊。我知道可能要等上一两个钟头，该带本什么书呢？办公桌上那本薄薄轻轻的《神秘主义入门》映入眼帘，于是抓了就走。在候诊室，我打开诗集。那种陌生感依然吸引着我，接着我慢慢读出某种宁静、轻快、愉悦的东西。还读到一些格言似的句子，例如：

我们看见穷国们，因它们古老的仇恨
而变得更穷。

我读到流亡者的心声：

我们的死者不住在这个国家——
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旅行。
他们留在发黄的明信片上的地址
已不能分辨，铭刻在邮票上的国家
早就不存在了。

我还看到作者与诗保持距离的态度：

诗歌召唤我们过一种更高的生活，
但低处的事物同样雄辩……

以及对诗人的温和讽刺：

诗人们都十分重视
获奖和成功，
但是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
把叶子从那些骄傲的树上撕走，

当我读到《自画像》的时候，我的兴趣高涨起来；读到《三个天使》，惊叹不已；读到《善心的修女》，再次赞叹。《自画像》佳句迭出：“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将半天与半个世纪放在同一行里，既自然而又令人吃惊，生命的短暂、宝贵和生命在这跨度里可发挥的主动性，全都包含在内了。“我在音乐中看到三种元素：软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前一句已够有概括力的了，后一句则把这概括变成抽象，变成无限。这些句子都是层层推进，或突然把小放大，在常识中披露真理。再如“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更老”，也只是把老生常谈翻新而已，但诗歌的妙处，往往就是在这里，尤其是当常识被变成真理那一瞬间，我们都愣住了。而在“观看我的同类们被嫉妒、愤怒/和欲望所驱策，充满活力”中，这“充满活力”也同样令人意料不到。这句诗，像上面其他诗句一样，并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被发现出来的，这“充满活力”是呈现世界的矛盾本质，使得这句诗也立即生机勃勃，把“扁”的叙述变成“圆”的张力。《自画像》显然受马查多的《画像》影响，所以作者在临结尾时不能不提马查多。马查多在其诗中说：“当最后告别的那一天到来，/当那艘永不返航的船准备启航，/你会发现我在船上，轻松，带着几件随身物品，/几乎赤裸如大海的儿子。”
《善心的修女》并非写修女，而是写童年。用善心的修女来形容从河边升起的纤细的杨树，实在太奇特了，而更自然且又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去说“不害怕陌生人”。“桨果这么黑，夜晚也羡慕”我没把它译成更明白的“桨果黑得连夜晚也羡慕”，是为了保留原来的逗号所给的空间，尤其是保留原来不过分强调的语气。

蓝色和黄色的国家生活在地图里；
大国吞噬小国，但在邮票上

你只看到安静的鹰、斑马、
长颈鹿，和优美得令人窒息的小山雀。

这些美丽而哀伤的句子，把小孩的天真和成年人的理解揉合起来，把近在手边的、小小的地图和邮票与遥远的、广大无限的痛苦揉合起来。简言之，把美与残忍揉合起来。

《三个天使》中，所有人的抱怨都那么真实也都那么陈套，而两位天使的安慰尽管充满诗意和冠冕堂皇，但也难以抚慰——而难以抚慰也是面对这种场面的一种陈套了。所有那些抱怨、诉苦和安慰，也都已变成人间苦难的大合唱的饰音了。那长久沉默的天使是全诗最有诗意和最神秘的，代表着诗人所了解或假设的更高的存在对芸芸众生的态度。他是全知道了，全看到了，也许他最痛苦，也最接纳。沉默是一切的总和。沉默也许是真正的救赎之道。

我相信，我遇到又一个大气派的诗人了。手术后，我必须每天早晨到住所附近医院洗伤口，连续一个多月，而在这期间，我就在候诊室读这本诗集，即是说，我把它读了二三十遍。在大约读了半个月之后，我上网订购他的最新诗集《没有终结：新诗和诗选》（Without End: New and Selected Poems）。在诗选还未寄至的时候，我忍不住在书架上翻各种欧洲诗选，找他的诗看。但我发现，他以前的诗并不吸引我，颇抽象，也有点枯燥，是典型的东欧诗，也是典型的好诗（指技术之无懈可击）。而《神秘主义入门》则是具体、多空间、松散得近于清淡，那是一种大境界，个人声音如此清晰，不是一句“好诗”可以概括的。我又读他的散文集，亦是角度独特，但不致于像他的诗那样给人只此一家之感。

《没有终结》收到后，我从头至尾把它读了两遍。我的感觉得到证实，扎加耶夫斯基是在大约八十年代未期、九十年代初期，也即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他是波兰诗人，生于一九四五年，是他那一代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曾介入团结工会的抗争，八十年代流亡法国，现在巴黎和美国休斯敦大学交替居住。我还从他某些诗的题献中，得知他与前辈波兰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有交往。

在《没有终结》中，最令我着迷和反复阅读的是前面约五十首新作，即是继《神秘主义入门》之后的作品。这些诗作，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像《自画像》、《三个天使》和《善心的修女》那样眩目的作品，实际却是，他的境界愈来愈大，技巧愈来愈隐蔽。另外就是他非常有耐心地营造诗中的音乐。在《神秘主义入门》一诗中，他就展示他这种耐性，全诗实际上只有两句，后一句多达二十余行——而我自己一直酷爱写一句直落的诗，因此简直有遇到知音的喜悦。

但在扎加耶夫斯基这批新诗中，他对音乐的营造更有耐性，犹如马勒的交响曲的乐章。最明显的是《维琴察的早晨》和《卡西斯的日出》，前者要说的其实就是最后一节，也即对布罗茨基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充满深情的悼念，但作者并不急于切入主题，而是用了两节时来铺排，描绘周遭的风景，把气氛扩散，把节奏调慢调低，然后才在最后一节潮水般升起，掀起飞溅的巨浪；后者要说的实际也就是日出那个镜头，但是诗人花了多大的笔墨去描绘黎明前后的风景！我个人认为，《卡西斯的日出》和《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是扎加耶夫斯基最杰出的作品。

