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电影院

1. 邵逸夫为什么不在富豪排行榜上

慈善大家邵逸夫邵逸夫(1907年10月4日—，原名邵仁楞)，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电影公司邵氏兄弟的创办人之一，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 2002年11月15日，一条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著名香港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 据悉，“邵逸夫奖”现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第一届颁奖将于2004年举行。颁奖原则：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获得突破性成果。且该成果对入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为宗旨。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 从颜料世家到影业王国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朱家桥老邵村一个富商家庭。邵氏世代以商为业。其父邵玉轩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于19世纪末前往日趋繁华的上海“淘金”，并于1901年设立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邵玉轩不仅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1920年他病逝上海时，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阁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辞致哀。 邵玉轩育有5男3女。邵逸夫排行第六，故后人称他为“六叔”、“六老板”。他早年就读于家乡庄市叶氏中兴学校，与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为前后届同学，后赴上海就学于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为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邵家众多的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几乎都进入娱乐圈。五兄弟中，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是家族班底。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创业之初，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其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结果赚得盘溢钵满。旗开得胜，邵氏兄弟们为之欢欣鼓舞，随后新影片不断地从“天一”推出。 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电影市场，从此注定其一生与电影业的不解之缘。那段时间，邵氏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村巡回放映，并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他们历经磨难，备尝艰辛，星马的穷乡僻壤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 1931年，邵逸夫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其命大，落水的邵逸夫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到1937年抗战前夕，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在上海，邵氏兄弟在南洋，他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打造“东方好莱坞” 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邵氏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当年。他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重振邵氏家业。 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经济开始起飞的香港，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电影事业。两年后，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期间，邵逸夫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这一工程历时七年始告完工。其规模宏大，气势恢宏，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从此，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历经数十年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 进入六十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香港市场，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电影，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据说最盛时，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他的影院。邵逸夫最早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如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陵波、李翰祥、邹玉怀、张彻……无不出自“邵氏”门下。其中《江山美人》、《貂禅》、《倾国倾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醉侠》、《独臂刀》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倾倒无数观众。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完全疯狂”，有位老太大连看一百多场，由《梁祝》而在台湾掀起黄梅调狂热；而《天下第一拳》更掀起功夫片新狂潮，发行到全球各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邵逸夫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符其实的拓荒英雄。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献出的心血。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经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中国电影的成长与兴衰，堪称电影史的见证人。 1980年，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出任香港“无线”董事局主席。随后他集中力量经营所属的明珠台和翡翠台，使其收视率长期在港岛独占鳌头，影响扩及中国内地、澳门、台湾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与此同时，邵逸夫还投资房产物业、股票市场等，开展多元化经营。1994“邵氏”年报显示：物业出租收入达2.3亿元，而电影放映收入仅2924万元。香港素为藏龙卧虎之地，富商豪贾云集,但以经营影视而步入香港富豪排行榜前列的惟有邵逸夫一人！ 邵逸夫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知人善任，拥有一大批各方面人才，为其所用，更在于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学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一个方面和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年轻时曾有1天看9部片子、1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他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 散尽千金济众生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但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1977年。英国女王册封他为爵士，成为香港娱乐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三藩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 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当年他向中国保护敦煌画展工程和浙江大学分别捐资1000万元。有关部门特立碑予以纪念。甬上文化人王重光先生1996年曾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纪念碑不止一个，但惟有同乡邵逸夫是炎黄子孙。 1985年后，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邵逸夫视教育为立国之本，为此多年来他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耆耋之躯，多次亲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视察捐赠项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早已超过30亿元。在古令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邵逸夫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 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他在浙江其他地区也有巨额捐赠，如他为杭州逸夫医院的捐赠近亿元。早在九十年代初，省、市政府就授予他“爱乡楷模”、“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他为家乡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使命名为邵逸夫星。这是该台首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

