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电影新浪潮

1. 香港新浪潮电影出现在什么时期

香港电影怀旧篇之－－1979-1983年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短暂的激情

1979-1983年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人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源起是一班在电视台出身的年轻导演各自开始拍摄风格新颖的电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现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和翁维铨的《行规》。而在1978年，严浩拍摄了《茄喱啡》。1980年，谭家明拍摄了《名剑》。

到如今一直坚持拍片并且占据主流电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许鞍华了。那些曾经心怀电影梦的年轻导演的离开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电影这些年从蓬勃走向低谷的一个走势。

2. 中国电影新浪潮的推动者有谁

中国电影“新浪潮”的推动者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北京电影学院培养的一批中年的电影导演们，即第四代导演，如郑洞天、腾文骥、黄建中等，他们鉴于中国电影的陈旧性，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工作。但对中国电影的创新发展起来扬波助浪作用的都是新时期培养的第5代导演，如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冯小刚等人。

他们构思大胆，多方借鉴于西方的现代派电影，不守旧法，敢于创新，淡化故事与情节，把现实主义生活在荧屏上再现。他们把镜头指向人物的内心深处，努力创新电影的语言，对人物心理活动进行了荧屏上的塑造，力求人物心理表现上的完美。

3. 电影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电影的产生使人们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它使得人们懂得思考和反省自己。纵观这些年的电影发展历程，更加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电影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生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电影的影响：
1、从产生以来逐渐成为最普及、最重要的艺术样式
，列宁说：“对于我们来说，在一切艺术样式中，最重
要的就是电影。”电影对人的行为、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现在人均每年看6次电影
2、对人类文化信息传输方式的巨大变革，使人类进入影视文化（信息文化）的发展阶段
。西方学者认为人类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语音为载体的口头语言文化，以文字为载体lAo
的书面语文文化，以音像为载体的影视文化。

电影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对于人类历史，一百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就其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可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飞跃式的，电影的变化更为奇速。拿最早拍摄的电影。不管是法国的《工厂的大门》、美国的《梅.欧文和约翰·顿斯的接吻》、德国的《柏林风光》，或是稍后的叙事片，如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鲍特的《火车大劫案》，与当代电影相比，不管是中国片还是外国片，尤其是当代好莱坞的那些所谓的“巨片”，如《星球大战》、《大白鲨》、《终结者》、《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拍摄的技术、技巧和方法，以及它们所蕴容的文化氛围和义理内涵，都大大超过了前者，超过了以往。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推测着在也许是更为翻天覆地的下个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在另一个一百年中，电影是消亡，变异还是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耐人寻绎的问题。

回顾上一百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电影的变化具有优先意义的，是它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技是电影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从默片到声片，从黑白到彩色，从标准银幕到宽银幕立体声，还有光学镜头、感光胶片、机械性能等等的或大或小的改进和变革，都给电影的创造开拓了新的天地；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视频、电脑、激光这些新的高科技在电影的上的应用，更扩大了银幕的创造力，使其形象、语言焕然一新。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发明也就不可能设想会有上述那些当代好莱坞“巨片”的出现。回顾一百年的历史，电影的哪一次哪一点的变化不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呢？现在我们的电影、电视中，用电脑特技处理武打场面，颇与中国二十年代以传统特技处理武打场面相近似，都是刚刚出现的特技手段运用于电影，都是源于新技术，虽难免幼稚却不失有趣，可以看作是一次螺旋式上升。据说，现在已经有远远优越于电脑的“光脑”出世了；还有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新技术，在下个世纪里也会出现。这些已经看到的和还未看到的新技术，又会给电影的摄制带来什么，这是难以预计的。但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下个一百年里，电影将随着高科技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前要发展电影，就应发展电影的高科技基础。有些国家在世界电影竞争里失败的教训，是否也可以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

百年历史又告诉我们：电影的发展是要靠财力的；准确些说，需要高投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冒投资的风险，是很难参与世界电影市场竞争的。西方的那些个性化电影，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先锋派，五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也不管是冈斯、德吕克、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特吕弗、戈达尔、伯格曼、法斯宾德等人的作品，多么具有独创性和个人思考的特色，对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无论如何这些流派和作品在创作投入的资金上，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好莱坞重头片相比拟。正是由于优越的制片投入，因而好莱坞能够吸引欧洲有才华的电影艺术家对于它的向往，从而人才济济；他们憎恶它，骂它，但又离不开它。欧洲的艺术片和好莱坞的商业片是两种不同的银幕现象，如果说欧洲艺术片倾向于对电影可能性的探索，那么，好莱坞商业片则倾向于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说欧洲艺术片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的电影天才，那么好莱坞成功的首要因素，应归结于雄厚的财力；在好莱坞那里，人才也成为经济实力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才形态。由此可见财力对于电影之重要！中国目前电影的不景气，是否也有着资金不足甚至匮乏的原因？