音乐，风景。扎加耶夫斯基确实是喜欢音乐又喜欢艺术。像上面提到的《维琴察的早晨》和《卡西斯的日落》就像两幅印象派的油画。这是就全诗的整体印象而言。在不少诗作的具体句子中，他也常常制造印象派的效果。例如“八月的酷热把城市溶化成冰淇淋”、“杨树和房屋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溶化成一团团”。但他在写到细微之处，又往往能保持绝对的清晰，例如《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中最后几句：

你在秋天的公园里拾橡果，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扎加耶夫斯基还有不少较短的诗，可称为小品诗，包括对绘画的观后感和对诗歌的读后感，也都意境深处。例如对弗美儿那幅戴珍珠的女孩的描写，胜过所有关于这幅名画的评论，极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另有一些诗点缀着格言式的句子，注入轻松的元素，那并非为了调剂，而是诗人站在较远的位置看人类的处境。实际上，哪怕是在他最深情的作品中，在最严重的时刻，他也往往能抽身而出，以一种略带讽谕的角度来处理。就像他在哀悼朋友时，也能把“悲伤”与“欢乐”置于同等的地位——同样是把生活和世界“圆化”而非“扁化”，因此也使得悲伤和欢乐都更真实。

我发现他是我理想中那种令人喜爱的诗人，而不只是好诗人或大诗人。当你新喜爱一位诗人，他立即会在你身上产生某种排斥性，排斥其他诗人，甚至排斥你喜爱的其他诗人。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读悉了，你就会把这位新喜爱的诗人移到你喜爱的诗人的万神殿，并期待另一位新喜爱的诗人的出现，而每逢没有新发现的诗人可读，便把万神殿里的诗人请出来。而扎加耶夫斯基在我身上产生的排斥性是如此巨大，我甚至发现我在此之前几位最贴近我心灵的诗人，莱奥帕尔迪、托马斯·哈代、安东尼奥·马查多、菲利普•拉金、布莱希特、爱德华·托马斯、卡瓦菲斯、翁巴托·萨巴等等，也都得暂时退避一舍。

扎加耶夫斯基产量不多，他在一首诗中说道：

我写得很慢，仿佛我可以活两百年。

从《神秘主义入门》之前的诗集《画布》（Canvas）到《神秘主义入门》，再到之后诗选中的“新诗”，可推断他每年约写十余首诗，是很理想的成熟诗人的产量。

值得一提的是，英译者Clare Cavanagh译笔无比精妙。他是《神秘主义入门》和诗选中的新作的译者，即是说，扎氏新近作品都是由他操刀的。

最后：当我在书架上找一本诗集的时候，偶然发现其实我早已有扎加耶夫斯基第一本英译诗集《震颤：诗选》（Tremor: Selected Poems），前面有米沃什的序，封底有布罗茨基的推荐语。我在扉页上写明是一九九○年在曙光书店买的。我想，我当初买它，是因为两位名人的推荐。但是，我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直觉。《震颤》没有在我脑中留下印象，并非我的过错，它确实远远比不上后来的扎加耶夫斯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诗诗歌精选十二首
黄灿然译

神秘主义入门

天气很暖和，光很充沛。
咖啡馆露台上那德国人
膝上搁着一本小书。
我瞥见那书名：
《神秘主义入门》。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些
打着尖利的忽哨在蒙蒂普尔查诺
街道上巡逻的燕子，
和来自东欧、也就是所谓中欧的
怯生生的游客的低声谈话，
和站在稻田里的——昨天？前天？——
修女般的白鹭，
和擦去中世纪房子的轮廓的
缓慢而有系统的黄昏，
和任由风吹日晒的
小山丘上的橄榄树，
和我在卢浮宫细看和赞叹的
《无名王子》的头，
和闪烁着花粉的蝴蝶翅膀般的
彩绘玻璃窗，
和在公路旁练习演说的
小夜莺，
和任何旅行、任何一种观光，
都只是神秘主义入门，
是基础课，是一场
延期的考试的
前奏。

弗美尔的小女孩

弗美尔的小女孩，如今很出名，
她望着我。一颗珍珠望着我。
弗美尔的小女孩的双唇
是红的、湿的、亮的。

啊弗美尔的小女孩，啊珍珠，
蓝头巾：你全都是光
而我是影做的。
光瞧不起影，
带着容忍，也许是怜悯。

自画像

在电脑、一支笔和一台打字机之间，
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
我住在陌生的城市，有时候跟陌生人
谈论对我是陌生的事情。
我听很多音乐：巴赫、马勒、萧邦、肖斯塔科维奇。
我在音乐中看到三种元素：软弱、力量和痛苦。
第四种没有名字。
我读诗人，活着和死去的，他们教会我
坚定、信仰和骄傲。我试图理解
伟大的哲学家们——但往往只抓住
他们宝贵思想的一鳞半爪。
我喜欢在巴黎街头长时间散步，
观看我的同类们被嫉妒、愤怒
和欲望所驱策，充满活力；喜欢追踪一枚硬币
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慢慢地
磨损它的圆形（皇帝的侧面像已被擦掉）。
我身边树木不表达什么
除了一种绿色、淡漠的完美。
黑鸟在田野踱步，
耐心地等待着，像西班牙寡妇。
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更年老。
我喜欢沉睡，沉睡时我就停止存在；
喜欢骑着自行车在乡村道路上飞驰，杨树和房屋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溶化成一团团。
有时候在展览馆里画对我说话，
反讽会突然消失。
我爱看妻子的面孔。
每个星期天给父亲打电话。
每隔一星期跟朋友们见面，
从而证明我的忠诚。
我的祖国摆脱了一个恶魔的束缚。我希望
接着会有另一次解放。
我能帮得上忙吗？我不知道。
我肯定不是大海的儿子，
像安东尼奥·马查多写到自己时所说的，
而是空气、薄荷和大提琴的儿子，
而高尚世界的所有道路并非
都与迄今属于我的生活
交叉而过。