2. 献县泰昌三期电影院今天有什么电影

宅男的终极幻想
导演：
王子
主演：
韩彬高旭孟泽蕊孟凡雨王昭君
看点：
烂片垃圾性
地区：
大陆

3. 中国自行车发展史

同治七年(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是人坐车上，两脚踮地引车而走的业余消遣的娱乐性代步工具。

同治十三年，法国人米拉从日本运来人力车输入上海，这种车称为“东洋车”，因其色黄又叫“黄包车”，成为代步工具。随后沪上兴起了人力车的修、租、贩制业。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黄包车夫的身影，尤其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更是将黄包车夫写的活灵活现。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英商怡和、德商禅臣、法商礼康等洋行将自行车及零件列为“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到19世纪末在上海已有广泛市场。原来设摊修理马车、人力车的诸同生，于光绪二十三年选址南京路(今南京东路)604号，开办了同昌车行，经营自行车及零配件。

光绪二十六年，上海有惠民、曹顺泰等六七家车行，销售人力车、马车及自行车零配件，以卖带修。

到了光绪自行车已经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再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生产工厂。

民国4年(1915年)，上海有近20家自行车商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邮电事业发展，自行车成为邮差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需求激增，市区又新开一批自行车商店，形成了以老闸区(今黄浦区)为中心的自行车销售网络。

民国17年同昌、大兴(两家)、得利、泰昌、润大等成为上海六大车行。一批华人创办的自行车零配件制造商和商办工场也逐步创办。如王发兴工厂生产前叉、泥板；大兴车行进口钢管接头。1930年前后，华商聘请了日本技师，生产车架(自行车主件)，组装出“红马”和“白马”牌的两种最早的国产自行车。从这时候起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虽然有不少零件是需要进口，但是为我国自行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19年6月，以经营橡胶车胎及车料为主的车行成立上海橡皮五金车料同业公会。

民国21年，得利车行等17家规模较大的车行(职工135名)成立上海脚踏车贩制同业公会。修租兼营零售的中小型车行王兴业等240余户，次年4月组成上海市修租脚踏车同业公会。它们都参加了市商会。

民国26年；脚踏车贩制业公会从17家增至30多家，称为“大同行”；修租脚踏车同业公会由240多户发展为400余户，称为“小同行”。前者以贩制为主，后者以修租为主，整个自行车市场受“大同行”中几家大车行控制。抗日战争期间三轮脚踏车风行于市。三轮车身与黄包车相似，配件与自行车大同小异，车胎、钢圈、飞轮、链条、牙盘、车条、车把、踏脚等都可通用。一些零件厂、工场以及车行投入三轮脚踏车装配和经营。40年代初，上海的三轮脚踏车达2．6万余辆。源隆、顺昌、顺风等一批新的车行应运而生。

民国31年12月，上海市三轮车出租商业同业公会成立，有团体会员(车行)29家，拥有出租三轮脚踏车9700余辆；个体会员6000余人，拥有营业三轮脚踏车16300多辆。

民国35年2月，上海脚踏车贩制业同业公会更名为上海市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10户。 民国之后，中国还没有真正自己的自行车制造工业，绝大部分的所谓车行，只能制造和销售自行车的零配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了自己生产的“永久”、“飞鸽”等品牌。这些品牌至今已有六十六年的历史，引领了几代国人的自行车消费时尚，开创并演绎了中国自行车行业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4. 献县泰昌电影院订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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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逸夫是什么意思

邵逸夫(1907年10月4日—，原名邵仁楞)，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电影公司邵氏兄弟的创办人之一，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

邵逸夫祖籍宁波，1907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故后来人称“六叔”。邵受教于美国，19岁中学毕业便随兄长邵仁枚到新加坡开拓电影市场，从此对电影制作产生兴趣。他与兄长于1920年代活跃于中国的电影业 。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曾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拍摄全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粤语)。1928年，邵逸夫赴星马等地协助兄长发展电影发行公司。

