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电影历史
在中国电影世纪史上，新时期电影占有突出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占了五分之一，在各个时期中时间最张；而且因为它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显得最为丰富多彩！
从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矛盾徘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电影界除揭露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罪行这一中心内容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恢复被“四人帮”定为“毒草”、大张挞伐的建国后“十七年”影片的上映；二是，组织写以同“四人帮”斗争题材为重点的影片创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复映片受到了观众如饥似渴的欢迎；这些影片的创作者，也取得了相应的精神解放。同时出品了近50余部故事片，特别是“十七年”间已有成就的导演如成荫、谢铁骊、谢晋等的重新拍片，显现了某些创作上的生机。但总的说，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是很解放，在创作上、思考问题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开始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这一时期的开端，人民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意气昂扬。它带来科学文化的春天，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带来了电影的春天。
从那时起到现在，经过了20年的发展，中国电影艺术同其他文学艺术类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走过了一条并不笔直、平坦，然而却是发展向上的道路。在这个进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也遭受到了一些波折——这是任何一个处于大变动的社会都在所难免的。但经过党、政府和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还是取得了重大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然，也存在缺憾和不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影界思想空前活跃，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以总结建国后电影的历史经验、解放思想为突破口，人们不断开拓电影创造和理论的新思路。电影和搞电影创作的人，都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既然这样，那么作为社会的人的电影工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矛盾、分歧和斗争。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重申：“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同时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以及祝词中的其他内容，有利于统一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电影工作的健康发展。那以后，电影艺术创作和学术理论上，都开始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
在学术理论上，从1979年春《人民日报》开展“怎样把电影工作搞上去”的讨论以及随后《电影艺术》关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讨论起，在以后数年里。电影艺术思想空前活跃，大体是畅所欲言的。关于电影与戏剧、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关于电影美学、电影本性的讨论，关于电影民族化的讨论，关于电影创新的讨论，记实性美学的被张扬，以及对西方传统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如蒙太奇理论、长镜头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文本分析、原型批评，以及其他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被译介和引进，还有对中国传统电影理论及美学的讨论，影片分析、人物研究，等等，形成了建国后从来所没有过的蔚为大观的学术现象。他们程度不同地、或显或隐地影响了创作，特别是促进了电影创作者对于电影理论乃至整个文化理论的重视。加以各种影展、回顾展的举办，各种评奖活动、电影节参赛，还有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的走出去、请进来，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内的和国际间的电影交流，拓宽了电影工作者的眼界。与此同时，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各外国影片的引进放映，及与之合作拍片，也增加了借鉴的机会。这一切艺术现象和相关条件，构成了新时期电影的一大特色。有学术气氛的电影发展和没有学术氛围的电影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应当指出，在这些电影艺术讨论和争鸣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一个谁是谁非的科学判断。因为这还需要历史的证明和实践的检验。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有益于中国电影的进步和电影学术自身的发展；比较好地做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造就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在新时期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建树，他们的论文、专著和结集，把中国电影学术园地装点得一派生机。
