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排除电影放映设备故障的几个问题分析论文
排除电影放映设备故障的几个问题分析论文
1 排除电影放映设备故障的技巧
1.1 输片系统的故障排除技巧
输片系统的每一个机件对影片的放映效果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维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对于机件的输片齿轮、滑轮和片门等部位一定要定期的对其进行清理,保证表面干净整洁。如果需要对输片系统中的机件进行拆卸的话,为了可以顺利的安装,一般情况下是不拆卸滑规板、压片瓦支架固紧螺丝。当拆卸限定滑轮臂的时候,应该注意不要丢失钢珠,避免钢珠亏滚滚下。拆下流动机间歇运动装置,并对其进行清洗换油的时候,如果对于十字车、缺口元轮、偏心销钉等机件不进行更换,也就是说,偏心销钉必须具备正确的进槽角度,销钉与槽口的配合间隙应该不超过0.01mm。检查方法为:保持放映机处于静止状态,将主动皮带轮转动起来,使输片齿轮开始转动,同时,将间歇齿轮捏住并进行左右扭动,根据经验确定出销钉与槽口配合间隙的大小。为了避免打开油箱前后盖之后,油箱前后盖再次安装时会导致装置性能受到影响,因此,尽量不要将油箱前后盖打开,仅仅将堵油螺丝拧下就可以了,将机油放出之后,再将汽油或煤油加入,将缺口元轮轴或主动皮带轮用手转动和清洗,完成之后,放出汽油。以上过程反复进行多次,直到完全放出汽油之后,再将少量润滑油加入。将主动皮带轮转动起来,放出润滑油,并且将箱内残存汽油放出。接着,加入油箱容积的一半量的润滑油,将堵油螺丝拧紧,就可以装机了。
1.2 放映电源的故障排除技巧
对于放映电源的检查,主要是对控制开关盒继电器进行检查,看其触点是否能正常工作,间隙的大小要掌控好。如果触发器的间隙过大的话,那么对于谐振电容和氙灯的触发不利。此外,还要对电源和放映机中间的电线进行检查,看其是否有电线开裂或者是接触不良的情况,还要对插座和插头仔细检查,防止在通电时发生短路。氙灯电极的直流供电回路非常重要,在工作中,可能会由于回路的故障而导致电流过大引起绝缘胶木的性能受损,从而导致连接的导线被烧坏。固定机单位还必须对于整流器和放映机控制箱内是否有老鼠窜入进行认真的检查和防止。污浊机件非常容易导致主变压器、磁饱和电抗器等平时不易损坏的机件由于污浊而跳火,从而损坏绕组,导致其短路。箱内的控制线路被咬断也会导致机器失常或控制失效。在排除电影设备故障的时候,针对氙灯电流低、不能调整氙灯工作电流、触发氙灯非常不容易等各种问题,应该对于电路各点电压和电路通断情况进行测试,从而能够对于故障点进行准确的判断,并排除故障。对于保险丝、整流二极管、继电器触点等部位必须做到重点检查。固定机的自动切换装置可以及时的对故障进行控制,所以要对其详细的检查,对于激励灯的控制开关要保证接触良好,不会在工作中发生故障。如果发现其在运转时出现忽明忽暗的现象,那么就应该对稳压电源进行检查。对于一些型号的放映氙灯电源,还应该排除散热轴流风机的故障,使电源工作时的正常运转散热得到保证。一旦发现挡光板的开闭异常,必须对于推杆和挡光闸的各活动点进行清洗并润滑,并且及时维修激励灯开关。
1.3 电影扩音机的故障排除技巧
为了保证电影扩音机正常工作,平时必须对放映机与扩音机的光电池信号连接线进行定期检查,检查插头插座是否接触良好,是否出芦虚现开路或短路的问题。另外,还必须检查扩音机至扬声器的连接线和插头插座是否出现开路和接触不良,扬声器箱中的串并联接线是否良好。对于存在分频网路的组合扬声器,必须销哗余检查分频网路是否正常,判断电影扩音机能够正常工作。在扩音机输入输出电路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根据相关文献中提到的扩音机通电前后的三步测量方法,进一步检查扩音机能否良好的运转,一旦有故障产生,就必须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而且,对于扩音机各控制电位器也应该进行认真的检查,检查其是否出现接触不好的故障,避免调整时出现杂音的问题。
结语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人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的享受,在业余生活中,很多的人会选择到电影院看电影的方式来娱乐生活,那么电影设备的放映质量就显得极为重要。在电影设备的'发展史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传统的放映设备到现代先进的放映设备,其发展历程中,经过了技术的革新,在现在使用的放映设备中,技术已经比较先进了。为了能够使电影放映的质量有所保证,本文对电影放映设备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故障进行了原因分析,并且提出了排除这些故障的技巧,对电影设备的使用有极大的帮助。以上是经过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在技术和经验上难免会有不足之处,仅供同行作为参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放映设备的技术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方向,会逐步的更新换代,那么在新技术的使用下,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不断的创新中不断的研究设备的结构,功能,以期能够为电影放映设备的质量问题有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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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再跃.数字电影放映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学习月刊,2009(8).
