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论

『壹』 270分啊~~~大家帮我找找大作家 夏衍 的研究资料~~谢谢

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今浙江杭州彭埠镇严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本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

1920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

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

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

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上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及《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一届全委会委员。

195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常务理事。

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再次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国影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中国影协主席。

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并致开幕词。

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1995年，在北京医院逝世。

夏衍在充满惊涛骇浪的20世纪中国文坛上奋战70载，以不知疲倦的独特品格、英勇善战的辉煌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成为我国卓越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文化战线领导人。

在“夏衍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夏衍艰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献的功业，有了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的理解。这位世纪老人在众多的文化领域不倦地开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孙家正同志说：“夏衍是中国电影的根。”真乃一语中的。

夏衍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派夏衍进入文化界，并深入到电影界。遵奉党的“将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与郑伯奇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奠定了中国电影重视文学创作与导演运用蒙太奇语言的理论基础。犹如“窃火者”将火种与技艺送到人间。

随后，党组织决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黄子布）为组长的电影小组，开拓左翼文化阵地。他们在上海各主要报刊陆续开辟了电影副刊，发表大批有分量的电影评论文章；加强了左翼电影队伍的组织工作，形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创作力量；大力译介苏联电影创作及理论，由夏衍化名丁谦平翻译刊出苏联有声电影剧本《生路》，这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与有力的斗争，促进了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高潮的出现，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不可磨灭地记载着夏衍的劳绩与奉献。

为了摸索电影创作的规律，他成了电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表、手电与笔记本，一部电影要看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先看一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然后分析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为什么能感人。一个镜头或一段戏完后，用秒表算算几秒钟或几分钟，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长。这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加以研究，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

夏衍创作的第一部电影《狂流》，于1933年3月问世，在上海引起轰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新电影真正的诞生。它第一次把摄影机对准农村，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同年，他向观众奉献了4部优秀剧作；此后每年均有两部以上影片问世。10余部姿态崭新的电影，以广阔的生活视野、鲜明的主题思想、巧妙的艺术构思，赢得了广大观众，奠定了他在电影界备受尊崇的地位。

《春蚕》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银幕，开创了将名著改编为电影的先河。这也是将中国新文艺作品改编为电影的第一次尝试，获得观众、文艺界和鲁迅先生的赞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春蚕》又受到西方电影同行的赞美。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又创造性地把《祝福》（鲁迅）、《林家铺子》（茅盾）、《憩园》（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使之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名作，达到电影艺术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是一部电影艺术创作理论的重要著作。里面既有从事电影创作的宝贵经验总结，又有电影艺术领域普遍规律的概括与阐述。欧阳予倩评之曰：“言简而意赅，语近而旨远，对于学习编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标。”此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案头必备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电影的夏衍，还常常动手为他人修改剧本。许多著名影片的脚本都经他亲笔改过，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风暴》、《聂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经他修改的地方多达240多处。邓小平同志曾赞之为“电影医生”。

夏衍对于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难以尽述。在这位前驱者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之际，国务院特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这，就是深受电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师夏衍。

二

夏衍在戏剧领域呈现出卓尔不群的大家风范。他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至50年代止，20年间发表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而被认为是他的3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品。他的剧作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他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剧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于其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的发表、公演与轰动而闻名于世的。

综观夏衍的话剧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确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们是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时代感与娴熟的艺术表现力的有机统一。他的剧作无不环绕着时代、社会与人生展开，但又总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表现。因其中大部分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故而内容几乎都与抗战有关，无不贯穿着全民抗日的时代氛围。他善于从社会一隅的现实事象中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成长。他一方面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映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另一方面又寄托无限希望与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剧作每每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他们的悲苦与欢欣。著名评论家唐弢先生誉之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

其二，夏衍剧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长描写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颗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让他们蹉跌、创伤、爱憎、悔恨，最终达到一个可能到达的结局。他笔下着重歌颂的正面人物，也总带有缺点，带有时代与阶级的烙印，因而显得更真实、更自然。描写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发掘内心世界为主要艺术手段。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逻辑，要真实。他说，只有真实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过人物真实、复杂的思想感情，才能与观众交流，激起共鸣。他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准确再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练的动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独特的内心感受；他以有机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处环境构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独到的手笔，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艺术功力。

