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人类学记录电影流派的是哪位导演

1. 请问被称为现代电影之父的是哪位电影导演

梅里爱(1861～1938)

法国电影导演。世界第一位电影艺术家。1861 年12月8日生于巴黎，1938年1月21日卒于同地 。他原为舞台魔术师，后在蒙特勒伊建立了一个照相车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摄影棚。在这里他使用专门的演员、布景、道具、化装等手段拍摄电影，开辟了与L.卢米埃尔自然写实完全不同的电影创作道路。他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1899 年的《德雷福斯案件》。他最擅长利用停机再拍和更换布景的方法拍摄神话片，如《灰姑娘》、《蓝胡子》、《魔灯》、《一千零一夜》等。20世纪初，他首先创作出科学幻想片，如《月球旅行记》、《海底两万里》、《北极征服记》等 。特别是《月球旅行记》一片影响巨大，不仅确立了科幻片这一样式，而且确定了电影排演在电影制作中的地位。梅里爱的影片是电影成为艺术的第一步。
梅里爱原本是一位优秀的魔术师。1896年，他从英国搞到了一台摄影机，又从柯达公司购买了将近3万法郎的胶片，开始正式制作电影。在这一年，他制作了大约80部影片，但几乎全都是对当时已有作品的模仿。不过有一次，当他正在放映从巴黎歌剧院广场拍摄来的影片时，发现画面上的一辆马车在行进中突然变成了灵车。经过查找原因，他发现在拍摄这段场景时，因为机械故障，胶片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停顿。而就在这短短的停顿期间，马车从镜头前驶开了，跟在后面的灵车取而代之。“停机拍摄”的画面特技，就因为这么一桩小小的意外，就此诞生了。

10月，梅里爱利用这一特技拍摄了《贵妇失踪》。次年，他又发明了多次曝光、模型摄影等许多电影特技。随着蒙特洛伊摄影场的兴建，乔治·梅里爱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人工布景的运用

摄影场，几乎是梅里爱经营的罗培·乌坦剧院的翻版，梅里爱把布景、道具、戏服、剧本、景与幕的划分等戏剧要素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他的影片中。从此，电影开始从古老的戏剧艺术那里汲取无穷的活力，而且这一过程再未停止。梅里爱绘制的布景极为出色，房屋、山川和河流，用水彩调和出均匀的光影效果，真伪难辨。为了配合剧情的需要，他还在摄影场里安置了大量的吊桥和活动门窗，并使用铁索悬挂演员，模拟仙人在空中飞行的场面。这一时期的梅里爱拍摄了大量的神话片和幻想片，包括《灰姑娘》、《音乐狂》和《格列佛游记》。不久之后，划时代的《月球旅行记》就在这里诞生了。

《月球旅行记》改编自儒勒·凡尔纳和 H· G·威尔斯最著名的两部科幻小说，讲述一群科学家乘坐巨大的炮弹飞往月球，在那里遇到了种种奇怪的生物，一番历险之后重回地球的故事。梅里爱在影片中发挥了他天才般的想象力：一个石膏制成的圆形人脸被用来表示月球，而北斗星则是6个手持星形道具的美丽女子。旅行者在月球上遇到了巨大的蘑菇，这里的人身上长着条纹，颇具攻击性，但是当头一棒便会化作一团白烟……影片的制作费用高达3万法郎，但是仅在法国它就收回了全部成本。

在英文版本影片的开头，梅里爱在银幕上打出了这样的字句：“乔治·梅里爱是用人工布景摄制电影的创始人，这一创造曾给予将要死亡的电影事业以新的生命。”没有任何一个人指责他言过其实。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创造，成千上万的人才被重新吸引到银幕前。人们在电影“重现真实”的本性之外，发现了它造梦的另一面。杂耍是短命的，而梦想与圆梦的工具却将永恒。从此电影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而且永远不死。

无法逾越的天堑

但是梅里爱的事业却从此走上了下坡路。他把舞台搬上银幕，这一方法曾经使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为他设置了无法逾越的天堑。由于梅里爱过于拘泥于戏剧的表现手法，坚决拒绝使用外景，拒绝摄影机在拍摄过程中变换角度（表现物体运动的移动摄影特技除外），这种保守限制了梅里爱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到了1910年，美国已经拍摄了《火车大劫案》等一批动作片，蒙太奇已经渐渐成为电影的语法，而此时的梅里爱却还在拍摄《太空旅行记》、《北极征服记》等重复性的作品。于是，他和他的电影一起，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梅里爱终于决定打破自己的教条。他的弟弟带着美国分公司的技术人员，斥巨资前往太平洋拍摄了整整一年的影片。但是当他们返回公司时，却发现大多数的成片因为蜡封不严，已经霉变得无法使用。这次失败给了梅里爱最后一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蒙特洛伊的摄影厂被关闭。梅里爱的影片拷贝被论斤出卖，那些曾经包含了无数天才、智慧与幻想的胶片被当做废塑料熔化，制成牙刷和梳子。而梅里爱本人则在晚年沦为车站的露天玩具商。直到1928年，一些记者发现了这位电影艺术的创始者和恩人，并且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人们赠给他勋章，把他送进养老院。1938年，他就在那里与世长辞，享年77岁。

