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氏电影节

㈠ 娱乐圈从来不接吻戏的明星都有谁

韩雪、昆凌、李宇春等等。

昆凌，可是一位中澳韩混血美女，长得非常漂亮，相信有很多人都想吻她吧！她是模特出道后转做演员，在和周杰伦结婚之前就从来不拍吻戏，结婚之后大概周董更是不会允许。

娱乐圈中她为了自己的另一半，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专职照顾家庭和孩子，这是十分难得的！她就是陆毅的老婆鲍蕾，早前就听说她不接感情戏和激情戏，为了老公甚至退出娱乐圈。网友纷纷直呼：看好陆毅夫妇，娱乐圈公认的模仿夫妻！大家喜欢她们吗？

㈡ 焦裕禄有神马事迹

焦裕禄事迹介绍（一）

第一部分 在急风暴雨中成长

内容提要：一九二二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那家军阀打过来，派捐要款；这家军阀打过来，抢粮抓夫，闹得民不聊生。就在这年八月十六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
焦裕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万恶的旧社会。他饱赏了人间的苦难。后来，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他参加了民兵，入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和锻炼。

一、大苦仇深 渴望翻身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焦裕禄的家庭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焦裕禄十几岁时，日本鬼子侵占了山东博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被迫到黑山煤窑当小工。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得到的仅仅是一点橡子面，别说是养家糊口，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
焦裕禄的父亲因无钱还债，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的一个煤窑作苦工。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威逼下，他每天在煤窑里干十五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和焦裕禄同志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个人中，两三个月里，就有十七人被折磨死去。每当工友们不幸死亡的时候，焦裕禄的心比针剌还要难受。他不忍受日寇的非人折磨，和工友一道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
焦裕禄逃出了虎口，又掉进了人间狼穴。他逃荒要饭跑到江苏宿迂县，不得不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长工。焦裕禄进一步受到了残酷折磨，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地主还逼他干活。
这阶级仇、民族恨，在焦裕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45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焦裕禄的家乡解放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要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家乡。

二、走上革命道路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在地下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劳动人民要彻底翻身解放，就心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焦裕禄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焦裕禄入党不久，领导上就把他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他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级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焦裕禄对学习造地雷和埋地雷干得非常出色。他经常带领民兵摸黑到敌人据点旁边埋地雷，埋好地雷后，就放冷枪、骂阵，故意刺激敌军。敌军一出来，就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主力部队增援，时间又不许可。在研究对策时，焦裕禄提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庄一带。在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八陡x团x营驻”、“x团x营x连驻”等字样。当敌人经过这里，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时，大吃一惊，认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开来，慌忙下令后撤。等到敌人弄清虚实，再转回头来时，我增援部队已赶到，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三、随军南下 开辟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
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没有排练时间，他就边行军边背台词。休息和宿营时，他就抓紧时间集中排练，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20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场上人山人海。焦裕禄同志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台上在哭泣，台下在流泪，全场到处是哭声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怒吼声。群众异口同声的高呼，“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演出结束后，当场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经常在彭店古会上作政治宣传。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没收了地主的浮财，分了地主的土地。
对彭店出现的新局面，盘踞在彭店边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1948年3月的一天，鄢陵县保安团长、大土匪头子洪启龙亲自带领四百多匪兵，杀气腾腾地向彭店村扑来。当时，村里干部、民兵总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枪，十来支长枪。焦裕禄同志镇定自若，把干部、民兵分三个组，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指挥民兵掩护。当敌人离村子只有几十米时，焦裕禄鸣枪发令，十多支枪一齐射击，埋伏的群众蜂涌而起，齐声高喊：“冲啊！冲啊！”贪生怕死的匪兵一看这声势，以为遇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跑。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宣传部任干事。正当小麦要开镰收割时，县委突然接到情报：敌七十五师准备扫荡我五分区，抢收麦子。为了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焦裕禄迅速赶到彭店区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敌情和县委指示精神，带领群众一面抢收麦子，一面隐藏转移。待敌人赶来时，田里的麦子已收打完毕。敌人不但没有抢到麦子，反而连遭伏击，被迫仓皇逃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隆隆的炮声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火线上，解放军战士英雄杀敌；火线下，人民群众奋力支援。焦裕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
焦裕禄同志对担架队员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自己积极带头，埋头苦干，以模范行动影响别人，使运输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淮海战役结束时，豫皖苏五分区奖给这个大队一面“支前模范”的锦旗。
1949年春，焦裕禄同志完成支前任务后，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根据大营区的实际情况，区委决定的对敌策略是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党的政策和策略发挥了巨大威力，把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抓了回来，判处了死刑。“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从此，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取得了巨大胜利。1950年夏，焦裕禄同志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廉区长。
1950年冬，焦裕禄同志任共面团尉氏县委副书记。面对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焦裕禄同志没有犹豫，力挑重担，在实践中摸索，在干中学习。一上班，他口袋里就多了一个小本本，专门记党的大事和团的业务。多少个夜晚，他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学习党的建团决议，党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和团内文件。
焦裕禄同志善于做青年的知心人。他每次下乡，总是随身背着那把南下时带的二胡，给乡村里的青年伴奏。他对青年情同手足，青年有什么困难和想法总要和他一起拉拉。由于工作需要，县、区绝大多数团干部经常被抽出去做党的中心工作。一些同志认为，团的工作难做，搞不好中心，党委批评，搞不好业务，上级不依，存在着畏难情绪，不愿做团的工作。焦裕禄却形象地说：“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是头颅，团是手足，一个人只有头颅，没有手足怎么能行呢？”
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趁着各种间隙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位团干部说：“团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焦裕禄笑着说：“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第二部分 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内容提要：一九五三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迈出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党从各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
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解放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文化低，科学知识更差，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深切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时，他是优秀党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时，职工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调度科长时，大家热情地称他为、“政治科长”。最后终于由外行变内行，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一、新的课题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党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建设，同年7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根据。从农业战线到工业战线后，焦裕禄决心从头学起。厂里要抢修一条由金谷园车站直达建厂的金矿公路。任务重、时间紧，新组合的班子和调来的干部都没有修过桥和路，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焦裕禄吃住在工地，认真帮助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施工进展，检查工程质量。
1954年8月，金矿公路刚刚通车，厂党委决定焦裕禄和一部分转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当时，个别干部因家庭有困难，怕学习坚持不下去。在焦裕禄的带动下，强调家庭有困难的同志也都到哈尔滨考工业大学去了。他们在哈尔滨复习课程时，刻苦钻研工业管理知识，为由外行变为内行奠定了理论知识的基础。

