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求助]20世紀20年代中國3大製片公司的特徵和代表作品
1931年初，一家成立不久的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在報紙上等廣告，公開招股，每股金額為10元，總金額100萬元。廣告標題是:「裕國富民、益世勸善、國內名流、集思廣益、適應時機、組織公開、發展無量、勝券可操。」這個標題充分顯示出羅明佑的想法:求理想、求利潤。他成立的公司，就是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有顯要地位的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
30年代，中國電影民族工業風雲人物在上海灘一起亮相，群英薈萃，也可以說魚龍混雜。因為除了大中小民族資本家外，連黃金榮、杜月笙也卷進了電影工業。他們各顯其能，造就了中國電影念跡第一個黃金時期，盡管這個全盛期只有短短7年。
羅明佑，堪稱貴族大學生，出身世家，他的三叔是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羅明佑相貌堂堂，長了一張長方形大臉，下頜寬大，有俠義之氣。了解一點中國電影史的人，大概都聽說過羅明佑的北京真光電影院著火的故事:他讓員工先救鄰居，本院以及員工的損失他負責補償。
羅明佑北大畢業，旨趣高雅，精通英語，對知識和有知識的人頗為親近和照顧。並不是什麼電影都能在他名下的影院放映，而且他為學生開辟了周日早場，票價揮幸喚牽�幌嗟庇?916年上海演《黑籍冤魂》時的票價。
然而羅明佑並不是一味做好人，他是30年代最有現代氣息的電影商人。1927年他成立了華北電影有限公司，沒過多久，北京、天津、東北、山東、河南、河北等地都有他「直接或者間接管理的公司」，上海、香港和廣州的電影公司也與他有業務往來（《北京電影業史跡》）。他的精明能幹，讓他在30歲之前就結成了這個大網。
羅明佑進軍製片業是一定的事情。他巧閉不滿意國片質量，影院也沒有足夠多的好國片上映。更何況國片也是可以賺錢的。然而當時他對製片並不了解，惟一熟悉的上海朋友就是黎民偉。周承仁、李以庄在《贊美與求真》一文中大略描述了一下羅明佑與「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見面的過程。
黎民偉那時剛好處在低潮期，他從香港回上海後與李應生合辦上海民新影片公司，但虧損嚴重，難以為繼。羅明佑從北京到上海，找到黎民偉，竟夜長談，最終「羅、黎於11月初達成合作協定，12月以華北公司名義和民新公司合作拍攝《故都春夢》（孫瑜導演，羅明佑、朱石麟編劇）。黎民偉在1929年12月28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們由上海經青島去北京，就是執行這個協定。1930年8月，以民新公司和華北公司為基礎，由黎民偉出面邀請上海的大中華百貨公司、上海影片公司、友聯影片公司，經過商討，各以不同方式加入聯華。另有在上海經營印刷業的黃漪磋及黎北海的香港影片公司加入……12月27日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聯華一共設立四個製片廠，每個廠獨立製片，「各廠在影片題材、拍攝費用基本上自行其是，實際上是自負盈虧」。
羅明佑精明之處，還在於他拉攏了當時香港首富何東爵士、「中國影院大王」盧根、於鳳至（張學良夫人）、熊希齡等商界政界要人作股東。這些人其實哪裡會過問聯華的實際事務，但都起著「免死金牌」的作用。
影之初，性本亂
聯華成立之時，也是中國電影業由「瘋狂火燒」轉向相對冷靜之時。對比一下說明書就可以看出來。
聯華第一部電影《野草閑話》上映時，說明書上乾乾凈凈寫著「國產有聲歌唱巨片」，而比如1927年，楊耐梅主演的《花國大總統》，被說成「浪漫派香艷電影」，並將能夠引人眼珠子的地方統統列出:「有水中惡斗，波浪翻天，動魄驚魂，不可不看。」「開心公司」拍攝的《奇中奇》則什麼都佔了:「神怪義俠滑稽名片」。《火燒紅蓮寺》更強，30年代末重映時，廣告上寫著「明星公司當年風行全國獨一神奇機關武俠連集長片」，「昆侖派與崆峒派兩派，異人劍俠大鬥法術」，「飛劍騰空千里外取人頭！淫僧作法難逃俠客掌握！」既是「淫僧」，說明書價目表上卻明碼標價「幼童減半」。宣傳詞簡直處處「直見性命」，透著混亂（張偉所著《前塵影事》中收入很多當時電影說明書或者廣告，用詞之直接，讓人驚訝）。
表面看起來，聯華成立之前，中國電影民族工業已經非常熱鬧了，然而這不過是混亂帶來的假相。
20年代初，孫瑜，這位後來中國影壇的「詩人導演」還在清華讀書，他應征「華北電影大王」羅明佑的廣告，寫了一篇對美國《賴婚》的影評，還得了第一名。在他的回憶錄《大路》中，說自己怎麼也沒有預料到孝高裂，9年後（1929年）羅明佑會拿了《故都春夢》的劇本請他做導演。更有意思的是，梅蘭芳1930年秋天從美國回來，在南京大戲院看了《故都春夢》試映，裡面居然有他拍的《霸王別姬》「劍舞」一段。當時已經是有聲片了，電影院就用《夜深沉》配合梅蘭芳的身段，雖然不能完全符合，「但也算是煞費苦心了」。由此可見當時電影人版權意識之淡薄，梅蘭芳《天女散花》的版權居然不知如何到了香港民新公司手裡。