2. 人类学十大流派代表人物有哪些

人类学理论流派（这是我能找到的全部，将就着用吧，干嘛不自己网络呢？）

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开始分离，同时许多人类学家开始转向所谓「文化多元论」观点，并出现许多流派。
进化学派 与人类学同时诞生。 开创了对文化的科学研究，摩尔根，泰勒，巴斯蒂安等提出了文化，社会进化的时间序列，着重文化的纵向发展，也成为进化学派的创始人。18世纪孟德斯鸠等的启蒙思想，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以<<物种起源>>为标志的生物进化学说，18及19世纪的社会进化观等，都是19世纪人类学进化学派的文化，社雀尺锋会进化思想产生的基础。
理论进化学派以进化的思想研究人类社困弊会及其文化，认为人类同源，本质一致，有共同心理，因此产生同样的文化，社会发展有共同的途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
泰勒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在研究婚姻家庭进化的基础上，建构家庭的发展历史，初步提出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古代社会>>进一步全面地发展了社会进化思想，论证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
包亚士(Franz Boas)和文化历史学派包亚士首先摒弃了那种选择事实，附会于抽象的进化理论的研究方法，注重实地研究并倾向于所谓功能观点，坚持对任何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他是文化历史学派的主要人物，这个学派在美国文化人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
法国社会学派 莫斯(Marcel Mauss)和「社会学」学派一般来说，莫斯和包亚士一样，主张系统地研究社会现象，但方式略有不同。他指出社会是「自我调节」并趋于均衡的系统，系统各要素的作用是保持系统的整合与适应。他启发了後来的功能主义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广涵播化论者
这派理论也反对经典进化论，认为少数文明中心创造了存在至今的全部文化，而且播化或文化特征的传播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他们把文明中心称为「文化圈」，所以也叫文化圈学派。
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功能派的代表人物。这派认为，解释人类学事实的唯一途径是说明它在一定文化中正在发挥的功能，因此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把握文化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的比较方法意义不大。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是结构主义的倡导者。这派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於揭示超乎经验事实的系统的本质。
文化心理学
这派的基本思想是文化决定每个个人的心理构成，反对普遍精神或人类本质的概念。例如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美国西南部研究中发现，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或推理方式与其邻近人种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决定心理趋向。现在，文化与个性的研究更加广泛，例如对价值体系和民族性格的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
文化唯物论(Cutural materialism) 美国人类学家 哈里斯(Marvin Harris，1927，)在1979年出版的《文化唯物论》，书中提出文化唯物论的思想。其理论强调生殖的或人口的压力及生态压力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决定作用。哈里斯认为，人性的生物心理的基本需要(如食物、性、情感等)导致了四种普遍的人类组织层次。文化唯物论》一书也称为是“哈里斯所写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文化人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构成完全一致的理论体系。但是如果人类学家能够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并创造出普遍客观化的概念，关於文化的「科学」是可以建立起顷晌来的。

3. 跪求《人类学入门》1966年免费高清百度云资源,小泽昭一主演的

链接: https://pan..com/s/121dUtYakqn5KW6eELI9Ydw

提取码: 7eug
《人明乎类学入门 「エロ事师たち」より人类学入门》
导演: 今村昌平
编剧: 今村昌平、沼田幸雹山二、野坂昭如
主演: 小泽昭一、坂激肆悉本澄子、佐川启子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语言: 日语
上映日期: 1966-03-12(日本)
片长: 129分钟
又名: エロ事师たち、The Pornographers
已过不惑之年的阿平（小沢昭一 饰）以制作音像制品为生，偶然机缘他和房东——松田理发店的未亡人阿春（坂本スミ子 饰）相恋，并成为了实质上的夫妻。

4. 安哲罗普洛斯丨一生都在执迷地在拍着同一部电影

文 / 东方早报

希腊诗人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安哲罗普洛斯：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死在电影的拍摄中。

“希腊电影泰斗”安哲罗普洛斯在拍摄最后一部电影时遭遇车祸身亡，留下未完成的“希腊三部曲”。

“我就在这里，在旅程的途中。我的大半虚度的年月，介于战争狂乱的年月依旧试着学会使用影像语言。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也是一次性质不同的失败。”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雾中风景》剧照，片尾姐弟俩终于超越生死，获得重生。

《养蜂人》剧照，习惯漂泊的孤独养蜂人在暮年与爱情相遇。

《永恒和一日》剧照，年迈诗人在生命中最后一天追忆似水流年。

1995年，台北金马影展举行了一次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回顾展，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与台湾诗人、导演鸿鸿做了一次访谈。谈话最后鸿鸿问及：你喜欢作为一个导演的生活么？这位希腊导演这么回答：“有首诗说，上帝给予人各自的死亡，每个死亡都有其必然性，有其节奏，有其感觉。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意死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

谁也不漏者会料到，这句对电影炽热的告白会一语成谶地成为一个充满宿命感的预言。2012年1月25日，正值中国的农历新年，人们沉浸在热闹的团聚氛围中，或许还漫不经心地开着关于“末世”的玩笑。一大早，遥远的巴尔干半岛却传来安哲罗普洛斯意外去世的噩耗。当地时间上周二（1月24日），在靠近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城市，安哲罗普洛斯被一名下班的警察骑摩托车撞倒，导致脑部大量出血，送往医院的几个小时后宣告不治离世。而就在事故发生地的不远处，便是他正在拍摄的电影《另一片海洋》的取景地。彼时，他正兴冲冲地赶往电影制作的旅途中……

这一天，无疑成为当代电影界的“日孝滚全食”日，这种戏剧性的、略带荒诞甚至讽刺的离开方式，对于全世界正期待着安哲罗普洛斯即将完成“希腊三部曲”的影迷来说，显然很难接受。

在不幸发生的第二天，为国家救助中心工作的急诊工作人员透露这样一个消息给一私立电视台，表示车祸后赶往事发现场的急救车刹车出了问题，被迫当场更换，因此耽误了送病人去医院的时间；但随即希腊健康署发布的公告驳斥道，当时安哲罗普洛斯根据自己的意愿找的私人救护车送院，救助中心的救护车只是到现场提供急救而已。这蹊跷的质疑与苍白的解释无疑又为大师的死蒙上了一层迷雾。

