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电影《刮痧》中，如何看待华裔美国人的状况，如何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刮痧》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反映了华人在国外由于文化的冲突而陷入种种困境，后又因人们的诚恳与爱心使困境最终被冲破的感人故事。导演郑晓龙早前就曾经执导过以美国华人生活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引起强烈反响，此次由香港演员梁家辉、内地女演员蒋雯丽、人艺老演员朱旭共同担岗的电影《刮痧》，同样也反映了海外华人的生活，但将主题集中在了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不理解上面，引起了更多海外和国内华人的注意力甚至是共鸣。有评论认为该片从叙述方式、立意、节奏和制作质量上都非常“好莱坞化”，但此片确实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反思，并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国电影佳作。
㈡ 对《刮痧》这一电影的评价
电影《刮痧》的放映有如老火煲靓汤，时间愈久愈见滋味。日前，该片京城影院二轮放映的票房成绩迅速超过首轮，使得《刮痧》北京票房总额超过220万元。并且该片放映后劲悠长的状况，不仅在北京地区有表现，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地，《刮痧》的放映也同样是“有滋有味”，目前该片全国首轮票房已达900多万元，据发行单位保守预计，待《刮痧》放映全部下片，票房有望攀升到1300万元，创下国产电影票房的好成绩。
记得不久前《刮痧》首轮放映结束后的第二天，京城电影业内人士还就该片发行放映结果进行了一个“国产优秀电影发行放映研讨会”。与会者并未对《刮痧》京城首轮放映票房过百万元的成绩弹冠相庆，而是作出反思，认为该片应执行非常规发行方案，譬如拍卖该片首映权，在取得首映权的影院先期放映，通过一段时间的放映，用观众口碑渐渐“烘”热市场，再全线铺开上映获取预期票房；增加能够体现影片最佳品质的英文原声拷贝，减少配音版本拷贝的投放等措施。故而，该片最终实行的保守操作，导致《刮痧》北京票房虽好却未达预期。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部品质精良的影片，终于在一段时间放映后，为观众渐渐认识和喜爱。在3月8日开始为期一周多时间的二轮放映中，即创下国产电影二轮放映票房迅速赶超首轮的纪录。据悉，临近二轮放映快结束的3月13日和14日，《刮痧》零售和团体票都还卖得火热。华星(原澳华)影院郑总为此惊叹连连：“《刮痧》放映越来越好的势头，影院原来也有一定估计，但现在是好得出乎意料，如果拷贝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打算再放一段时间。”去年全国影院票房第一名的上海环艺影城此次放映《刮痧》，在不到一个月内票房就超了50万元，影城经理林琦对该片信心十足：“《刮痧》放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第四个周末过了还这样火爆，在国产电影的放映中是鲜见的。目前排片的打算，我们起码要把它排至4月上旬。”新影联影业公司有关方面负责人高军，这会儿也舒展了眉头：“《刮痧》应该有这样的好收成。二轮放映的效果证明，好片子的‘好’，确实得给观众一个反应和发现的时间。”
㈢ 求 电影《刮痧》的影评！！！！
2009年3月11日晚慕名观看了郑晓龙导演的《刮痧》。或许先前是在CCTV-6看过此片的影评，所以并没有像小颖同学那样感动的从头哭到尾，不过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成功的电影。
众大家皆言这是一部反映中美文化差异的电影，我却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部将中国文化、道德观和价值观传承的作品。片中大同在功成名就之时将久居北京的知识分子老爹接至美国并准备为其申请绿卡，其间对美国的“聋哑”生活和升华的刮痧事件最终让老人离开圣路易斯，还有里面一些细节是反映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的，但我认为这不是主线。从一开始简宁意欲为丹丹营造一个英语环境到片尾与大同一起教丹丹说普通话，这条草蛇灰线般一直潜伏的简宁的心理变化，我认为它才能表现出这部电影的主旨。
先截取影片中的一些片断来看这部电影吧。（以下并不全为支持我的观点,仅是我对一些片断的看法）
片断一：
来看看许大同先生的获奖感言：“八年前我还是一个新移民，站在街头卖画为生，不过我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一个真正的、成功的美国人。今天，这个奖证明了，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我爱你们，我爱美国，这就是我的美国之梦...”这是一段真实的陈述，但这般的喜悦之下隐逸着的危机将在后面出现，这个真正的美国人却不是已经完全美国化，这是先将故事提到一定的高度，随着事件的发展再狠狠地砸下……
片断二：
不得不说的是大同晚宴上对丹尼斯的教育，这点上，大同完全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中国式父亲，关掉电游，拍打丹尼斯脑袋，这一系列的动作正是我们在中国这大环境下所常看到的。我想作为美国人的昆兰产生疑惑不解是很正常的，这一点被拿来作为文化差异的佐证。
片断三：
老霍的出现到老霍的结束总共只出现了三件事：工作，生活，死亡。在晚宴上扮演兵马俑说明老霍穷困潦倒，工作不稳定，经济来源就是接一下这样的活；生活中的消遣就是赌场赌博，赌博的规则是浅显易懂的，这说明老霍的生活也就大众的，浅层的，是未能融入美国社会中的。赚着微薄的工资，在赌场中挥霍，最后死于心脏病。老霍的出现到结束也就是给老爹的回国预留伏笔，在老爹心里已经不能承受客死他乡的沉痛。
片断四：
大同在听证会上的震怒应该给很多人惊讶，在法官面前怎么可意气用事？但是想一想，当一个泼皮般的人在你面前搬弄是非诋毁祖国的文化，你会怎么样？拍案而起，怒发冲冠...这个不是文化的差异，但是似乎不得不说，因为这段涉及了对文化的解读。
片断五：
对老霍墓碑的独白，是对文化差异的总结，从此以后再没有写文化差异的片断，这段给我很深的感触，呼应前篇。对大同的一番话“你想逃跑吗？......生活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躲是躲不开的....”这便又是中国思想的衍生，这是老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又是一次传承。
片断六：
开车回福利院，途中警察围追堵截，而大同平稳驶车，“从容地”在逃亡中享受父子团聚的片刻快乐，这段便是本片中欢快的一段。注意到在孩子睡着后大同的表情了么？大同欣慰的微笑变成了紧皱的眉头，这是大同的无奈，是只能在孩子背后流露出的无奈。
片断七：
大同的生活出租屋里一片狼藉。一个破碎的家庭，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制度，这可笑的原因正是让大同无奈的原因，生活失去了方向。简宁与其一起饮酒，嘲讽自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最后大同悲痛的说“不许这样说”，这是对美国生活的呐喊。
一个很想说的人物----简宁进门前的那个妓女，出现的镜头只有惊艳的回眸一瞥，那轻蔑的眼神不屑的看着简宁经过。这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出来美国却沦落为妓，而不是像大同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成功的美国人，这也是一种无奈。
片断八：
很明显我要写大结局了，最后“圣诞老人”爬水管上演惊险一幕...一家三口紧拥在一起享受团聚，导演选择用圣诞节这样的节日不仅仅是可以让许大同有一个可以伪装的形象，也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团聚文化在西方的节日里也可以出现，这就涉及到了文化的广义性，及一个大同世界。
当然简宁的心理作为隐线我就不说了，这也是我无法叙述的，只可自己体会的。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还要写一点有建设性的东西。个人认为此片电影的一些名字取得确实有些想表达中心旨意的意思，看。
刮痧，就是利用刮痧器具，刮试经络穴位，通过良性刺激，充分发挥营卫之气的作用，使经络穴位处充血，改善局部微循环，起到祛除邪气，疏通经络，舒筋理气，驱风散寒，清热除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以增强机体自身潜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机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 文化差异在影片中算是一种瘀病，需要刮痧才能一个经脉的两端连在一起，活血化瘀的作用，亦可以理解成祖一辈的文化受到阻隔，需要刮痧刮去隔阂才能有一个文化的传承继续下去。