在下个一百年里，如果社会还是以货币形式实现产品交换的话，那么拍电影恐怕也需要一大笔钱。
过去的百年历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的电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地下电影”，也希望寻找到自己的观众，何况是作为电影主体的商业片。电影必须面向广大的观众群，适应他们的需要。早在1894年4月14日，在纽约的百老汇街就有过爱迪生的“电影视镜”的商业性映出，票价二十五美分。但由于“视镜”只能一人一机地朝着视镜往里面看，很难包罗更为广大的观众，所以后人还是选定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在巴黎的大咖啡馆的布幕放映作为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这里就考虑到观众的因素，以最经济的方法取得尽可能多的观众。此外，大约还因为“视镜”有点象今天的看电视，观者和视象是有距离的；只有被摆到黑暗环境里的幕布才能使观众幻梦般地门生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有着美学上的意义了。总之，对电影诞生日子的认定，还是有公平合理的一面。无论如何，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大约是没有疑问的。

拿钱拍片，供观众看，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运作环节，那就是经营。在百年历史上，从初期到现在，电影的经营方式，促销方法，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尤其是在当代，其经营手段更为灵活多样，难以胜数。但归根到底，可以说曾经有过这样两种电影经营：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它们分别是被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中国的百年史上，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曾经发生过，于是中国也就有了这两种经济体制下进行电影经营的经验。现在，中国又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转变，于是电影经营也在这个转变中转变。我们无意分辨这两种经济体制下电影经营的成败得失，但它们对于人类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从中得到教益。
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是统一的；一般来说，观众越多也就意味着利润越多，这已经为无数电影历史事实所证明了。但是，由于电影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所以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两者又时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为教化”和“为娱乐”这种电影史上的长久争论姑且不议，仅在中国五十年代后期，就曾提出过“要票房价值还是要工农兵”的严肃命题。这种在看到以往市场经济下的电影投机牟利的弊端之后，而又只看重社会政治作用而不计经济后果的见解，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结果，不仅违背了电影的经济规律，而且还不幸地为被批判者所言中：“为工农兵的电影工农兵不爱看”。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由此看来，只顾拍电影，或拍电影只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而不计经济效果的作法，不论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电影运作，还是计划经济下的电影运作，都不能认为是成功的经验。

人类下个世纪头一百年的社会发展，难以预料，电影会不会脱离经营渠道而成为有一定机构负责的社会福利事业、免费提供给社会公众观看？假如社会还发展不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的话，那么，电影由拍片到看片这个运作过程的经营环节，不管会发生怎样形式和程度的变化，都还会继续下去。

百年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艺术的，同时包含着文化。

翻一翻世界电影史著作由始迄今的出品目录，回顾一下我们看过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各个时期的各个片种、各种题材和类型的影片，不难感到，世界上近百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要闻，人文的和自然的衍进，无不在电影上得到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直或曲的随机性反映；虽然它们不可能象文字记载历史那样去概括出历史的脉络和全貌，而只能是历史的一点一滴，然而从它们与历史的联系角度说，一部世界电影史也就是一部近代世界史的投影。我们把一些主要电影国家的影片，编年史式地排列起来，也几乎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这百年中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

电影中，不管是哪个片种，细察起来它们都包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礼仪习俗、交际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包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从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瑞典的等等国家的早期影片中，我们不是可以感受到这些国家的那个时期的人群生活的状态吗？十几年前在我访问南斯拉夫期间，曾经在马其顿共和国看过一部他们国家1896年拍摄的影片。他们的电影史学家对他们的国家能在电影发明的第二年就拍出了自己国家的影片而感到自豪。这是一部记录马其顿民族村镇民众日常生活的影片，以节日的舞蹈和仪式为主，也有他们的劳动和交往，使人感到有一种远古的气息，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早期影片何尝不有着同样的意义。