1月27日下午，雅典的天空阴沉，希腊人为安哲罗普洛斯举行了国葬。数千人自发前来为这位伟大的导演送行，其中大部分是崇敬他的影迷，以及来自文艺界和政界的重要人士。希腊国有电视网出资对葬礼进行了直播，曾出演《永恒和一日》的女演员Helene Gérassimidou在现场致辞：“他是一位时间与历史的诗人”。在传统的希腊东正教仪式中，安哲罗普洛斯下葬，从此真的“一日永恒”地与时间长眠。

“我是战争的儿童”

在安哲罗普洛斯76年的生命和40多年的电影生涯里，除去早期一部未完成的故事片和最后拍摄了一半的遗作之外，一共创作了13部剧情长片和2部纪录片。行云流水般的长镜头、迷人的场面调度、希腊北部阴霾的冬日、浓得化不开的雾中风景、永远处在旅途中的主人公、静如止水的时间和诗画叠加的空间、沉重的希腊历史与深邃的自我放逐，甚至一段空白的胶片、一只从海上升起的巨大雕塑的手、轰隆向前的火车，这些都可以成为解读安氏电影的关键词。

然而，了解这位导演的成长经历始终是解开他电影之谜的最有效的密钥。正如安哲罗普洛斯本人所言：“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生长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在成长时期尤其如此。”深受古希腊哲学、神话、诗歌与文学熏陶的安哲罗普洛斯，始终将他的电影美学根基深埋在这片生养他的广袤土地里。他的忧悒、痛苦、沉思与希冀都源于构建“另一个希腊”的乌托邦式的愿景。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1935年4月27日生于希腊雅典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母返慎薯亲则是一个尽职的家庭主妇，一心只想照顾好他们兄弟姐妹。童年时期，家庭并没有给安哲罗普洛斯太多的文艺启蒙。同那一代希腊人的命运一样，动荡的战争岁月成为他儿时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这些关于苦难的支离破碎的回忆，也成为日后电影创作中随处可见的魅影。

安哲罗普洛斯出生的第二年，梅达萨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独裁专政。安哲罗普洛斯曾经自称是“战争的孩子，记忆中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战争警报声，而第一个画面则是纳粹军队侵占雅典的场景”。1940年，墨索里尼的爪牙深入希腊境内；1941年，德军开始了对希腊的疯狂侵袭。这一幕后来成为《塞瑟岛之旅》（1984）的开场戏：在哈德良拱门边指挥交通的年轻德国士兵，被一个路过的孩子碰了一下肩膀，这个小孩随即跑入纵横交错的窄道深处，士兵在后面追赶……“从某种角度说，我们总是陷入残存的回忆之中，试图挖掘与重温我们亲身经历的某些特定时刻。我的作品中尽是童年与青年时的生活片段，还有我那时的情感与梦想。我相信这唯一的源泉，我们的全部所作所为都在这里。”

1944年希腊内战爆发，许多家庭因党派纷争而分崩离析，安哲罗普洛斯一家也难以幸免。在被称为“红色十二月”的某一天，极左激进组织“解放希腊人民军”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安哲罗普洛斯的父亲，而举报者即是他父亲的堂兄弟。安哲罗普洛斯在后来诸多的作品中对这种政治斗争而导致的家庭悲剧进行了反思：《猎人》（1977）里的激进分子伊亚尼斯与身为企业家的同名表兄因为不同阵营而反目；《哭泣的草原》中的双胞胎兄弟因隶属不同军队，竟在同一个战壕里互相厮杀。《流浪艺人》中的剧团和《塞瑟岛之旅》中的村民亦因为类似的缘由而分裂。

重建“另一个希腊”

父亲被带走之后，绝望的母亲甚至一度带着孩子们在尸横遍野中寻找丈夫的尸体。对于安哲罗普洛斯来说，9岁那年失去至亲的恐慌是童年时期内心深处最深刻的烙印。父亲失踪几个月后，又突然回归。安哲罗普洛斯这样描述和父亲的重聚：“我和其他孩子们一起在街上玩耍，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们走来。我知道那是父亲，于是立刻跑去家里通知母亲。她走出去迎接他，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我母亲对父亲开口说的几句话让我震惊，她问他是不是想吃点东西。于是大家围桌而坐，父亲在静默中缓缓地喝着汤，我们互相对视，强忍着眼泪，什么话也没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被关在希腊中部的某处。当他被释放后，徒步穿越了半个国家的旅程才回到家里。”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后来成为了安哲罗普洛斯第一部长片《重建》的第一幕。父亲斯皮罗的名字也成为多部作品男主人公的名字。

《重建》用冷峻的黑白影调讲述了发生在位于希腊北部最贫穷、落后的伊庇鲁斯地区的一件情杀案。故事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报道：一个村妇伙同她的情人，谋杀了从联邦德国回乡探亲的丈夫。不同于好莱坞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常见的犯罪类型片的表现手法，安哲罗普洛斯并没有停留在制造悬念的表面，而是把它看做阿伽门农悲剧的现代版本，凶手是谁一开始便十分明了，但是在情节的推动中，观众和主人公一起接受着内心焦灼的拷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谋杀，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了深入故事背后剖析整个事件的社会起因，安哲罗普洛斯曾经亲自到事发地和村民交谈，与嫌犯的家属交谈，甚至在开庭前和被告的律师交谈。