二、成为管理工业的内行

1955年初，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开工生产。焦裕禄同志又被分配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焦裕禄问起重机厂的同志：“学会工厂中的管理业务，得多长时间？”对方说：“有一两年时间大致可摸到点门儿”。焦裕禄决心加快步伐，缩短实习时间，整天同工人一起劳动。凡是同管理业务有关的问题，他都刨根问底。有时为弄清某个零件的加工过程，他一连跑几个车间。为了早日掌握工业管理知识，他一面跟调度员学调度，一面跟计划员学安排生产计划。一次，他要求计划员让他自己安排一次计划试试。计划员觉着焦裕禄同志实习才几个月，不可能编好计划。焦裕禄看他有点犹豫，便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在一边看着，我安排错了，你马上纠正。”计划员无法拒绝，只好让他试试。结果，焦裕禄竟很快就把计划编排好了，而且编排的既周密准确，又切合实际。
1956年7月至10月，《起重机厂报》连续发表了题为《减速机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等焦裕禄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发动群众，改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意见。
同年11月11日，《起重机厂报》登载了“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秀单位”的消息，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焦裕禄写的《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总结》。12月，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这十条工作经验是：(1)要依靠群众；（2）要发扬民主；(3)要经常总结工作；(4)要学习政治；(5)要利用积极分子做工作；(6)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7)要依靠党的领导；(8)要搞好团结；(9)要学习党的政策；(10)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厂党委采纳了这十条经验，改进了管理方法，调整了生产。
1956年底，焦裕禄同志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带领职工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的设备安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厂党委却已经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当时，设备不全，人员不齐，缺乏经验。为了突破难关，完成任务，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实在困极，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制造出了。因为生产成绩显著，1958年底，一金工车间被评为全厂的红旗车间。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又任厂里的调度科长，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他工作起来细致、踏实，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困难和问题。在他随身携带的兜兜里，经常装着好几种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记载着各车间的情况。从生产任务，设备条件，劳动力量，以致哪个工人有什么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谙熟业务，还善于抓政治，抓人的思想，跟着他再重再难的任务，我们都乐于接受”。
就这样，焦裕禄同志在党的培养下，很快地就成了管理工业的内行。
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一）

内容提要：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在除“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一、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机调查访问去了。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
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概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二）

二、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3年元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雨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踡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后来，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就这样，一个“如何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讨论在全县讯速展开了。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农村住队蹲点。焦裕禄到许多重灾村调查研究，通过走、看、问、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他对县委同志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只要看得准，干下去，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同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县委的领导，感染了全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㈢ 帮我介绍一下焦裕禄

焦裕禄
焦裕禄同志，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人，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因生活所迫，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残酷，焦裕焦同志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他的父亲焦方田走投无路，被逼上吊自杀。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同志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同志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扛了两年长工。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同志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焦裕禄同志自动要求当了民兵。当民兵后，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焦裕禄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不久，他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在当地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民兵参加过不少战斗，以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担任过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同志随军离开山东，到了河南，被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被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一九五三年六月，焦裕禄同志响应党的号召，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在这个工厂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在这期间，焦裕禄同志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一九六二年六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同志又被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焦裕禄同志被调到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时年四十二岁。

焦裕禄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十八年间，一贯听党的话，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焦裕禄同志不愧为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没有死，将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

我们国家需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人，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焦裕禄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始终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艰苦朴素，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于律己，坚决反对特殊化，坚持同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一切不正之风，作不懈地斗争。

焦裕禄同志诚恳待人，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爱护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热情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为了改变兰考县面貌，焦裕禄同志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畏惧，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深入到生产第一线，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摸索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从而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战胜自然灾害的正确途径。在兰考的除“三害”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焦裕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焦裕禄同志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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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电影《焦裕禄》
制片公司：峨嵋电影制片厂
出品年份：1990年
导演：王冀邢
主演：李雪健
李仁堂
梁 音
获奖记录：1991年获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健)，第十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李雪健)，广播电影电视部1989-1990年优秀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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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焦裕禄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十八年间，一贯听党的话，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 . 焦裕禄同志不愧为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没有死，将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

我们国家需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人，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焦裕禄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始终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艰苦朴素，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于律己，坚决反对特殊化，坚持同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一切不正之风，作不懈地斗争。

焦裕禄同志诚恳待人，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爱护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热情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为了改变兰考县面貌，焦裕禄同志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畏惧，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深入到生产第一线，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摸索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从而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战胜自然灾害的正确途径。在兰考的除“三害”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焦裕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焦裕禄同志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第一部分 在急风暴雨中成长

内容提要：一九二二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那家军阀打过来，派捐要款；这家军阀打过来，抢粮抓夫，闹得民不聊生。就在这年八月十六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

焦裕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万恶的旧社会。他饱赏了人间的苦难。后来，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他参加了民兵，入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和锻炼。

一、苦大仇深 渴望翻身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焦裕禄的家庭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焦裕禄十几岁时，日本鬼子侵占了山东博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被迫到黑山煤窑当小工。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得到的仅仅是一点橡子面，别说是养家糊口，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

焦裕禄的父亲因无钱还债，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的一个煤窑作苦工。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威逼下，他每天在煤窑里干十五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和焦裕禄同志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个人中，两三个月里，就有十七人被折磨死去。每当工友们不幸死亡的时候，焦裕禄的心比针剌还要难受。他不忍受日寇的非人折磨，和工友一道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

焦裕禄逃出了虎口，又掉进了人间狼穴。他逃荒要饭跑到江苏宿迂县，不得不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长工。焦裕禄进一步受到了残酷折磨，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地主还逼他干活。

这阶级仇、民族恨，在焦裕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45 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焦裕禄的家乡解放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要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家乡。

二、 走上革命道路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在地下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劳动人民要彻底翻身解放，就心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焦裕禄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 1946 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焦裕禄入党不久，领导上就把他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他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级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焦裕禄对学习造地雷和埋地雷干得非常出色。他经常带领民兵摸黑到敌人据点旁边埋地雷，埋好地雷后，就放冷枪、骂阵，故意刺激敌军。敌军一出来，就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主力部队增援，时间又不许可。在研究对策时，焦裕禄提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庄一带。在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 “ 八陡 x 团 x 营驻 ” 、 “x 团 x 营 x 连驻 ” 等字样。当敌人经过这里，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时，大吃一惊，认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开来，慌忙下令后撤。等到敌人弄清虚实，再转回头来时，我增援部队已赶到，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三、随军南下 开辟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