1958年，与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制作电影，邵逸夫任总裁。1961年，位于九龙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于12月6日正式启用。1970年代，邵氏兄弟踏足当时发展迅速的电视行业，与无线电视合作，培训艺员。1980年，邵逸夫成为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出任董事局主席至今。同期，邵氏的电影业务不断收缩，减少电影，于1985年卖出全部院线，至1987年5月，邵氏宣布停止生产电影。由邵氏投产至暂停制作期间计算，邵氏已生产超过一千部电影。2000年，马来西亚的“天映娱乐”斥资4亿港元购入760部邵氏电影的永久版权，并花费2亿港元作数码复修。

多年来，邵逸夫捐助超过数以十亿计款项，为中港两地建设教育、医疗设施等。香港多间专上院校的建设曾得邵逸夫捐助，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香港大学的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图书馆等。2005年，邵逸夫捐出1000万港元予南亚海啸受灾地区。

1974年获英女王颁发CBE勋衔以表扬他在娱乐事业的成就，港督麦理浩爵士主持授勋。1977年获英女皇册封为KNIGHT BACHELOR，赐予爵士衔头。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三藩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以表彰在社会公益贡献。1998年，获特区政府颁发的GBM勋衔。

2002年邵逸夫创立“邵逸夫奖”，第1届于2004年举行。奖项模仿诺贝尔奖，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3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颁授一百万美元奖金以作表扬。第一届的数学奖得主是陈省身；天文学奖为P. James E. Peebles；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为Stanley N. Cohen、Herbert W. Boyer、简悦威和Richard Doll。

邵氏与中国星电影公司合作投资11亿港元，位于将军澳工业村的“香港电影城”，预期于2005年中期开幕。影城设施包括后期制作中心、行政大楼、摄影厂、电影院及展览厅等。邵氏表示影城落成后，将再与演员签约，投资大约2亿港元开拍约15部新戏。

邵逸夫的发妻为黄美珍小姐，于1937年结婚，育有两子两女。而黄于1987年在美国病逝，享年85岁。在1997年，邵逸夫与方逸华小姐于美国拉斯维加斯证册再婚。

6. 邵家兄弟是谁

邵家兄弟是邵仁枚和 邵逸夫 邵逸夫（1907年10月4日～），原名邵仁楞，籍贯浙江宁波镇海，出生于上海。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

邵逸夫祖籍宁波，1907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故后来人称“六叔”。邵受教于美国，19岁中学毕业便随兄长邵仁枚到新加坡开拓电影市场，从此对电影制作产生兴趣。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曾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拍摄全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粤语)。