另《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为什么给主人公起“大同”的原因吧------“世界大同”。
㈣ 跪求电影《刮痧》的影评（语言浅显易懂）谢谢！有重谢！
前一段，北京非常流行的电影是郑晓龙的《刮痧》。这位当年拍摄过《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推出的新的电影显然具有异常明确的中产阶级意识。这部电影是有关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的故事，许大同经过在美国八年的奋斗，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电子游戏设计师，结婚生子。他把老父亲接到美国。但由于老父亲给孙子刮痧，被美国医院发现，留下的瘢痕被视为虐待儿童。许大同为了孝道，自己认下了事情。从此许大同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孩子被政府监护，妻子与他分居，自己辞掉工作，被判不许见到孩子。父亲回到北京，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边缘人，被人看成有暴力倾向的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最后电影结束在一个异常浪漫的场景中：在圣诞夜，许大同爬上了他自己家公寓的水管，希望与妻子和孩子重聚。但最后刮痧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也被美国人理解了，这里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这部电影在北京成了大家都谈论的话题。其实这里的问题是全球化时代中经常会遇到的。梁家辉扮演的许大同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人，他的政治的认同已经改变，他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公民。但老父亲的“刮痧”意外地改变了一切，许大同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中国身份仍然在起作用，他仍然逃不脱自己的过去的历史。故事当然是有关在美国的移民的故事，但其实它是拍给中国观众看的。好像是美国的问题，其实时刻扣在当下中国的境遇之中，它似乎也是中国如何进入世界的一个寓言。
这里有一种典型的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他们有向外的冲动，全球化已经给予了他们到处游走的经验，也已经给了他们成为世界公民的可能。象许大同这样的人当然是“新经济”时代的精英。他们发现他们可能有“灵活认同”的可能，可以在世界各处获得成功和肯定。许大同经常说他为自己在美国的成功而骄傲，他也在社会生活方面认同于美国的价值，但他发现文化上的差异仍然在发挥作用，他的文化认同本来应该和他的社会认同并行不悖，但“刮痧”却戳破了这种幻象。
这似乎是中国中产阶级面对西方时的困扰的中心。他们原来希望自己非常容易被世界接纳，但最后发现自己仍然是一个“他者”。当然，电影里有大团圆，但现实生活中这种大团圆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电影里可以仅仅是关于刮痧之类无伤大雅的小事，在现实中就可能是李文和。其实冲突的不仅仅是文化，还有远远比文化复杂和微妙的东西。中产阶级的成功感和挫折感似乎和中国的境遇相似。他已经成长到了可以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了，但却发现自己毕竟还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别人并没有把你当作自己人。这是无奈，也是真实。
㈤ 《刮痧》观后感
人在美国，身不由己
“人在美国，身不由己”。是我在看完被圈内人士看好的影片《刮痧》之后的最大感受。伴随着画面的推进，故事的演绎，一个美国社会的华人家庭遭遇跃然眼前。
以细节为支点
从艺术角度来看，不难看出。导演充分发挥的是电影的叙事潜能，而不是情节的着意安排。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一个个细节中被棱角分明地凸现出来。这些细节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目光、对话、动作等来完成。支撑起整个影片的框架。
在影片开始，许大同设计的游戏软件获奖，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颁奖大厅外挤满了指责电脑游戏过于暴力的示威群众；昆兰的儿子和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发生矛盾并且不肯道歉，许大同当众打了丹尼斯一巴掌；在接父亲从警察局回来时进入公寓，警卫怀疑地看了他们一眼。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听证会上成为了对大同不利的证据。许大同在美国拼搏了八年，美国给了他成功和荣耀。然而，在中国很传统的中医刮痧疗法却迅速把他推向了美国的对立面。使他想和家人一起回国，去过“安宁平静的生活。”这种改变看起来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反映出了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文化反省。中国人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可以通过打丹尼斯来表示对老板昆兰的尊重，而昆兰却不能理解中国人的这种“乱七八糟的逻辑。”而美国人，他们把孩子当成了社会财富，在误以为刮痧是虐待行为之后，果断地进行了孩子与父母的隔离，并不断取证。其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孩子免受伤害。
以亲情为切入
美国人在看完这部影片后，讨论最多的当数具有中国情调的父子之情。在大同和父亲、大同和丹尼斯这两对父子之间都刻画出较为深刻的感情关系。
在法庭上，为了不妨碍父亲办绿卡，大同谎承刮痧乃自己所为；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他和妻子一起隐瞒真相；为了给儿子圣诞礼物，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九楼。片中机场那场戏颇为精彩，泪眼送别之际，想出去福利局“偷”来儿子一同回国的冒险行为。当祖孙三代激情相拥之时，其父却冷静地说服了儿子留下。在送丹尼斯回福利局的路上，大同和紧追而来警车玩起了游戏，只为了让儿子多享受片刻的父爱。
而在租住的小屋，分居的简宁和大同醉酒，骂自己是MOTHERFUCKER 这场戏，更是赤裸裸地揭露了他们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仅仅是因为刮痧这一在中国极为普遍的中医疗法，在美国，却导致了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我们不难感受到融于片中的浓浓亲情，然而，大同的错误却是虐待儿子。这个罪名简直匪夷所思，它反映出美国不以事实说话的法律空挡。而那控方雇佣的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这样描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别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还毁了人家的制作车间——象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然被许大同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 ......”，用以证明移民美国的许大同有暴力倾向。他的“敬业”使人们质疑：他的目的究竟是保护孩子，还是拆散别人家庭。
剧中贯穿始终的矛盾，时刻捶敲着观众的思绪。人在美国，真的身不由己？为什么一个和谐的家庭无端被这一事件搅出如许纷争？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的本质？还只是美国社会游戏的一个小小插曲？
以文化为指归
郑小龙导演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之分。甚至没有高低之别。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文化宽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位美国的观众对我说：‘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一个耻辱。’”