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没有排练时间，他就边行军边背台词。休息和宿营时，他就抓紧时间集中排练，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 20 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场上人山人海。焦裕禄同志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台上在哭泣，台下在流泪，全场到处是哭声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怒吼声。群众异口同声的高呼， “ 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 演出结束后，当场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经常在彭店古会上作政治宣传。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没收了地主的浮财，分了地主的土地。

对彭店出现的新局面，盘踞在彭店边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1948年3月的一天，鄢陵县保安团长、大土匪头子洪启龙亲自带领四百多匪兵，杀气腾腾地向彭店村扑来。当时，村里干部、民兵总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枪，十来支长枪。焦裕禄同志镇定自若，把干部、民兵分三个组，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指挥民兵掩护。当敌人离村子只有几十米时，焦裕禄鸣枪发令，十多支枪一齐射击，埋伏的群众蜂拥而起，齐声高喊：“冲啊！冲啊！”贪生怕死的匪兵一看这声势，以为遇到解放军主力部队，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跑。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宣传部任干事。正当小麦要开镰收割时，县委突然接到情报：敌七十五师准备扫荡我五分区，抢收麦子。为了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焦裕禄迅速赶到彭店区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敌情和县委指示精神，带领群众一面抢收麦子，一面隐藏转移。待敌人赶来时，田里的麦子已收打完毕。敌人不但没有抢到麦子，反而连遭伏击，被迫仓皇逃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隆隆的炮声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火线上，解放军战士英雄杀敌；火线下，人民群众奋力支援。焦裕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

焦裕禄同志对担架队员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自己积极带头，埋头苦干，以模范行动影响别人，使运输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淮海战役结束时，豫皖苏五分区奖给这个大队一面 “ 支前模范 ” 的锦旗。

1949年春，焦裕禄同志完成支前任务后，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根据大营区的实际情况，区委决定的对敌策略是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党的政策和策略发挥了巨大威力，把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抓了回来，判处了死刑。“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从此，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取得了巨大胜利。1950年夏，焦裕禄同志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廉区长。

1950年冬，焦裕禄同志任共面团尉氏县委副书记。面对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焦裕禄同志没有犹豫，力挑重担，在实践中摸索，在干中学习。一上班，他口袋里就多了一个小本本，专门记党的大事和团的业务。多少个夜晚，他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学习党的建团决议，党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和团内文件。

焦裕禄同志善于做青年的知心人。他每次下乡，总是随身背着那把南下时带的二胡，给乡村里的青年伴奏。他对青年情同手足，青年有什么困难和想法总要和他一起拉拉。由于工作需要，县、区绝大多数团干部经常被抽出去做党的中心工作。一些同志认为，团的工作难做，搞不好中心，党委批评，搞不好业务，上级不依，存在着畏难情绪，不愿做团的工作。焦裕禄却形象地说： “ 团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是头颅，团是手足，一个人只有头颅，没有手足怎么能行呢？ ”

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趁着各种间隙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位团干部说： “ 团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 ” 。焦裕禄笑着说： “ 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

第二部分 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内容提要：一九五三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迈出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党从各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

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解放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文化低，科学知识更差，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深切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时，他是优秀党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时，职工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调度科长时，大家热情地称他为“政治科长” 。最后终于由外行变内行，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一、 新的课题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党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建设，同年7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根据。从农业战线到工业战线后，焦裕禄决心从头学起。厂里要抢修一条由金谷园车站直达建厂的金矿公路。任务重、时间紧，新组合的班子和调来的干部都没有修过桥和路，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焦裕禄吃住在工地，认真帮助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施工进展，检查工程质量。

1954年8月，金矿公路刚刚通车，厂党委决定焦裕禄和一部分转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当时，个别干部因家庭有困难，怕学习坚持不下去。在焦裕禄的带动下，强调家庭有困难的同志也都到哈尔滨考工业大学去了。他们在哈尔滨复习课程时，刻苦钻研工业管理知识，为由外行变为内行奠定了理论知识的基础。

二、 成为管理工业的内行

1955年初，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开工生产。焦裕禄同志又被分配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焦裕禄问起重机厂的同志：“学会工厂中的管理业务，得多长时间？”对方说：“有一两年时间大致可摸到点门儿”。焦裕禄决心加快步伐，缩短实习时间，整天同工人一起劳动。凡是同管理业务有关的问题，他都刨根问底。有时为弄清某个零件的加工过程，他一连跑几个车间。为了早日掌握工业管理知识，他一面跟调度员学调度，一面跟计划员学安排生产计划。一次，他要求计划员让他自己安排一次计划试试。计划员觉着焦裕禄同志实习才几个月，不可能编好计划。焦裕禄看他有点犹豫，便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在一边看着，我安排错了，你马上纠正。”计划员无法拒绝，只好让他试试。结果，焦裕禄竟很快就把计划编排好了，而且编排的既周密准确，又切合实际。

1956年7月至10月，《起重机厂报》连续发表了题为《减速机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等焦裕禄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发动群众，改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意见。

同年11月11日，《起重机厂报》登载了“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秀单位”的消息，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焦裕禄写的《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总结》。12月，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这十条工作经验是：(1)要依靠群众；(2)要发扬民主；(3)要经常总结工作；(4)要学习政治；(5)要利用积极分子做工作；(6)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7)要依靠党的领导；(8)要搞好团结；(9)要学习党的政策；(10)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厂党委采纳了这十条经验，改进了管理方法，调整了生产。

1956年底，焦裕禄同志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带领职工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的设备安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厂党委却已经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当时，设备不全，人员不齐，缺乏经验。为了突破难关，完成任务，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实在困极，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制造出了。因为生产成绩显著， 1958 年底，一金工车间被评为全厂的红旗车间。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又任厂里的调度科长，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他工作起来细致、踏实，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困难和问题。在他随身携带的兜兜里，经常装着好几种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记载着各车间的情况。从生产任务，设备条件，劳动力量，以致哪个工人有什么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工人们说： “ 焦科长不仅谙熟业务，还善于抓政治，抓人的思想，跟着他再重再难的任务，我们都乐于接受 ” 。

就这样，焦裕禄同志在党的培养下，很快地就成了管理工业的内行。

第三部分 县委书记的榜样

内容提要：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 ...... 。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 “ 三害 ” 斗争高潮。

在除“ 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一、 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机调查访问去了。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

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 “ 翻身 ” 、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 “ 三害 ” 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概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二、 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3年元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雨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踡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 。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 “ 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 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后来，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焦裕禄说： “ 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 ？