;㈡ 求一篇中国电影史的论文。
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
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
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第一个产业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改颤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销歼烂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亏漏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第二个产业时期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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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欣赏论文 一、 对电影的认识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电影是一种在电影院看的,故事。不过比起电视剧来,故事讲得有点太短了,看着不过瘾。长大一点才知道,电影是一种艺术,不同地方的电影有着不同的特色,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吧。 下面谈谈对各地电影的看法: 内地电影,从我有记忆开始看得最多的就是一些黑白战争影片,大多是讲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故事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宣教片,那也是学校组织观看的。自己跟家人也看过一些片子,不过到现在大多都忘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当时的确给我很大震撼。后来就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在电脑和网络上看得大多是国外片,国内的一般只是喜剧片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和一些比较有名的,像《无极》等。 香港电影,给人感觉娱乐性较强,以市场为导向,像周星驰的一些电影,的确很好玩,但看的时候又不会有什么思想负担。挺适合休闲时观看的。 韩国电影,最近才看韩国电影,一般是些爱情电影和伦理片,但很适合中国人观看,大概是我们的文化很相近吧,感觉很细腻,和生活贴近。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当年可是在中国乃至亚洲刮起了一股野蛮旋风呀。 印度电影,只看过有限的几部印度电影,片名大多记不清了,只是对那大篷车和时不时的音乐和舞蹈还有点印象,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但那时的印度电影感觉上更像歌舞剧。 俄国电影,现代的俄国电影看得倒是很少,只是看过前苏联的一些片子,也大多是和十月革命和二战有关的片子,印象都不是很深。 欧洲电影,最为代表的应该是法国电影吧,感觉艺术感很强,不是看得很懂,画面很漂亮。像《天使爱美丽》我看了几遍都没看懂。 美国电影,看得最多的还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美国片是最为成熟的,无论影响力还是票房收入都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现在在中国大学生中,看好莱坞大片的人肯定比看国产片的人多。尤其是国产片中有些类型的片子太少或基本看不到,比如科幻片,恐怖片。 下面谈谈对两种类型的电影的看法: 对一般的类型,我想因为见得多了,也不会有什么感触,那我就拿两种比较特殊的类型来谈谈我的看法。 动画电影,我认为也算一种很重要的电影类型(因为有人说动画是小孩子看的东西),我不否认,小孩子更容易被动画吸引,但不是说动画片就一定时给小孩子看的。我认为,除了演员和布景是由真实的转变成用画的,其他的电影元素都有保留,导演一样可以用动画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在动画电影方面,日本和美国无疑是两种典型的代表,日本的平面二维动画产业可以说是全球最发达的,像在流水线上生产产品一样生产着动画片,以动画系列片为主,也会定期为这些系列片出些剧场版,当然也有单独的动画电影,比如宫崎骏的《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等,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影片,日系动画的唯美画风也很让我喜欢。个人感觉就二维动画而言,美国比不了日本,就拿比较好的《狮子王》来说,在它之前,日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类似的动画系列片《森林大帝》,这很有抄袭的嫌疑。不过自从3D动画出现之后,美国的技术优势又体现出来了,不愧为IT技术的起源国,尤其是最近Pixar公司的几部作品《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特工队》、《汽车总动员》等,无论是画面还是讲的故事,都让我们耳目一新。 恐怖电影,谈到恐怖电影还是要谈到日本。先不谈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日本的恐怖电影的确是很不同的,是一种悬念的恐怖,用意识来引导你,而不是用那种血腥的场面来达到目的。如《午夜凶铃》、《咒怨》等,会在整部片子弥漫恐怖的气氛,但就是不让你见到,让你提心吊胆到最后。美国的片子就完全不一样,突然出现的血腥画面,如果没有准备的话,简直让你会吐出来。记得有一部叫《异次元杀阵》的片子,有一个把人切成块的镜头,足足让我倒了一天胃口。还有《死神来了》、《死神来了2》和《死神来了3》在表面很青春很阳光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那种很血腥的场面,这也许就是美式的恐怖吧。 二、 从有记忆开始怎么看电影 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小时候倒是只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过,现在看电影的渠道已经太宽了。从网上、电视上都可以免费看到(如果不算电费的话),很多国内电影过了档期,国外电影大约上映一年后,中央6就会放映,这还不算国内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提前买碟片看。我们自己也可以买正版或盗版的盘来先睹为快。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在影院里看得比较有感觉。有一种看电影的味道。 三、 列举喜欢看的电影 《我的野蛮女友》、《超人总动员》、《指环王》三部曲,《帝企鹅日记》、《公主日记》、《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死神来了2》、《开国大典》、《天下无贼》、《新警察故事》、《征服怒海》、《阿甘正传》、《爱国者》、《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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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枝春电影院看电影还是在家看电影的议论文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比如在电影院看的优猛虚耐点就是给人誉绝的视觉感受比较好然后周围的氛围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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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叙事模式
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为观众塑造出了熊猫阿宝这一得到广泛认可的文化形象,同时也为人们一窥美国动画电影采用的叙事模式提供了一个较具代表性的范例。