同学术理论的空前活跃同步，是创作的繁荣兴盛。1979年，改革开发的头一年，电影创作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年共生产故事片（含舞台艺术片、下同不赘）63部。“《从奴隶到将军》、〈泪痕〉、〈吉鸿昌〉、〈归心似箭〉、〈啊！摇篮〉、〈苦恼人的笑〉、〈小花〉、〈保密局的枪声〉、〈生活的颤音〉、〈樱〉、〈傲蕾∙一兰〉、〈苦难的心〉、〈海外赤子〉、〈神圣的使命〉、〈北斗〉、〈二泉映月〉、〈李四光〉、〈向导〉、〈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这个长张的多达22部的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的故事片名单，足已印证这一成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名单稍加分析，不难进一步发现，这里不仅有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如历史和革命历史、揭露“四人帮”罪行、“四化”建设、少年儿童、华侨故事、中外友谊、民间艺人命运，而且有着样式形态的多样化，如正剧、悲剧、喜剧、传记、惊险等。从主创人员的层面考察，这里既有建国后“十七年”已经卓有成就或有一定创作经验的编导艺术家。在前一类被人们已经习惯地称之为“第三代”导演的创作中，他们在追寻现实主义回归的意向里，力求艺术的真实性、典型性，力求形式和内容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并力求写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来。同样是历史人物题材的影片，《从奴隶到将军》写的缓急、凝重，而《吉鸿昌》则奔放、激越；〈啊！摇篮〉的散文化，〈保密局的枪声〉的悬念性，〈泪痕〉的严谨，〈苦难的心〉的深沉，〈归心似箭〉的清新，以及〈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的清喜剧风味，都使这一代导演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的一致的前提下，显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从这个名单中看，“文革”前电影学院毕业而这时才有机会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的导演的作品，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樱〉、〈小花〉、〈苦恼人的笑〉。他们同样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但更把自己的艺术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艺术方法及形式的处理上，力图突破前入，走出新路。〈樱〉的记实性手法和记录片式的摄影处理，〈生活的颤音〉把影片的故事结构同音乐的曲式结构叠套一起，〈小花〉中过去和现在的时空交替并以彩色片和黑白片的格式区分开来，〈苦恼人的笑〉把幻境、梦境和现实交叉组接，以人物心理构成统一的线索；这一切都标志着创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用心。尽管这些影片带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从而程度不同地显出这样或那样的稚嫩痕迹，但他们的创新勇气极为可嘉，其作品也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1979年，是我国电影创作生产丰富的一年”，“涌现了一批题材、样式丰富多彩、内容、样式有所创新，有一定艺术质量的好影片”，“有了一个带有转折性的、十分可喜的进展”。
『贰』 中国当代电影理论有哪些
中国当代电影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电影创作实践与理论发展联系紧密。
鼓励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艺术创新精神，提倡思想活跃、观点新锐、内容厚实、态度严谨的学术风气，关注和评介国内外电影艺术最新发展趋势，追踪和研讨国内外电影（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最
『叁』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肆』 谁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电影早期的大明星,例如阮玲玉等等
问碧空星光几度 寻心中百年梦影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繁华与萧条交织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一部写也写不完的传奇；他们是胶片的情人、银幕的伴侣；他们的面孔，浓墨重彩地浮现在过去100年的电影菲林中，并且在未来能够想见的100年里，仍将颠倒众生——他们，就是百年银河星汉中最耀眼的百颗星，读者心中最完美见证百年光影的名字。 本报年度特别策划，囊括中国电影100年的大型专题报道“谁有资格代表中国电影百年”，今日尘埃落定。以下是我们严格按照票选结果，统计出的读者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电影百年的100名电影人。 1、郑正秋： 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最早的电影编剧和导演之一。 他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编导者，最早倡导电影应成为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他编导的影片，开拓了一种以通俗家庭情节剧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片模式。 