就这样，一个 “ 如何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 ” 的大讨论在全县讯速展开了。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农村住队蹲点。焦裕禄到许多重灾村调查研究，通过走、看、问、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他对县委同志说 “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只要看得准，干下去，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

㈣ 有谁知道“花园口决堤”历史事件，及其影响

1938年的6月9日是个晴天，至少郑州北郊的花园口是如此，新8师参谋熊先煜在他的日记里匆匆记了一笔——如同前两日接连的阴雨一样，天气本身并不能让他再有更多的关注，新8师在花园口所承担的特殊使命，才是他日记的重点。

这一天已经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悬赏下的最后期限。就在前一天，6月8日上午，新8师政治部特地率同战地服务队到花园口工地，唱歌慰问演出，让连续劳作“一昼一夜又半日”的新8师第2团、第3团以及工兵连全体官与兵“更觉兴奋”，“毫无倦容”。演出结束不久，11点，商震再度派遣他的参谋处长魏汝霖到达花园口工地，带去他的慰问和悬赏:“如于本夜24点放水，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

受命成为决堤监督指挥工作的负责者以来，商震虽然命令下属的第39军军长刘和鼎作为决堤工作的具体统管，但决堤最初选址——赵口接连两处决口和坑道作业的失败，加上开封失守的战况，已经使商震异常焦灼。而当众宣布悬赏之后的魏汝霖也索性不回郑州，驻守在工地上等待成功放水的消息。这个夜晚，依旧是新8师官兵在花园口这段“由小石结成、非常坚硬”的堤坝上不间断地挖掘和搬运，熊先煜现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日记里甚至还详细记录了当时简陋的工具:圆锹、十字镐、钢钎、箩筐、土箕、木杠……

6月9日上午6点，魏汝霖应该等来了第一个好消息，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把它记录在日记里:“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这意味着堤坝最坚固部分的破坏工作已经完成。果然，两个多小时之后，上午9点，魏汝霖终于等到了可以回郑州复命的完满结果——“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作为决堤工程的实施者，熊先煜记录下了自己见证这一瞬间的心情——“情绪紧张、悲壮惨烈”，这或许是身为军人的简洁，但它所能传递出的震撼，并不为近60年的时光所阻隔，当记者站在已经修复的花园口堤坝上再次追寻这段历史，被不同的人重复得最多的词语，却依旧还是——惨烈。

当地的水利专家告诉记者，当时黄河大堤的宽度一般在30米左右，既是河堤河防，同时也是公路。所以回顾起来，熊先煜记录的新8师选择的决堤方式还是很有技巧，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河水完全可以自行流出”。“堤之中央，暂留3米宽，最后再挖”，这样可以保持东西交通的顺畅，更聪明的是，“他们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而且“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即便是如此科学的施工，新8师的官兵还是花了整整两个昼夜才完工，“可见当时黄河大堤的坚硬程度”。

第一股从决口涌出来的黄河水并不汹涌，熊先煜形容的是“起始流速甚小”。当天晚上22点，第一战区最高长官程潜发给蒋介石的密电里有更具体的描述，竣工之后“掘口宽约4米”。水情一直在被密切关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朱振民就发现“因水冲刷，决口扩至十余米，水势遂益猛烈，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下午13点左右，熊先煜描述的水势已“似万马奔腾”，“远望一片汪洋”，而决口还在“因水势之急而溃大”。

熊先煜和朱振民这一天的记忆在一个细节上似乎略有偏差，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并没有任何雨水的踪迹，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这也是熊先煜日记里对天气着以笔墨最多的一次，因为“此实利于决口之加强与阻敌机械化部队之活动，庆得天时”。不过，这样的偏差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回溯当天的情境，因为还有程潜的密电，对于6月9日的水情作了一个总结，截至晚上20点，“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我们依旧不难揣摩当年新8师官兵那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得到“格外嘉许”的欣喜，虽然最后放水时间已经超过了商震悬赏的“午前6时”，但商震显然并不介意，还表示新8师“劳苦功高”，“当奖两千元”。但另一方面，即便熊先煜军人逻辑中的理解，是“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预料(河水)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依旧“心则痛焉”。

“以水代兵”:蒋介石的国家抉择

与商震一样，焦灼中的蒋介石在6月9日这一天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和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结束。

下午15点，程潜首次致电，报告花园口决口后的出水情况。当晚22点，程潜再次致电
，继续汇报放水情形:“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第一战区主力部队按照他的部署，沿陇海线或者黄河大堤向平汉线以西撤退的行动，在这天也终于全部结束。按照这一天《申报》(香港版)上一篇文章的描述，西撤部队在撤退的时候还随之破坏或拆除了陇海铁路路轨。文章的题目是《战事激烈情况混沌，敌增援后逼近中牟》。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对于这篇文章他能认同的只是“战事激烈”而非“情况混沌”，对于豫东战场上的整个战局，他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决策者。第一战区主力西撤的部署是他5月31日致电程潜的指示，这也意味着兰封会战彻底结束，以兰封会战为主体的豫东战役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失败。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因为军队内部之间调遣和配合出现问题，先是第88师师长龙慕韩擅自抗命，弃守兰封，后有黄杰第八军无视薛岳命令弃守商丘。结果，非但中国军队既定的由东向西包抄日军的计划不能实现，反而整个豫东门户大开，最终功败垂成，被迫西撤。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这封他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现在依旧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

对于这个西撤的命令，原本抱有很大信心和希望的第一战区各部队，多少有些茫然，主动请缨参加豫东战役的64军军长李汉魂，在自己的回忆中表达了这种疑惑:“至于我们奉令一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陇海线上任务，既保卫、又转进，既争夺、又撤退，我们许多并肩作战的部队应当说是在局者，有时尚且捉摸不到统帅部的用意，更何况战地上的老百姓？”

他们的确不知道，5月31日夜晚，蒋介石同时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阻敌。根据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而此前的这个夜晚，在位居前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开封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武汉中央军事统帅部之间，以电话方式已经有过秘密会谈，决堤的最终决策在这个晚上已经确定。

这个决定对蒋介石而言并不轻松，早在1935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中，就有利用江河阻敌的论点。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这份建议书中文译稿上，有蒋介石对于“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一段的五字眉批:“最后的抵抗线”。1936年7月，法肯豪森第二次提出了决黄河以阻敌的建议。两年后，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这一艰难抉择的，是豫东战场节节失利的战况。

6月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武汉对外国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的时候，这样说明:“现在的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域。”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关于决堤的信号。