7. 邵醉翁的人物经历

邵醉翁，镇海县庄市朱家桥老邵人。其父邵玉轩，早年在上海经营锦泰昌颜料行。醉翁生于1896年，原名同章，字仁杰，号醉翁，在他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后，以号行。
1914年，邵醉翁在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执业律师。嗣后，先后与人在上海、天津、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合股开办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商号，还与朱葆三、张小松、倪幼丹、卢子嘉等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并被推为经理。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感到商业活动中，有的不讲诚信，甚至尔虞我诈。认为要感化人心，移风易俗，舞台剧（当时称文明戏）投资不多，通俗易懂，倒可试试。 1921年改行从商，在津、沪、浙与人合办30余家商号。由于经营失败，于1922年和张石川等集股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办了“和平社”剧团，演出自编讽世剧本。不久，张石川离“笑舞台”
1922年初，邵醉翁在上海与人合作，经营笑舞台，由张石川任顾问，（张，镇海县霞浦人，后为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人），张石川为前台经理，郑正秋（我国著名戏剧活动家）为后台经理，从事文明戏演出。不久，张石川兄弟，郑正秋等，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样，笑舞台失去了两个骨干台柱，邵醉翁对搞文明戏又产生了动摇。
1923年底，张石川，郑正秋等，以8个月时间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观众拥跃，票房收入甚丰。这对邵醉翁是一个有力的吸引，于是决心投身电影事业。 1925年6月，邵醉公司以原来笑舞台文明戏赏为班底，投资1万银元，在闸北横浜桥，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他二弟邵村人（仁棣）任会计，三弟邵仁枚任发行，六弟邵逸夫（仁楞）任外埠发行，在南洋建立发行网。
天一公司成立后，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接下去是《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三部片子都是邵醉翁自己导演，使他赚了不少钱。
由于拍电影能赚钱，一时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上海一地多达40余家。片子内容大都雷同，很快失去市场。邵醉翁另辟蹊征，专拍以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为兰本的古装本。如《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等。故事内容观众比较熟悉，因此很受欢迎，特别是在南洋一带。于是邵醉翁便把发行重点放到南洋，并与南洋制版商开设的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把“天一”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拍摄了《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等近10部这类影片。在这期间，邵醉翁还以天元公司，天生公司名义，独资拍摄了《宏碧缘》、（连续4集）、《滑稽空城计》、《裁缝店》以及《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七侠五义》等连续集。
1927年，又设法在南洋建立和发展电影机构。后改名天一青年影片公司（1928年下半年复原名），复以天元公司、天生公司名独资拍摄《七侠五义》等。邵醉翁的如夫人陈玉梅，既是“天一”的“老板娘”，又是“天一”的“台柱”，曾经主演过不少影片。 1928年秋，“天一”与“青年”合作终止，邵醉翁又恢复了天一公司原名。这时的天一，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邵氏兄弟经过商量决定在南洋各地建立放映网点，开设电影院，并在新加坡建立邵氏电影机构，由邵仁枚和邵逸夫负责；同时在上海继续拍摄武打神怪片，抓经济效益。如《火烧百花台》、《唐皇游地府》、《乾隆游江南》等。邵醉翁在拍片中运用电影特技，剧中人物能腾云驾雾，御风而行，再加刀光剑影，飞檐走壁，观众惊奇之余，成为闲谈中热门话题，提高了片子卖产率。有声电影是1926年在美国试制成功，当年8月6日开始公映。当年就传到我国，12月16日在上海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试映有声短片。
1928年11月，上海青年会装有一台特福莱有声机，只是在片中插入几段歌曲。 1929年，美国有声影片大星进入中国，垄断了整个上海电影市场，各家首轮影院纷纷改换设备，放映有声影片。形势逼人，上海各影片公司面临挑战。邵氏兄弟分析形势，认为市面上尚有不少默片影院，默片仍有一定市场，但非长远之计，必须跟上时代潮流，才能与洋商抗衡，因此，邵醉翁积极筹备有声影片的试拍工作。
当时有声影片有蜡盘配音与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制作简单，成本低，但质量差，往往影声不能同步。后者制作复杂，成本高，而且美国西电公司和亚尔西爱公司拥有专利权，他们规定要拍有声片要签订合同，除了摄制费外，发行时还要提取版权费，放映电影院的发音装置，也得由其承装包办。
1930年，天一公司开始蜡盘发声的短片《钟声》试制。不料，中途摄影棚失火，影片烧毁。邵醉翁并不灰心，决定：一，选址法租界甘世东路（今嘉善路），重建摄影棚。二，不惜重舍，从美国聘请了摄音师凯恩，录音师白立登、克林等人来华，并租借了这些美国人的有声器材。在苛刻条件下，拍摄了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为了加强号召力，还罗致了别家影片厂的著名女演员来客串演出。1931年10月10日，天一公司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在上海“光陵”、“南京”两家电影院首映。因是国产第一部片上发声影片，曾轰动一时。此后，在国内和南洋各地映出，都很卖座，邵醉翁各利双收。但天一公司在这几个美国人身上，确也花了不少钱。次年，天一公司的技术人员邵维鹤（邵醉翁的儿子）等人，掌握了有声片制作技术后，邵醉翁便把这几个外国人都辞退了。