2、黎民伟：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中国电影之父。 黎民伟是香港电影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第一人，被视为“香港电影之父”。他拍摄的《庄子试妻》不仅是最早的香港电影，还成为首部出口海外的中国影片，开创了电影输出的先河。 3、孙瑜： 系统接受西方电影教育的“中国第一人”。 孙瑜曾被誉为“电影诗人”，是中国早期电影中罕见的一位作者型导演。他拍摄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多部影片，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新的审美方式，使中国电影开始引起知识界的注意。 4、阮玲玉： 中国默片时代的无冕“影后”。 《野草闲花》中，她唱出中国电影第一声；她的《神女》成为中国默片时代最高峰；“全能演员”、“中国的嘉宝”，这些美誉都属于她。阮玲玉已成为一个象征，凝固了一个有关艺人尤其是女星与坊间流言的永恒话题。 5、金焰： 中国最早的“电影皇帝”。 上世纪30年代，“电影皇帝”金焰是市民眼中的完美偶像。与当时影坛上“油头滑脑”的酸小生形象完全不同，金焰在银幕上塑造的青年才俊，堪称当时青年人心目中的理想。 6、费穆： 被长久遗忘的电影大师，“人文电影”的开拓者。 费穆是导演中的学者，最早提出“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从《城市之夜》到《小城之春》，费穆以其中国式的电影思维方式和观念手法，为人文电影的后继者勾画出一张明晰的蓝图。 7、胡蝶： 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明星。 从默片到有声片，由普通话片到粤语片，胡蝶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明星制的正式形成。 8、袁牧之： 中国电影史上最具天赋的“千面人”。 作为戏剧明星，他曾被誉为“舞台千面人”；作为电影艺术家，他集编、导、演于一身，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他还曾出任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9、王人美： 中国第一代现代歌舞演员。 她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歌舞演员。一部《渔光曲》让观众记住了饰演渔家女“小猫”的女演员王人美，健康活泼、青春焕发的形象一反当时充斥银幕的“病态美”。 10、赵丹： 最早集明星与演员于一身的表演大师，代表了中国男演员的高峰。 赵丹是中国电影的一张经典面孔，真正的演技派大家。在表演上，他强调个人体验，借用戏曲、国画等传统文化观念表现角色，反对教条地学习挪用西方表演理论，为中国表演理论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依据。 11、周璇： 旧上海的文化商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娱乐巨星，罕见的传奇偶像。 短暂的一生中，周璇出演过数十部影片，录制了200多首歌曲，堪称横跨歌影两界的天后。她算不上演技超凡的大师级人物，却以其自身特有的气质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也为银幕上的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个审美上的经典范本。 12、吴楚帆： 华南影帝，方法演技派大师。 由1935年从影，至50年代拍粤语片，吴楚帆在每个时代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堪称方法演技派大师。 13、白光： 电影史上的“一代妖姬”，第一代华语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 白光擅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她还是第一代华语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与众不同的低音歌喉，在燕语莺声的三四十年代恰似万绿丛中一点红，夺目而迷人。 14、上官云珠： 中国第一位性格演员。 “情于中，形于外”，上官云珠戏路宽广，敢于尝试各种角色，还都演得准确传神。 15、舒绣文： 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配音演员。 从配音小角色摸爬滚打到“四大名旦”之一，似乎她甫一出现在银幕上，就反射了太强烈的性格光彩。性格之美、风韵之美、愉悦之美……人们评点那个年代的舒绣文用尽了华美之辞。 16、陶金： 第一个饰演周萍的演员。 陶金一生，在表演和导演领域中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导演的戏曲片富有特色和新意，尤以《十五贯》最负盛名，该剧曾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而名扬全国。 17、白杨： 战后中国影坛最有声望的女星之一。 在中国电影史上，白杨一直是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贤妻良母式妇女形象的典型。除了演电影，她还是40年代中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她表演生命的最高峰，当是在由鲁迅作品改编的电影《祝福》中饰演的祥林嫂。 18、秦怡： 银幕上东方女性美的典型代表。 素有“东方维纳斯”之誉的秦怡，上世纪30年代就被称为抗战大后方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走上银幕后又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成为单调年代里动人的亮色。 19、王丹凤： 50年代引领社会风潮的美丽“护士”。 初登银幕，便人称“小周璇”，她曾是40年代上海滩风光一时的女明星。1957年她又留下了经典的《护士日记》，只因这个名叫简素华的护士太美丽，一度令不少男士以护士为择妻的第一选择。 20、英若诚： 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一个品牌和瑰宝。 表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文化官员—英若诚堪称一位“奇才奇艺”的艺术家。