一、叙事中的必要元素
动画电影具备其他影视产品作为视听艺术的一般特征,但是它又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现,即虚拟意义。[1]这一点直接影响着动画电影的叙事模式,在任何一部动画电影中,一个清晰、完整且富有意趣的世界观和一部分极富魅力,能够区别于其他动画电影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就世界观而言,世界观是整部电影叙事的基础,它决定了银幕之上这个世界的运营模式以及身处其中的角色们的行为准则。[2]而《功夫熊猫》系列便在打造世界观上做得较为完善,能够较好地平衡想象与现实二者的关系,使整个虚拟世界之中有多个情节的生发点,这也是该系列电影在《功夫熊猫1》(Kung Fu Panda,2008)凭借当年北京奥运会举行以及武术被列入奥运特色项目的助力大获成功之后,能够在失去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创作的原因。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山清水秀的和平谷中居住着大量动物居民,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兔子与猪,他们代表了一般民众。
而鸭子则自称“血管里流着面汤”经营饮食业。他们数量虽多,但是体形上都显得较为弱小,身怀武功者则是较为罕见但是体形彪悍的动物,且他们一般都与中国武术之中的某些功夫有关,如“愤怒五侠”中的螳螂、蛇、猿猴、仙鹤等,也正因如此,阿宝才会感慨自己“没有利爪,没有翅膀,没有毒牙,甚至没有螳螂的那个前臂”。而当阿宝投入浣熊师父门下后,有关武术的诸多细节也被设计得比较到位,如全身遍布铁齿的狼头桩、沙袋、不倒翁,阿宝与浣熊师父用筷子在餐桌上斗法,浣熊师父见到乌龟大师时一掌熄灭蜡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乃至西方观众并不陌生的元素,影片的叙事也因此而令人感到自然真切。
其次,就角色而言,与真人电影不同,动画电影在塑造角色上无疑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动画人不仅可以赋予角色夸张的外形与动作,还能够增加角色的社会属性,从而将角色的内在性格与观众所接收到的外在视觉表现有机结合,通过具有差异化的人物群像来使叙事更为灵活。以《功夫熊猫2》(Kung Fu Panda 2,2011)为例,大反派沈王爷被设置为一只白色孔雀,这一形象无疑是从外在视觉表现上将孔雀的鲜亮羽毛与沈王爷衣着华丽,孔雀昂首挺胸的外形与沈王爷用自信来掩饰自卑的特点结合起来,同时主创又在这一基础上深化了沈王爷的内在性格。沈王爷是一对蓝孔雀夫妇的儿子,有着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长大之后变得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却阴险诡诈,与熊猫阿宝作为毛茸茸的哺乳动物笨手笨脚,善良纯真的设定形成鲜明对比。当动画人在影片的世界观与人物角色上做足功夫之后,叙事的局面也就得以打开。
二、叙事中的独立性与连贯性
《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叙事采用了一个系列电影惯常使用的模式,即兼顾电影的独立性与连贯性,每一部电影都可以视作一个较为独立的故事,但是就目前出品的三部电影而言,它们的情节又有互相呼应之处,这一叙事模式很好地体现了消费时代下电影的制造、传播特征。电影的生产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与人力的集体化投入,其价值需要进入流通渠道后,通过观众的广泛参与,以资金的回收来实现。其独立性保证了其后续电影能够对未看过前作的观众依然有吸引力和讨论空间,并且片厂能够根据电影的票房收入来决定是否开始再生产,这一点对于耗资尤其巨大的动画电影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连贯性则有如下优势:首先它有助于电影成为一个突出的品牌,在每年不断涌现的大量动画电影之中脱颖而出;其次,它有利于培养观众对情节的好奇并最终产生对该系列的情结,能够吸引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入影院。一言以蔽之,同时具备独立性与连贯性能够保证电影在尽量不流失旧有观众的前提下又不断扩展自己的新市场。
以独立性而言,《功夫熊猫》系列每一部都有一个关键的危机性事件,每一事件的起因、发起事件的反派各不相同,而相同的便是主人公阿宝都是扭转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但是阿宝在每一次危机性事件之中获得的感悟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一次危机性事件都有其完整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问题最后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观众完全是可以单独对其进行赏析的。《功夫熊猫1》中的危机性事件为浣熊大师曾经的叛徒豹子大龙越狱出逃,觊觎《龙之卷轴》,狂暴嗜血的他危及江湖,连浣熊大师都被他打倒。而心宽体胖,武功基础为零的阿宝则需要在短时间内战胜大龙。
这一次事件得到解决后,阿宝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在《功夫熊猫2》中,危机性事件则由希望能够统治世界的白孔雀沈王爷造成,与大龙只是个人孔武有力不同,沈王爷则坐拥财富,精通科技,他先是派人来和平谷抢走大家的金属材料,然后是用这些材料铸就大炮等武器准备称霸全中国,并绑架了多位武林高手。故事依然以阿宝挫败沈王爷结束,阿宝在这次胜利之后收获的是战胜自己内心恐惧的经历。而《功夫熊猫3》(Kung Fu Panda 3,2016)的主线则是五百岁的反派,对“气”有着扭曲追求的天煞越狱,阿宝为了打败天煞而不得不修习气功,但是他最终最大的收获却并非武功,而是认祖归宗,并且领悟到了“做自己”的意义。
促成这一系列连贯性的则主要为阿宝的身世之谜。实际上早在第一部中,梦工厂就为后续情节埋下了伏笔。如观众备感疑惑的为何阿宝的父亲竟然是一只鸭子,两人无论是在外表抑或是人生旨趣上都大相径庭,这种设置也为电影增添了不少幽默元素。如身高体胖的阿宝真情涌动之下拥抱瘦小的鸭子父亲时给观众的“别扭”感。
在《功夫熊猫》的世界观之中,阿宝显然不可能是鸭子父亲的亲生儿子,片中已经明确展现给观众兔子的孩子依然是兔子,猪的后代也只能是猪。在第一部中,鸭子父亲就在期盼着阿宝梦中出现的是面条,从而能够子承父业,老老实实地继续经营他们的小吃店。然而阿宝梦见的却是功夫,这唯一的解释便是在阿宝的体内蕴含着极为深厚的功夫基因,因此他的人生注定不属于汤汁。而阿宝尽管看似愚钝,并且与鸭子父亲的关系极为亲密,但还是问过鸭子父亲为什么自己和他长得一点也不像。
但是鸭子父亲并没有在第一部揭开这一谜底。《功夫熊猫2》中则通过鸭子父亲的回忆让观众明白了鸭子父亲收养无父无母的阿宝的过程,原来当年阿宝的父母是因为被人追杀而与阿宝失散的。《功夫熊猫3》中,前来和平谷寻找儿子的熊猫李山出现,他们成为和平谷中仅有的两只熊猫,原来李山就是阿宝的生父。随后李山带阿宝去了神秘的熊猫村,阿宝由此不仅确认了自己的来历,还找到了离散的、跟他一样爱吃爱玩的同胞们。三部电影分别担负着设谜、解谜与让真相水落石出的不同任务。可以说,叙事上的独立性与连贯性如同自行车上的前后轮,共同驱动着《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在商业性道路上的前行。 三、叙事的套路与细节填充
俄国学者、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普罗普在对一百多个童话故事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神奇叙事公式”以及“31功能理论”,他所提出的这些叙事套路反映出了人们意识之中根深蒂固的叙事心理。[3]因此,无论是在文学抑或是电影创作中,尽管不同的叙事在价值理念、原型映射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在叙事套路上往往都是不谋而合的。
《功夫熊猫》系列最为重要的叙事套路,便是成长主题的反复使用并对阿宝的成长进行了深化。对于面向成人与儿童的动画电影来说,成长主题是具备普适性的。弗洛伊德曾指出,由于生活过于艰难,人们为了忍受生活而不得不采取了多种缓冲措施,如转移注意力或寻找能够使人陶醉之物,从而麻木生活带来的痛苦。而成长主题叙事套路一般为主人公出身平凡,甚至带有缺陷,但是他有着某类正面品质,如善良、坚持,对于某事物的强烈热爱等,随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在接受友方角色的帮助、鼓励的同时,又遭遇着敌方角色或命运带来的种种阻碍甚至困厄。但是,最终主人公一般都能够战胜困难,取得带有励志色彩的成功,叙事以大团圆结局告终。