当天一拍《歌场春色》时，明星影片公司也于1931年6月，派洪深去美国聘用美国技师，洽购有声器材。8月，洪深回国时，带来美国制片人茄逊，摄影师司密斯，助于威廉逊和其他人员一共15人，拍摄片上发声《旧时京华》，到1932年1月底完成。原来计划春节时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映，不料一二八战事发生，票房收入受到不少影响。 一二八战事发生，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广大爱国同胞抗日情绪高涨，纷纷向电影工作者提出摄制进步电影的要求。邵醉翁很快拍摄了《上海浩劫记》等宣传抗日的有声纪录片，此片很快在国内和南洋上映，得到广大观众和舆论的肯定。同时，天一公司还吸收了汤晓丹、沈西苓、司徒慧敏（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中央影局技术处长），田方（建国后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请他们分别担任编剧、导演、演员、美工、录音等工作。在当时左翼电影运动开展情况下，邵醉翁当年拍摄的9部影片中，有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芸兰姑娘》，根据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改编的，在一定适度上针对部分城市妇女爱慕虚荣的《一夜豪华》，宣传抗日的《东北二女子》等。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厂发出了禁拍抗日片的通知。天一的纪录片《上海浩劫记》和故事片《东北二女子》被禁映。一二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到来，邵醉翁在制片路线方面也作了些改变，吸收一部分左翼电影工作者担任导演﹑编剧﹑摄影等工作，制作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芸兰姑娘》﹑《挣扎》（被禁止在租界公映）等影片，并将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的电影剧本《一夜豪华》搬上银幕。
1933年初，天一公司除原有的摄片部外，又增加了代摄部、播音部、机器部、唱片部和印刷部。这一年，天一公司共拍了10部片子，为适应尚未改装的无声电影院放映需要，拍了4部无声片。6部为有声片。其中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挣扎》，深受左翼电影评论界的赞扬，但也引起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满，被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在租界上映。当年，天一公司还为百代公司拍摄了由谭富英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替香港公司拍摄了有声故事片《白金龙》。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为配合第五次反共围剿，加紧了对电影的检查，他们任意剪删进步电影，或将片子扣压，迟迟不得上映。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派出三十余名打手，捣毁了田汉任编导的艺华影片公司，并对各影片公司和电影院进行威吓。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电影界；邵醉翁只好重走老路，拍社会言情片。
1934年天一公司共拍摄了18部片子，多半是鸳鸯蝴蝶派题材，比较有影响的是根据叶浅予同名连环画改编的《王先生》，另一部是《诲葬》，该片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穷苦涣民的悲惨苦难生活。经过邵仁枚、邵逸夫在南洋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他们在当地己有一定的经营基础。 1934年夏，邵醉翁把上海的一部份资料运到了香港，在九龙清水湾设立香港分厂，专摄粤语片。
1935年开始，相继推出《泣荆花》、《哥哥我爱你》、《乡下佬游埠》、《梁山伯祝英台》、《火烧阿房宫》等10余部片子。当时，奥语片除港澳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南北美洲，都有大量华侨观众，因此业务发展很快。相反，自1935年后，天一在上海的制片活动逐渐下降，
1937年上半年，勉强完成《王先生奇侠传》等7部影片后，八一三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邵醉翁把天一公司的资金器材，全部迁往香港。不久，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以拍粤语片为主，其中宣传抗日的有《回祖国去》和《女战士》两部影片，一部以揭露汉奸丑恶面目的《国难财主》。
1938年，邵醉翁和他的弟弟们创建的南洋影片公司，和在新加坡的邵氏机构，己拥有设在香港九龙清水湾制片厂的4座摄影棚，和设在香港以及东南亚的79家电影院。后又在新加坡建立摄影棚，可以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同时拍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邵氏兄弟电影事业陷入困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邵氏兄弟重振雄风。邵醉翁因家着住在上海，经常往返港、沪两地，此时他己年过半百，留港时间逐渐减少；事业大权也就逐步移交邵仁枚，邵逸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就长住上海了。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8. 怎么有那么多的逸夫楼阿