花园口:三易其址的最终选择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但仔细追溯起来，当蒋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决堤策略之后，首选却并非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城北边25公里的赵口，东西距离开封、郑州均不到百里。最初的决堤行动由第53军的万福麟部执行，限定6月5日夜12点之前放水。

之所以选择在赵口决堤，曾专注于花园口决堤事件研究的学者渠长根向记者分析，“一是预计到决堤后河水将沿1843年(道光23年)决堤的旧路流动，顺贾鲁河道，经过河南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阳、颍上、霍邱、亳州等县，十天左右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二是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出水会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此而下的这条水路基本上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日军大部盘踞在这一带，黄水一旦放出，会把日军滞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赵口的决堤行动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这是因为“事先对黄河的水势估计过大和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同时决口开始的宽度太小”。后来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作第二道决口，“起初水势迅猛，而后堤身在水力的涌动下不断颓塌阻塞，虽然多次悬赏，激励官兵加紧疏通，但是都没有奏效，又告失败。”

直到6月6日上午7点，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携参谋熊先煜一同前往赵口视察，才发现“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渠长根研究说，“从杨桥到荥泽，蒋在珍的沿河防区地形也很复杂，到底应该选在什么地方更为合适，蒋在珍与随行参谋熊先煜在从郑州返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的途中反复讨论，认为有两个地方都可以:东边的马渡口和西边的花园口，因为它们的地形都利于出水。但是，相对而言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时间不宽裕，花园口与赵口相距26公里，地形地势也更为有利一些。于是商定就在花园口。”这种分析也得到了当地水利专家的肯定，因为黄河的河道有“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决。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的上端。但是，具体选在花园口的什么地点，还需要到现场考察。

根据熊先煜的记忆，当晚10点，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工作的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连长马应援、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当晚，在汽车内“六人同宿，坐以当卧”。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最后选定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这里是黄河弯曲的部位，易于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贾鲁河向东南去，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后注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贾鲁河道还可以防止水流无限漫延，适当减少对所经地区的危害”。熊先煜对于自己的地点选择还是相当满意的，并且在日记中并不掩饰的记录下负责施工的新8师第2团团长王松梅对他的赞赏:“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决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以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的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湮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据安庆福老人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蹿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还能为天皇效力。还看见一些日本兵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也不知道这些被活活烧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

东史郎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的日军状况:“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移花接木：秘而不宣的真相

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蒋在珍迅速发往武汉，到达蒋介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
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事实上，受命之后的第一战区以及执行决堤任务的部队都很清楚，“作为一项非常紧急的军事措施，花园口决堤的真情一旦泄露出去，对中国民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还会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渠长根分析说，“所以第一战区早已经提前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首先由负责花园口决堤的新8师在决堤即将成功的时候从现场向武汉发去军情报告，称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地区激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然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身份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第一战区的策略对蒋介石而言，显然正中下怀。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以及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渠长根说，“这样一来，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新华日报》6月12日的电文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和“豫东战局渐趋稳定，我敌相持白沙附近”。6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出题为“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的电文。

花园口决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一时间，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的消息都显示出，世界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的这一暴行。但日本方面始终对中国的宣传竭力进行反驳，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一些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去参观采访，试图弄个水落石出”。

大概是预见到了消息暴露后的社会反应，6月9日，在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当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渠长根说，“后来中宣部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

“事实证明，6月9日开始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有效地激起了抗日前线的豫东民众的抗战热情。”渠长根说，“诚如6月11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特别是在豫东地区，彭雪枫在他的《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里如此描述:“豫东皖北苏北是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的发源地，倘不小心，一生冲突，他们三声号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动，流血惨剧就要发生。”加上这一地区在徐州会战期间已经遭受过日军的野蛮蹂躏，因此，决堤之后，面对日军的侵略，豫东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诸如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还有红学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保卫家园，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名目繁多，热气腾腾”。

“更为重要的是，豫东民众的抗日参军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渠长根说，“比如在新郑，6月11日，县人民自卫队在队长陈新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中国军队第20师袭击尉氏日军，歼敌二十多人，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国民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崇禧在7月24日专门致电蒋介石，指出与豫东相连的安徽北部地区:“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十万”，并且计划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之后，国民党开始联络、集合这一地区分散的各抗日武装，相继组成了多路“泛区抗日挺进队”。同时，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这一地区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铁杆汉奸和日伪重要人物的豫东特别行动队。

8月15日的《申报》(香港版)《豫省的民众武力》一文如此描述:“豫省民风强悍，人民体魄平均都很强健，所以本省的壮丁应征入伍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河南省壮丁的征调除了国家依法征调者外，还有各部自行派人招募。豫省应征的人数，截止上月底，据统计至少已征调40万人。”

黄泛之灾:黄河改道的地方烙印

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泛结束，这4个村庄再也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

而这不过只是灾难的开始，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黄水出槽后在河南境内分作两股汹涌同奔。西股黄水是主流，源自花园口，至中牟入贾鲁河，南泛尉氏、扶沟、西华等县，于周口东折入颍河，然后分别注入茨河和沙河，再经安徽太和、阜阳、颍上及正阳关，最后汇归淮河。东股黄水源于赵口，由于6月中旬黄河水位上涨冲开赵口口门后形成。赵口的黄水也分为两股，一股向东南直奔朱仙镇，与花园口的泛水汇合;一股绕开封城堤北面，折向东南，至陈留又分为两支，一支沿铁底河，另一支沿惠济河，先后注入涡河，于安徽怀远汇入淮河，自淮河经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注入长江，形成合流局面，进而波及江苏北部诸县市。由决堤而来的黄河历史上的第26次改道所造成的危害，遍及3省44个县，死亡人数统计高达89万。花园口决堤也成为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剧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渠长根说，“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祀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从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看，黄泛区形成之初，豫东地区一度成为真空地带，战局基本稳定后，日军大规模他调，留在该地区的兵力很少。“开封、商丘、淮阳敌只数百人，其他各县仅仅四五十人。连敌人的宣抚班、宪兵队等合并统计，全豫东不过有3000人的样子。”经常会用拖动一些塑料的假人假枪炮做演习。不过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一方面是日军占领者及其傀儡组织和伪军，另一方面是不断回升从事游击战的中国军队，还有其他各种背景复杂、立场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因此，这里“敌蹄横行，汉奸嚣张，恶猫遍地，土匪蜂起，把豫东弄成了一个极混沌极混乱极扰攘不堪的局面。一般名哲贤达，都在‘武装逃难’或者‘集体搬家’的新鲜口号之下‘西迁’了。剩下的是广大的被难群众，以及同他们在一处埋头苦干着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有少数的行政人员而已”。