本片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人的品格，人的尊严，符合优秀影片关注人的准则。卓别林一贯认为“悲剧和喜剧实际上是不可分的。”而《刮痧》尽管采取了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但是，剧中洋溢的一直是带泪的笑。美国文化中的关注人的元素，此时显得异常苍白，这从公寓保安：“早知道他会爬，我就让他进去了”一语中得到诠释，而简宁对于昆兰不解于大同为何替父承认刮痧时的回答：“因为他是中国人”也突显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影片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提示了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提醒人们进行文化反省，还在于它细腻感人的故事。在中国电影普遍迷离于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时候，它的出现，预示了两者结合点的所在。
家里有人喜爱体育节目，NBA是一定要看的。日子久了，我无知的老张便问我，姚明这人怎样？老张常瞅见这位中国新富略显笨拙的在球场上挥汗如雨。同样不了解体育的我想了想，回答道，姚明是新一代中国人的代表吧，智商不知如何，情商一定不低。
这个判语来自于他接受媒体采访（美国本土记者居多）的诸多片段。他看起来又沉稳又机智，不可亵玩却不失友好，面对狗仔们刁钻的提问，他迅速避开地雷，幽默而凶狠的把对手抛得远远的，妙语迭出的姚明深谙作为美国人在媒体前讨好记者，讨好观众又不落身份的策略。也许是长久的应付得到经验，还有经纪人的训练，姚明不但英语纯熟，思维方式也已极本土化。
全球化正侵蚀每个角落，包括二十世纪骄傲富有的美国。姚明们要比上一代移民幸运。在开化的中国成长起来，浸淫着欧风美雨，他们无需身负太多传统价值的行囊，也无需接受太多西方人讶异打量的目光洗礼，无缘品尝在异乡为了融入而蜕变的痛苦滋味。电影《刮痧》在我看来，密布着这种痛苦。
主人公许大同，新移民，来美国八年，怀揣美国梦埋头苦干，作为一个电子游戏程序的设计者终获成功，并得到上司（象征美国主流文化阶层）的认可和友谊。电影开场便是大同在业界庆祝会上以典型的美国口吻发表获奖感言。从他说话的内容，语气，可以看出他对美国是爱慕感激的，对自己在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在美国，只要努力，一定会出头。大同认为自己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不再为异乡异客。他和妻子简宁，儿子丹尼斯在家也坚持说英文，即便一点不懂英文的老父在场也不例外，为的是让下一代顺利进入私立学校，早日成为美国社会的精英。他们言谈接物也和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一样，彬彬有礼，说一样的情话，开一样的玩笑。然而考验却接踵而至。
大同把父亲接来美国同住，丹尼斯却因背上凸显爷爷刮痧留下的醒目瘀红。这些在美国人看来触目惊心的“伤痕”，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家喻户晓的自我疗法。许大同不幸背上虐子的罪名，不得与孩子相见。可他无法向法庭证明刮痧是合法的医疗手段，因为美国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慢慢了解地球另一面的文化根源，它只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在向当局要回孩子的讼争中，一个个矛盾像串鞭炮快速爆炸，留下的硝烟和纸屑，就是那些所谓的文化差异，还有美国式的自我中心，强硬的傲慢。它们逼得大同承认，骨子里还是中国人。
比如，丹尼斯在游戏中兴起打了上司的孩子，大同要求儿子道歉未果，出于教育孩子，也由于在老板及其家人面前无法下台，便打了儿子。他认为这是给老板面子，是尊重朋友，是教子有方。爷爷见了也很赞同：“当面教子，背后教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而美国人（包括在美国长大的丹尼斯）斩钉截铁的坚持：打孩子的父亲是恶魔，为尊重他人却要打骂孩子的父亲更是不可理喻。
另外，作为技术精英的大同，也许没太多机会充分接触真实的社会，以至于在后来的讼争中出于劣势。他不熟悉法律程序（即游戏规则），不能提供有力证据，不肯请家庭法的专业律师而坚持请一个版权法律师，他信任的朋友来代理孩子的案件，为自己辩护。对方律师精于此道，指责大同有暴力倾向----大同设计的电玩英雄孙悟空，偷仙桃，毁丹炉，按照西方人的价值观，就是无视职责，肆意侵犯私有财产，是典型的流氓行径。这个精刮刮的律师为了赢官司，刻意对《西游记》断章取义，恶意误读，把反抗的英雄说成无赖。大同不知对方已设计好陷阱要激怒他，果然失去理智，同时也失去大好机会，落入下风……
尽管八个春秋能让人学会很多，尽管电影的结局是云开月明，翻盘大圆满，异乡游子的血脉亲情却遭受他者的质疑，身份认同也大受打击，我怎么都觉得不是滋味。
《刮痧》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故事情节至真至纯，让人感念，催人泪下。影片演绎了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以及对社会和谐地渴求、向往，同时，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的失败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发生在圣路易斯——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男主角许大同来美八年，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作为一位游戏开发人员，新研制开发游戏销路畅通，在年度行业颁奖大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然而接下来的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梦中惊醒，儿子丹尼斯发烧肚子疼，刚来美国的爷爷由于看不懂药瓶上的英文说明而采用中国传统的中医疗法“刮痧”给孙子治病，而这恰恰成了许大同一次小小意外事故后虐待孩子的证据，法庭上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使他百口难辩，最终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为了能让即将回家的老父亲见上孙子一面，许大同触犯法律把儿子从儿童福利院“偷”了出来；为了让儿子回到幸福的家而被迫与妻子分居；为了抢回给儿子的礼物而近乎疯狂的与强盗大打出手；为了圣诞夜和家人团聚而冒着被摔死的危险毅然顺着管道爬上位于九楼的家......一幕一幕，让人心潮澎湃，久久回味，深深思索。
《刮痧》所表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不仅在中美两国的法律、道德标准等方面，而且触及法理、观念，甚至中医理论等诸多议题。由于时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进而表现为行为上的冲突。差异性从时间上来说，主要表现为国家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从空间上来说，由于各国在地域、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西方的差异，表现为民族传统精神背景、文化背景、哲学背景等方面。所以，在分析影片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而要从大的文化背景下，从历史的传统等方面进行分析。
我们先来从文化的渊源方面来看，首先，中西方在哲学观上是不同的，西方崇尚理性主义的实证论，它的医学——解剖学，也是建立在这种哲学思想上，所以对“刮痧”这种口耳相传的经气之学是不能理解的；而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就是要探索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儒家重人文道德，教人如何做人；道家重宇宙的演化，教人适应自然。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庭上，当许大同给他们讲述“刮痧”的原理时，在场的美国人的表现，法官听不懂他的辩词，以为他是在乱讲，甚至于他的辩护律师都不能在这方面理解他。其次，在意识方面，中国看重的是群体意识，重视整体的价值，认为人应该为家庭社会做贡献；而西方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自由、自由思考和选择。影片中我们也能看出许大同为了不让老父亲担心，如何和妻子痛苦地隐瞒事情的真相；为了让即将回国的老父亲见上孙子一面，如何艰苦的把丹尼斯从儿童福利院“偷”了出来。中国人是相当重视家庭伦理的，他们重视每个人在家庭社会中的位置，强调家的观念与感情。西方文化由于一直尊重个人的观念，他们从小就接受了“独立精神”教育，和家庭的感情较为淡薄。美国父母相当尊重孩子的行动自由，在大原则的范围内，任子女自由发展。再次，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和事物间的普遍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式的，这种思维文化群体的形成较为正式，权利、责任及身份的分配井然有序。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美国思维似乎冷漠、不讲人情；而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思维模糊不清。