出於對電影的喜愛，孫瑜托著名劇作家洪深介紹自己入電影圈，明星說要「仔細考慮考慮」，孫瑜就離開了。兩天後，他又去了當時另一家電影公司神州——神州的經理汪煦昌「抱歉地告訴我當時國產電影大不景氣，一百多家影片公司紛紛倒閉，神州也准備結束了」。
孫瑜當時還記下了他看到的一個細節:已經是知名導演的李萍倩，一個人站在一塊長長木板上，無聊地踏跳著玩。
盡管電影圈難進，1927年孫瑜還是加入了長城畫片公司，此時他才發現自己面對的是虛假繁榮的景象。由於《閻瑞生》、《孤兒救祖記》，百十家皮包公司成立，粗製濫造，打一槍就換地方。一些「為人生而藝術」的公司捉襟見肘，比如「長城」、「神州」等。本地觀眾和南洋市場都喜歡「火燒片」與「古裝片」。孫瑜在書里寫道:「據說對武俠片，南洋群島的片商評價購買影片的標準是:十本片子打了十本的，是甲等片;十本中只打八本的是乙等片;至於十本中只有四五本開打的就算不及格，只得賤價出賣了。」
孫瑜看到的正是當時民族資本無序惡性競爭的局面。陸弘石在《中國電影史1905～1949》中引用1927年出版的《中華影業年鑒》數據:「至1926年底，全國共有包括4家美資公司在內的179家製片公司掛牌，而僅上海一地就有142家（其中不少就是孫瑜說的『皮包公司』）。1923年，常規長度的國產故事片總共只有5部，而1924年增加到16部，1925年和1926年則又分別激增到51部和101部。」幾乎80年後的2003年，中國國產電影也不過140部，2004年才升到240部。由此可見當時電影市場多熱鬧，盡管是虛假的。從客觀上說，此時國產電影的地位有所提高。
張石川對此種「火燒大觀園」的場面亦有貢獻。很多人把《火燒紅蓮寺》帶起的「火燒風」歸結於人們對政治環境的逃避，但不可否認的是，民族資本為求生存，有很強的投機本能。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民族資本在其中的份額從未超過18%（《中國電影史1905～1949》），為了生存，自然什麼賺錢就拍什麼。張石川一口氣拍了18集《火燒紅蓮寺》，雜七雜八的人漏洞百出地在銀幕上打成一團。除了最開始還有點接近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外，後來乾脆都是張石川自己的想像了。《民國影壇紀實》里列舉了一堆「火燒」:《火燒青龍寺》、《火燒九龍山》、《火燒白雀寺》、《火燒七星樓》等等。還有些公司，比如「月明」、「友聯」專門拍攝這類電影。
鬧得如此混亂，皆因為電影從玩意兒變成了可以賺錢的玩意兒。
1913年張石川和鄭正秋等人成立新民公司替美國人依什爾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難夫難妻》，當時並沒有什麼影響。拍完鄭正秋就接著搞文明戲去了。張石川只拍一些短片，也就是替洋人打工。
1918年，商務印書館成立了獨立的活動影戲部，這是第一家民族資本獨資電影機構。影戲部拍過梅蘭芳的《春香鬧學》、《天女散花》，不過都是片斷而已。
民族資本初涉足電影行業，基本結果都是鎩羽而歸:1916年，張石川自行創辦幻仙公司，拍了《黑籍冤魂》後就難以為繼。1919年清末狀元，著名實業家張謇也曾聯合一些股東籌資10萬元，創建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支撐兩年後停業。
倒是有批「票友」掙到了大錢。陳壽芝、施彬元、邵鵬、徐欣夫、顧肯夫和陸潔等幾個人都是買辦身份，在洋行上班，又都愛看文明戲。《閻瑞生》演了半年的盛況讓他們起了念頭，把它拍成電影，他們亦有這個能力。於是他們租借了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的器材和人才，陳壽芝還親自扮演了閻瑞生，王蓮英則由一名從良的妓女扮演，就把《閻瑞生》拍成了。張偉在《前塵影事》中記錄了當時人們的一些看法:國人處事只要盡其心力，精研日進，「安見不能與西人並駕齊驅哉？」《閻瑞生》仍然有很強的玩票性質，因為這些人拍完這部電影，就沒有再接再厲的意思了。
《閻瑞生》刺激了張石川，他與鄭正秋等重新成立明星公司，再戰江湖，1923年拍了《孤兒救祖記》，賺得大好的名聲和極好的利潤。1923年12月18日該片在上海愛普廬影戲院上映，第二天就有人上門用8000元買下南洋地區放映權（《中國電影史1905～1949:早期中國電影的敘述與記憶》）。
諸多大小資本蜂擁而上，最後都走上武俠神怪古裝片的路上。
紛紛擾擾中，多數製片公司都被淘汰了。很多人扼腕嘆息的是「神州」與「長城」兩公司，因為秉承教化社會的觀念，未免曲高和寡，最終都倒閉了。1926年，「商務」雖然追加資本成了國光影片公司，三年後也因為蝕本關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