黑鸟

一只黑鸟栖息在电视天线上，
唱着温柔、爵士乐般的曲子。
你失去谁，我问，你哀悼什么？
我在告别那些去世的人，黑鸟说，
我在告别这一天（它的眼和睫），
我哀悼一个住在色雷斯的女孩，
你不会认识她。
我为那株冻死的柳树感到难过。
我流泪，因为一切事物消逝、改变
又重返，但永远以另一种方式。
我狭窄的喉咙几乎承受不了
这些急速转变所带来的
悲伤、绝望、愉悦和骄傲。
一个送葬行列从前面经过，
每个黄昏都是如此，在那儿，在地平线上。
每个人都在那儿，我看见他们并说再见。
我看见剑、帽、头巾和赤脚，
枪、血和墨水。他们慢慢地走，
消失在河流的雾霭里，在右岸上。
我告别他们和你和光，
然后迎接黑夜，因为我服侍她——
还有黑丝绸、黑力量。

大提琴

不喜欢它的人说它
只是一把突变的小提琴
被踢出了合唱队。
并非如此。
大提琴有很多秘密，
但它从不呜咽，
而只是低声唱。
不过并非一切都变成
歌。有时候你听到
一句低语或私语：
我很寂寞，
我睡不着。

三个天使

三个天使突然出现
在这里，在圣乔治街这家面包店旁。
不是又来做人口普查吧，
一个疲倦的男人叹息道。
不是的，第一个天使耐心地说，
我们只是想看看
你们的生活怎样了，
日子的滋味如何，以及为什么
你们夜里总是充满不安和恐惧。

没错，恐惧，一位可爱、眼睛像做梦的
女人回答；但我知道为什么。
人类的脑力撑不住了。
他们寻求他们找不到的
帮助和支持。长官，请看一看
——她把天使叫做“长官”！——
维特根斯坦吧。我们的哲人
和领袖都是忧郁的疯子，
他们知道的甚至比我们
普通人还少（但她可
不普通）。

还有呢，一个正在学
小提琴的少年说，晚上
都只是一个空纸盒，
一个没有神秘的棺材，
而在黎明时，宇宙看上去
像电视屏幕般枯燥和陌生。
此外，那些爱音乐本身的人
少之又少。

其他人纷纷发言，悲叹声
汹涌而来，膨胀成愤怒的奏鸣曲。
如果先生你们想知道真相，
一个高个子学生喊道——他刚
失去母亲——我们已受够了
死亡和残忍、迫害、疾病，
毒蛇的眼睛般呆滞的
长久的沉闷。我们土地太少，
火太多。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迷失在森林里，黑色的星星
在我们头顶上懒惰地移动，仿佛
它们只是我们的梦。

但是，第二个天使依然腼腆地应付道，
总有一点快乐，美的事物甚至
近在手边，在每个时辰的
吠叫声下，在专注安静的心中，
还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隐藏另一个人——
普遍，强大，不屈不挠。
野玫瑰有时会散发
童年的味道，而在假日，少女们
一如往常走到户外散步，
她们绕围巾的样子
带有某种永恒的含义。
记忆活在海洋里，在奔腾的血中，
在黑色、烧燃的石头里，在诗中，
在每一次安静的谈话中。
世界跟原来一样，
充满阴影和期待。

他原可以继续这样说下去，但是人群
愈变愈大，无声的
愤怒浪潮扩散
直到使者们终于轻轻飘起，
升入空中，他们逐渐远去时
继续小声重复：愿你们平静，
愿生者、死者、未出生者平静。
唯独第三个天使一言不发，
因为他是长久沉默的天使。

中国诗

我读一首中国诗，
写于一千年前。
作者谈到整夜
下雨，雨点敲击
他的船的竹篷，
以及他内心终于
获得的平静。
现在又是十一月，一个
有浓雾的铅灰色黄昏，
这仅仅是巧合吗？
另一个人正活着，
这仅仅是偶然吗？
诗人们都十分重视
获奖和成功，
但是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
把叶子从那些骄傲的树上撕走，
如果有什么剩下来
也只是他们诗中的雨声的
低语，
不悲不喜。
唯有纯粹是看不见的，
而黄昏趁着光和影
把我们遗忘一会儿的时候
赶忙把神秘的事物移来移去。

说游泳

这个国家的河流甜蜜
犹如行吟诗人的歌，
沉重的太阳向西闲逛，
乘着黄色的马戏团马车。
乡村小教堂
张开一块寂静的丝绸
又旧又纤巧，哪怕呼吸一下
也会把它撕裂。
我喜欢在大海里游泳，大海老是
跟自己说话，声音单调
犹如一个流浪汉，再也
记不起他到底在路上多久了。
游泳就像祈祷：
双掌合了又开，
合了又开，
几乎永无止境。

善心的修女

那是童年，再也回不来——
浆果这么黑，夜晚也羡慕；
纤细的杨树从狭窄的河边升起，
像善心的修女，不害怕陌生人。
从阳台我看得见一条小街和两株树，
但我也是皇帝，无忧无虑地聆听
我的无数军队呼啸，
被夺取的土耳其战旗飘动。

我喜欢牙齿间青草的味道，
苦涩的枫叶，口中第一枚
六月的草莓的酸甜。
星期天早晨母亲弄真正的咖啡，
教堂里老神父对骄傲开战。
每当我见到穷人就心痛。
蓝色和黄色的国家生活在地图里；
大国吞噬小国，但在邮票上