逸夫楼取名源于一个叫邵逸夫的人，香港的一个慈善家。 2002年11月15日，一条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著名香港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

据悉，“邵逸夫奖”现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第一届颁奖将于2004年举行。颁奖原则：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获得突破性成果。且该成果对入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为宗旨。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

从颜料世家到影业王国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朱家桥老邵村一个富商家庭。邵氏世代以商为业。其父邵玉轩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于19世纪末前往日趋繁华的上海“淘金”，并于1901年设立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邵玉轩不仅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1920年他病逝上海时，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阁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辞致哀。

邵玉轩育有5男3女。邵逸夫排行第六，故后人称他为“六叔”、“六老板”。他早年就读于家乡庄市叶氏中兴学校，与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为前后届同学，后赴上海就学于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为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邵家众多的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几乎都进入娱乐圈。五兄弟中，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是家族班底。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创业之初，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其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结果赚得盘溢钵满。旗开得胜，邵氏兄弟们为之欢欣鼓舞，随后新影片不断地从“天一”推出。

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电影市场，从此注定其一生与电影业的不解之缘。那段时间，邵氏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村巡回放映，并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他们历经磨难，备尝艰辛，星马的穷乡僻壤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

1931年，邵逸夫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其命大，落水的邵逸夫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到1937年抗战前夕，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在上海，邵氏兄弟在南洋，他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打造“东方好莱坞”

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邵氏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当年。他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重振邵氏家业。

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经济开始起飞的香港，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电影事业。两年后，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期间，邵逸夫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这一工程历时七年始告完工。其规模宏大，气势恢宏，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从此，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历经数十年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

进入六十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香港市场，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电影，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据说最盛时，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他的影院。邵逸夫最早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如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陵波、李翰祥、邹玉怀、张彻……无不出自“邵氏”门下。其中《江山美人》、《貂禅》、《倾国倾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醉侠》、《独臂刀》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倾倒无数观众。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完全疯狂”，有位老太大连看一百多场，由《梁祝》而在台湾掀起黄梅调狂热；而《天下第一拳》更掀起功夫片新狂潮，发行到全球各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邵逸夫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符其实的拓荒英雄。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献出的心血。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经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中国电影的成长与兴衰，堪称电影史的见证人。

1980年，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出任香港“无线”董事局主席。随后他集中力量经营所属的明珠台和翡翠台，使其收视率长期在港岛独占鳌头，影响扩及中国内地、澳门、台湾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与此同时，邵逸夫还投资房产物业、股票市场等，开展多元化经营。1994“邵氏”年报显示：物业出租收入达2.3亿元，而电影放映收入仅2924万元。香港素为藏龙卧虎之地，富商豪贾云集,但以经营影视而步入香港富豪排行榜前列的惟有邵逸夫一人！

邵逸夫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知人善任，拥有一大批各方面人才，为其所用，更在于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学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一个方面和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年轻时曾有1天看9部片子、1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他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

散尽千金济众生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但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1977年。英国女王册封他为爵士，成为香港娱乐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三藩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

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当年他向中国保护敦煌画展工程和浙江大学分别捐资1000万元。有关部门特立碑予以纪念。甬上文化人王重光先生1996年曾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纪念碑不止一个，但惟有同乡邵逸夫是炎黄子孙。

1985年后，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邵逸夫视教育为立国之本，为此多年来他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耆耋之躯，多次亲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视察捐赠项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早已超过30亿元。在古令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邵逸夫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

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他在浙江其他地区也有巨额捐赠，如他为杭州逸夫医院的捐赠近亿元。早在九十年代初，省、市政府就授予他“爱乡楷模”、“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他为家乡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使命名为邵逸夫星。这是该台首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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