其三，夏衍剧作的艺术结构单纯集中、严谨匀称、意境深远，与他整个艺术风格相统一。他的戏剧情节总是紧紧围绕着主题而发生、发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戏剧结构的起承转合，讲究布局谋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说他的戏过于平淡，我们恰恰认为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正是他不同于别人的艺术追求。他总是把笔力用于渲染冲淡、深远的意境，从中深入刻画人物精神的振荡、心灵中的搏斗，比如《法西斯细菌》。他的剧作结构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迹，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作家的匠心，仿佛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这正是夏公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

夏衍的剧作，对后人显示着悠久的艺术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见的戏剧观念，对戏剧创作艺术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于后代同样具有长久的启迪作用。

三

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夏衍首先以翻译外国理论书籍及文艺作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以翻译家沈端先的名字为文坛所知。他的第一部译著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撰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本最早、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著作；也是经过他的笔，第一本被介绍到中国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后在妇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早期妇女运动工作者胡子婴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及过，她们当时组织妇女进步团体时，特地选用此书作为学习教材。此后，夏衍又以不倦的劳动翻译了许多进步文学作品与论著，如芥川龙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选译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新兴文学论》等，在进步文化界亦发生过重要作用。由于这方面的显著成绩，1928年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时，他被选为9名执行委员之一。

当然，在夏衍翻译事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对高尔基《母亲》的翻译与传播。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著，经过他的笔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对于身处在高压下的中国民众，《母亲》是一线点亮心灯的明光。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部畅销书，一年内重版两次，很快遭到查禁，聪明的书店老板把封面由红色改成绿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国禁止发行。文化名人夏丏尊当面质问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并将书名改为《母》，署名改为“孙光瑞”，“破例来个冒牌”，由开明书店一连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读者中的强烈影响是无法禁绝的，它总是生命不息地流传着，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发表了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典范的作品《包身工》，并立即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他是在艰难地、认真地进行大量调查、体验的基础之上，以惊人的透视力，对“包身工”所处的人间地狱作出了精确的判断，得出了深刻的认识，然后运用他特有的冷峻、锐利的笔锋，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最底层的生活，血泪斑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西欧、北美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描绘。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当年索洛警告过美国人当心每根枕木下横卧着的尸骸，夏衍则在《包身工》中警告这些殖民者当心呻吟着的每一个锭子上的中国冤魂。直到老人家离去前不久还曾说过：“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固然是他对自己作品过于苛刻的评价，但也从中透露出对这部传世之作客观价值的重视。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他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达12年之久的起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他常幽默地讲，自己只是个业余作者，正业则是新闻工作。从中至少可以让我们感悟到他对新闻战线岗位的重视。是的，12年新闻记者的劳绩，实实在在地体现于约五六百万字的成果。在他自认为“毕生最难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几乎每日不停笔，每天至少一两千字。政论、杂文、散文、随笔……各种内容无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科学、人物、社会生活、时事评论、旅游札记……真可谓丰富多彩、文情并茂。廖沫沙同志在为《夏衍杂文随笔集》而作的序文《凌云健笔意纵横》里就此而论曰：“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报》等报刊上每日必写的社论、报道、补白等之外，他还有十分擅长的一手绝活：自然科学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机无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这样集中地描画与介绍自然界事物的生长变化，或者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人论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胜，在我国文坛上却还是罕见之作。”于此可用他写于1940年战火频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为佐证，从中很可以看到这位前辈的灵魂。文章写道：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寥寥数百字、讲述了一个涵盖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笔法如此简洁、生动、深刻、透辟，言情言志，惠及友朋。

全国解放后，夏衍自云：“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于是又应《新民晚报》之约，开辟了“灯下闲话”专栏，以匡正时弊，扶正祛邪。20世纪60年代，他又应《人民日报》之约，针对大跃进的失误，以笔名黄似在“长短录”总题下，与文友们连续发文总结经验、评价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读者中流传颇广。