我们再来看观念文化方面的差异，它是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比如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态、审美观念等。一个人可以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很长时间，掌握其语言，了解其习俗，但可能不理解其价值观中的某些部分，许大同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因为在深层文化上，许大同代表的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具体体现在处事观、家庭观、朋友观等方面。在处事观方面，美国人喜欢面对事实，表明自己的观点,，并掌握可靠的信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处理问题以事实为基础,就事论事。而中国人在事实面前，人情似乎显得更重要些。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庭上儿童福利局所列出的一个个证据，请出的一个个证人是多么的具有说服力，虽然在中国人看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许大同所叙述的只是他如何如何爱自己的儿子，却没有有力的证据；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两个孩子打架，许大同当着昆兰的面打了孩子一巴掌，后来他对昆兰说：“我打孩子是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是给你面子。”这儿就牵扯着东西方对孩子的态度问题。中国人把孩子当作一个私有财产，是我生的就属于我。虽然许大同认为打孩子是给朋友的尊重，但在昆兰看来，打人是犯法的，无论打的是谁。美国人认为父母、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很少为孩子决定什么事情，而是让其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在朋友观方面，东西方文化中也包含着不同的意义。Edward Stewad&Milton Bennet这样论述美国人的朋友关系:“虽然美国人保持许多友好的非正式关系,但是他们极少有那种很深而又维系多年的关系。理想的境界是美国式的友谊,建立在自然发生、相互吸引以及温馨的个人感情的基础上。人们选择自己的朋友,同时,他们又把朋友关系与社会或工作义务分开。” 在中国,情形有所不同。交朋友讲究的是时间愈长愈好,承担的义务愈多愈好。理想的境界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中国人对于朋友的期望值很高,若有困难,应该倾囊相助。当昆兰指证许大同打过孩子时,许大同指责昆兰“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你却在法庭上出卖我!”而昆兰感到很委屈和不解:“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诚信是美国人最基本的美德之一,你让一个美国人撒谎也相当于让他放弃基本的价值观。
影片在表现中美差异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文化趋同、文化融合的一种向往。从昆兰走过唐人街的瓷器店，亲身尝试“刮痧”中；从许大同摆脱险情，楼下警察、居民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从他爬上九楼的家，昆兰一家和儿童福利院的领导向他祝贺圣快乐，欢迎回家中，观众好象看到了西方人传过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开始接近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还是人间的真情战胜了一切。故事的结局固然完美，但是也决不能忽视文化差异性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交流和沟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大同”的世界真的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㈥ 《刮痧》这部影片的立意是什么
《刮痧》应该是一部能够引发我们许多联想的影片。由“刮痧”引起的这场诉讼风波终于结束在圣诞之夜，给这个温馨的夜晚增加了更多的人情味儿。许大同可以放心地回家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了，等着他的不再是美国的法律和警察，而是两个对古老中国特有的“刮痧”表示尊重和理解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莱坞式的结尾，说明郑晓龙这些年在美国总算没有白呆。
故事发生的精神文化背景是叙述者对于中美两国存在着某种差异的认可。具体情节有可能受到一个类似案件的启发，但这并不重要。事实上，差异可以被叙述者制造无数的故事出来。一个中国的老人用了“刮痧”这种方式给他的小孙子治病，在中国，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但一个美国的儿童保护组织却可以因此把这个孩子的父母告上法庭。影片特别强调了这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叫许大同的中国移民在整个事件中受到的伤害。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所坚持的一些原则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以保护儿童权益为理由的这场诉讼，居然无视父亲与儿子之间的情感，甚至置事实于不顾，人为地切断这种情感，这难道是公正的吗？是不是也有点不太人道呢？这可能是影片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发现了自启蒙时代以来就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那些法则，其实也是可以被挑剔、被质疑的，先天就带有不可摆脱的局限性。
文化相对主义倾向于强调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一点即使是在西方以外也是很容易得到理性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的。所以，和《洗澡》把目标观众定位于西方不同，《刮痧》倒显然是拍给国内观众看的。但这么快就让文化相对主义取得胜利还是显得匆忙了一点，有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嫌疑。实际生活恐怕要比电影所表达的复杂得多。有一个细节不仅被叙述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也被那几个儿童保护组织的志愿者忽略了，而这个细节有可能改变整个叙事的走向。
我们也许还记得，许大同在那个证明他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发奖会后，为了讨好他的老板，曾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作为一个父亲，许大同也许会有自己的理由，但从启蒙主义的普遍性立场来看，这个耳光应该比“刮痧”更有分量，也更能说明问题，是不能轻易放过去的。一般说来，“刮痧”更像是一场误会，因为它是可以通过实践来证实的。影片最终就是用了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个耳光说起来却有许多麻烦，至少它提醒我们注意，除了需要别人理解和认同的文化特殊性之外，全体人类还有没有应该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如果普遍性是西方的一种权力话语的话，那么，我们对自身特殊性的强调，会不会加强了普遍主义的逻辑与力量？
这样看来，《刮痧》就显得有点就事论事了，而且急于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留一点疑问让观众思考呢？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高。(解玺璋)
㈦ 电影《刮痧》观后感
家里有人喜爱体育节目，NBA是一定要看的。日子久了，我无知的老张便问我，姚明这人怎样？老张常瞅见这位中国新富略显笨拙的在球场上挥汗如雨。同样不了解体育的我想了想，回答道，姚明是新一代中国人的代表吧，智商不知如何，情商一定不低。