《重建》里这个军事专制土地上被遗忘的角落，成为“迷失的希腊”所有村庄的缩影。北方浓密的云和阴冷的雨，古老的民谣，这些影像好像嵌入了作者的潜意识，奠定了安哲罗普洛斯日后所有影像的基调。这部片子里初见端倪的对于现实问题和历史背景的关切与沉思，也从此埋下了一颗追问的种子：琐碎的小故事反映出宏大的历史，同时历史也决定了这些故事的命运。安哲罗普洛斯自己也曾表示：“《重建》囊括了日后所深化的所有题材，后来所有一切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变奏。”像他钟爱的瑞典大师伯格曼一样，安哲罗普洛斯一生都在执迷地在拍着同一部电影。

文艺实践始于诗歌

安哲罗普洛斯最早的文艺实践始于9岁那年，父亲被带走之后，他第一次开始写诗。16岁时就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作品。希腊诗人赛菲里斯和卡瓦菲的诗歌都对他有莫大(博客,微博)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几乎看遍了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翻译过来的国外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最钟爱的作家，年少时的安哲罗普洛斯曾经谎称生病逃学在家，就是为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同时，他也喜爱法国作家司汤达，即便成年后，《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仍然是他最爱的小说之选。后来，他也深受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

音乐方面，和许多爱乐者一样，从莫扎特开始入门，最后钟情于巴赫和维瓦尔第。古典乐之外，希腊的民族音乐也是他的心之所系，手风琴则是最爱的乐器。安哲罗普洛斯的音乐修养体现在他对电影配乐的把控，在与御用配乐师艾连妮·卡兰德若长达22年的合作中，音乐的重要性从不亚于影片的任何环节。两个人从电影拍摄初期便开始配乐的创作，卡兰德若不看剧本，而是用录音机录下安哲罗普洛斯对故事的想法，根据导演讲话时选用的词汇、停顿的方式、沉默的空间来体会安哲罗普洛斯本人对主题的理解。

在电影《雾中风景》原声带的前言中有这么几句希腊田园诗：“你在水边恸哭，低吟着悲歌苦调。蔚蓝海面上的海鸟呻吟，也没有你悲凉。”因此，凝练了巴尔干民谣曲风而显得更为内敛深沉的慢板式的挽歌，几乎成为安氏电影原声的主要风格，好像他的电影一样承载着历史的沧桑。然而，并非所有的创作都只有悲情的涌动，在《永恒和一日》的合作中，卡兰德若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因此创作显得尤为忧悒。安哲罗普洛斯说：你的曲子很美，但不是我想要的。这部电影完全是对生活的邀请。随后，卡兰德若开始弹奏一些原先准备放弃的曲子，安哲罗普洛斯立刻决定就要那首，这也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安慰了无数观众的影片的主题曲。在《尤利西斯的凝视》中，安哲罗普洛斯选用了他最热爱的手风琴作为主要的乐器，即是片中“当巨大的列宁石像在多瑙河上驶去时听到的音乐”。

曾因“过于成熟”被劝退

虽然安哲罗普洛斯8岁时第一次看了迈克尔·柯蒂斯的《一世之雄》，但是真正对电影产生兴趣是高中毕业之后，他开始经常流连于电影院里，看了大量当时风靡一时的侦探电影。1953年到1957年间，他遵循父母的意志在雅典大学学习法律，全家都期望他毕业后能接管律师叔叔的家族公司。大学期间的安哲罗普洛斯接触了当时朝气蓬勃的法国新浪潮运动，听到了阿伦·雷乃和戈达尔的名字。在一家只有男性观众的商业影院，他观看了戈达尔的新浪潮开山之作《精疲力尽》，并且为之深深着迷。同时他也开始阅读大量电影书籍，包括电影史家萨杜尔的电影辞典。

但即便如此，大学毕业后的安哲罗普洛斯仍在前程的选择中徘徊犹豫，直到11岁的妹妹乌拉突然患病去世，这个来自家庭的打击让他真正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决定：毅然放弃了法律，投身电影。为了纪念早夭的妹妹，《雾中风景》里的主人公小女孩便取名为乌拉。

1959到1961年，安哲罗普洛斯从大学退学，开始两年的兵役生活。在此期间，一方面他利用空闲准备出国求学；一方面，他参加了一个为训练新兵而环游希腊的流动任务，借此机会第一次走出雅典，从祖国的一头行走到了那一头。退伍后，“拍电影”的念头已经迫不及待，朋友们左拼右凑地捐赠了他一张火车票，这个除了满腔热情其他一无所有的青年就此踏上了寻梦之旅。

到达法国之后，安哲罗普洛斯做过夜间搬运工，卖过地毯，甚至在希腊人夜总会里做过歌手。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学习法语，先后学习了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之后，他报考了世界著名的法国高等电影学院，虽然物理、化学成绩都不及格，但是却以历史、文学和艺术学科的最高分被录取。在学校里，安哲罗普洛斯也认识了任教的萨杜尔，并且深受其赏识。凭借多年对电影的积累，很快，安哲罗普洛斯在学生中出了名，被同伴赞誉为“新的雷乃”或“罗西里尼第二” 。

不过，这位锋芒毕露的青年人和因循守旧的传统电影教学却始终格格不入，在一次课堂教学中，教授让学生交一个短片的镜头脚本，迟到的安哲罗普洛斯走进教室，问同学要了一根烟后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教授问：这是什么？安哲罗普洛斯答：这就是我的脚本，一个360°的全景镜头。教授极为不满地说：你不是来学习这个的。安哲罗普洛斯回答：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实验，如果学校里都不能实验，那还要去哪里？教授最后怒不可歇：滚回你的希腊去贩卖你的才华吧。这场冲突后，安哲罗普洛斯被学校以“过于成熟，无法适应教学”而劝退。虽然萨杜尔和欣赏他的同学为此抗议，仍然没有改变学校的决定。