这一叙事套路是非常容易对观众产生移情作用的。“我对一个感性对象的知觉直接转移地引起我身上要发生的某种特殊心理活动的倾向,由于一种本能(这是无法再进一步分析的),这种知觉和这种心理活动二者形成一个不可分裂的活动……对这个关系的意识就是对一个对象所生的快感的意识,必以对那对象的知觉为先决条件。这就是移情作用。”[4]首先主人公不起眼的出身能够迅速拉近他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并且这种对于观众的吸引是跨越种族与文化背景的。而当阿宝的成长过程中出现诸多强敌时,观众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自己在现实中生存时所遭遇的种种逆境以及自己不得不咬牙坚持的记忆。最后阿宝获得的美妙成功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观众对于自己也能够奋斗成功的期待。
以《功夫熊猫1》为例,其中的阿宝给人以憨态可掬的形象,虽然他是一个功夫迷,但其肥胖的外表以及店小二的出身与人们印象之中的“武林高手”有着不小的差距,阿宝甚至还带有好吃、懒惰等不利于成功的缺点。他被乌龟大师选上成为神龙大侠的候选人更像是一个意外,而在被浣熊师父收入门下之后,他更是处处比不上同门的悍娇虎等人。但是阿宝并没有在严酷的训练之中退缩,而是坚定信念跟随浣熊师父,甚至他好吃的缺点都被转化为刺激自己不断进步的优点,甚至发明了“面条护身术”“肚腩凸击”等悍娇虎等人都使不出来的招数。最后他的成功则体现在打败了大龙,捍卫了和平,成为人人敬仰的神龙大侠之上。可以说,熊猫阿宝的成长奋斗历程是梦工厂给陷入麻木和压抑的当代人开出的一剂药方。
而在一部电影已经有了基本的逻辑与叙事框架之后,故事完成的仅仅是一个大致的模型,电影仍然需要补充大量鲜活有趣的细节来使整个故事富有血肉并使叙事形成节拍。这些细节的填充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叙事段落前后之间的逻辑要通畅;二是细节本身要足够精彩,为整个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添砖加瓦。以《功夫熊猫3》为例,电影中阿宝回到熊猫村以后,终于能够见到自己的同胞。为了加深与大家的感情,同时也为了大家能够保护自己,身为神龙大侠的他开始教大大小小的熊猫们武功,让熊猫们能够以游击战的方式团结起来抵御强敌。而最终阿宝能击败天煞也正是得益于熊猫们的帮助。这里的细节不仅满足了叙事的情节线,还满足了叙事的情感线,即熊猫们帮助阿宝化解了危机,同时阿宝的形象也因为这一教学行为而变得更加可亲,观众也能从一直处于“被别人教”状态的阿宝到“教别人”的转变体会到阿宝的成长。
从《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中不难看出,以梦工厂为代表的美国动画电影人们已经建构起了商业语境之下较为理想的动画长片叙事模式,在给观众带来视听方面的娱乐时,又以其较为完善,既具内涵又不失奇趣的叙事获取着观众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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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近代史论文电影观后感2000字 急
反日情绪如此高涨的今天,又加上几乎遗忘了所学过的历史,我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有时候难免有些困惑。《东京审判》再现了日本投降后,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28名甲级战犯的过程,唤起了我一些记忆,也帮我理清了一些思路,所以不必追求情节的合理性,演员的演技,一部电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已经可以让人致敬了。回来以后网络了一些当时的史料,影片中梅汝傲关于座次的争取,及法庭上关于皇姑屯、南京大屠杀等诉因的辩论,基本都是真实的,看得人热血沸腾;影片中另一条线索是一个普通日本家庭的故事,其中兄弟姐妹四个在战争的影响下,命运各有不同,却都以悲剧收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虽然仅仅只有六十年,但当时的一切在时间的这边慢慢的变淡,很少再有人提及。但用看电影的方式重温历史,总能唤醒心里沉睡的一些东西。战争的年代,百姓的身上留下的是灾难带来的累累伤痕,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而战争的始作俑者虽然被处以极刑,却无法弥补已经发生的一切,这样想来,无比悲哀,所庆幸的是我还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虽然一些自由被禁锢着,但起码的尊严还能够保持。 梅汝傲说的好:“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帐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在影片的开头,看见日本人拿着酒瓶辱骂着中国人,虽然被枪击,但他们倒下以后,我们所受的屈辱也并未消失,联想起最近“流氓老外”事件,迪斯尼国民素质受指责新闻,还是老话,只有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做好份内事,国家强大了,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可惜,这样做的人不在多数,所以,多一些《东京审判》这样的片子,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
评论《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国人必看。为什么?冲着它的名字,想着它的内容,就足以让我、让很多国人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愤恨和爱国的冲动。就在前半个小时,我还在电影院里默默的体会着这部电影。现在,在刚回到家的第一时间,我没有做任何事,只是打开电脑,开始记录我的感受和思考。这是值得留下的记忆。总体来说,这是一部让我比较失望的作品。在看片花的时候,几个主角义愤和激情的演说辞让我对它非常的期盼。然而,在亲身坐在电影院中用心感受的时候,整个过程却只有一种木漂于水的轻浮感。明知道这些历史足以让人的心感到压抑和刺痛,但是这些历史的负重却堵塞在咽喉处,缺少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让这些负重瞬间超重,或者甚至可以慢慢沉淀——然而,没有!!!整个过程中,感受不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主义以及其伴随的杀戮、血腥给人带来的悲痛和憎恨,感受不到各国对历史事件激辩的碰撞和爆破,感受不到罪恶受到惩罚以及和平得以彰显的快感和激动。总而言之,缺乏——震撼力。
影片是从中国法官梅汝?H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将整个庭审过程中的一些节点作为重点,还穿插了中国记者和日本记者之间的恋情,某些日本人的觉悟,某些日本青年对战争的曲解、对中国的仇恨心态以及报复行为,日本老兵在战争后留下的阴影以及悔恨,日本女性在战争中响应国家号召被侮辱后的恐惧等等。
印象比较深的重点情节:一是庭审刚开始时梅汝?H对审判座次的据理力争;一是两醉酒日本人被美国司机开枪打死的情景;一是溥仪的作证;一是美国法官对东条英机的盘问,以及东条英机最后死硬承认如果可能还会将侵略战争继续进行的丑恶嘴脸;一是日本老板娘被子弹打死时的情景;最后是对死刑进行投票的情节。然而,让我不太满意的恰恰就是这些重点情节。这些情节并没有深化和细腻,无法让人将感情投入,甚至是我这个满怀激愤、时刻准备投入情绪的观众都无法将感情沉淀下去。整个影片中其实时刻都存在爆发点,况且有刘松仁和曾江这两个老牌的实力巨匠的存在,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无法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然而,不知是编剧的原因还是导演的原因,这些情绪激动的演员却在阐述一些空洞的说辞,完全没有力度。这就好像朝你打过来一个大拳头,让你颤抖,让你恐惧,但是打到身上却没有想象得那么痛。不知道是否导演的角度太过客观,却又极力的想用情绪来煽动观众,以至于在影片的拍摄中产生一种情绪上的矛盾。整个影片中贯穿的真实的历史胶片,以及不断出现的字幕,使得这部影片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让人有一种被人搔你痒痒但是又无法发笑的难受感觉。似想爆发,却如鲠在喉。上,上不去;下,下不来。还有一点也存在着失误,那就是整个情绪的导线都是集中在中国法官身上。中国法官力争座次问题,中国法官说服大家赞同死刑,似乎整个的审判都是中国人在主导,都是中国人在利用大多数的权力来对日本进行镇压和报复。这样容易误导观念,误导情绪。