你只见到安静的鹰、斑马、
长颈鹿，和优美得令人窒息的小山雀。
在那家幽暗的商店落满尘埃的货架上
一罐罐粘糖果堆积着。
一打开就有成群的红蛾飞出。
我是一名童子军，懂得树林中的孤独，
当黄昏降临，猫头鹰啼叫，
橡树的枝桠不祥地嘎吱作响。

我读骑士小说、俄罗斯民间故事
和显克维奇没完没了的三部曲。
我父亲为我建一座微型磨坊，
它在山溪里迅速地旋转。
我的自行车跑得比喷着气的火车还快，
八月的酷热把城市溶化成冰淇淋。
浆果这么黑……苦涩的枫叶……
那是童年。血和盛宴的时光。

维琴察的早晨*
——纪念约瑟夫•布罗茨基和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太阳这么纤弱，这么幼嫩，
我们都有点害怕；一个不小心的动作
也有可能抓破它，仅仅喊一声——如果有谁
试着喊——也可能伤及它；只有疾飞的雨燕，
翅膀硬如铸铁，
敢于纵情歌唱，因为它们刚在泥巢里
度过短暂、不安的童年，
挨着兄弟姐妹，疯狂的小行星，
黑如森林的桨果。

小餐馆里困倦的侍者——黑夜最后的影子
在他双眼下会合——往大衣袋里
掏着零钱，咖啡散发庄严的油墨味，
甜味和阿拉伯味。天空的湛蓝
应允着一个漫长的下午，一个无尽的白昼。
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你们。
就连这座帕拉第奥建筑的圆柱也似乎
是新生的，它们从黎明的潮水中升起，
像维纳斯，你们年长的同伴。

从乱涂乱抹中开始，计算损失，计算死者，
开始新的一天而没有你们，首先是你，
我们葬你两次，哀悼你两次，
你活了两次且跟别人一样强，在两个大陆，
用两种语言，在现实世界和想像世界——然后是你，
有着清秀端正的面容，那目光放大了
各种物体和和心灵（永远太小）。
你们两个都走了，从现在起我们将过一种双重生活，
同时在光里和影里，在明亮的阳光
和石头般的厅堂的冰冷里，在悲伤中和欢乐中。

*译注：维琴察是意大利城镇，以帕拉第奥建筑闻名。
**译注：布罗茨基（1940-1996）美籍俄罗斯诗人，用俄语和英语写作，在纽约逝世，其遗体后来迁往威尼斯埋葬。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著名波兰导演。

卡西斯的日出*

在半暗中白色建筑群耸立，还未完全
成形，而建筑群旁，那灰沉沉的葡萄园，那黎明前的宁静；
犹大算着银币，但在猛烈祈祷中
扭弯的橄榄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大地。
太阳在哪里！现在依然寒冷，
一片谦卑的风景在我们周围铺展；
星星已离去，牧师们睡得正沉，鸟儿在八月
不许歌唱，偶儿才有一只
结结巴巴，像中学拉丁课上不用功的男生。
现在是凌晨四点，绝望住在如此多的房子里。
这时候脸孔狭长的忧伤哲学家
正雕琢他们陈旧的格言，而疲乏的指挥家，
他们昨晚刚使布鲁克纳和马勒复活，
此刻无人鼓掌地、不大情愿地迷糊入睡，而妓女们
回到她们寒酸的公寓里。
我们恳求葡萄园
被赋予生命，它们灰沉沉，像涂上一层火山灰；
恳求远方那些大城市从冷漠中苏醒，
而我恳求别误将自由等同于混乱，
恳求重获那样一种信仰，它连接
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但不钝化心灵。
在我们下面大海变蓝，地平线的轮廓
逐渐清晰，像一条细长的带子
深情而牢牢地环抱我们这转动中的星球，
我们看见渔船可靠地摇晃，像海鸥
在深蓝色的水面上，而不一会儿
太阳深红色的圆盘从围成半圈的群山里浮现，
归还光的礼物。

*译注：卡西斯是法国著名渡假胜地。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
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
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
废弃的家园的荨麻。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你眺望时髦的游艇和轮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长的旅程，
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
你见过难民走投无路，
你听过刽子手快乐地歌唱。
你应当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我们相聚的时光，
在一个白房间里，窗帘飘动。
回忆那场音乐会，音乐闪烁。
你在秋天的公园里拾橡果，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译 / 黄灿然 原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

面朝大海，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读睡诗社创办于2015年11月16日，诗社以“为草根诗人发声”为使命，以弘扬“诗歌精神”为宗旨，即诗的真善美追求、诗的艺术创新、诗的精神愉悦。现已出版诗友合著诗集《读睡诗选之春暖花开》《读睡诗选之草长莺飞》。诗友们笔耕不辍，诗社砥砺前行，不断推陈出新，推荐优秀诗作，出品优质诗集，朗诵优秀作品，以多种形式推荐诗人作品，让更多人读优秀作品，体味诗歌文化，我们正在行进中！

读睡诗社出品诗集

⑹ 详细的新浪潮电影全解!详细!!