在艺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没有成为夏衍事业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热爱艺术，但不止于艺术。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在艺术家看来也许是不屑一顾的组织、说明、动员、劝解、安置、迎送、争取、营救等工作。这是如此具体、细致、困难、艰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生活、温暖大地的最宝贵的挚情。“夏公”这个称呼始于何时、出自何人的准确结论尚待考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文艺界朋友们就这样称呼他了，公，是正直无私的意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公，又是对长者、显者的尊称。当时的山城重庆，是大后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环境险恶，矛盾交错，困难重重。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工作，获得这样的称呼绝非偶然。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文艺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气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红耳赤的纷争，变作一团和气，他堪称文艺球场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衍对党有一颗忠诚的心。他童年时家境衰败，在8个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岁丧父、全靠寡母辛勤劳作和亲友接济帮助，勉强解决衣食问题。贫穷、窘迫，使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慈母爱怜地称他“洞里猫”。14岁高小毕业，当过染坊学徒；15岁以“品学兼优”被推荐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读书；19岁卷入五四运动的狂潮，发表抨击封建、守旧舆论的激烈文字，得到陈独秀的赞许；20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带着师长们“工业救国”的嘱托，东渡日本求学。在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洞里猫”的思想深处掀起了波涛，从“工业救国”的“洞”里走出，成为留学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孙中山先生亲自关怀下，指定李烈钧将军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随即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扑面而来的白色恐怖中，共产主义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风采。他彻底醒悟了，毅然走进被血与火包围着的革命者行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找到马克思主义，找到党，他从此坚强而自信。遵照党的思想路线，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璀璨阳光冲破浓重阴霾的时刻到来时，民心大快，万众欢腾！党中央为夏衍平反，恢复名誉，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当益壮，锐气不减当年。他和祖国、人民一起，为崇高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事业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奋斗了20载寒暑春秋。

85岁高龄时，夏衍写成长达33万言的重要著作《懒寻旧梦录》献给人民。他告诉读者：“我这个人很平凡，但经过我的这个时代，实在太伟大了。”

在他90岁生日之后，他对身后之事作了不同寻常的安排：

他把价值百万元的藏画，统统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条件是：不要奖金，不要奖状。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费送他去日本求学。

他把稀世珍宝《纳兰成德长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条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把他引上斗争的舞台。

他把价值连城的珍贵集邮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

他还有什么可捐献的？字画、长卷、集邮、藏书，再珍贵也是有价的；而他对祖国、对事业的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却是无可估价的！

夏公以95岁高寿离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

于今，夏衍的才干、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夺目的人文精神已汇入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时，他又以现代人的至高品格丰富了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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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电影导演论电影

作者：(法)雅克·奥蒙

译者：车琳

豆瓣评分：7.6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1

页数：255

内容简介：本书论述了世界电影史上最著名且最具个人风格的导演，是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

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系统考察。

本书分为四部分：理论家理论；现象与影像，现实与书写；电影机器与社会作用；电

影艺术与创作。作者认为，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许多导演都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这些理

论，根据它们的系统化、创新和扩展程度的不同，也会显得大相径庭。但希区柯克、帕索

里尼、布莱松等导演本人及其作品已经成为这些理论的化身。

作者将导演们的理论阐述和他们的作品风格、模式两相比较，由此引出种种值得深入

探讨的电影问题。

作者简介：雅克·奥蒙(Jacques Aumont)，1942年生，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电影学教授，研究领域涵括影像美学、电影理论及电影史。主要学术著作有《无尽之眼》、《电影导演论电影》、《观众之旅》等。