在电影《白求恩》中饰演的翻译大获成功，他一生塑造了无数个人物，其中许多已成为我国戏剧表演史上的典范；此外，他在戏剧翻译领域更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成就。 21、于是之： 北京人艺艺术风格和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 于是之被公认为一位自然本色、含蓄深沉而又富有诗意的平民艺术家。以他为首的北京人艺同仁参与拍摄的话剧电影《茶馆》等，在世界剧坛为中国的表演艺术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22、石挥： 最有君王气质的表演“鬼才”。 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上，并不缺少循规蹈矩的好好先生，而像石挥这样“离经叛道”的鬼才却屈指可数。曾是叱咤舞台的“话剧皇帝”，他自导、自演的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影片《我这一辈子》，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被称做“平民史诗”。 23、崔嵬： 独具中国“血性”和豪迈之气的电影人，中国电影史上一员巨匠。 作为演员，老舍赞他是与金山、赵丹齐名的中国最优秀男演员。作为导演，他是大气磅礴的巨匠，在“北影四大帅”中也独占鳌头。 24、任剑辉： 有“戏迷情人”之称的粤剧名伶，香港怀旧文化中不断被重复塑造的人物。 作为香港20世纪最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任剑辉20岁便女扮男装反串文武生，比真男子更来得风流倜傥，口口声声称她为“戏迷情人”的几乎全是痴迷的女人。 她不只称雄舞台，还称雄银幕，一生参演粤剧电影300部，前后40年无人能及，成为香港有史以来主演影片最多的女演员。 25、于洋： 铁打钢铸的中国硬汉的银幕代言人，影迷心目中永远的的“虎胆英雄”。 从演员到导演，从剧团团长到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从演电影到拍电影，从拍电影到审电影，于洋的一生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缩影。 26、于蓝： 中国电影中革命妇女形象序列的缔造者。 于蓝所塑造的中国革命妇女形象，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物序列。尤其是对“江姐”的演绎让她达到了表演事业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于蓝就是江姐的代名词。 27、田华： 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缩影。 在50年代人的心目中，田华和白毛女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的符号，深刻地印在了脑海中。她艺术的高峰期，也是“十七年”“主旋律”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的一个缩影。 28、葛存壮： 北影“反一号”，中国电影史上“五大坏蛋”之一。 葛存壮演了一辈子反派戏，演技已臻炉火纯青，却从没获得过任何奖项。他与陈强、陈述、方化和刘江被戏称为中国影坛的“五大坏蛋”，堪称无冕之王，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29、张瑞芳： 为新中国电影奉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喜剧形象——“李双双”。 张瑞芳曾是话剧舞台上闻名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从舞台到银幕，她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形象。1962年的快嘴“李双双”，让她达到电影演艺事业巅峰。 30、冯（吉吉）： 50年代人心中深埋的时代偶像。他天生就有一种儒雅和倜傥，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潇洒气质，是一代人心中深埋的偶像。他出演的角色中，《南征北战》中的高营长、《羊城暗哨》中的侦察员王练、《桃花扇》中的侯朝宗，尤其深入人心。 31、谢晋： 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集大成者。 谢晋的电影，曾制造了一个“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的辉煌历程。自《女篮五号》开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被视为一个时期的电影标志。虽然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代际序列上，谢晋被归为“第三代”，但实际上他已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 32、孙道临： 影坛常青树，中国配音史上成就最高的演员之一。 有人说他是一位诗人，有人说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演员，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还有人称他为诗歌朗诵家和配音演员，而更多的人称他为艺坛上的一棵常青树。 33、王心刚：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军人”。 王心刚在银幕上诠释了一个又一个完美的中国军人，“第一军人”的地位至今无人逾越。“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曾经是中国大地上流传甚广的口头禅。在人们对男人这个概念还很笼统的年代，他就已经提供了最佳的范本。 34、程之： 独一无二的“南方特务”。 从艺五十年，他以善演反派角色著称，被观众戏称作“南方特务”；他还是一位优秀的配音演员，许多经典名片都留下了他极富魅力的声音；他的相声水平和京剧功底，也是有口皆碑。 35、王晓棠： 中国电影界惟一一位女将军，60年代的中国女性美的标志。 她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也是我国电影界惟一的一位女将军。