让专家告诉你什么是新浪潮
<<划时代的作者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始末>>
来源： 作者：让一皮埃尔．让科拉
“有一点我们强调得不够：‘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以往，每年只能出现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吕弗 《法兰西观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好光景。既然这一套吃掉开，制片人当然都希望拉青年人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尔．德维尔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兰西历史也是法国电影史的转换点。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动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将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戴高乐当选总统前的法国。——译者……有一位慈父将亲自出马，把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从奇耻大辱中拯救出来。法国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体与此同时，电影出现了更新的迹象，这在文艺沙龙中引起了反响，随后，各大报刊便把这种新动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国要新电影。口号应运而生。当然，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电影都没有象当时宣扬的那样明显改观……这也无妨，1958年毕竟算是转折的一年。

“新浪潮”这个名词一直洪福不浅，至今人们还在谈论“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时期，或是抱有敌意，或是带着怀旧情绪。一位才能有限，但富于想象力的制片人，为了发行放映比埃尔．德朗雅克的《寻枪记》，甚至于1966年某一天举办了“下一次浪潮日”，虽然这部影片不久便无人问津。“新浪潮”——这就是电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现有着远为广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着一位妙龄女郎的面部特写，标题是《新浪潮来了》，下面引用了夏尔．贝玑(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曾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义，为德雷福斯辩护。所写作品有剧本《贞德》、长诗《夏娃》等。 1905年后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译者)的箴言：“我们才是中枢和心脏，中轴线从我们这里通过。要以我们的表来对时”。当时，正在开展广泛的全国性征询活动，总共提出了二十一个问题。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报》周刊连续登载了回答与分析文章，从中总结出来的《全国青年问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浪潮”的提法一直与《快报》联系在一起，甚至从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报》的封面都印着副标题；《新浪潮期刊》，前后达半年之久。……那时，还尚未涉及到电影。

“新浪潮”这一名词见诸报端，多半是弗朗索瓦兹．吉罗(吉罗（1916一）；法国女作家，《快报》创始人之一。后任激进社会党副主席，曾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妇女部中任要职。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说谎》、《权力喜剧》等。——译者)涉笔成趣的产物。而电影开始凑趣则是数月之后的事。这家《快报》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们都是杀人犯》(影片摄于1952年，导演是卡雅特。——译者)的导演署名的一则启事，标题是《您愿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吗？》启事内容是：“拜读过‘新浪潮’之后，我决定拍摄一部这类题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诸君在幕后。本人成竹在胸，诸君则希望有人代言……候回音，烦告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八十一号，《快报》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报社收到了一些回信，并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报》上。许多回信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殷切希望在银幕上对其有所表现。(在1957年春季进行的调查中，有个问题是：“对法国人来说，全国头号难题是什么？”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尔及利亚问题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个稳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这两个问题在随后四年期间也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谓“新浪潮”影片对此只有寥寥无几的反响。——原注）这件事未见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话，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后来，历史为“新浪潮”一词保留了特定的含义，最初将“新浪潮”用于这个含义上的人大约是彼埃尔．比雅尔。他在《电影》1958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汇报，题为《法国电影的青年学院》，他列举了青年导演的一份名单，名单之驳杂，二十年后当令人捧腹（1918年后出生的导演一律算做“青年”：韦纳伊、博尔德利和雷卡梅竟与路易．马勒并列，而象阿仑．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导演”和“电影手册派”的里维特、特吕弗、夏布罗尔还榜上无名呢），比雅尔最后断言。“这股‘新浪潮’为什么还服服贴贴地跟着前辈转，真令人困惑。”

不过，直到1959年春季，围绕着基纳电影节和在拉纳普尔的青年导演的聚会上，电影“新浪潮”才确实名声大噪，并从此叫开了。
倒叙

可以沿着两条平行不悻的路去寻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当浪潮已过，前景已经分明之时，一些有名望的前 辈要求承认他们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电影史学家是承认阿涅斯．瓦尔达（1954年他拍摄了《短岬村》）或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1955年拍摄了《狭路相逢》）的先锋作用的，或许还承认让一比埃尔．梅尔维尔是前驱，他也大言不惭地以此自居：“‘新浪潮’，这是新闻记者的发明，……新导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遗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静》之后，我才实现了宿愿”

另一条路子同样值得注意，那就是，与同辈人一起，回顾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几个月中法国电影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感受。

还必须提及《快报》周刊。在那几年，这家周刊相当及时敏锐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变化。1958年1月30日，《快报》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绞刑架的电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罗内的剧照，并引用了路易．德吕克的一段题词：“今后，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去摆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温桑著文分析爱德华．莫利纳罗的影片《背倚高墙》：“多年来，无论哪一家法国制片厂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陈年旧货，粗糙不堪，可是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年青一代导演正把埋头苦干令人感动的老家伙从摄影机旁赶走，他们要亲自动手，以克鲁佐或贝克为榜样，大量拍片。这些年轻人多么精明，记忆力多么强！甚至有些过分……”

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谈到不久前拍摄《恋人们》时的情景；“……只有当一个摄制组在导演身上感觉到对新电影的坚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时下影片老套子的坚强意志时，才能发挥出这么大的干劲。总之，人数这样多的一班人马（近三十人）好歹得适应拍一部短片的物质条件。……效果如何，这要由观众来判定，不过。这种方法表明，在法国电影中，正出现某些变化。夏布罗尔 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的摄制组的人数也大体相同。”

一周之后，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温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划分了阵营：“为企业获益，按生产处方炮制的盈利片最好也不过是《厄运临头》（《厄运临头》拍于1958年，导演是乌当．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锋。一一译者），最劣就会是《马克西姆》一类影片，而与此同时，平行电影正在诞生，因为有些人已经感到，电影的革新不在于用变形镜头拍摄宽银幕，不在于色彩，也不在于任何技术上的进步，而是来自‘内部’；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不错，这种脱离传统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现，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设置的优质奖的激励。”（法国文化部设置该奖鼓励有创见的导演。——译者）