在演员方面:首先,溥仪的出场应该是一个爆发点。在这个情节上,应该是让溥仪用平静而朴实的语气诉说让别人气愤和窝心的事实,但是溥仪的表现更像是在做秀,有很着迹的伪君子的圆滑和无赖;其次,“小偷”和尚的回忆,情绪激愤是对的,但是他回忆的内容还无法让别人感受到切身的疼痛和颤栗,应该换个内容并且继续细腻;再次,美国律师对东条英机的盘问是很不错的一个部分,有情绪也有内容;还有就是那个日本辩护律师,让他的辩护词更为卑鄙和狡猾一点,也许效果会更好……类似的小角色还有很多,但是都有一个总体上的毛病——没有细腻和深化,只是粗线条的描绘和表演者的冲动肯定是无法让人有情感上的共鸣。 不过,这些的表演者实力还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朱孝天在演技上有些欠缺之外,其他人,包括小角色的表现都比较到位。而且,这些演员从外形到气质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比较符合,在选角上没有太大的参差,可以表扬。
另外,影片的画面与画面之间的衔接有不连贯感,有些地方甚至是有断裂的迹象。比如对东条英机审判的那个场景,镜头对准了东条英机的头顶处,似乎定格了一般,然后下一个画面就直接切到了美国律师的脸上,如果从头顶处往下推进,再缓慢过渡到律师的脸上,效果会很好。不知道导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疏漏,显然监制和剪切的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至少也是做得不够。
总而言之,鄙人认为这部影片原本应该拍得比现在的更精彩,演员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音效也还是有分量的,画面还算精致;但是剧本显然没有写到位,该入的不入,该出的倒是出的很开;导演、监制、剪切也有很大的欠缺。整部片子看下来,真的很平静,还会有一种很窝囊的感觉。不过,这部影片的意义以及本意还是好的,我也很希望用电影这样的宣传手段将历史的真相揭露到国际社会面前。不过类似作品的后继者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剧本的深度和力度问题,不要再浪费这些优秀的实力演员。 最后,考虑到配音的不真实性,鄙人觉得还是再重看一遍原声片比较好,也许没有加工过的声音会比配音后的更有震撼力。
东京审判,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长达两年多的国际审判。而今年,这件历史事件再一次的引发了热潮,就是因为这部电影《东京审判》。而在本周二下午,我们学校组织全体师生一起去电影院观看《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那段历史。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持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最终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送上绞刑架。
这部戏的很多镜头都让我难以忘怀。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开头,是因为法官的座次问题,梅汝敖坚持一定要按日本签定投降书的顺序排列法官的座次,因为这关乎中国的尊严,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坚持,这是一个中国法官的坚持,铮铮铁骨,义正词严,最终,法庭长只能对梅汝敖说:you win……。还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很深:
“中国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自豪!”
“我不是斗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这短短的两句话让我震撼,它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自信,让我为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法官而感动。
第二次让我震撼的是当进入判决阶段时,一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和一句极富湖南特色的地方方言“只要打不死我,老子就要站起来”,浓重的压抑,激昂的斗志充斥了荧屏,一个砰然摔碎的水杯,一个不大的投票箱,梅汝璈慷慨激昂的讲话,紧揪住了我的心。尽管早已经知道了答案,但我依然不知所措。 “NO”“NO”“YES”“NO”“NO”“YES”“NO”,我的心已经开始发凉了,失望,不,绝望已经开始浮现于眼前,11个法官如果按这个频率出现,中国将没有任何的机会,“YES”“YES”“YES”“YES”,MY GOD!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有一刻我会喜欢英语。漫天的乌云突然消散了,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真有拨云见日,花开月明之感。痛快!他又赢得了胜利,他用对战争犯的正确判处,告慰了了百万被屠杀的中国国民的亡魂。
这部电影提醒国人勿忘国耻家恨,真实比好看更重要,在法庭上的论战的撼人心魄。身体里流着中国鲜血的我,绝不会忘记。就像英达说的那样:“人家都没有忘记我们就更不能忘记了。”这部片值得我们铭记心头,一次次的观看。
自从千禧年以后,中国电影就没了骨气和血性,让人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悲观。历数这些年来的所谓大片,《英雄》、《十面埋伏》、《无极》、都是空洞的卡通式的江湖臆想。《少林足球》、《功夫》则是一种触景生情的呐喊和宣泄,《卧虎藏龙》、《花样年华》更不行,华丽的情调只能从单一角度解读中国的文化,却不能注入真正的民族精神。
直到今年,《东京审判》的到来让人看到了一点希望,这是一部真正用心去描述历史的电影,同时也是代表所有中国人发出的一声怒吼,绝不能允许日本人要抵毁真相、颠倒黑白!东京审判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日本右翼份子一直在试图篡改历史,抵赖曾经的侵略罪行,修改教科书歪曲侵略真相否认南京大屠杀、为战争元凶立靖国神社、厚颜无耻地申请“入常”……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反动行为,作为中国人,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还好,《东京审判》站了出来捍卫直相,狠狠地抽了日本人一个嘴巴,铁证如山,面对正义的审判,日本右翼的信口雌黄只能是蚂蚁撼树,徒劳无功。
多年来,日本文艺界一直都不缺少怀有狼子野心的人,《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这种明晃晃地为战争狂人树碑立传的右翼电影并不可怕,我们要警醒的东西还有很多,如当年在东京大审判期间,黑泽明拍摄《我于青春无悔》来表达反动思想,审判结束后又用《罗生门》暗示每个证人都是各执一词,没有绝对正确的一方,结尾处更是用伪装的善良把军国主义思想寄托在日本下一代的儿童身上,无耻到了极点。
还有在日本组建自卫队期间,黑泽明又假借《七武士》来为自卫队摇旗呐喊,七个武士保护村庄的故事用意路人皆知,其间借用大量细节来宣扬护卫队的精神。其实,黑泽明的大部分影片,如《活人的记录》、《乱》、《红胡子》中都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法西斯倾向,虽然这些影片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这种为军国主义甘当走狗的作风不由人不鄙视!
