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毛委员在茶陵导演

Ⅰ 钱嗣杰的重回井冈山

1965年3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昌，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上井冈山。钱嗣杰记得，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一行乘车从茶陵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进入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界化垅。车行至黄洋界上，毛泽东来到一座木头做的纪念碑面前，南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纪念碑”几个大字，北面写着印刷体《西江月·井冈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仰视着碑文，充满激情地读了起来：“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
昂扬的诗词，令毛泽东心潮澎湃，他说：“这首词是1928年9月初写的。那时刚刚在黄洋界打退湖南、江西两路敌人的进攻，那一次我不在山上，井冈山的兵力不足一营人，好危险！”
随后，毛泽东笑着请钱嗣杰给他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纪念碑前一起合影留念。张平化是小车队一行人中间唯一的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七口人为革命献身。
5月29日下午，井冈山广播站正在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下午4点钟在茨坪宾馆门前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 不多时，背着两部相机的钱嗣杰只见在茨坪宾馆餐厅门前，几十个山上和从山下接来的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站了里三层外三层。
一会儿，毛泽东从宾馆大门走了出来，带着那么熟悉的笑容。“毛主席”——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都愣住了，主席真的来看大家了，真的站在大家面前，一个个都激动地忘了说话。毛泽东依次地握住当年给红军生死帮助的一双双粗手……之后管理局的同志请主席站在前排中央，井冈山各级领导站在了两边，毛泽东和井冈山新老同志、烈士遗孀一起照了一张相。
当天，钱嗣杰照的第二张相片更为珍贵。当时，革命烈士袁有才的发妻谢梅香坐在第一排，井冈山管理局局长袁林刚准备介绍，毛泽东认了出来：“袁嫂子”，还是当年在井冈山大仓村第一次见面一样的称呼。谢梅香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38年了，天翻地覆，毛委员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还是这样称呼她。她忘记了回答，忘记了说话，呆呆地仰望着毛泽东。招呼大家站好，钱嗣杰按下了快门。
当时,激动的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随着松涛久久地起伏，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这一刻，钱嗣杰激动了，连按快门。
“离开井冈山时，主席的心情非常激动，老人家在沙石路上走得很慢，频频地向两旁的群众挥手。这次主席上井冈山酝酿很久，考虑得比较深远。重上井冈山所有活动我拍照，照了100多幅照片。重上井冈山，主席的心情一直很振奋。”钱嗣杰回忆说。
谜一般的11天里，钱嗣杰贴身走近领袖，拍下了主席生活与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Ⅱ 革命故事

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在黄洋界上唱起了《空山计》。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毛泽东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毛泽东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毛泽东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毛泽东仍无所畏惧。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毛泽东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毛泽东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毛泽东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1929年底，毛泽东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毛泽东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准靶子放箭”。
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毛泽东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委员送棉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

Ⅲ 有一个石头，上面有五个字，一只大手举着一个很大的喇叭的景点是哪里

在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景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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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成为中国革命走上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端。

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

1928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 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

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Ⅳ 毛主席在茶陵的时候给一个老百姓救过那人是谁

毛泽东在茶陵没有遇险过。你说的应该是铜鼓那次。1927年，毛泽东来铜鼓领导秋收起义时，在浏阳张家坊遇险，他巧施妙计摆脱团丁，在月形湾遇上铜鼓纸工会的会员陈九兴。在陈九兴的帮助下，毛泽东安然脱险、顺利抵达铜鼓，解放后，毛泽东还多次给陈九兴写过信，称他为“救命恩人”。现在月形湾已成为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Ⅳ 当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茶陵是哪一年

秋收起义以后，辗转到井冈山的过程中，开到 茶陵一带应该是1927_1928之间。

Ⅵ 红军是哪年进入井冈山的毛主席在那呆了几年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期间毛主席住了有靠近一年半时间。

Ⅶ 济南战役详细情况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济南战役（也称济徐战役），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一个军2万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攻克济南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1948 年8 月，敌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依据南京军事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强了各战略要点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将原来的整编军改为兵团，连同原有的兵团共辖7 个兵团，并进一步加强了几个主力兵团的兵力，分别配置在以徐州、信阳为中心的地区，以加强中原的防御。其中，徐州“剿总”共辖6 个绥靖区、4 个兵团，连同特种兵及保安团队共70万余人，其部署是：第1、第2、第3、第4、第9、第11绥靖区共15 个整编师42个旅分别防守淮阴、济南、台儿庄、菏泽、海州、青岛等地；第7兵团3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第2兵团4 个整编师13个旅位于商丘、砀山地区，第13兵团2 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固镇、蚌埠地区，第16兵团3 个整编师6 个旅位于郑州地区。另“剿总”直辖2 个整编师位于徐州。
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在战争第二年，经过内外线配合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解放了许多重要城镇和广大乡村，打通了中原、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在山东境内，除青岛、烟台、临沂、济南等孤立据点尚为敌盘踞外，其余已全获解放。此时，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1、第4、第8纵队位于毫县、涡阳地区，第3、第6、第10、两广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位于济宁、嘉祥、金乡地区，苏北兵团第2、第11、第12纵队位于沭阳、涟水地区，山东兵团第7、第9、第13纵队及渤海、鲁中南纵队位于莱芜、泰安地区休整；中原野战军主力位于宝丰等地区休整，准备雨季后对敌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948 年7 月14 日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并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要求华野首长据此考虑下步作战方案。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敌情，于8 月10 日提出了下步作战的3个方案：
(一)集中华野全力进入豫皖苏及苏北地区，切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着重求歼徐州出援的敌人；
(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击徐州可能北援的敌人；
(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实施，但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先以一部夺取济南机场，主力求歼徐州援敌一部。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主力转攻济南。通过比较，粟裕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有利。
鉴于徐州至济南间有公路与津浦路相平行，地形较开阔，滕县、邹县间及泰安以北各有一片山区，商丘北至济宁、汶上间全为平原，自徐州以北的利国驿向西北经济宁直达东平，有运河及微山、蜀山、东平等一连串湖泊，加上徐州敌军的部署，粟裕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分两路沿津浦路及经鲁西南北援，因而准备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膝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8 月12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实行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并指出作战结果预计有三种可能：
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
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
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同时又指出，依中原作战经验，要估计到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即我不真攻济南，徐州援敌必缓缓推进，并不真援，使我无战机可寻。因此，“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在阻援、打援部署方面，军委指出：应将兵力全部置于嘉祥、巨野、兖州、济宁及其以南地区，“夹运(河)而阵”，以便随时转移兵力用于阻击或歼灭援敌。随后，粟裕依据军委指示，对战役的实施和兵力使用问题，作了初步部署。
26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此次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结果：
(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
(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
(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我军应争取第一、第二种可能，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待打胜援敌后再攻城。因此，攻城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阻援、打援集团更应留出强大的预备兵
力，以便在第三种情况下能够消灭援敌。同时，应构筑多道坚固阻援阵地。28 日军委又强调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应付最坏的情况为出发点，准备用20 天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战役。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住援敌并歼灭其一部，因此在兵力使用上，应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方向。整个攻济打援战役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统一指挥，攻城部队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策应华东野战军的攻济作战，中央军委确定中原野战军继续集结于豫西地区休整，待敌人在济南、徐州吃紧，第3、第16兵团被迫增援时，歼击其一部，使其不能东进参战。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定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的战役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