1958年岁末，法国人更换了政府（他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也换了总统，甚至连共和国也改了号，取赞成态度者过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五选票同意戴高乐新宪法，仅有百分之十五弃权）；而且，他们被告知；法国人的电影也要变！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电影年度期间问世的，其标志是：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头两部影片在商业网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尔杰》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吕弗的《四百下》和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对这四部影片的介绍均参阅。电影艺术译丛》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载的、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译者）于1959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放映。从1961年起，便有人宣称“新浪潮”已趋低落。路易．马尔科列尔在1961年10月17日《法兰西观察家》报上甚至写道：“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浪潮’已经终结…” 我们认为，“新浪潮”做为社会经济现象总共延续了四年，这大概是不错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们只限于综述事实，不加评论地概括“新浪潮”现象，它就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围绕电影大作文章的报刊、新闻和评论。

首先是电影。上述四年期间，至少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新闻报刊便跟着大事宣传。严肃的刊物注重提高这一现象的意义，并且对它加以分析。而发行份数较多的报刊只图保留“新浪潮”这个合适的商标，然后慷慨大方地四处加封：从影片到导演，从大明星到影坛新秀。“新浪潮”有销路，大家都搞“新浪潮”，为了内销，也为了出口。影片与围绕着影片的沸沸扬扬的推销活动混杂在一起，很快便难分彼此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事正紧，舞文弄墨“毒化空气”成了时髦。于是，围绕着“新浪潮”，人们又开始毒化空气”了。

“新浪潮”与法国政局的变化同期发生，实在纯属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国延续下去，仍然会出现“新浪潮”。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个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体原因也会促使“新浪潮”出现。但是，法国动荡不安的局面（或许这只是动荡的幻象）毕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语汇。各家报纸对这种动荡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销售畅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头、戴高乐讲话、长筒裙、“新浪潮”一类消息。为了显得在行，“新浪潮”干脆被简称为N．V．”（法文“新浪潮”两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新浪潮”是个来势汹汹、波及甚广的现象，现在应试将汇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区别。

我们似应回顾一下第四共和国时期已经僵化了的电影。当时，电影创作者相对来说已为数不多，而且许多人已经上了年纪，因为自第二次大战以来，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体来说，1958年，马克斯． 路 尔已经去世，雅克．贝克、让．格莱米水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了。让．雷诺阿、雷内．克莱尔、阿贝尔．同斯、萨沙．居特里、马塞尔．帕涅尔（文中所提导演是二十年代以来法国影坛的大师。——译者）都是年迈老翁，到了创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较为次要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最多产的十二名导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后一部影片，他们是雷蒙．贝尔纳尔、安德烈．贝多米奥、马塞尔．布利斯丹诺、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贝尔热、乔治．拉贡布、列奥尼德．莫居、让．斯特利、罗贝尔．维内……为了保证法国电影能继续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担子交给在次要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缓的事了。总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来接班是势在必行。

在第一类新崛起的导演之中，爱德华．莫利纳罗是个样板。他生于1928年，先是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贝多米奥做过助手，后来拍过纪录片，搞了十年专业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尝试拍摄故事片（《背倚高墙》）。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颇有自知之明。他说：“以我之见，似乎应当把所谓‘新浪潮’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通过正规途径进入影坛，即融入正规制片系统的青年导演；另一方面，是终于博得年青的制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没有特吕弗或夏布罗尔，我们这些从正规途径走过来的人，仍旧是电影界正统‘官员’。现在，既然他们的电影已经问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于太蹩脚。固然，十年来，我不得已拍出那种风格的影片，这是出于无奈，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而明年，我要改变拍法。”

爱德华．莫利纳罗并没有改变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热趋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国一名地地道道的电影“正统官员”，他的电影年表上列着二十四部影片（这个统计数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纳罗又拍了一部影片。《疯女牢笼》第二部。一译者），是近二十年来最长的电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与莫利纳罗同时开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导演有两、三打人，如，比埃尔．格拉尼埃一德费尔，他当过让一保罗．勒沙诺瓦、安德烈．贝多米奥或马塞尔．卡尔内的助理导演；乔治．罗特奈，他当过场记、剪辑、摄影师和诺贝尔．卡尔博诺的助理导演；雅克．德莱，他曾经是让．鲍育、吉勒．格朗热埃、路易斯．布努艾尔、儒勒、达森的助手。在这份人名表中，似乎还应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让．吉罗尔或路易．马勒那样与众不同的人物。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涉足故事片是他们“修业期满”之后的归宿，虽说苦熬多年，却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发现自己也被赐予如此时髦的美名之后，大感惊讶．米歇尔．德维尔在数年后就曾流露出这种心情：“我是循着传统老路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正是我与‘新浪潮’不同之处。最初，我当过见习导演，然后是第二助理导演，并且做过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导演，后来又成了技术顾问。拍完《今夜不再来》（该片摄于1960年。－－译者）之后，有人说，我属于‘新浪潮’，我大为吃惊。在编写剧本时，尼娜．孔巴涅兹和我都深信我们是和‘新浪潮’对着干的。”（见《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纪录片、科教片、实验影片等。——译者）

他们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无疑是众望所归：阿仓．雷乃、乔治．弗朗朱，还有比埃尔．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罗贝尔．门 戈兹、让．多埃维，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电影俱乐部活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绍、被承认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残老军人院》和《禽兽的血》（乔治．弗朗朱）、《战祸》和《被诅咒的建筑师》（比埃尔．卡斯特）、《弥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伙伴》、《住宅危机》（让．多埃维）……当然，还有阿仑．雷乃的《梵高》《高更》、《格尔尼卡》、《夜与雾》和《世界的所有记忆》。本文无意撰写三十人小组（三十人小组指阿仑．雷乃为首的拍摄纪录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这个小组的成员已达一百二十三人。——译者）的历史，只是应该强调指出，十年来，短片为法国有所抱负的电影争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这些人拍的短片从来广泛放映过。或者，只是做为一部商业片的“加片”才有广泛放映的机会，观众反应则是冷淡和不耐烦。而影片《夜与雾》是唯一的例外。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间驰名遐迩，外省的观众所以赶去看卢奇阿诺．埃麦尔的意大利片《重婚》，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要加映阿仑．雷乃的《夜与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特别是通过电影俱乐部、报刊杂志、电影节这些文化网的渠道，人们了解到，在法国，不仅仅有德拉诺瓦，也不仅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开往杜布鲁克的出租车》。---译者）来接替德拉诺瓦。人们对阿仑．雷乃寄以厚望。 人们期望他和其他电影导演拍出一种左倾电影。因为，不言而喻，从几部短片来看，阿仑．雷乃和其他几个导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国大多数导演“背叛了”现在，躲进趣闻轶事或古装片中偷生。通过那些短片才能在银幕上看到当代法国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机，看到矿工罢工……