日本另一位反动大导演是小津安二郎,这个曾经入侵中国的三流军官,负伤回国后绝口不提战争的罪恶,以鼓吹社会和谐和家庭美景扬名世界影坛,一生竭力为日本政府粉饰太平。还有拍摄过《壬生义士传》的泷田洋二郎和宫崎骏等大师级导演都是军国主义艺术家的代表。当时在日本国内,坚持反战态度的大岛诸、今村昌平等导演的影坛地位是低于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的,归根结底,是因为日本政府一直在扶持右翼电影的发展。在那个大师如云的年代里,黑泽明在奥斯卡的影响力很大来源于政府的强力支持,而后来的今村昌平能在戛纳两度摘下金棕榈,凭的就完全是实力了。
日本影人在为军国主义的重新抬头在无耻造势,中国影人绝不能再沉默下去。除了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入常,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高群书和他的《东京审判》已经开始行动了,应该不会比《罗生门》拍的更漂亮,也不会比《七武士》的场面更宏大,但是它讲的是一件每一个中国人应该知道并牢记的事,我们都应该去认真地看它,爱护它,让它流传下去……
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家园能保持纯净和美丽,也为了我们的孩子能挺胸抬头地面对外国人,我们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我们需要的是《东京审判》。
你自己在改改~应该能用的哦~~
㈦ 类型电影论文(2)
类型电影论文篇2
浅谈中外灾难类型电影比较
摘要:本文以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为参照标准,结合国产电影创作实际,以近期的两部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和《2012》为例,分别从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及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对国产类型电影和美国类型电影加以比较,提出类型电影尤其是国产类型电影以后的发展趋势及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类型电影;叙事;女性主义;植入式广告;意识形态
一、类型电影的特点
类型电影作为高度模式化的影片,其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电影现象。电影“类”的诞生较早,但电影类型的内涵如何界定,大师们的看法并不相同,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尔认为:“电影一旦发展出一种叙事结构,从仅仅展示事物(如火车离开站台或两个接吻的人)转向讲述故事,就开始形成类型。故事一旦被讲述,它们就立刻进入了一定的类型:浪漫型、情节剧型、追捕型、西部型、喜剧型。”而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麦特白则认为:“观众、制片人和批评家在讨论电影的时候都在用类型的概念,但是他们每一个人使用这些概念的含义可能大不相同……就像安德鲁・都铎(Andrew Tudor)所说的,类型‘是我们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当看一部惊悚片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惊悚片。事实上,在我们看之前就知道什么是惊悚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需知道影片的内容,就能认出这些有着广泛的文化共同点的类型电影。”
灾难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一种,除有其共性之外,还有其独特之处。每一种类型电影都具有相对固定的题材和人物类型、特定的故事空间与造型语言、剪辑风格和音乐特色。如歌舞片中的舞台、歌舞明星,科幻片中虚拟的未来世界、外星人,战争片中的两军对抗、战地英雄,警匪片中的强盗、警察、地下组织等。灾难电影的故事和主题,时常顺应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更新而变化。《2012》是建立在玛雅预言的基础之上而创作的影片,该片上映时间是2009年,离2012年很近。与此相似,《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也在汶川地震之后,群众尚未从地震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汶川大地震让人想起数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其次,类型电影一般都迎合观众的某些感官和情感的需要,以满足观众内心深处的娱乐心理。每一种类型电影虽呈现娱乐的方式不同,但营造娱乐情景并最终希望实现娱乐功能上是相同的。类型电影的娱乐性,一方面是刺激和满足人们的种种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把奇观融入情节,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中获得审美的快感。灾难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灾难片首先用宏大的灾难场景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力,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观众的心情随着影片情节的进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有如身临其境一般,刺激而愉悦。中国的灾难片场面明显要逊色许多,叙事相对比较温和,注重内容的情感部分,以情动人。
最后,类型电影还具有商业性特征。不同的类型电影满足各类不同爱好的观众的消费需求。如果市场对某种类型电影有良好的反应,有观众捧场,片厂便会继续制作这类电影,否则,便会停止生产。《2012》上映后反响比较激烈,票房收入也相当可观,之后不久国产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上映,许多观众是因为对《2012》的意犹未尽而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所谓国产灾难片的。《唐山大地震》被作为灾难片宣传也是商业运作的一个手段。
二、叙事及其手法
《2012》讲述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影片最大的亮点在于灾难发生时极致视觉特效,这种强大的冲击力让观众震惊。但看完电影之后,脑海里只存留了片中各种不可思议的灾难元素:地球板块移动、火山、地震、海啸、洪水集体肆虐,全球各种标志性建筑全被毁灭,给人一种恐怖震撼的末日来临之感。但这容易让观众忽视其剧情,也难以启人深思。此外,《2012》还被一些记者称为写给中国的情书,里面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或许是导演被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国人民的精神所感动,故把中国描写成人类的救赎之地,片尾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也是中国制造的。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比较有争议的灾难类型电影。准确的说,它应是一部典型的中国亲情剧。片中的灾难场景被一笔带过,更多的是叙述一个四口之家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把影片命名为《唐山大地震》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影片宣扬了超越一切的亲情,正像冯导所期望的那样“内容大于形式”:“灾难片元素是《唐山大地震》的基础,而伦理片元素则是影片的灵魂。”
三、女性主义的折射体现
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多处于被动和附属的地位,或是作为家庭生活的象征。西蒙・波伏娃说:“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就如诉讼案中,既是法官又是诉讼人。”《2012》中有一个细节,杰克逊开车来接孩子们去度假的时候,妻子给丈夫一包尿不湿,告诉丈夫七岁的女儿到现在还在尿床,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穿这个,丈夫看到这个东西后满怀质疑:还穿?显然丈夫之前并不知道女儿还尿床的事情,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其“大男子主义”,女人才是这个家生活的主宰。在灾难类型电影中,女性多处于危险境地,需要被保护。当海啸和地震发生时,镜头会立即转向女性们的反应:尖叫、恐慌、无助地四处逃窜。
而男性在遇到灾难时则会思考:“what the hell was that?”同时,在西方电影中,女性又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她们之于男性的附属地位是相对的。《2012》中的劳拉是一个聪明而有智慧的女孩儿,是独立女性的代表。面对灾难的时候,劳拉表现出来的沉稳、坚强、镇定完全不逊色于男性。当地球将要毁灭,杰克逊带着全家逃亡的时候,他似乎是全家命运的主宰,妻子和儿女都必须在其保护之下才能逃生。但如果妻子完全依靠丈夫的保护而丧失了自我,她和儿女们同样不能自保。轮船几乎要沉入大海,全家人都被困入浸满海水的船中,他们被迫与杰克逊走散,这时,阿曼达饰演的妻子就不得不承担起保护孩子生命的责任。导演在此处对情节的描写集中体现了在灾难中女性也有不可阻挡的坚强,与前面的表现女性面对灾难时的恐慌形成鲜明对比。