1995年《尤利西斯的凝视》在巴黎上映时，当年的那群老同学一起回来与安哲罗普洛斯重聚，一群人一起喝酒，去戏院重温当年年轻时看过的电影。“不幸的是，在那么多同学当中，只有我成为一直坚持拍电影的人。”安哲罗普洛斯回忆道。

独树一帜的长镜头美学

1962年，安哲罗普洛斯参加了法国“真实电影”鼻祖让·鲁什在夏约宫人类学博物馆的电影课程，学会了如何手持摄像机，拍摄时如何调整呼吸，并且创作了一系列纪录片。其间，他还和原来高等电影学院的朋友们一起拍摄了一部16毫米的黑白短片，讲述一个被追杀的男子四处逃逸的故事，名字就叫《黑与白》，但因资金问题并没冲洗。多年后，他从当初合作的摄影师朋友那里得知，电影底片后来得到了冲洗和修复，一直存放在法国LTC研究室里。类似的“寻找底片”的情节多次出现在安氏电影里，《尤利西斯的凝视》中，哈维·凯特尔扮演的主人公导演长途跋涉寻找丢失的马纳基兄弟拍摄的电影底片；《雾中风景》里，小男孩从暗夜的雪地里捡到一段不知名的胶片；《时间微尘》中， 威廉·达福扮演的导演同样是从资料馆里保存的斯大林时期的旧电影底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在法国的日子里，安哲罗普洛斯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海量地观看电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浏览了众多风格流派的电影之后，很早就在内心自动形成自己的风格偏爱，他并没有沿着爱森斯坦那套蒙太奇理论走下去，而是一头陷入对长镜头运动的美学里。安哲罗普洛斯深受沟口健二、安东尼奥尼、茂瑙的影响。对横移镜头，固定镜头和360°全景镜头，及镜头内切、景深手法和平行叙事极为迷恋。

与古典好莱坞传统里将电影高潮依赖于与时钟的竞赛不同，安哲罗普洛斯反对将真实的时间压缩成一堆碎片，仅仅关注每块碎片的高潮，将每个镜头开始与结束时的呼吸消除。他讲究在完美的场面调度中获得迷人的叙事效果：“我喜欢安东尼奥尼对长镜头的控制，比预期稍长一点的长镜头攫住了呼吸。我所拍摄的第一个镜头就已经是全景镜头了。” 1975年执导的第三部电影《流浪艺人》标志着安氏独树一帜的长镜头美学的成熟，片长230分钟的《流浪艺人》全片只用了80多个镜头。长镜头由此成为安氏影像的标志之一，也为其在国际上赢得了大师级的赞誉。

1976年，美国影评人皮特·帕帕斯评价：希腊电影史将以它作为分水岭划分为“前《流浪艺人》”和“后《流浪艺人》”两个时代。安哲罗普洛斯本人曾表示：在头两部的《重建》和《36年的岁月》中，自己深受“布莱希特间离化”叙事风格的表达技巧，学着用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审视、低吟甚至迂回的方式来讲述军事专制下的政治化题材。而《流浪艺人》带来了他个人“布莱希特时代”的终结。

踏上心灵放逐之旅

早期的“希腊近代史三部曲”（《36年的岁月》、《流浪艺人》和《猎人》）回望了从1935年梅达萨斯专政前后混乱无序的社会动荡，到1952年内战结束，右翼凯旋，以及1970年代末，右派势力专制，民主却仍未实现的一段希腊近代史。在此之前，人们几乎都认为安哲罗普洛斯的政治倾向无疑站在左翼的阵营，即便安哲罗普洛斯自己也说过《流浪艺人》是他个人“最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然而，1980年的《亚历山大大帝》上映后，正式宣告了安哲罗普洛斯早期明显左倾立场以及革命怀旧情绪的结束。在这部史诗电影里，安哲罗普洛斯以冷静的理智反思和解析了左翼的政治实践，仿佛预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在完成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之后，怀着一颗正视人类苦难的良心，艺术家重新踏上了心灵的放逐之旅。1980年代，他接连拍摄了“沉默三部曲”：《塞瑟岛之旅》、《养蜂人》 、《雾中风景》，将目光落在了历史风雨下的个人际遇上。“漂泊、寻父”成为旅途的关键词。其中尤以讲述两个小孩寻找父亲的《雾中风景》承上启下地开启了对于“边界”的探讨。这篇影片是安哲罗普洛斯为自己孩子拍摄的电影，因此尽显温情，甚至因为女儿的建议而改动了原定的故事结局：旅途终点，两个孩子穿过迷雾看到了一棵葱郁的树，超越了死亡获得重生。如果说，之前的安氏电影因为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而多少显得晦涩难解，那《雾中风景》则无疑是把观众带进他内心世界的桥梁之作。

进入1990年代后，安哲罗普洛斯拍摄了《鹳鸟踟蹰》、《尤里西斯的凝视》和《永恒和一日》（被称为巴尔干三部曲）从探讨国土意义上的边界问题过度到对生死界限的追思。最后一部《永恒和一日》讲述年迈的诗人在生命最后一天里的“追忆似水年华”。该片被看做是安哲罗普洛斯一生电影生涯的总结。影片中主人公不停在追问：明天是什么？妻子给出了一个简洁而隽永的回答：是永远再加一天。