当日军修筑防泛东堤的时候，过程并不顺利，渠长根分析说，“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处黄泛灾区，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筑堤施工断断续续，一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东堤的修成，约束了泛水水道，相对地控制了黄河及涡河的洪水东泛。

奇怪的是，黄泛区一度淡出了公众视野，直到1942、1943两年的河南大早和蝗灾，花园口和黄泛区才重又引起媒体的关注。之后不久，又归于沉寂。渠长根说，“在战争的逻辑以及宣传的规律上，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王云五所写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对河南的大灾实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尖锐地指斥重庆“隔江犹唱后庭花”，以及政府救灾及限价抬价失当。结果竟然被勒令停刊三日。临时河南省省会洛阳的《行都日报》对该文予以转载，也因此被停刊三日。同年《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进入黄泛区，用电报发回了第一篇关于灾难惨状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对于黄泛区的重新关注，也为这里的民众赢得了些许援助。

时至今日，灾难的记忆并没有被时间抹去，渠长根说，2002年5月27日，他到扶沟县做社会调查的时候，县志办的张孟庚的母亲依旧能清晰的回忆起黄河水进村的情境:“一家人没有逃走，因为父亲相信很快就会过去，为防万一，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村头高地，还有三四家也跟着这样搬去了。”“但黄河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结果全村被淹没，连这块高地也被完全包围起来。吃完了搬来的熟食，火源也用完了，只好干吃粮食，粮食吃完了，就挖高地上的野菜吃，等到野菜也吃完了，就挖土里的老鼠等吃。无论白天晚上，谁也不敢睡觉，唯恐错过了逃走的机会。”人们没有语言，无奈的目光有时候对碰一下，连小孩子也没话可说了。几天后，果真有当地政府派出的巡逻搜救船只发现了他们。“但是船太小，人太多，离安全地方又远，关键是高地周围有很多大漩涡，船不敢靠近。船来船又走，大家一下子绝望了。又熬过了两天，找来了撑船高手才分批把他们接走。”可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父亲忍受不了这些天的饥荒和心理折磨，没几天就去世了”。

㈤ 焦裕禄扮演者叫什么名字

焦裕禄扮演者叫李雪健，1954年2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中国影视男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1990年，在电视剧《渴望》中出演好人宋大成，夺得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和第9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主演电影《焦裕禄》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人物简介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革命烈士。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50年，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1954年8月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1964年5月14日因肝癌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

2009年9月10日，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㈥ 焦裕禄是什么时期的人

焦裕禄（1922.8.16~1964.5.14）
，革命烈士。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共和国的脊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反映焦裕禄同志精神的电影和电视剧已在热播。