这个判语来自于他接受媒体采访（美国本土记者居多）的诸多片段。他看起来又沉稳又机智，不可亵玩却不失友好，面对狗仔们刁钻的提问，他迅速避开地雷，幽默而凶狠的把对手抛得远远的，妙语迭出的姚明深谙作为美国人在媒体前讨好记者，讨好观众又不落身份的策略。也许是长久的应付得到经验，还有经纪人的训练，姚明不但英语纯熟，思维方式也已极本土化。
全球化正侵蚀每个角落，包括二十世纪骄傲富有的美国。姚明们要比上一代移民幸运。在开化的中国成长起来，浸淫着欧风美雨，他们无需身负太多传统价值的行囊，也无需接受太多西方人讶异打量的目光洗礼，无缘品尝在异乡为了融入而蜕变的痛苦滋味。电影《刮痧》在我看来，密布着这种痛苦。
主人公许大同，新移民，来美国八年，怀揣美国梦埋头苦干，作为一个电子游戏程序的设计者终获成功，并得到上司（象征美国主流文化阶层）的认可和友谊。电影开场便是大同在业界庆祝会上以典型的美国口吻发表获奖感言。从他说话的内容，语气，可以看出他对美国是爱慕感激的，对自己在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在美国，只要努力，一定会出头。大同认为自己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不再为异乡异客。他和妻子简宁，儿子丹尼斯在家也坚持说英文，即便一点不懂英文的老父在场也不例外，为的是让下一代顺利进入私立学校，早日成为美国社会的精英。他们言谈接物也和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一样，彬彬有礼，说一样的情话，开一样的玩笑。然而考验却接踵而至。
大同把父亲接来美国同住，丹尼斯却因背上凸显爷爷刮痧留下的醒目瘀红。这些在美国人看来触目惊心的“伤痕”，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家喻户晓的自我疗法。许大同不幸背上虐子的罪名，不得与孩子相见。可他无法向法庭证明刮痧是合法的医疗手段，因为美国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慢慢了解地球另一面的文化根源，它只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在向当局要回孩子的讼争中，一个个矛盾像串鞭炮快速爆炸，留下的硝烟和纸屑，就是那些所谓的文化差异，还有美国式的自我中心，强硬的傲慢。它们逼得大同承认，骨子里还是中国人。
比如，丹尼斯在游戏中兴起打了上司的孩子，大同要求儿子道歉未果，出于教育孩子，也由于在老板及其家人面前无法下台，便打了儿子。他认为这是给老板面子，是尊重朋友，是教子有方。爷爷见了也很赞同：“当面教子，背后教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而美国人（包括在美国长大的丹尼斯）斩钉截铁的坚持：打孩子的父亲是恶魔，为尊重他人却要打骂孩子的父亲更是不可理喻。
另外，作为技术精英的大同，也许没太多机会充分接触真实的社会，以至于在后来的讼争中出于劣势。他不熟悉法律程序（即游戏规则），不能提供有力证据，不肯请家庭法的专业律师而坚持请一个版权法律师，他信任的朋友来代理孩子的案件，为自己辩护。对方律师精于此道，指责大同有暴力倾向----大同设计的电玩英雄孙悟空，偷仙桃，毁丹炉，按照西方人的价值观，就是无视职责，肆意侵犯私有财产，是典型的流氓行径。这个精刮刮的律师为了赢官司，刻意对《西游记》断章取义，恶意误读，把反抗的英雄说成无赖。大同不知对方已设计好陷阱要激怒他，果然失去理智，同时也失去大好机会，落入下风……
尽管八个春秋能让人学会很多，尽管电影的结局是云开月明，翻盘大圆满，异乡游子的血脉亲情却遭受他者的质疑，身份认同也大受打击，我怎么都觉得不是滋味。
㈧ 中国传统医药学的意义， 结合《刮痧》谈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医药文化的先进性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了我国汉族及藏族、蒙族、苗族、彝族、傣族、回族、鲜族等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及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经过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从阴阳互动的平衡观、脏腑经络的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三因治宜的辩证观对疾病的预防控制上，还是在人类生育、健康、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现象全过程的科学认识方面，尤其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清、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肾病综合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甚至对21世纪有黑死病之称的高致命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等，都显示出了中医药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对于患有现代社会文明病及占世界城市人口70%－80%的亚健康人群，传统医药学及中医养生学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尤其是在对于13亿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医学最具代表性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并加大了经费及人员投入，希望能从古老的传统中医药学中领悟其现代生命科学的真谛，寻求解决数量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疾病的最终方案。与现代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物质还原论研究相反的方向上，传统中医药学对疾病辨证、动态的宏观认识和对生命现象整体把握，在疾病防治尤其是适应WHO提出的生理―心理―社会及环境适应能力的社会医学模式方面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可行性。从疾病生物医学到生命医学，从生命医学到生态健康医学，中医药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科学发展价值，是人类医学生命科学价值体系的完整体现和先进文化的突出代表。在未来后现代医药学发展时代，中医药不但不会消亡，将继续为13亿中国人民及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中外医学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从事边缘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医药所代表的先进的生命观和科学的医学方法论将引领世界未来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中医和中药是传统医药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要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就必须首先对中医药有一个正确、客观、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自上而下过度强调了现代中药研究、中药现代化和中药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问题，而严重忽略了对现代中医研究，中医对中药研究的主体指导地位以及中医产业化开发的问题，出现了“胡子眉毛一把抓”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政策导向问题。没有在中医与中药的研究及发展方面实现平行互动。由于中药西制、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倾向，并以中西结合为名而实行以西代中为实的策略，导致了如马兜铃酸事件、龙胆泄肝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等所谓“问题中药”的社会争议，接连不断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中药信誉危机，这不仅对中药产业经济发展是一个信誉重创，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为国外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扫平了道路。因此，在弘扬中医药的口号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政策导向及具体策略，必须以最大程度地满足13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实际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站在为人类医学生命科学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高度。在促进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加强传统中医药研究开发并推动中医产业发展。