不肯消失的电影幽灵

《永恒和一日》之后，安哲罗普洛斯一度宣布息影。这段时间，他忙于接受来世界各地的“终身成就”的嘉奖，他曾自嘲说这些荣誉是给死者的安慰。正当人们以为他就此告别影坛时，暌违四年，安哲罗普洛斯又带着“希腊三部曲”的宏伟构图回归。接受采访时他说：“这几年来，我逐渐成为展示自己的博物馆，到处是我的回顾展和各种锦上添花的荣誉。电影在我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失去了重要性。但我希望提醒新一代人重新发掘电影，我要像一个不肯消失的灵魂，站在电影院不肯消失的银幕前面，呐喊着提醒人们：电影仍然存在。”

在已公映的三部曲之《哭泣的草原》、《时光之尘》两部影片中，安哲罗普洛斯将原定第三部的故事跨度也已讲完，他说，第三部《永恒回归》将是留给未来的一部电影。最终，安哲罗普洛斯仿佛以这种神秘的告别兑现了他的诺言。虽然没有陪伴我们走完旅程的最后，但我们仍要感谢他“将时间的流逝变得如此甜美”，他将对未来无限的沉思留给了我们。

在1月27日这位大师的葬礼上，影片《重建》里那首古老的民谣再次响起，令人想起安哲罗普洛斯生前改写艾略特的诗句描述自己的一生：“每一次在一团模糊的感觉中开始新的冒险，向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动袭击，去寻找那已经失去的东西，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循环往复……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雾中风景》剧照

推荐书目： 《尤利西斯的凝视》，诸葛沂著； 《发现安哲罗普洛斯》 Michel Ciment/Helene Tierchant合著;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访谈》，Dan Fainaru编著

《时间的灰烬》海报

《雾中风景》电影海报

《永恒和一日》电影海报

安哲罗普洛斯作品年表

1965年 《福尔曼故事》

（Forminx Story）（未完成）

1970年 《重建》

（Reconstruction）（首部长片）

1972年 《1936年的岁月》

（Days of 36）

1974年 《流浪艺人》

（The Travelling Players）

1977年 《猎人》

（The Hunters）

1980年 《亚历山大大帝》

（Megaleksandros）

1981年 《一村，一村民》

(Chorio ena, katikos enas)（纪录片）

1983年 《雅典，重返卫城》

（Athens, Return to the Acropolis ）（纪录片）

1984年 《塞瑟岛之旅》

（Voyage to Cythera）

1986年 《养蜂人》

（The Beekeeper）

1988年 《雾中风景》

（Landscape in the Mist）

1991年 《鹳鸟踟躇》

（The Suspended Step of the Stork）

1995年 《尤里西斯的凝视》

（Ulysses" Gaze）

1995年 《卢米埃尔与四十大导》

（Lumière and Company）中的一段(短片)

1998年 《一日永恒》

（Eternity and a Day）

2004年 《哭泣的草原》

（Trilogy: The Weeping Meadow）

2007年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To Each His Cinema) 中的一段 (短片)

2008年 《时间微尘》

（The Dust of Time）

2012年 《另一片海洋》

（The Other Sea）（未完成）

5. 什么是影视人类学

文字文本是由一系列的书面符号组成。文本与影像作品的区别在于文本通过概念等抽象性描述和概括来陈述，而影像则是对现场直接形象的表现。文字等书写符号的发明和使用要远远早于影像技术。照相机出现以及19世纪末活动影像——电影制作的发明之后，人类学悔滑除了采用文字与书写符号撰写民族志和论文，也开始采用影像和影视的表达形式。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是以影像和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照片的拍摄、分析和民族志电影或录像以及多媒体的制作和使用最为常见。 然而，以文字作品为主流的人类学学术界，影视作品一直处于前乱辅助性的边缘位置，这显然和重文字轻图像的人类学传统相关。然而，人类学家发现，有别于文字撰写，影视方法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可以寻碧悔腊求对文化的另一种理解形式。而且，影视表现可以方便地实现人类学者—读者(观众)—当地人三者之间的直接交流，特别是把人类学思想反馈给那些异文化或没有书写符号的当地人。 文本与影视这两种类型的民族志具有相通性。即人类学影视作品和文本民族志一样，它们都是对某种真实状态的陈述。影像不必模仿文字，文本书写也不可以直接套用到影视表达上。由于文字撰写和影视表现二者重要的不可替代性，亦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互补性。本版文章介绍影视人类学的来龙去脉、理论与方法以及今日多样性的发展，以飨读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6. 人类学十大流派代表人物有哪些

人类学十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如下：

1、古典进化论：斯宾塞、泰勒、摩尔根；

2、传播论学派：拉策尔、弗罗贝纽斯、格雷布奈尔、里弗斯；

3、历史特殊论学派：博厄斯、克罗伯、萨丕尔；

4、法国社会尺首冲学学派：杜尔克姆、莫斯、赫尔兹；

5、英国功能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

6、文化与人格学派：弗洛伊德、卡迪纳、米德；

7、新进化论学派：怀特、斯图尔德；

8、结构主芹敏义人类学：巴尔、尼达姆；

9、象征人类学：利奇、道格拉陵歼斯；

10、解释人类学：韦伯、帕森斯。

7. 娱乐休闲＞电视记录片拍摄导演周浩简介

周浩，21世纪影像工作室导演。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报》任摄影记者。
1998年，其拍摄的图片专题“中国西南地区工业污顷散染状况”获美国“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专业摄影记者新闻摄影比赛(北京站)第二名。
2002年，其获得IPS（Inter Press Service）的奖学金资助，沿湄公河流域考察沿岸各地人民的生活与经济状况，并重点考察了上湄公河河道开通，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考察历时一个月的时间，相关报道迄今仍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关于湄公河流域生活与发展状况的报道。
2002年，其在中国长江雀首氏三峡大坝蓄水前，耗费两月徒步穿越三峡地区，详实地报道了当时三峡地区移民的真实生活。在其近10年的职业生涯里，曾为台湾《大地》地理杂志拍摄了十余个专题，题材涉及民俗、人文、环保等，成为该杂志在中国大陆最佳图片摄影师之一。
2001年下半年，尝试纪录片的制作。2002年，完成处女作《厚街》。2003年5月，此片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同年，该片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4年，《厚街》入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厚街》入选“广州国际三年展”，此片被喻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芹手
2006年，其第二部作品纪录片《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8. 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它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镇行传带旅激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就内容而言，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等同，而与一般纪录片有异。蠢袜