㈦ 衰落的开封，有多少他人不知的骄傲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全要从开封寻找缘起，从推倒坊墙的那一刻寻找。
1127年，被老将宗泽强留在相州（安阳）的赵构接到兄长宋钦宗的诏书，令他进京勤王，这次赵构选择了抗旨。仓皇东窜的路上，来不及回瞥一眼汴京的繁华。
几十年后，身为太上皇的赵构泛舟西湖，见到了汴梁的故人宋五嫂。一碗鱼羹吃出了赵构的思乡泪，“宋嫂鱼羹”名噪临安。
宋代美学是近年的热门，其实，无需穿越，因为我们从未离开宋朝。
开封，这座失去存在感的古城，茕然独立在豫东大地。没有郑州的日新月异，连同为古都的洛阳也比她热闹许多，不少80、90后知道开封还是得益于台湾电视剧《包青天》。
这座古城的命运好像《清明上河图》，庋藏深宫，世人不得一见。又好像繁华落尽的老艺术家，置身电影节中无人理睬，不愠不恼。
1.开封，你的骄傲别人不懂！
睡什么睡，起来嗨
行走在都市的街道，你是否想过城市是如何成为城市？夜幕垂帷，畅饮高歌，你是否想过我们是如何过上夜生活的？这一切都要拜宋人所赐，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全要从开封寻找缘起，从推倒坊墙的那一刻寻找。
宋代之前，晚上是不能离开家的，晚上逛街是不可能的，轻者被打屁股，重者是会坐监牢的！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我们实行着宵禁制度。
以风华绝代著称的唐长安为例。实施宵禁是由城市构造决定的，宋代之前，中国的城市都是里坊制。打开唐长安城的地图看看，简直一个军棋棋盘，大圈圈套小圈圈。一座城市被划分成若干个小城。临街不许开店，除少数权贵，家门也不许临街，商品买卖只能到东、西二市进行。这样的制度必然导致商业凋敝和生活死板。
宋代，城市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改里坊制为市井制。各个小城门被推倒了，整座城市打通畛域，用大小街道贯穿一起，市井通衢的都市延续到了现在。
这个城建学的改变直接带动了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开不夜的星火从汴梁点燃。那时早睡觉一定会被损友嘲笑，喊你一声：睡什么睡，起来嗨！
北宋时汴梁常住人口已达百万，彼时欧洲的大城市常住人口只有一两万。“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取缔了宵禁，夜市、晓市无缝衔接，临街允许开设店铺，商业兴旺，世界各个民族的人聚集于此，汴梁城俨然消费主义之都。
汴梁的酒楼众多，尤以樊楼最负盛名，也是中国最早的餐饮旗舰店。樊楼原作矾楼，是白矾交易场所，做酒楼后，因矾字不雅，改作樊楼，宋徽宗宣和年间扩建后，更名丰乐楼。
鼎盛时期，樊楼是一座五栋相向，相互贯通的大规模建筑群，每座楼高三层（宋代楼层是指楼梯上的数目，三层实际为四层），一层为散座，楼上设雅间，每天光顾者数以千计，每逢元宵节，各个房间都挂上灯笼，是为东京赏灯胜地。
《清明上河图》中画有孙羊正店，正店就是拥有酿酒权的饭店，汴梁一共72家，以樊楼为首，它的经营牵动着帝国统治者的神经。真宗、仁宗两朝，都特为樊楼下旨减税，以保护民营企业茁壮发展，宋代的几位皇帝都曾光临这里，做了餐饮业最早的代言人。
樊楼与皇家的渊源除了名气，还有地理的原因。樊楼坐落在皇城东华门外，毗邻皇宫，扩建后西楼被禁止入内，因为站在西楼三层上已经完全可以俯视大内。
樊楼门前是小吃商贩的经营范围，借助樊楼人气，底层餐饮从业者也好多赚三五斗，宋五嫂就在这里卖鱼羹起步。
通过樊楼我们可以窥探宋代精神。此前，民间建筑没有如此庞大的规模，而紧邻皇城开店，此前此后的时代也是不可想象。宋仁宗时，某夜樊楼的欢娱声太大，传入内廷，皇帝问内监情由，听说是民间饮宴聚会，对比一下皇宫冷清的气氛，仁宗说出了在今天一定会刷屏的金句：我这里冷清，老百姓才如此快活，我这里要是夜夜笙歌，老百姓可就苦了。
宋五嫂这些小商贩堵着樊楼大门做买卖，本家也没有觉得小贩挡了自家门脸，坏了风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皇权的克制，也看到了为富者的底线，官不压民，富不欺穷，和谐社会，如斯而已。
吃刨冰、洗桑拿、发朋友圈，宋人有多会玩儿。
《清明上河图》写尽了汴京璀璨，繁华的背后是力量的消长，从那时起，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主导力量，商业社会的生存规则开始显现。
以诗歌称雄宋代的石曼卿，在汴梁做官时，邻居是个土豪，每天家里传出丝竹莺歌，石曼卿到李姓财主家做客，他意犹未尽，可是主人却草草结束，下了逐客令。石曼卿过了几天又写名帖拜访，李姓财主再也不搭理他了。
商人所谓四民之末，社会地位至低，到了宋代，由于商业极大繁荣，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上述这位年轻的财主，在朝廷命官、著名诗人面前却是一副凌人的盛气，有钱任性的风气已露端倪。除了周公、孔子，范蠡、白圭这类财神爷成了民间新的信仰。
随着商业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崛起，人的生活节奏也在提速，激烈的竞争催生了行业细化，饮食上我们的食单也在宋代定型。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事无巨细地记录了汴梁的百业，对于饮食更是不吝笔墨，包子、肉饼、胡饼、馄饨、鸡杂、鱼生、话梅、假河豚、假鲍鱼……这些让孟元老几十年后仍念兹在兹，其中有几项颇值得一提：炒兔、炒蟹、炒蛤蜊、生炒肺……
炒菜是汉民族独创的烹饪技巧，我们发明了炒，也是因为宋代生活节奏的突然加快。
技术上，宋代发明了双耳铁锅，为爆炒提供了保证。大火爆炒，协理阴阳，几分钟即可入口，比之煮、蒸动辄数小时，这种烹饪方式实在大为快捷，为繁忙的宋人节约了时间成本。
除却南北大菜，也有应时到节的各类小吃可供选择。如逢夏日，喝一碗冰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想必十分怡人，或者吃一份用水果、碎冰、牛奶做成的乳酪（今日之刨冰）也可一扫暑日热浪。
如果你是羁旅汴梁的过客，不但可以饱享口福，住、行方面也可以获得便捷的享受，洗浴这一困扰古人的生活难题，在宋代获得了极大解放，公共浴室已是汴梁城普遍存在的服务机构。
浴池当时称作香水行。历来贵族豪门洗澡都要熏香料，到了宋代，这个门槛被砍掉，平民也可以使用肥皂、香料洗除污垢。除了专门的香水行，大型的茶楼、旅店也会带有浴室，如《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久住，王员外家。彰明客栈主人是中央某部退休的王处长，设施齐备，卫生安全。
作为被手机捆绑的一代，我们如果一天不发朋友圈好像缺了一门功课，其实宋代“晒朋友圈、加好友”就很流行。
《水浒传》宋江浔阳楼酒后题诗惹下大祸，这还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艺术，而是宋代的流行文化：墙头诗。
大词人晏殊路过扬州时看到一首墙头诗很不错，打听到了作者王琪，便请来喝酒嗨聊。晏殊说自己曾写过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也没想好下句。王琪应声：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随即采用，成为千古名句。
说了这么多，活在北宋、活在汴梁实在有太多美好，可惜乐极生悲的客观规律谁也扭转不了。靖康二年的灭国之辱，也一并关掉了汴梁城的总开关，这个最早城开不夜的世界级都市就此陷入黑暗，从国际一线直坠国内四线，这里发生了什么？
2.从开封到纽约
2005年《纽约时报》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了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夫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一时间开封成了“衰落典型”而轰动全球。
在寻找开封萎靡的答案中，不难发现地理和政治地位是导致这个结果的直接因素，后者更为重要。
北宋之前，黄河流经河南北部，自濮阳北行流入渤海，距离开封数百里。金朝后期，黄河经过多次改道，移至开封附近。到了元代，黄河河道便开始在开封境内滚动并经常决溢，频繁的水患给开封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统计，自1180年至1944年止，764年间黄河在开封共决溢 339 处，平均2年左右决口1处。
晚清铁路开通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分水岭，开封没搭上铁路的快车道。但即便如此，作为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郑州还没有对开封形成压倒性优势，直到1954年，河南的省会一直在开封，省府搬迁才成了开封衰败的致命一击。
河南省30余个机构，7000多人相继从开封搬迁到郑州，加上从属人员，共有近7万人迁至郑州。大批城市精英流出开封，导致城市人口综合素质下降。1949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不足1亿，而此时的开封是1.38亿元。1957年，省会迁郑短短3年，郑州就后来居上。
1984年，郑州又划走了开封下辖经济势头发展良好的新密、登封、新郑、中牟、巩义5 县，由此奠定了郑州在全省领头羊的地位。调整后的开封，只辖有兰考、开封、杞县、通许、尉氏5个农业为主的县，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直到今天，开封市民对省会迁址仍耿耿于怀：“如果省会不搬走，开封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虽有深厚积淀，虽是今天的起点，开封淡出世人眼界的事实也难以更改，但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看一看。
没有人可以拒绝美食诱惑，想吃河南的精华只能来开封，鲤鱼焙面、灌汤包、羊肉坑馍、锅贴豆腐……清末民国传下来的老店，郑州、洛阳全没有，只能来开封。
从北宋到现在，从开封到纽约，人类文明的脚步前进中有轮回，差异中有共性。来这座慢节奏的城市品一品过去的味道，想一想未来的活法。