在发展中医药国际化之前首要目标应是中医药本土化发展的最大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因为中医药在中国最具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最具经济可行性。中医药本土化发展应成为中医药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大的经济，也是最大的政治。
中医药现代化应在中医药研究与研究中医药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中医药国际化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更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偏面追求唯技术论和唯成分论，只有加速中医药的消亡，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只有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之间实现东西方医药学双向接轨，以文化辅轨，以理论接轨，以服务为基础，以产品为载体，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战略。
中药现代研究方面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应以复方中药制剂的方剂学研究与开发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疗效两大标准体系。中医现代研究方面应在充分保留传统中医基础理论内涵的同时，以中医现代医学生命科学表述研究为重点，创立具有中医药学科特色的现代中医生命科学理论及其标准语言体系，尤其在经络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方面是中医最具国际化发展机会的重大领域，应创立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现代中医经络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发具有巨大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全球经络养生产业。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除以往重视国家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与技术力量之外，还应加强对民间中医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开发，尤其是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民间验方与治疗技术及各医院门诊的内部制剂和协定处方的研究开发给予高度重视，在技术、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药的灵魂在其独特的先进文化，而中医药的活力在于其丰富的临床医学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硬道理，尤其是中医药人体临床应用的医学实践研究更具有科研开发的可行性和应用推广的实用性。过去以往比较重视对中药新资源、新成分、新机理、新标准的药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实验动物药理学研究，却对在生命整体水平上的医学实践及临床比较学研究重视不够。而且目前所推崇的循证医学研究又缺乏中医药学科特色及文化内涵，不能完整系统地体现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需要在未来进一步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并充分体现中医药比较优势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不宜将现代西方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医药研究，否则将丢失对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尽管循证医学的初衷有利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一切传统医学、自然医学疗法及成果在疾病临床治疗规范方案中的应用推广，但不要因为所采用和实施的具体方案有误而影响到我们最终目标实现。
在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方面不仅要重视科技与产业化发展，而且更要努力并加快培养与未来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能够真正领会中医药真谛，有坚实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功底，又具有现代生命科学广泛知识的新型人才。因此必须从加强中医药的传统文化教育入手，不仅要继续重视和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而且还要努力发展传统医学文化的中等教育，甚至从小学开始就要将祖国医学养生文化植入全民素质教育之中。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不仅是中医药行业内的头等大事，也是全民族发展的大事，应在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高度给予重新认识和政策定位。
上映于2001年的电影《刮痧》以其曲折跌宕的剧情、发人深省的文化冲突主题以及对个体文化身份、精神困境的刻画与揭示，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关注与青睐。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所遭遇的一场法律风波。许大同与妻子简宁来美8年，事业渐有起色，夫妻恩爱，5岁的儿子丹尼斯也乖巧可爱。然而，正憧憬着未来幸福生活的一家人想不到，需要面对的真正困难才刚刚开始。由于来美探亲的爷爷看不懂英文药品说明，便用中医的刮痧疗法给小孙子治病。丹尼斯背部留下的青紫偶然被儿童医院的医生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误会竟使许大同陷入了虐待儿童的法律诉讼当中。许大同无法理解美国人的法律逻辑，加之性情使然，导致整个事件愈演愈烈。幸福的家庭、和睦的社会关系、蒸蒸日上的事业，眨眼之间便化为乌有。
许大同一家在美国的不幸遭遇激起了观者对主人公一家强烈的同情心。其背后所指涉的文化主题，即异质文化之间的隔阂、对峙带给个体的文化生存困境也极其醒目，发人深省，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全球化时代，依然存在着民族身份、文化认同的巨大困境。主创者在这部电影中预设了中国文化、人伦亲情与西方文化、工具理性的对峙、碰撞，由此铺陈情节、演绎故事、表现主题。[1]本文从理性观、家庭观与个体利己观三方面出发，分析了影片《刮痧》中所揭示的中美文化间差异。
一、理性观：偏主观与重客观
从《刮痧》这部影片上看，许大同这一人物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的思想。影片一开始给观众传递了一个假象，即许大同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能与他人建立极为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参加电脑游戏设计大奖的颁奖仪式上，他直言不讳地跟老板昆兰说该给他加薪，走进展厅后，许大同说自己的奖杯很丑。直率、幽默正是典型的美国个性。但随后，导演便向观众表明，这些都是在未触动某些原则前提下的表象。影片通过孩子间的一次小冲突，触及了许大同的原则底线。这段小插曲打破了之前所营造的和谐气氛，为随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由于丹尼斯不为自己打人的行为道歉，并当众向昆兰的儿子保罗的脸上啐了一口。这让许大同深感尴尬。为了给自己和昆兰“下台阶”，他当众打了丹尼斯一巴掌。从许大同与丹尼斯回家后的对话中，观众得知，他此前从未打过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件事情在许大同心里的厉害程度。