9. 早期中国彩色电影

*
第1章 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1905—1921）
电影在发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这一天是世人公认的电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开始，卢米埃尔陆续派遣了近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这些摄影师涉足过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陆，拍摄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国拍摄的影片，电影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根据记载，1896年8月11日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日子。这一天，上海徐园的“又一村”茶楼放映了多部外国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现了电影放映活动，一个美国电影放映商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电影。1904年，电影放映活动由民间进入宫廷。在慈禧太后70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向宫廷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放映过程中由于摩电机突然炸裂，慈禧认为此物不吉祥，清宫内从此不准放电影。然而，此事并未阻止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最早在中国放电影的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拍电影的也是外国人。自电影传入中国到辛亥革命，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不少外国摄影记者来到北京拍摄纪录片。1904年，在发生于中国满洲旅顺口的日俄战争期间，也有外国摄影记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国长期从事拍片活动的是意大利人阿历克·劳罗，他于1907年来到中国经营电影放映，后来从事拍片活动，拍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强行剪辫》、《上海风景》等短片。
尽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确凿的证据，但大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活动开始于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记录京剧名角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军山》。稍后，谭鑫培表演《长板坡》等剧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据说，直到1909年遭到火灾之前，丰泰照相馆的拍片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选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中国人较早摄制的新闻片是《武汉战争》（1911）和《上海战争》（1913）。前者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的几次重大战役，而且不久即再现于银幕，深受欢迎；后者记录了上海各界为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而进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场面，于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与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时映出，被称为“空前绝后的活动影戏”，连映数天。这两部影片是中国人借助外国影片公司的设备拍摄的，中国电纪录电影的发展有还待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关注电影，于1918年设立活动影戏部，摄制的影片分为5类：风景片、时事片、教育片、古剧片、新剧片，其中前4类均可归入新闻纪录片的范畴。风景片如《上海龙华》、《浙江潮》、《普陀风景》、《北京名胜》介绍了祖国的风景名胜，新闻片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第五次远东运动会》报道了新闻事件，教育片如《女子体育观》、《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严肃的内容，古剧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记录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剧片段。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动持续到1927年。
1919年，几位民族资本家集资兴办了专营电影的公司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饭桶》，该公司拍摄的均为纪录片，包括戏曲片、新闻片、风景片。戏曲片《四杰村》是该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后不仅在国内放映而且运往美国放映。此后，它还拍摄了新闻片《周扶九大出丧》、《张季直先生的风采》、《圣约翰与南洋球赛》、《南京的警政》，风景片《矮子坟》（南通古迹）、《南京风景》。这些影片均摄于1921年，总体来说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但它拍摄于1923年的新闻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受到广泛欢迎，该公司在拍完此片后宣告停业。
电影与资本密切相关，没有资本就没有电影，资本的状况决定着电影的状况。20世纪初，中国电影的制作主体是民族资本家，由于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薄弱，摄制影片的数量有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在1905年到1921年摄制的新闻纪录片仅30多部。“纪录片”这个用语是后世对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笼统称谓，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被称为“影戏”，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新闻影片”的说法，“纪录影片”的说法大约出现于30年代初期（较早见于1931年出版的梁实秋主编的《实用英汉词典》）。电影在诞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被当作“新奇的玩意”对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统人士和统治者的关注
*
第2章 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1921—1931）
2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纷纷投资电影业，中国电影获得了较大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混乱、艰难甚至畸形的，但对30年代民族电影的繁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个时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进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闻纪录片的数量比过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大型文献纪录片，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来华拍片改变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格局，对国外新闻纪录电影发展状况的介绍和讨论促使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关注新闻纪录电影，人类学纪录片初现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资本投资的影片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些公司往往是从拍摄新闻纪录片开始的。20年代，约有20多家公司拍过100多部新闻纪录片。与以前相比，不仅影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许多影片已不只是对旅途风光或新奇景观的扫描，还将镜头对准重大社会事件，使新闻纪录电影摆脱了卑微地位，获得了上层人士的关注。这个时期，拍摄新闻纪录片最多的几家影片公司分别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对20年代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贡献最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创始人黎民伟可谓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创建和主持人我镜剧社期间拍摄了故事片《庄子试妻》，由于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与当时大多数把电影当作娱乐或赚钱工具的电影商人不同，黎民伟认为电影不仅能供人娱乐，而且能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明确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并在当时中国电影业远离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黎民伟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亲自担任摄影师拍摄了有关的新闻片。此后，他又相继拍摄了《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等。孙中山去世之后，他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1925）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1926）。后来，他将以往拍摄的影片汇编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并于1941年重新编辑了此片的有声版，名为《勋业千秋》。黎民伟在20年代拍摄的其他新闻纪录片还有：《世界妇女节》（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国葬礼》（1924）、《广东全省运动会》（1925）。
由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摄了相关的新闻纪录片，如长城画片公司的《孙中山陵墓奠基记》（1926），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记》（1927）、《总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战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军北伐记》（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军战史》（1927），上海影戏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总理奉安纪念》（1929）。
与从前相比，20年代新闻纪录片的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北伐战争，还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闻片《五卅沪潮》、《上海五卅市民大会》、《满天红时事展》，以及反映当时其他重大社会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如复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济南惨案》（1928）、《张作霖惨案》（1928）。有些影片记录了知名人士的活动，如《孙传芳》、《卢香亭》、《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当年拍摄了多部新闻纪录片，如《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徐国梁出殡》、《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万国商团会操》。
早期来华拍电影的外国人几乎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20年代中期两位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先后来到中国拍摄了两部新闻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编导）反映了苏联自制飞机考察队首次从莫斯科途经蒙古到中国的飞行，《上海纪事》（1927，雅科夫·布里奥赫编导）表现了第一次国内战争后期上海的生活和斗争。
