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西方情感电影的差异是什么，各自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呢
我来说说吧，一个个的呀，我感觉我总结出来的体验是十分丰富的呢！
首先说什么是电影的主题思想？我看呐，中国的电影人士们都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呢。电影的主题是意识形态的争论。
为什么人们爱看电影呢？我感觉没有人能够回答出来的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要相信电影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境界，因为电影是生活的浓缩，是人生的历练，是精神上的灵魂，是感情上的升华，是身体上的释放。电影来源于生活、发挥自生活、想象自生活、艺术于生活，是一切人类情感的诉说！
中方是饮食文化，而西方是性文化；所以说西方的电影能够表达人类的真实、具体的灵魂内在，我爱看外国电影，它能够表达人心和人性的真实，把握人类感情的变化和走向是西方电影的精粹；而中国的电影就没有这个灵魂啦，一个个都是粗制滥造、杂乱无章的破烂儿和垃圾产品，根本就不能怪罪外国电影给中国电影带来的冲击，带来冲击和毁灭是好事情，这充分表明啦，中国的电影事业是腐败和无能的人在管理的，应该改制和换人，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根本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电影事业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啦！
『贰』 从东西方电影差异比较二者价值观的不同。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奠定了东西方不同的艺术美学。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俄罗斯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依据”，又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然雄霸了两千余年”。《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提出了影响西方美学发展路径的“模仿说”，即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我们现在所谓“美的艺术”，如诗歌、音乐、图画、雕刻等，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叫做“模仿”（Mimesis）或“模仿艺术”。从这个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他把“模仿”看作这些艺术的共同功能。这种美学观点对于两千余年后产生的新兴艺术门类——电影，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西方美学重模仿，重再现。那么，不同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美学则重抒情，重表现，最终发展为意境的理论。画史上对唐朝画家张躁有这样的记载：“张躁，字文通，画松特出古今，能以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作生枝，一作枯枝，气傲烟霞，势凌风雨，槎桠之形，鳞皴之状，随意纵横，应手间出。毕宏画名擅於时，一见惊叹，异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因问所学？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笔者以为，张躁所言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精确地道出了东方美学尤其是中国美学的精髓所在，就是注重对外在“造化”的模仿，但是最终却要由内在的“心源”来作决定，“造化”是为“心源”作准备的，“心源”才是艺术家最终凭借的根据。就像中国绘画中所说的“手中之竹”与“胸中之竹”的区别一样。这种美学观点与中国艺术注重艺术意境的创造是紧密相关的。
在东西方电影影像的表现方式上，也体现了这些差异。
理论构架的差异性
在《电影是什么》中，法国电影批评家、理论家巴赞提出了他的电影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就是电影影像本体论和长镜头论。巴赞认为，电影本质上是“真实的艺术”。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一位原籍德国的美国学者。他采纳了巴赞的理论前提，根据他40多年的“观影经验”，写出了《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一书，在卷首序言中声明这本书“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一种形式的美学，它关心的是内容。它的立论基础是：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
以巴赞、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纪实派电影理论，就是一次对西方传统的艺术观——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回归。虽然在后来，电影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电影理论流派。但是，他们的纪实派电影理论的影响却一直没有中断，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电影实践领域。
东方没有产生过影响深远的电影理论著作，经典电影理论著作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西方，这也许再一次印证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东方就没有自己的电影理论。例如，从1905年中国人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电影就逐渐开始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艺术形式，例如戏剧，借鉴学习，从而在理论上产生了对中国电影影响深远的“影戏”观。早期电影艺术家侯曜说过，“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而“影戏”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戏剧式的叙事为本位去把握电影的方式，是一种与西方电影理论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的电影本体论。
题材选择的差异性
希腊文化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举世公认的，其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世界。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西方人特别注重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呈现出与东方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希伯来精神中的基督教信仰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世界。二者相结合，西方文化传统里就产生了大量的充满理性的哲学著作，散发出浓厚的人性关怀。
这对于电影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继承了西方文化精髓的欧洲电影。在题材选择上，一方面是形而上的“哲学电影”，这种电影给人的感觉，犹如将电影作为一个载体，来探讨哲学的命题。
本文中所提及的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日本及韩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尤其突显中国文化，众所周知，日韩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构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认为是“儒道互补”的。但同时也承认“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 可以说，综观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艺作品（除某些纯粹的爱情诗、田园山水诗和其他抒情性的文艺作品外），历代文人的政治立场、个人理想、思想情感、心理反射、生活方式等都深印着儒家的伦理色彩。
这在东方电影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著名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他一生拍过50多部电影，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日常平凡生活的记录和反映，没有戏剧式电影中的矛盾冲突和激烈的大事件，有的只是现实中家庭关系平淡的描写。
其实，即使是对同一题材的处理，东西方电影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烙印。例如，同是爱情影片，西方电影就呈现出激烈奔放的感情色彩。在爱情片《泰坦尼克号》中，当杰克与露丝遇到外在的危难时，他们是以一种荡气回肠的方式祭奠爱情。而在东方的爱情片中，男女主人公常常是采取含蓄内敛的方式面对爱情，如中国的经典影片《小城之春》、韩国影片《八月照相馆》等。
影像呈现的差异性
西方文化中重视精确性和科学理性，使得西方电影的影像有自己的独特特征，例如为了提倡“现实的多义性”而产生的长镜头和景深镜头。巴赞认为，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巴赞以奥逊·威尔斯的影片为例，指出这位导演在《公民凯恩》里用景深镜头来刺激观众，因为这种技巧迫使观众去使用他们自由的注意力，同时也使他们觉察到事实的多重矛盾，这就使他的景深镜头具有三重的真实，即本体论的真实、戏剧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在影片中有一个经典的景深镜头，画面的前景是，屋里的小凯恩的父母在与经纪人商谈关于送小凯恩出去的事情，而画面背景的深处，窗户外的小凯恩在无忧无虑地玩雪，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发生改变。这一景深镜头简单而多重含义地将巴赞所强调的“现实的多义性”表达了出来。
巴赞的长镜头理论进入中国后，也受到了电影人的欣赏和实践，但是在东方电影中的长镜头，似乎只存留了长镜头的外形。仔细分析，东方电影长镜头的运用，明显蕴涵和折射出东方文化的意韵，其中的突出代表，当推台湾导演侯孝贤。在侯孝贤的电影中，多见悠长缓慢的长镜头，慢慢地摇移。它只是一种形式，并非是对绝对客观景象的机械描摹，而是经写实、传神而至妙悟的一种心灵境界的折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