『叁』 电影理论的完全导演论

完全导演论是研究电影客观性的当代电影理论，是相对于电影的微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基础理论，也称电影存在理论，是应用制度经济学对电影史论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电影产业史和电影导演史的综合比较以及梳理电影全流程而建立的电影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当代电影制作人如果能够在一系列电影中主要担任编剧、导演、制片人、监制、甚至明星的角色，并能整合以上职能的资产包，就能形成好莱坞意义上的Package，并能得到银行或基金的有力支持，该电影人就可称之为完全导演。该理论倡导电影导演在电影创意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观念，同时引发的电影理论运动及评论现象。
该理论是基于对美国新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的比较研究，同时结合中国电影新生代的电影运动现象提出的理论概括和模型推演，主要理论文章缘起于林天强博士发表于《当代电影》的文章《新电影的观点》《从制片人中心制、电影作者论到完全导演论》等。

『肆』 为什么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

《导演电影―电影导演的艺术》[美]埃里克�6�1舍曼 丁昕等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作者给出一个一个问题，不同的导演根据自己的拍摄实践给出甚至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对于想拍电影的人来说是一个借鉴，对于一般读者是一个非常好的关注电影的视角。那种正反两种思维都合理且都很有必要的观点放在一起，对于我们思考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导演，他的电影就是他的王国，谁也无法主宰，除了他自己。所以，电影往往充分的表达导演的思想，导演往往有独特的思想。电影多大程度的达到他的思想，就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艺术。
电影是综合艺术，它强调的是整体感，用具体的音响、摄影、剧本、表演、剪辑等都要围绕这个整体感，没有整体感的摄影再美都失去它在影片中特有的意义。有时候太突出的某种个体性艺术表达反而会破坏整体。就像罗丹把巴尔扎克的双手（雕刻得非常精美）无情的砍掉一样，有远见的导演往往也需要这方面的智慧。
电影导演的任务就是任何可以运用的形式把自己的观念、艺术理念比较好的传达出来，使电影的整体感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烙印。
导演就是用图像表达感情和理念的动物。无论你有多么深厚的人文底蕴，有多么博大的终极关怀，你必须首先通过图像，并且熟练的运用镜头语言表达。优秀的电影还需要使这种转变变得流畅，观众要能感觉你明朗的风格， 又可以知道你表达的东西。这就给了你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你的观念你的感情要有独特的地方，这方面可以给观众以非常强烈的印象。另一方面，表达的手段要有你自己的风格，也就是镜头语言，也就是你的理念的图像转化问题。这涉及到电影形式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电影技巧、电影理论构成了它主要的活动空间。
电影是一种感觉，并且，电影是不同于生活的另一种感觉，我们的生活也许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我们的电影不可以，它必须给我们新鲜的东西，特别是优秀的作品，它总是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不同反响的震撼力。
“一直吊着观众的胃口”是电影一直比较常用的策略，每个观众在观影时都会带有某些疑问，跟着剧情的发展寻找答案，它让观众积极主动的进入电影，使观众和电影互动。可能很多情况下直到电影结束观众都没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或者说电影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什么答案。有些时候观众走出电影院会恍恍忽忽的。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回味吧。
电影和戏剧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戏剧的一次性表演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其导演能力的发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一次性给导演更高的要求。但演员在戏剧中还是发挥中心的作用 ，而在表演时导演只能在静静的观赏着，表演前的指导不一定在戏剧表演时必然带来效果，但在表演时你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以这种状态呈现 。可是电影导演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反复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直到最佳状态为止。他在表演中都可以及时的指导。所以，电影导演更多体现的是导演的想法和艺术。导演可以做很多的工作。而正是在这诸多需要抉择的工作中导演的艺术追求和风格在拍摄过程中不自觉的形成。
小说和剧本有距离，剧本和电影同样有距离。这是勿庸置疑的。也许表达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小说是一种艺术类型，电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类型。有很多的人对电影拍摄出来没有和小说原著完全吻合而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非常的恼火，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你并不知道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追求是什么，他没有一模一样拷贝小说原著的 义务。导演的想法不可能和作家的想法完全一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和余华的小说《活着》的结尾有很大的不同，也许小说的结尾更震撼人心，但你不能说张艺谋的电影就不该有这样的结尾。电影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没有一点温和的绝望的结局在电影中是不受欢迎的。也许有人要说法国新浪潮，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小说不同，读小说的人大多是那些有文化的人，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作家的愿望之一就是让读者体味那种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希望的孤独。不同的艺术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是不合理的，有时候这种要求也是过分的，甚至是多余的。
写作是一种想象性的工作，而电影是一种把想象性具体化的工作。这种想象性的实现过程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呈现是导演说了算。而不是作家说了算。只能说接近原著或者不接近原著。并且，我认为这并不是评价电影好坏的标准，你不能说一部精美的电影不接近原著就不优秀。说到底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强加给导演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被接受的。但这不是说电影就不需要责任感、不需要使命感，它同样追求深刻、追求本质的东西，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个人认为若一个导演总是跟着编剧走，或者说跟着小说原著走，照剧本或者小说情节毫无保留的发展，是导演的失败。
也许，若你想理解什么是电影，《导演电影》可以给你一种思考的方式。它很特别，它让你想很多关于电影的东西，它甚至让你有自己关于电影的想法。