不独纪录报导片如此，叙事故事片也有着同样的内涵，不过它是另一种形态罢了。叙事电影是以艺术家为能动主体，根据对现实的和历史的想象性体验，而小说式地编织起来的故事。不管人们从理论上怎样说明：是反映论还是表现论？又不管是哪个流派和风格，电影始终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一种把握，一种特有的把握方式以及艺术家个人对于这一方式的创造性运用。所以影片里不仅渗透着生活，也渗透着意识，渗透着利益和反利益的冲突，权利和反权利的对立，道德和反道德的搏击，总之，它体现着各个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社团和群体的不同愿望和利益，是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正因为这样，所以电影从它诞生起，就受到社会公众和权利政治的注意。有时它被打扮成一个圣洁的传教士，有时又被说成诱人犯罪的教唆犯；现在电视的这种地位好象比电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电影的这种大善大恶的表象，无非是因为人群处于不同的经济状况因而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对于一部影片的不同的毁誉褒贬也就不足为奇。好莱坞影片《真实的谎言》最近被作为“大片”引进来放映了。为何选中这部影片？其标准如何？不得而知，但这部影片的内容却值得人们注意。它的故事和人物及其含义，无疑是当前美国主导意志的一种显示，它既不同于六七十年代好莱坞那些所谓的“反传统”影片，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包括科幻片在内的那些充满人性和人情味的影片，它似乎是三十年代好莱坞主导电影的一种上升式回归，这部影片里有“美国中心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意味，确与它的前辈有同工之妙。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说过的话：“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争巨片，不意中了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当然它不是“真实”的战争片，而是“谎言”的战争片，但那里的精神却与鲁迅讲的那些影片如出一辙。 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当代中国把它引进来给观众看看，无碍大局，但是我们也愿意说一声：留意一下那片子里面的思想！

总观电影的百年史，应当正视，电影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它不是学生课桌上的教科书，也不是有钱人柜子里收藏的珍贵文物和稀世艺术品；它是供多数人尤其是供青年人观看的。它的生命过程是创作制片、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然而在这同时，也应正视，在电影这一娱乐品中，又包藏着娱乐品之外的许多东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内涵，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效应。电影自诞生到现在，对于它的性质的各种争论，可不可以从这个认识中得到解释？

对于今后的电影发展，在电影一百年的今天，已经有了许多说法：电影不会有第二个一百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电影就会继续存在！这样两种对立的意见，空间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去证明了。但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将来，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大踏步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人类在这个时代中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传播媒体的更加革新化，电影的世界性特征将随之更为鲜明地凸现出来，将会发生更为广泛的文化影响和文化认同；当然，电影的文化逆反和文化排斥也还会继续下去。但不管怎样，电影对于人类是一个好东西。

4. 新浪潮电影的简介

产生于1958年的法国。当时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主编的《电影手册》聚集了一批青年编辑人员，如克洛德·夏布罗尔、特吕弗、戈达尔等50余人。他们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提出“主观的现实主义”口号，反对过去影片中的“僵化状态”，强调拍摄具有导演“个人风格”的影片，又被称为“电影手册派”或“作者电影”。他们所拍的影片刻意描绘现代都市人的处境、心理、爱情与性关系，与传统影片不同之处在于充满了主观性与抒情性。这类影片较强调生活气息，采用实景拍摄，主张即兴创作；影片大多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表现手法上也比较多变。

5. 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

新浪潮是将电影与商业结合的一个新的电影风格。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徐克、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余允抗等等，他们本著对电影的热诚，及年轻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疯劫》(许鞍华执导)、《蝶变》(徐克执导)、《点指兵兵》(章国明执导)。其后这批或在外国学习电影，或在电视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轻导演继续拍摄了一部又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边人》(1982)、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数十部作品，都很能表达这些导演对当时社会气象的感觉及情怀。 虽然这些新导演全被以“新浪潮导演”之名，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警匪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新浪潮”标志著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著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而“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于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6. 电影“新浪潮”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那一年

1957

7. 电影界中的“新浪潮运动”是怎么回事

让专家告诉你什么是新浪潮
<<划时代的作者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始末>>
来源： 作者：让一皮埃尔．让科拉
“有一点我们强调得不够：‘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以往，每年只能出现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吕弗 《法兰西观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好光景。既然这一套吃掉开，制片人当然都希望拉青年人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尔．德维尔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兰西历史也是法国电影史的转换点。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动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将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戴高乐当选总统前的法国。——译者……有一位慈父将亲自出马，把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从奇耻大辱中拯救出来。法国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体与此同时，电影出现了更新的迹象，这在文艺沙龙中引起了反响，随后，各大报刊便把这种新动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国要新电影。口号应运而生。当然，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电影都没有象当时宣扬的那样明显改观……这也无妨，1958年毕竟算是转折的一年。