也正是在这些短片中，新风格渐趋形成，电影避免了特吕弗曾经痛斥的过分精雕细琢的叙事方式。这些短片可以是实验作品，可以笔触大胆，揭露时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电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这些特征。

当然，三十八人小组中的佼佼者转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尔．卡斯特曾经战战兢兢地指过路（在这些人当中，比埃尔．卡斯特是第一个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摄了《袋中爱情》----译者）。不过，由于观众的进步、大城市中专门性电影院的建立，而出现了新需求。国家又通过预付收入的办法进行资助，给予了最初的推动。从1957年5月起，各大报刊一呼百应，纷纷报道了阿仑．雷乃即将在法国和日本拍摄有关原子弹的大型记录片的消息……（“大型纪录片”一语系原报道所用、——原注）

异军突起

什么是史实，什么是经过渲染的传奇，在这里最难分辨。《电影手册》的编辑们早有亲自大干一场的打算，他们也从不讳言。其中几位已经在所谓的电影“专业”中立足了，因为这里的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罗尔曾经担任二十世纪福斯公司新闻专员(当时夏布罗尔负责为美国影片的法文版编过新片名．——译者)，后来，他还把让一吕克．戈达尔和保罗．日戈夫引荐进来（日戈夫有一段时间替夏布罗尔写剧本，后来拍过一部《落潮》，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时期许多影片一样胎死腹中）。有些人尝试拍过纪录片，不过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维特的《牧羊人的运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顽 童》）。继承遗产、有油水的婚姻——这些偶然机会也为他们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去“筹划”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问世，他们就开始大吹大擂，以至于“新浪潮”一词的意义从此在大家的默许下变窄了。结果，这些冒牌的业余爱好者们便把“新浪潮”旗号据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们赚了些钱，开设了制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罗尔开办了阿吉姆制片公司，后来这家公司为菲利普．德布罗卡、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的最初几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资）。不久，连较保守的制片人也嗅出了生财之道、千载难逢的良机和政洽气候(克洛德．夏布罗尔说过：“我们千万别上当；各大报刊哗哗不休地谈论我们，这是因为他们打算把一则方程式强加于人：戴高乐=革新。将军来了，共和国变了，法国再生了、电影和其他领域一样。看吧，天才崛起，知识分子在双十字微的庇荫下发挥才干。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于是，也开始为低成本的影片投资。
两年内，这家黄皮刊物的编辑们几乎都到摄影机后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罗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然后是让一吕克．戈达尔、雅克．多尼奥尔一瓦尔克罗兹、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克洛德．德热夫莱。在他们的提携下，一些亲朋好友也连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鲁十、让．欧列尔、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奥纳尔．凯热尔或让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尔．卡斯特则另当别论。他不完全属于“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较有名气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经导演了由让．马莱主演的《袋中爱情》，当时，这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传统影片），但是，他与“新浪潮”的各个分支都有瓜葛：他作为格莱米永的助手修完了传统的“学业”；他又是三十人小组的成员，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左派；最后，他还是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记者，他为《电影手 册》撰写过不少文章，结果，《电影手册》派便不知羞耻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这与他们把拍《广岛之恋》时的阿仑．雷乃归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辙。

1959至1960年间，全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这或许是存心，或许是无意。每个制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导演。在这股无法驾驭的游涡中，处女作竟有数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从来就没放映过。当时，在选择应召待聘的导演的标准中，内行与否是最末一条。

这种含糊混乱的局面很快便与“新浪潮”这个称呼联系起来了。对“新浪潮”运动阿谀奉承的人往往也是运动的干将、他们在《电影手册》或《艺术》周刊上大肆吹嘘不受章法约束的格调、吹嘘戏嘘之中不失潇洒的风格、吹嘘与制片人或工会的刻板传统的决裂……他们为用少量投资就能上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们有着无穷的幻想。在拉纳普尔讨论会期间，制片人亨利．多施麦斯特也来乘机赶浪头，他在《艺术》周刊上写道：“每个制片人都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是他们把电影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使电影摆脱了行业工会强加于人的最起码的摄制人员人数的限制。他们使电影从管理与财政上的困境中脱身，直接到街头、屋内实景、真实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摄。他们把电影从层层审查关卡中解放出来，这种审查机构对艺术、对生活、对道德，对如何影响青年人，对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在荒唐。他们打破了‘老前辈们’拍片时的清规戒律。他们破除明星崇拜，摒弃单纯追求技术完美的做法。”

以不谙业务为骄傲。夏布罗尔说过：“为了处理《漂亮的塞尔杰》的第一个镜头，我还要问，我应该盯住摄影机的 哪一个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瞧！”夏布罗尔在拉纳普尔讲的这件趣闻或是确有其事，或是笑话一桩，这倒无关紧要，它毕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么心安理得，甚至以此为荣！