她曾给当年的影坛带去一种揉合着刚强、灵秀、野性而率直的美，在那个年代，王晓棠就是中国女性美的象征。 36、谢芳： 第一代知性女性的银幕代言人。 她是60年代气质特殊的一位女演员，虽然扮演的都是革命英雄人物，但浓浓的书卷气和小资情调却难以掩饰。《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谢芳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里最经典的三部影片。 37、李默然： 新中国第一代话剧大师，电影史上有限的几位能自成一体，且成就卓越的表演艺术家。 在银幕与舞台上，李默然扮演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英雄，尤以邓世昌著称。他的表演自成一格，兼收并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某些原则和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特长，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内在美。 38、庞学勤： 60年代的“长影”头牌小生。 明月皎夜光，中国影坛上曾经有个庞学勤。他曾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英俊小生之一，英姿勃发，锐气逼人，当之无愧的“22大明星”之一，风度翩翩的明星照遍及全国。 39、李翰祥： 奠定香港电影观念的大师级人物。 在香港电影史中，李翰祥是一个不知从何说起的人物。他和朱石麟、胡金铨等一批内地到港的电影人一道，为香港传统电影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一生开拓多个电影类型，黄梅调电影、清宫片、风月片、喜剧片。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发行股票，一生奔走于内地、香港、台湾之间，无意中促进了三地之间电影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 40、夏梦： 普通话片罕见的全能演员，东方的奥黛丽·赫本。 夏梦号称“长城大公主”，有“上帝的杰作”之美誉，是普通话片罕见的全能演员。其气质神韵独步影坛，后继乏人，在老一辈影迷心中，夏梦是香港惟一可与奥黛丽·赫本相比的女星，息影多年仍让人赞叹不已。 41、黄宗洛： 中国演艺界的龙套大师。 粉墨一生，龙套为本。黄宗洛是艺坛黄氏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影视戏三栖表演艺术家。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已有一百个，自诩为“百丑图”。他以演配角为乐事，有“小角色之王”、“龙套大师”的美称。 42、林黛： 迄今为止、惟一的四届亚洲影后。 她曾经创下蝉联四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的纪录，至今无人能及。她的电影在港台和海外具有深远影响，如今香港仍每年举办林黛电影周。她的气质高贵大方，被称为香港电影永远的女神。 43、胡金铨： 新武侠电影宗师，开创了文人式武侠电影类型。 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中，像胡金铨这样高度风格化类型的电影大家，屈指可数。他是第一个把武侠电影当作艺术来做的导演，其作品重现了中国山水画中的抒情意境，开创出具有强烈诗化韵味的作者式、文人式武侠电影类型。 44、张彻： 第一个将中国电影贴上“雄性”标签的导演，开创暴力美学及阳刚派武侠电影。 张氏作品是当之无愧的雄性电影始祖，1967年，正是他导演的《独臂刀》，带来了武侠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黄金年代，以阳刚风格一举挽救了香港电影的阴柔局面。“张家班”的出现，更使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结帮组派”的电影人。 45、凌波： 戏曲片第一反串影后。 在华语片历史上，凌波绝对称得上传奇人物。她是香港黄梅调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名字，戏曲片第一反串影后。当年凌波以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访台，万人空巷，三十里人潮夹道相迎，造就了轰动一时的影界盛事。 46、卢燕： 第一代圆梦好莱坞的华裔女影星，中美电影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卢燕的身上，沉淀着中西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她的表演能够抓住人物性格的本质，有生活、有深度，被公认为是好莱坞最具艺术修养的华裔演员。 47、狄龙： 香港功夫片巨星，大名鼎鼎的“三条龙”之一。 他所树立的大侠“味道”与“风范”，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人称“标准大侠”的狄龙，六七十年代曾是邵氏首席小生、一代武侠红星，“邵氏”的盛世也是狄龙的黄金期；八十年代成功转型后，他的侠义豪情更成为香港江湖片的一张标签。 48、李小龙： 叩开西方大门的第一位武者，中国武术和精神的象征。 李小龙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绝响。他像彗星一样开启了真功夫的电影时代，真正将中国武术的神话带到了世界影坛，不会再有第二个集哲人、武者、画师、明星于一身的卓然不群的李小龙了。他的电影打破了导演中心制，形成了以明星中心制订制剧本、配合宣传、动员票房的电影生产模式。 49、甄珍： 台湾第一代玉女明星，70年代文艺片首席女星。 甄珍自1973年起出演了一系列琼瑶剧，成功架构起第一代琼瑶女郎柔弱优美的角色气质，红遍东南亚，成为1970年代文艺片首席女星。 50、达式常： 银幕上的儒雅之星，70年代的大众情人。 在银幕上，达式常留给人们的总是亲和的笑容、从容的风度。看腻了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高、大、全”式人物，人们开始欣赏起达式常所代表的温文尔雅、书生潇洒。谁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电影早期的大明星,例如阮玲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