《唐山大地震》对女性主义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与《2012》相似,影片对母爱的描写显然更为深刻。但相比西方类型电影中的女性主义,国产电影仍有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片中元妮丧夫后,面对另一个男人的追求毫不动容,坚持一个人度过余生,因为她知道,丈夫是为保护自己在地震中死去,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丈夫那样用生命来爱自己。但细想一下,元妮的这种做法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冯小刚在影片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塑造了一部催人泪下的亲情剧。元妮丧夫之后,一个人抚养儿子的艰辛,也体现了丈夫在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性,男人是家的顶梁柱,如果活着,她的生活就不会这么苦,显然这并没脱离中国家庭以男性为主的传统观念。从社会角度看,女性是沧桑时代的见证,是命运多舛的个体:灾难留下的痛苦只有在脆弱的女性身上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并让人同情。
四、植入式广告在影片中的运用
随着广告业的发展,植入式广告越来越多的受到广告 主的重视。“植入式广告,又叫急性广告,是指广告传播一改往日单纯依靠说教和推销的营销策略,将产品或品牌及其代表性的视觉性符号甚至服务性内容策略性地带入电影、电视剧或其他电视节目及其他传播内容中(隐藏于载体并与载体融为一体),使观众在接受传播内容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到商品或品牌信息,继而达到广告主所期望的传播目的。”上述两片的植入性广告分以下类型:
1、置景道具植入型:这是最传统的植入式广告形式,主要指品牌视觉符号或商品本身作为影视作品的置景道具出现。“视觉形式的形象性对于以说服为目的的传播具有特殊意义。”如在影片《2012》中男主人公开的汽车标志便是其中之一。《唐山大地震》中,元妮在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摆的剑南春酒是最明显的植入性广告标志,此外还有汽车、电视、银行、运动品牌等。
2、对白植入型:就是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将产品、品牌、服务植入其中,成为电影中的台词,以此来达到广告效应。如《2012》中,男主人公匆匆忙忙地开车回家带儿女们去度假,在给爱人打电话的过程中,就提到“黄石公园”这个名字,这也是植入式广告的形式。《唐山大地震》中中国人寿保险的广告方式也属于此类:方达作为旅游公司的老总,当员工过来询问这次旅游保险用哪家时,方达说:“就选中国人寿吧,踏实。”
3、场景植入型:即是把品牌信息嵌入到影视作品的环境中去,品牌视觉符号或商品本身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或场景的一部分出现。如{2012}拍摄的场景中出现的海滩楼房以及主人公带孩子们度假的公园等,都注入了一定的广告元素。
国产类型电影与好莱坞大片在植入式广告方面相差甚远,好莱坞电影可不动声色地把广告植入其中,既能有效地为广告主服务,又不影响观众对影片的欣赏。但国产电影在这方面做得有点儿欠妥。植入式广告要尊重影片的故事情节,使其显得顺其自然,不影响影片的观赏效果。《2012》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看过《唐山大地震》之后,观众对片中的植入式广告批评声不断。植入式广告应有效地给观众一种暗示效应,遵循内容第一,广告第二的原则,避免片中突兀地出现广告词和任何不合理的广告场景,不能盲目的把任何广告都嵌入影片中。在进行植入式广告之前,要分析产品及其品牌适不适合在该影片中表现,能不能达到广告主想要的宣传效果等因素。
五、结语
中西灾难类型电影的差异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不能苛求中国的灾难片完全符合西方的审美需要,但成功的作品肯定是把深邃的思想内涵,巧妙的艺术处理与大众的观赏热点结合起来。首先,中西方类型电影最大的交集就是商业性,它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也离不开使其更具有商业价值,观众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买的大多是娱乐享受,所以,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是分不开的。
其次,中西方电影还要努力提高其讲故事的水平。好莱坞电影重在场面的制作,掩盖其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震撼之后难免会感觉少了点儿什么。但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过程多有漏洞,故事出来之后多有批评之声。好莱坞类型电影在讲述故事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再次,电影应该注重宣传,激发观众的类型期待。从某种程度上讲,类型电影是预先出售给观众,在开发每一部类型电影时,往往就有相对的观众定位。如果一部影片能得到适当的宣传,从片名、广告宣传等每个运作环节将类型固着于观众的心灵,那么,电影的春天就不会远了。
最后,类型电影还应该注重整合生产和发行两个环节。类型电影是在吸引更多消费者和赚取更多利润的动机推动下向前发展的。好莱坞电影业总是力图复制它最近的商业成功。在市场开发中,有意识地遮盖其他方面来有选择地突出某些方面,使观众更加注意那些制作商想要强调的方面。然而中国电影市场目前还处在半市场化状态,院线体系虽已经逐步形成,但还要继续完善院线发展模式。
注释:
[1]唐晋先:《(唐山大地震):动人因亲情,感人缘母亲》,《电影文学》2011年第3期.
[2]任拯廷:《浅议植入式广告》,《今传媒》2006年第4期.
[3]梅萨里:《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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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是科学技术与艺术创造的结晶。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化大树的两大硕果,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对美丽的翅膀。两者的结合是真和美的融合,是理智的逻辑思维与情感的、形象的审美思维的沟通。它们交相扶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达到理智和情感的美妙结合和升华。
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未间断过,笔者在本文中试图把二者的关系放在影视语言、历史和技术的维度之中,考察技术和媒介演进,并在媒介形式基础上的内同进行了考察,剖析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最后证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是同一艺术形式在技术和媒介的作用下的不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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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语言指的是人类自然语言,它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广义语言则指所有具备某种信递功能的符号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物语言、身势语言、形式语言、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影视语言等等,均可视为语言,其种类可谓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本文的重要概念——影视语言,既不是广义语言,也不属于狭义语言。影视语言是广义语言与狭义语言合二为一的产物,因此兼备两者的特点。由此可见,影视语言是一种综合语言。具体讲,影视语言由画面语言与人物语言两部分组成。画面语言是影视作品受众通过视觉解读的部分,而人物语言则是通过听觉理解的部分。因此,影视语言也可以称为视听语言。如果将一部影视作品看作一个文本,那么,影视语言是由画面文本与言语文本构成的有机整体。画面文本与言语文本又分别由大量子文本组成。画面子文本包括镜头、场景、段落等。而这些画面子文本又由利用各种角度拍摄的景别,即全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等构成。言语子文本则包括与上述画面子文本紧密相连的人物言语。这些子文本中的最小表意单位属于影视语言的“词汇”部分。
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共同载体视听语言是没有本质的分别的。电影与电视剧,无论是画面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他们都是通过记录与表现人物特征或者通过记录故事情节的方式向人们传播一些思想与情感,通过视听语言达到和受众产生共鸣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二、将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关系放在影视艺术的历史和技术演进的维度考虑
亨利·布雷切斯还指出:“从技术上说,大众传媒技术越来越靠拢,呈趋同现象。从制作上说,电影、录像、电脑技术间的差异正在消失,从技术角度来区别电影、电视的不同在如今已失去意义。一部价格最便宜的高清晰度电视摄像机事实上就是一台电影摄影机。而我们学生们未来制作电影的方法将极大地依赖于录像和电脑技术。”
《第七艺术宣言》中把电影称为第七艺术,而自贝尔德发明电视以来,电视已愈发被世人认可为第八艺术,于是电视艺术的概念也随之产生并被广泛认可。影视艺术的关系,即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关系。所谓电影艺术,是以现代科技为手段,从纯粹的视觉艺术演变为视听艺术,以声音和视觉形象为媒介来表现现实生活的人们情感以及视觉奇观等各种内容的一种艺术。而电视艺术,则是以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画造型为传播方式,运用艺术的审美思维把握和表现客观世界,通过塑造鲜明的屏幕形象,达到以情感人为目的的屏幕艺术形态。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定义都是以媒介不同特征为定义的坐标。如果把这个坐标放在历史的维度中,可以看到二者的差别在消失。