『伍』 周星驰电影的导演讨论

王晶导演的：整蛊专家 赌侠 赌侠II之上海滩赌圣 鹿鼎记两部 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 百变星君 逃学威龙1王晶是监制 逃学威龙3龙过鸡年 千王之王
李力持：龙的传人 情圣 唐伯虎点秋香 破坏之王 国产凌凌漆 食神——星爷也有参与导演，这是他有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行运一条龙
如果比两个导演星爷的经典作品，李力持的《唐伯虎点秋香》《国产凌凌漆》里的经典搞笑镜头和无厘头对白更强，反正我到现在还能完整记得《国产凌凌漆》的这一段：你以为躲起来就找不到你吗？没用地！像你这样出色的男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你那忧郁眼神，唏嘘的须根，神乎其神的刀法，同那杯 Dry Martine,都彻底将你出卖了。不过，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但是行有行规，无论怎样你要付清昨晚的过夜费呀——叫JI不用给钱啊！
《唐伯虎点秋香》里那个对穿肠和唐伯虎对对子对得喷血的镜头，石榴姐发SAO高调勾引唐伯虎，后被四大YIN虫弄晕用她的身体擦鞋，刚开始的用祝枝山的身体作画。。。反正这部电影绝对要看完整版的，不然少了不少笑料。
王晶的留给我的印象不多，他现在导演的电影越来越低俗、跟风，笑点越来越低，都巴不得饶你咯吱窝让你笑了，那位说王晶无厘头的实力强过李力持的朋友，真是拿大便玩当有趣。。。
早期王晶的电影虽然也是粗俗，但至少有新意，笑料也多，《鹿鼎记》《九品芝麻官》我就算现在看也还是会笑的，其它的特别是那部《千王之王2000》，我实在笑不出来，不晓得当年星爷为什么会答应出演这片子，如果没星爷，这片子根本不会有人记得。当然李力持现在也有点江郎才尽的意思，不过他近来的作品比较少，不像王晶那么多片出产，所以王晶被人骂得比大便还臭也算正常。虽然我很讨厌现在的王晶，但星爷的今天离不开他导演的电影。
那位说没有刘镇伟就没有星爷的那位朋友，我实在无法赞同。《赌圣》里的星爷其实表现没多少出彩的地方，要说星爷开始名声大噪是因为王晶的《赌侠》，而我也超喜欢的《大话西游》其实刚出的那两年这片子就没那么红，而那时星爷早就大红大紫了。记得大话开始很红时应该是在98年吧，具体的不太记得，但肯定不是当年。
还有要特别提一下的特别重要的导演杜琪峰，他只和星爷合作两部片子。《审死官》叫好又叫座，当年的票房第一，还为星爷赢得了亚太影展的最佳男主角。所有星爷的片子里，如果女主是比较重要的，除了大话里的朱茵，就属《审死官》里的梅艳芳和星爷搭档最是契合。《济公》虽然票房惨败，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很有味道。——有点跑题，但不吐不快，见谅

『陆』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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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导演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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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内容要求：写一篇有关中国经典电影的评论，内容包括影片评论，电影演员评论，电影导演论论。字数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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