㈧ 作为名人都是值得人敬佩和尊重的，中国现代有哪些名人

1、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㈨ 洧川镇的洧川镇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洧川镇位于尉氏县的西南边陲，东连朱曲，西接岗李，北邻大马，南与长葛市隔双洎河相望，镇政府驻地洧川距县城25公里。镇境南北长6.7公里，东西宽12公里，总面积55.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39人，耕地面积62948亩，人均耕地1.36亩。
洧川镇是千年历史文化名镇、省级城镇建设重点镇、河南中州名镇，河南省小城镇建设先进集体，河南省乡镇发展百强镇，开封市十八强乡镇（排名第三），河南省科技示范乡镇，河南十一五建设成就十佳名镇等荣誉。 洧川，因处于洧水下游一片平川地带而得名。
战国时分属郑、韩、魏三国。
隋唐置洧州，唐贞观元年州废，宋因唐旧制。
金置宋楼镇，设惠民仓于此。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以宋楼镇置洧川县。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因河患北迁十里于今址。景太二年(公元1451年)修土城，周长九里四十步。
清沿明制。康熙十年洧川辖区由原来的四坊二十四保均并为八保，以后额定为编沿袭之，故过去洧川有八保小洧川之称。
民国时期洧川县辖六区，洧川称城厢镇。
建国初期洧川仍设县。1954年6月21日政务院批准，撤销洧川县，并入长葛县，洧川称区属长葛县。1965年原洧川县部分地区又划归尉氏县，洧川公社划归尉氏，1983年改人民公社称乡，1988年改乡称洧川镇。 首先是按照“龙头带动、集团推进、股份突破、规模发展”的指导思想，重点抓骨干，立好台柱子，培育好“龙头”。围绕五大区域八大行业，相继建成了“四开两个集团”，组建了以开封拖拉机制造厂、开封宇通机械公司为轴心的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四开两个集团”为纽带，以骨干企业为龙头，集团带企业、企业带农户、公司加农户的新格局，推进了乡镇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今年1—7月，全镇乡镇企业完成产值3.97亿元，利税达3332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6%、22%。
其次是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领导。镇里成立了私营经济工作领导组，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经济工作的副职具体抓，10多名干部专门负责解决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镇党委、政府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听取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汇报，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简化手续，提高全方位服务能力。南街村村民何建民从镇党委、政府提供的信息中，选办了开封市中天预应力设备厂，镇党政主要领导同他一起多次前往立项，办理生产许可证，使该厂顺利投入了批量生产。
其三是按照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指示精神，以“三个有利于”为准绳，强化明星企业，带动八大行业快速发展。通过一抓干部群众思想解放；二抓发展乡镇企业环境优化；三抓龙头企业的整体提高；四抓招商引资为企业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从而使乡镇企业发展位居开封市之榜首。被列为“全国乡镇企业200强”、“全国乡镇企业100强”的开封拖拉机制造厂，去年产值达3.5亿元，创利税2500万元， 上交税金超200万元。今年上半年，该厂生产四轮拖拉机4.1万台，实现产值2.9亿元，利税超600万元，在全国84家中小型拖拉机厂排序中由第七位上升到第五位；南街翻砂铸造、丁庄、纸坊有色冶炼、湾李工业区的金属加工等都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开封宇通机械公司自投产以来所生产的三轮、两轮摩托车很快占领国内市场，产品销售情况良好，为该镇乡镇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去年以来，全镇共引进东西合作项目3个，新上项目12个，其中新上投资在1000万元的企业4个，新上投资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8个，引进县外资金2200多万元。
工业强镇战略成效显著镇党委、政府认真落实上级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引导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全镇形成了以有色金属加工冶炼、农机配件加工生产、翻砂铸造为主的三大支柱产业集群，走出了一条依托非公有制经济强镇富民的路子。全镇民营企业数量发展到1654家，从业人员9480多人，16家企业成为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上缴税金超100万元以上的企业8家，金属冶炼加工行业成为中原地区有名的加工销售集散地，主要产品有粗铜、铜带、铜锭、铝板、铝箔、氧化锌、钼酸氨、镍、碱式碳酸锌、钼铁合金、硅铁合金等，产品广泛用于化工生产、金属材料、钢铁冶炼、电气设备、食品医药等行业。机械配件产品有电气开关、提升器、变速箱、刹车毂、预应力锚具、机壳等，其中提升器获国家专利，预应力锚具获ISO9000质量认证，产品畅销全国机械制造厂家。 地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是全县粮食主产区。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镇党委、政府按照“发挥区域优势，面向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效农业”的思路，采取政策激励、资金扶持、典型引路、科技指导等措施，积极推广适宜农村发展模式的种、养、加项目。全镇形成了湾里河、湾李两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种子基地1.3万亩，订单农业面积1.7万亩，粮经比例达51：49。各种养殖专业村10个，英内养殖小区通过省“绿色无公害基地”认证，牛、羊肉类屠宰加工发展迅速， 农业结构稳步调整速，真空包装五香牛肉市场供不应求。
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发展劳务经济，开展全民创业活动，以非农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面粉加工、豆制品加工成为农村群众的致富产业，老浆豆腐、锅盔馍已打出洧川运往大都市，走进小超市。全镇每年都有计划地输出近万人外出务工，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农民群众基本上达到了有活干、有钱挣的标准。 1978年政府投资28万元建成能容纳1700人的影剧院一座，购置了两台大型放映机和大型投影设备。原乡电影队已改为电影管理站，下属16个放映队，年放映电影2500场次。县文化局在洧川设置文化分馆一个，设有图书室、阅览室、滑冰场等文体活动场所，藏书3000多册。唢呐、龙灯、高跷、狮子等民间传统节目在洧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每逢节日汇集演出，文化生活非常活跃。
现今一年一度的南城门烟花会，加上了东街的盘鼓队，西街的龙灯会，以及南街的舞狮会，吸引不少人前来观看，城内城外人山人海，异常热闹。 3月18日，洧川书画院挂牌仪式暨书画展在河南博物院举行。
洧川书画院经省文化厅、民政厅正式批准成立，旨在挖掘、保护、研究、宣传中原文化，弘扬民族书画艺术。该书画院以中州古文化名镇尉氏县洧川镇而冠名，该镇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曾经有一大批艺术家诞生于此。洧川书画院以董豪为院长，特聘请王成喜、张海、陈天然、方照华、马国强、宋华平、唐玉润等书画名家为本院的名誉院长、艺术顾问。
洧川镇位于开封尉氏县，历史悠久，文化古迹众多。为挖掘、保护、研究中原文化，弘扬民族书画艺术，在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洧川书画院正式成立。我国著名书画家王成喜、张海、陈天然、龚柯等为书画院名誉院长。在当天的展览上，260余幅书画作品不但展示了书画院书画家们的精心之作，而且也展出了王成喜、张海、陈天然、方照华、宋华平等一批名家大作。现在洧川书画院有60多位书画家。刘焕章任院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