在“巴尔纳斯电影院” （指专门放映艺术实验影片的一些影院。——译者）或巴黎电影资料馆中学到的电影文化保证了这些新教徒们不至于染上过分严重的陋习，至少，在一批影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之前，他们是自以为是的。开始是让一达尼埃尔．波莱的《瞄准线》找不到发行商，这是法国电影中最著名的“从未露面”的影片之一。可是，这位让一达尼埃尔．波莱就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还摆出过教训人的架势：“我有机会随心所欲地拍过一部影片。…我相信，用什么题材都可以拍出精采的影片来，因为，电影是在摄影平台上开始的，而不是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拍了一部有价值的最无所顾忌的影片，但是，为了至少证实我对电影的看法不错，我愿意拍一部有规定题材的影片，只要由我物色演员，拍片时给我充分的自由。因为，至少就电影而言，敝人并不相信题材重于一切，而只相信画面、相信视觉印象，并且要以诗的方式传达出来，摆脱戏剧和文学的影响，以便易于接受音乐、舞蹈、绘画和诗歌的影响。我相信，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的话，那它无非就是对题材的蔑视。”

落潮

自 1959年岁末起，分歧的意见便开始出现了。法兰西文学报》曾连篇累续地报道“新浪潮”，影评界年高望重的权威乔治．萨杜尔在这家报纸上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介绍过让一吕克．戈达尔的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这是六十年代的《雾码头》）。可是到1960年春天，《法兰西文学报》请菲利普．埃斯诺尔写了一篇法国电影 专论《可能成为艺术的企业》，文章惊动一时。他写道：“目前，这代人的唯一杰作就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海报巧妙组织的宣传仗，其目的是向迷信神童的公众灌输空想，似乎返老还童的奇迹正呈现在你的眼前……如果对影片<危险的联系>（<危险的联系>拍于 1959年，导演是拍过风靡影坛的<上帝创造女人>的瓦迪姆。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也认为影片<危险的联系>歪曲了德拉克罗的原著，把原著中的自由思想和对腐败的上流社会的描 嬗 俗化。小说译名为<风月笺>。影片男女主角由 钱拉．菲立浦和让娜．莫罗扮演。——译者）老朽不堪的内容用心思索，你便还会发觉，在这个由老年人统治的国家中，大家多么喜欢拍冒牌青年的马尼。我们情愿抛开所有这些电影界的菲力克斯．卡雅尔，他们简直比亨利．格依博士还老朽！（菲力克斯．卡雅尔（1919—1970）是 1957年新任的财政部长；亨利．格衣（1884-1970）于1948年至1949年期间任财政部长，后担任过两届总理。——译者）…… 不过，如果这些恶劣野心家的所做所为尚属有益无害，我们仍可大大地原谅他们。遗憾！一切表明，他们秘而不宣的希望就是撬开商业电影的大门，挤走被他们大肆低毁的人。他们拍的是低成本影片，但是，他们梦想有朝一日搞出宏篇巨制；他们蔑视明星，直到有一天能付得起明星的酬金。”（见1960年 3月17日、法兰西文学报。——原注）

对新浪潮电影导演的指责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人们指责他们拒绝采取政治立场（弗朗索瓦．特吕弗在共产主义大学生创办的《光明》月刊上著文宣称：“做为一个人，应当投票选举，艺术家则不这样做。他不能这样做……在法国有共产党艺术家，应该要求他们拍工人电影……我拒绝把爱与资产阶级或警察对立起来。警察也会有爱情……”）。报刊杂志从让一吕克．戈达尔那儿搞到的连篇累牍的言论就是集笑话与内 疚之大成。（可参阅1960 年6月16日至1961年7月27日《快报》周刊。——原注）假若《电影手册》派的影片不是象现在这样表现空虚与无能的话，那至多也只能表现一些意外巧事或次要现象。

但是必须记住，这是最糟糕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酷刑拷打、夏罗诺事件（1962年2月8日巴黎群众示威游行反对秘密军组织，在地下铁道夏罗诺车站发生惨案。——译者）、秘密军组织、被《当代》杂志称为“目无尊长”的极左分子的骚动使一代学生受到震动，克洛德．夏布罗尔的《表兄弟》却没有如实地表现当时这些学生的形象。况且，克洛德．夏布罗尔后来也承认，他的一部分创作灵感是回忆起巴黎法学生联合会（巴黎法学生联合会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右

⑺ 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艺术主张、代表人物及其主要作品。

新浪潮”追求的是向生活靠拢，向真实深入；而“左岸派”电影感兴趣的则是人的精神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内心。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在头脑中创造的生活远远比生活本身要丰富。他们向内心生活靠拢，向着一种新的真实深入。

有克罗德•夏布洛尔的《表兄弟》和《漂亮的塞尔日》是新浪潮的最早作品，紧接着有特吕弗的《四百下》 ，阿兰•雷乃的《广岛之恋》 ，后来，1960年及以后，又出了让－吕克•戈达尔的《筋疲力竭》 ，艾里克•罗梅尔的《狮子座》 ，最后有雅克•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 。

“新浪潮”作者电影的风格，大都以专注的手法记录或表现一个事件、一些人物。电影采用低成本制作：启用非职业演员；不用摄影棚而用实景拍摄；不追求场面刺激和戏剧化冲突。影片在表现方法上，广泛使用能够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 的长镜头、移动摄影、画外音、内心独白、自然音响，甚至使用违反常规的晃动镜头，打破时空统一性的“跳接”、“跳剪”等。还采用一些以人物为对象的使用轻 便摄像机完成的跟拍，抢拍以及长焦、变焦、定格、延续、同期录音等“纪实”手法，将“主观写实”与“客观写实”相结合。电影带有强烈个人传记色彩。

⑻ 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品

有克罗德·夏布洛尔的《表兄弟》和《漂亮的塞尔日》是新浪潮的最早作品，紧接着有特吕弗的《四百下》，阿兰·雷乃的《广岛之恋》，后来，1960年及以后，又出了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竭》，埃里克·侯麦的《狮子座》，最后有雅克·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