20年代，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初现端倪。据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首次来到中国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外国人，他从1927年开始率领一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联合考察队对中国西北部进行了8年的考察活动，拍摄了大量活动影像资料。瑞典考古学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来到中国，利用电影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见所闻，对塞外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
第3章 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1931—1945）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获得了初步发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问世使新闻纪录电影的表现手段趋于完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重视新闻纪录电影的作用，不仅加强对民营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营影片公司。进入30年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新闻纪录片的重大影响，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由派人到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发展到在中国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图控制中国的电影业。这个时期，其他一些国家的电影机构也派人来到中国拍片，这些影片向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活动。
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许多影片公司都认识到了拍摄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意义，纷纷派出摄制组奔赴战场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中小公司也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这些影片均拍摄于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战》和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是两部内容丰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沪战争结束后，一些影片公司和个人赶赴北方战场，继续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反映东北战场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和辽吉黑后援会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记》（1933）；反映热河战场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战史》（1934）、慧冲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泪史》（1934）以及张汉忱的《榆关大血战》（1934）和《长城血战史》（1934）；反映绥远战场的有西北影业公司的《绥蒙前线》（1937）、新华影业公司的《绥远前线新闻》（193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以及一家半官营性质的影片公司，即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拍摄了《风雪太行》和《华北是我们的》两部抗战纪录片）。
“中电”从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变之前，总共出品了53期杂志片《中国新闻》和几本军事教育片。这些影片主要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其中不少是以反共为内容的宣传片，如《“青年”与红军作战经过》、《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电”暂时改变拍摄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摄《中国新闻》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杂志片《抗战实录》，前者主要报道后方动态及国民党政要的活动，后者主要记录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线作战的情况。八一三事变后，“中电”从南京迁往芜湖，1938年初又迁往重庆，主要拍摄新闻片，如表现我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寇的《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活跃的西线》。1939年，“中电”拍摄了《胜利的前奏》和两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
“中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设在江西的“剿共”军事机构“南昌行营政训处”下辖的电影股，主要拍摄反共新闻纪录片，编辑在《电影新闻》中，抗战前已出品30多号。电影股移至武汉后改称“汉口摄影场”，经过改组扩充之后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武汉时期的“中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成了制作抗战新闻纪录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编辑成《抗战特辑》。在1938年9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制”从武汉迁至重庆，自1939年起增设新闻影片部，由郑君里负责。他在主持新闻影片部期间，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报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以及他们的风俗人情、宗教活动，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献粮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修路的场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摄制遭到种种阻挠，“中制”和“中电”的进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战胜利前夕，罗静予将“中制”抗战以来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带到美国，与美国导演费兰克·卡普拉合作编辑了纪录片《中国之战》（卡普拉编导的七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电影界也开始摄制抗战新闻纪录片。在香港拍摄的近百部抗战电影中，新闻纪录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长超过8000尺。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大型抗战新闻纪录片是大观影片公司的《广州抗战记》（1937），记述了广州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共同抗战的情形。后来，又出现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保卫华南》，爱群影业公司的《西北江血战》，中国新闻社的《华南烽火》，建华影业公司的《厦门血战记》，华北新闻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国际影片公司编辑上映的《抗日战绩》、《八路军攻打平型关》，以及香港“青年摄影团”在延安拍摄的《延安内貌》（又名《西北线上》）。
从1931年至1945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是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共识，成为新闻纪录片的主流，许多机构或个人都拍过以此为主题的影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个时期表现其他内容的新闻纪录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如风光片（《万里长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体育片（《中外足球比赛》，1931；《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1935），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1933；《斩经堂》，1937），社会新闻片（《杨虎城阅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闻》，1935；《鲁迅先生逝世》，1936），企业纪录片（《中华之丝绸》，1932；《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1935；《胶济路客货运输设备及沿线风景》，1935），家庭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1934，刘呐鸥编导）。以上所列仅为30年代拍摄的部分影片，进入40年代之后这几类影片的数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五大片种之一，在三四十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教育电影推广处等机构热心于教育电影的制作，内容多为地理风光、国防常识、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农事活动，其中的大多数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孙明经教授拍摄。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经江苏、山东、河北到达北平，又随西北考察团赴山西、察哈尔、绥远，沿途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摄的《农人之春》，此片参加了1937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并且获得国际农村影片竞赛三等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参加国际影赛并获奖。
*
第4章 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1938—1949）
在中国当代史上，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主张抗日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和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人民电影开始于新闻纪录电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才创办延安电影团。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延安电影团进行拍摄活动的前后，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1938）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1938）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新四军的电影活动，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人民纪录电影成长于解放战争的洗礼中。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结束之后成立的西北电影工学队，继续为人民电影事业输送新鲜血。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发展到983人。建国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电影厂时都从东影抽调干部，故东影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东影在成立之初确定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收复国土的战役中，东影和北影向全国派出的摄影队有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中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春，钱筱璋带领东影新闻片组的40余人于4月初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影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影。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影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影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战报》），1部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至4号。其中，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即将进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