从根本上说，中美文化中都有理性的概念，不同的文化主体在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上都重“理”，但双方“理”的本质却迥然不同。理性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很好存在下来，就是因为自身具有极强的理性。但这里的“理”与美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不同，其本质是道理与情理，即合自然、合人情，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当然，这里的主观不是指个体的主观，而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并被继承下来的一种集体意识，是得到公认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标准，诸如社会的传统道德礼教等。因此，中国人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选择更多倾向于从自我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其标准是主观色彩较强的情理与道理。儒家思想中强调“和”的概念，强调“以和为贵”。孩子间的打闹和无礼，在许大同看来不但破坏了自己家庭的形象，更是有损于两家人的和睦关系。当这一生活细节被上升到这一层面时，许大同只有通过教训孩子来化解矛盾。许大同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上，表现出明显的“克己”态度，显示出其为人处世的理性。但他的做法却并没有得到朋友的理解和认同。许大同在打了丹尼斯之后，影片将镜头聚焦在昆兰茫然和不安的脸上。面对这种情景，昆兰与夫人不知所措，和谐的气氛瞬间转变成尴尬与沉默。值得注意的是，许大同并没有注意到朋友不自然与不理解的表情，在其意识里也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识大体的举动，是对朋友的尊重。
这件事情虽小，却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由于不同的文化和观念而造成的理解上的误区。昆兰是美国价值观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式理性文化[2]的体现。他重事实、处事冷静、态度客观。在影片中昆兰的行事逻辑体现为对事而不对人，小孩子间的吵闹就是小孩子间的事情，不会上升到其他层面；在法庭上他证实许大同打过孩子；为了帮助许大同，他亲自跑到唐人街去寻找证据。这些都表现出其鲜明的西方理性思维。并且，美国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重事实，讲求证据，据此进行逻辑判断。即使是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都要凭证据说话。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美文化中虽然都强调理性，但其本质是不同的。许大同从幼年到成年，一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观念一旦形成，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来到美国后，环境有所改变，但骨子里的一些观念性却还是根深蒂固存在着。当许大同与妻子简宁为丹尼斯的诉讼案作准备时，许大同思索自己提供爱孩子的证明时，仍谈及了曾托人从北京带“中医偏方”这个敏感的字眼，并纠结于求证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何等荒谬的。这些都表明许大同没有意识到遭遇法律诉讼的根本问题和症结所在，面对现实他既固执，又极度茫然。
二、家庭观：家本位与个体本位
影片从各个角度出发，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善良、敢担当、仁义、爱家的好人许大同。但正是这样一个在道德上近乎完美的人物，却承受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遭遇。这无疑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同情与思索。首先，许大同认为孝道是最基本的家庭道德。当法官问及他是否亲自给儿子刮痧时，许大同仅有片刻的思索，便点头承认，他既担心父亲以后无法在美国定居，也担心年事已高的父亲接受庭审。当简宁站起来想要反驳时，这位一向疼爱自己妻子的丈夫，表情变得少有的严肃和不容置疑。丹尼斯住进福利院后，他也向父亲隐瞒了原因。父亲回北京前，他甚至不顾法庭的禁止令，自作主张将孩子带去机场，为的只是见爷爷一面。影片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揭示了许大同对孝道的恪守。即使自己需要背负上难以承受的重压，违背法律，他都在所不惜。在昆兰的视角，刮痧是许大同父亲做的，当然就应该由许父承担，许大同怎能替别的个体顶罪呢。但在许大同眼里，代父受过是必守的孝道，是天经地义的。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同样一件事情，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其次，在对待许大同打小丹尼斯的事情上，也体现出中西家庭观上的巨大差异。根据中国传统观念的“父为子纲”，孩子是父母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孩子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孩子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才是社会成员。只要有“打”的理由，父母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孩子的感受是其次的，因此才会有爷爷和小丹尼斯解释说“打是亲骂是爱”。昆林觉得许大同在大庭广众下竟然动手打丹尼斯，这无疑是对人权的践踏。父母从为孩子好的角度出发，查看孩子的日记、信件，禁止孩子在中学阶段恋爱等现象，在中国很常见。在美国，孩子首先是作为平等的个体的社会一员，然后才是家庭成员。美国人的思想中，人生而平等，孩子与父母是平等的，不具有从属关系。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父母无权剥夺。西方国家中父母与孩子以平等的朋友关系相处，父母进入孩子房间之前会先敲门等，孩子成年后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许大同行为中的欺骗、分居甚至是劫持等，都是从集体为基础的家庭观念出发，而他自己背负的是超越个体的家庭利益。
三、个体利己关：偏秩序等级与重绝对平等
影片为主人公设置了许多障碍与挫折，通过许多的细节铺陈将戏剧矛盾一步步推向激化。其情节牵动人心的关键在于许大同越是极力维护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利益，使他们不受到伤害，便越是使事情陷入难以收拾的境地。首先，许大同的努力其实质也是一种利己的行为。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只有家庭幸福，才有个人的幸福。从最开始的当众训斥孩子、“替父顶罪”、庭审上的公开愤怒、对美国司法逻辑的抱怨，到怒斥好友、愤然辞职、违背法庭禁止令，再到不顾生命危险爬上九楼给孩子送圣诞礼物。虽然主人公吃尽了苦头，但他维护自己和家庭利益的方式却背离和超越了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给他的合理方式，因而距离理想的结果也越来越远。许大同的形式逻辑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仁爱所强调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以“己”为中心，如石子投入水中推开的波纹，一圈圈愈推愈远，愈推愈薄。[3]特别是许大同在对自己的案子上，并不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要求一向涉及知识产权案子的昆兰来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由爱父母推而广之，仁爱程度也逐渐递减。中国的“利己”包含了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及根据亲疏一定程度的“利他”。由此，就不难理解许大同以这种思维方式出发的做法了。