“新浪潮”这个名词一直洪福不浅，至今人们还在谈论“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时期，或是抱有敌意，或是带着怀旧情绪。一位才能有限，但富于想象力的制片人，为了发行放映比埃尔．德朗雅克的《寻枪记》，甚至于1966年某一天举办了“下一次浪潮日”，虽然这部影片不久便无人问津。“新浪潮”——这就是电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现有着远为广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着一位妙龄女郎的面部特写，标题是《新浪潮来了》，下面引用了夏尔．贝玑(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曾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义，为德雷福斯辩护。所写作品有剧本《贞德》、长诗《夏娃》等。 1905年后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译者)的箴言：“我们才是中枢和心脏，中轴线从我们这里通过。要以我们的表来对时”。当时，正在开展广泛的全国性征询活动，总共提出了二十一个问题。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报》周刊连续登载了回答与分析文章，从中总结出来的《全国青年问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浪潮”的提法一直与《快报》联系在一起，甚至从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报》的封面都印着副标题；《新浪潮期刊》，前后达半年之久。……那时，还尚未涉及到电影。

“新浪潮”这一名词见诸报端，多半是弗朗索瓦兹．吉罗(吉罗（1916一）；法国女作家，《快报》创始人之一。后任激进社会党副主席，曾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妇女部中任要职。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说谎》、《权力喜剧》等。——译者)涉笔成趣的产物。而电影开始凑趣则是数月之后的事。这家《快报》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们都是杀人犯》(影片摄于1952年，导演是卡雅特。——译者)的导演署名的一则启事，标题是《您愿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吗？》启事内容是：“拜读过‘新浪潮’之后，我决定拍摄一部这类题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诸君在幕后。本人成竹在胸，诸君则希望有人代言……候回音，烦告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八十一号，《快报》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报社收到了一些回信，并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报》上。许多回信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殷切希望在银幕上对其有所表现。(在1957年春季进行的调查中，有个问题是：“对法国人来说，全国头号难题是什么？”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尔及利亚问题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个稳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这两个问题在随后四年期间也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谓“新浪潮”影片对此只有寥寥无几的反响。——原注）这件事未见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话，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后来，历史为“新浪潮”一词保留了特定的含义，最初将“新浪潮”用于这个含义上的人大约是彼埃尔．比雅尔。他在《电影》1958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汇报，题为《法国电影的青年学院》，他列举了青年导演的一份名单，名单之驳杂，二十年后当令人捧腹（1918年后出生的导演一律算做“青年”：韦纳伊、博尔德利和雷卡梅竟与路易．马勒并列，而象阿仑．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导演”和“电影手册派”的里维特、特吕弗、夏布罗尔还榜上无名呢），比雅尔最后断言。“这股‘新浪潮’为什么还服服贴贴地跟着前辈转，真令人困惑。”

不过，直到1959年春季，围绕着基纳电影节和在拉纳普尔的青年导演的聚会上，电影“新浪潮”才确实名声大噪，并从此叫开了。
倒叙

可以沿着两条平行不悻的路去寻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当浪潮已过，前景已经分明之时，一些有名望的前 辈要求承认他们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电影史学家是承认阿涅斯．瓦尔达（1954年他拍摄了《短岬村》）或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1955年拍摄了《狭路相逢》）的先锋作用的，或许还承认让一比埃尔．梅尔维尔是前驱，他也大言不惭地以此自居：“‘新浪潮’，这是新闻记者的发明，……新导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遗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静》之后，我才实现了宿愿”

另一条路子同样值得注意，那就是，与同辈人一起，回顾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几个月中法国电影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感受。

还必须提及《快报》周刊。在那几年，这家周刊相当及时敏锐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变化。1958年1月30日，《快报》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绞刑架的电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罗内的剧照，并引用了路易．德吕克的一段题词：“今后，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去摆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温桑著文分析爱德华．莫利纳罗的影片《背倚高墙》：“多年来，无论哪一家法国制片厂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陈年旧货，粗糙不堪，可是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年青一代导演正把埋头苦干令人感动的老家伙从摄影机旁赶走，他们要亲自动手，以克鲁佐或贝克为榜样，大量拍片。这些年轻人多么精明，记忆力多么强！甚至有些过分……”