1895年12月28日,法国鲁米艾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放映成功之后,电影诞生了。1924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视机,用电传输了图像。二者之间相差了29年的时间。虽然一直有着电视严重冲击了电影市场的观念,但是他们现在依然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在时间产生的先后顺序上,电影技术是先于电视技术的。电视的艺术表现形态是基于电影的艺术表现形态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说二者是同一门艺术的不同发展阶段。从技术诞生的先后顺序角度来说,电影是影视艺术的低级阶段,电视是影视艺术的高级阶段。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二者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电影是在电影院里投放的。影院以宽大的屏幕,高保真的音响,黑暗的观影环境的媒介特点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观众能在众多观影者的影响和黑暗中达到一种“沉浸”的状态。现在借助于更高科技的3D技术更是将这种媒介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电影艺术的特点总是依托于电影这种媒介形态的特点。电视艺术由于其屏幕小,音响效果不是那么出色,而且由于观看环境的限制,观众不能达到所谓的“沉浸”状态。媒介特性似乎在遥控着内容。电视剧中播放的很少有奇观异景,大多都是以情节和情感取胜。但是以历史的关照我们也会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电视机作为一种技术进步的产品,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变化:屏幕越来越大,清晰度越来越高,屏幕正在朝着电影的长宽比例演进。
随着电视的变化,电视所表现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在美国,像《太平洋战争》这样的上亿美元的大制作,是作为电视剧形式播放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现在流行于互联网上的美剧大多都是采用边播边拍的制作方式,而且画面的清晰度与制作手法都是以电影的标准进行的。电视制作人也多是之前从事电影制作的.人,而且投资商不惜花费大量资金拍摄具有电影艺术特点的电视剧以赢得市场利润。因此,在现在技术发达的美国,电视这种媒介形式正在呈现电影艺术的特点。
美国电影理论家亨利·布雷切斯教授在《为电视制作电影:影视趋融最佳案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影视媒体目前演进阶段,我们最好不要把两者看成是相互分离的两种不同技术,而是看成制作、发行结合的实体,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很多从电视接收的节目实际上是由电影业制作的。事实上,所有的电影公司和电视节目制作人和发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以技术为基础,以媒介演进的历史为核心,假设电视的屏幕大小、清晰度等技术指标能达到电影的水准,那么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别将会消失。也就是说技术锻造的形式基础上的内容也会趋向统一。
三、电影和电视技术层面的趋同也会带来电影和电视艺术层面的趋同
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是依托于各自的媒介形式才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的。英尼斯在《帝国的偏向》中对不同形态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偏向性,媒介形式所承载的内容形式会影响到一个敌国的兴衰。以此思考,电视技术的发展会带来电影和电视内容的趋向同一。基于等离子或者液晶技术为基础的平板电视生产成本越来越低,普通老百姓对大屏幕电视的消费能力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3D效果的影片已经可以在电视上进行播放,高清晰度的电影同样可以在电视上进行播放。
电影的观赏场景已经脱离了电影院的唯一性。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现代电视制造技术的发展可以满足人们在家观赏电影的要求。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平板电视、平板电脑等等的问世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影方式。但是这并不代表电影院的消亡,在技术和内容层面或许都被电视赶超的情况下,电影一定会找到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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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㈩ 关于影视的论文3000字
进入电影的方式
《电影的读解》是一门关于电影的课程。但它并不是一门严密的、系统的关于电影艺术的概论,更不是一门电影美学课程,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门电影艺术的入门课程。称它为入门,一方面是作为主讲者的我还谈不上对电影艺术有很高深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作为听课者的大家也是初次接触。这门课将主要通过对电影的一些基本艺术问题的介绍,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来达到提高电影艺术欣赏水平的目的。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印象,一些启发,使有兴趣者可以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去发展自己和提高自己。
一、认识电影
进入当代社会以来,看电影已经成了一般人,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普通经验了。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文化程度高低,都喜欢看电影,而且都会看电影。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有一般文学与艺术样式所没有的直观性与生活实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说过,电影从静止到运动,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它所发展出来的正是还原生活的能力,与生活真实的距离正在缩小仍至消失。特别是电脑时代,甚至可以复制出无法再现的一些景观,如过去与未来的世界。而进入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后现代,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而文化的融合已是经济的融合之后不可阻挡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是最具有全球性的一种艺术形式,詹姆逊就把电影看作是后现代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是由于电视与电脑的出现,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图像的时代正在取代文字的时代,而电影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所以它的大众性,大众化才可以有如此高的程度,而一部《泰坦尼克号》也才有可能风靡全球。
但是电影的魅力除了直观性之外,一般人却不大注意到电影作配皮为一种文化仪式对观众的潜在影响。 足以为证的是: 去电影院里看一部电影,和在家里从电视上去看同一部电影其审段腊美的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于,除了故事的层面之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是一种文化的参与, 一种仪式的参与。 这就意味着, 作为放映电影的场所——电影院,对于电影成为一种艺术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过去在南京,现在在香港,看电影的仪式感是很强的。 隐性的灯光, 隐蔽的银幕、 典雅的装饰, 都在提醒人们已经进入一种非生活化的状态。接着灯光渐暗,纱幕徐徐拉开,而音乐则悠然响起,观众是慢慢地, 不知不觉地被引入的, 电影院所做进入仪式为观众提供了心理的准备。这不像我们的电影院,人还没坐定,灯光突然灭了,到处吵吵嚷嚷。 而封闭性的空间,场地的黑暗、大致相同的坐姿, 银幕上光影与声音的引导,观众心理的放大效应,所有这一切,培燃差都在强化着一种进入仪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主体意识暂时消失,而身心两个方面都不由地交给了银幕。所以看电影都会有一种失去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当代电影的视听强剌激,用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就叫着“感觉剥夺”。而美国学者宾克莱曾使用过一个概念叫“委身”,来形容艺术欣赏的这种状态。这是一种有如宗教仪式的艺术仪式。人们只注意到电影故事的吸引人,而没有注意到进入电影院参与艺术仪式对一个观众心理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