其次，美国的“利己”思想，包含了对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肯定，强调个人本位，即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西方基督教宣扬包含“爱你的敌人”的对一切世人的无差别的爱，不会因亲疏远近发生变化。因此，当昆兰在听证会上看到那些孩子背部的照片时，完全没有考虑过当事人与自己的朋友的关系，而是当众义正词严说，“你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儿子”，“如果你把这称之为治疗，我不知道什么才叫虐待儿童！”此外，昆兰认为许打孩子是侵犯孩子的个人权利，和“给他面子”等混乱的逻辑联系不上。类似的，昆兰在法庭上讲出许打孩子的事实，也只是基于在法律面前讲出事实而已，因此也导致了许认为昆兰出卖他。中美文化的差异导致理解的鸿沟，二人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对对方的做法作出判断，产生误解是在所难免的。
综上，影片《刮痧》中，许大同的行为之所以会引起他人的误会，是因为其置身于一个与自己文化观念、价值原则完全迥异的环境当中。而许大同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困惑不解，也正源于其自身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观念，并固执、无意识地以此为出发点来审视与评判外界。影片虽然以大团圆结局，但其所触及的文化主题却必然引起观者的长久思索。
㈨ 电影《刮痧》表现怎样的文化现状
《刮痧》应该是一部能够引发我们许多联想的影片。由“刮痧”引起的这场诉讼风波终于结束在圣诞之夜，给这个温馨的夜晚增加了更多的人情味儿。许大同可以放心地回家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了，等着他的不再是美国的法律和警察，而是两个对古老中国特有的“刮痧”表示尊重和理解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莱坞式的结尾，说明郑晓龙这些年在美国总算没有白呆。
故事发生的精神文化背景是叙述者对于中美两国存在着某种差异的认可。具体情节有可能受到一个类似案件的启发，但这并不重要。事实上，差异可以被叙述者制造无数的故事出来。一个中国的老人用了“刮痧”这种方式给他的小孙子治病，在中国，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但一个美国的儿童保护组织却可以因此把这个孩子的父母告上法庭。影片特别强调了这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叫许大同的中国移民在整个事件中受到的伤害。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所坚持的一些原则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以保护儿童权益为理由的这场诉讼，居然无视父亲与儿子之间的情感，甚至置事实于不顾，人为地切断这种情感，这难道是公正的吗？是不是也有点不太人道呢？这可能是影片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发现了自启蒙时代以来就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那些法则，其实也是可以被挑剔、被质疑的，先天就带有不可摆脱的局限性。
文化相对主义倾向于强调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一点即使是在西方以外也是很容易得到理性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的。所以，和《洗澡》把目标观众定位于西方不同，《刮痧》倒显然是拍给国内观众看的。但这么快就让文化相对主义取得胜利还是显得匆忙了一点，有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嫌疑。实际生活恐怕要比电影所表达的复杂得多。有一个细节不仅被叙述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也被那几个儿童保护组织的志愿者忽略了，而这个细节有可能改变整个叙事的走向。
我们也许还记得，许大同在那个证明他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发奖会后，为了讨好他的老板，曾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作为一个父亲，许大同也许会有自己的理由，但从启蒙主义的普遍性立场来看，这个耳光应该比“刮痧”更有分量，也更能说明问题，是不能轻易放过去的。一般说来，“刮痧”更像是一场误会，因为它是可以通过实践来证实的。影片最终就是用了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个耳光说起来却有许多麻烦，至少它提醒我们注意，除了需要别人理解和认同的文化特殊性之外，全体人类还有没有应该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如果普遍性是西方的一种权力话语的话，那么，我们对自身特殊性的强调，会不会加强了普遍主义的逻辑与力量？
这样看来，《刮痧》就显得有点就事论事了，而且急于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留一点疑问让观众思考呢？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高。(解玺璋)
㈩ 电影 刮痧 观后感
家里有人喜爱体育节目，NBA是一定要看的。日子久了，我无知的老张便问我，姚明这人怎样？老张常瞅见这位中国新富略显笨拙的在球场上挥汗如雨。同样不了解体育的我想了想，回答道，姚明是新一代中国人的代表吧，智商不知如何，情商一定不低。
这个判语来自于他接受媒体采访（美国本土记者居多）的诸多片段。他看起来又沉稳又机智，不可亵玩却不失友好，面对狗仔们刁钻的提问，他迅速避开地雷，幽默而凶狠的把对手抛得远远的，妙语迭出的姚明深谙作为美国人在媒体前讨好记者，讨好观众又不落身份的策略。也许是长久的应付得到经验，还有经纪人的训练，姚明不但英语纯熟，思维方式也已极本土化。
全球化正侵蚀每个角落，包括二十世纪骄傲富有的美国。姚明们要比上一代移民幸运。在开化的中国成长起来，浸淫着欧风美雨，他们无需身负太多传统价值的行囊，也无需接受太多西方人讶异打量的目光洗礼，无缘品尝在异乡为了融入而蜕变的痛苦滋味。电影《刮痧》在我看来，密布着这种痛苦。
主人公许大同，新移民，来美国八年，怀揣美国梦埋头苦干，作为一个电子游戏程序的设计者终获成功，并得到上司（象征美国主流文化阶层）的认可和友谊。电影开场便是大同在业界庆祝会上以典型的美国口吻发表获奖感言。从他说话的内容，语气，可以看出他对美国是爱慕感激的，对自己在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在美国，只要努力，一定会出头。大同认为自己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不再为异乡异客。他和妻子简宁，儿子丹尼斯在家也坚持说英文，即便一点不懂英文的老父在场也不例外，为的是让下一代顺利进入私立学校，早日成为美国社会的精英。他们言谈接物也和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一样，彬彬有礼，说一样的情话，开一样的玩笑。然而考验却接踵而至。
大同把父亲接来美国同住，丹尼斯却因背上凸显爷爷刮痧留下的醒目瘀红。这些在美国人看来触目惊心的“伤痕”，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家喻户晓的自我疗法。许大同不幸背上虐子的罪名，不得与孩子相见。可他无法向法庭证明刮痧是合法的医疗手段，因为美国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慢慢了解地球另一面的文化根源，它只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在向当局要回孩子的讼争中，一个个矛盾像串鞭炮快速爆炸，留下的硝烟和纸屑，就是那些所谓的文化差异，还有美国式的自我中心，强硬的傲慢。它们逼得大同承认，骨子里还是中国人。
比如，丹尼斯在游戏中兴起打了上司的孩子，大同要求儿子道歉未果，出于教育孩子，也由于在老板及其家人面前无法下台，便打了儿子。他认为这是给老板面子，是尊重朋友，是教子有方。爷爷见了也很赞同：“当面教子，背后教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而美国人（包括在美国长大的丹尼斯）斩钉截铁的坚持：打孩子的父亲是恶魔，为尊重他人却要打骂孩子的父亲更是不可理喻。
另外，作为技术精英的大同，也许没太多机会充分接触真实的社会，以至于在后来的讼争中出于劣势。他不熟悉法律程序（即游戏规则），不能提供有力证据，不肯请家庭法的专业律师而坚持请一个版权法律师，他信任的朋友来代理孩子的案件，为自己辩护。对方律师精于此道，指责大同有暴力倾向----大同设计的电玩英雄孙悟空，偷仙桃，毁丹炉，按照西方人的价值观，就是无视职责，肆意侵犯私有财产，是典型的流氓行径。这个精刮刮的律师为了赢官司，刻意对《西游记》断章取义，恶意误读，把反抗的英雄说成无赖。大同不知对方已设计好陷阱要激怒他，果然失去理智，同时也失去大好机会，落入下风……
尽管八个春秋能让人学会很多，尽管电影的结局是云开月明，翻盘大圆满，异乡游子的血脉亲情却遭受他者的质疑，身份认同也大受打击，我怎么都觉得不是滋味。
参考资料里还有些该电影的影评，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