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谈到不久前拍摄《恋人们》时的情景；“……只有当一个摄制组在导演身上感觉到对新电影的坚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时下影片老套子的坚强意志时，才能发挥出这么大的干劲。总之，人数这样多的一班人马（近三十人）好歹得适应拍一部短片的物质条件。……效果如何，这要由观众来判定，不过。这种方法表明，在法国电影中，正出现某些变化。夏布罗尔 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的摄制组的人数也大体相同。”

一周之后，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温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划分了阵营：“为企业获益，按生产处方炮制的盈利片最好也不过是《厄运临头》（《厄运临头》拍于1958年，导演是乌当．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锋。一一译者），最劣就会是《马克西姆》一类影片，而与此同时，平行电影正在诞生，因为有些人已经感到，电影的革新不在于用变形镜头拍摄宽银幕，不在于色彩，也不在于任何技术上的进步，而是来自‘内部’；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不错，这种脱离传统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现，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设置的优质奖的激励。”（法国文化部设置该奖鼓励有创见的导演。——译者）

1958年岁末，法国人更换了政府（他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也换了总统，甚至连共和国也改了号，取赞成态度者过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五选票同意戴高乐新宪法，仅有百分之十五弃权）；而且，他们被告知；法国人的电影也要变！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电影年度期间问世的，其标志是：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头两部影片在商业网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尔杰》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吕弗的《四百下》和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对这四部影片的介绍均参阅。电影艺术译丛》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载的、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译者）于1959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放映。从1961年起，便有人宣称“新浪潮”已趋低落。路易．马尔科列尔在1961年10月17日《法兰西观察家》报上甚至写道：“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浪潮’已经终结…” 我们认为，“新浪潮”做为社会经济现象总共延续了四年，这大概是不错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们只限于综述事实，不加评论地概括“新浪潮”现象，它就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围绕电影大作文章的报刊、新闻和评论。

首先是电影。上述四年期间，至少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新闻报刊便跟着大事宣传。严肃的刊物注重提高这一现象的意义，并且对它加以分析。而发行份数较多的报刊只图保留“新浪潮”这个合适的商标，然后慷慨大方地四处加封：从影片到导演，从大明星到影坛新秀。“新浪潮”有销路，大家都搞“新浪潮”，为了内销，也为了出口。影片与围绕着影片的沸沸扬扬的推销活动混杂在一起，很快便难分彼此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事正紧，舞文弄墨“毒化空气”成了时髦。于是，围绕着“新浪潮”，人们又开始毒化空气”了。

“新浪潮”与法国政局的变化同期发生，实在纯属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国延续下去，仍然会出现“新浪潮”。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个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体原因也会促使“新浪潮”出现。但是，法国动荡不安的局面（或许这只是动荡的幻象）毕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语汇。各家报纸对这种动荡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销售畅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头、戴高乐讲话、长筒裙、“新浪潮”一类消息。为了显得在行，“新浪潮”干脆被简称为N．V．”（法文“新浪潮”两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新浪潮”是个来势汹汹、波及甚广的现象，现在应试将汇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区别。

我们似应回顾一下第四共和国时期已经僵化了的电影。当时，电影创作者相对来说已为数不多，而且许多人已经上了年纪，因为自第二次大战以来，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体来说，1958年，马克斯． 路 尔已经去世，雅克．贝克、让．格莱米水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了。让．雷诺阿、雷内．克莱尔、阿贝尔．同斯、萨沙．居特里、马塞尔．帕涅尔（文中所提导演是二十年代以来法国影坛的大师。——译者）都是年迈老翁，到了创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较为次要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最多产的十二名导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后一部影片，他们是雷蒙．贝尔纳尔、安德烈．贝多米奥、马塞尔．布利斯丹诺、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贝尔热、乔治．拉贡布、列奥尼德．莫居、让．斯特利、罗贝尔．维内……为了保证法国电影能继续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担子交给在次要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缓的事了。总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来接班是势在必行。

在第一类新崛起的导演之中，爱德华．莫利纳罗是个样板。他生于1928年，先是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贝多米奥做过助手，后来拍过纪录片，搞了十年专业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尝试拍摄故事片（《背倚高墙》）。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颇有自知之明。他说：“以我之见，似乎应当把所谓‘新浪潮’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通过正规途径进入影坛，即融入正规制片系统的青年导演；另一方面，是终于博得年青的制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没有特吕弗或夏布罗尔，我们这些从正规途径走过来的人，仍旧是电影界正统‘官员’。现在，既然他们的电影已经问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于太蹩脚。固然，十年来，我不得已拍出那种风格的影片，这是出于无奈，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而明年，我要改变拍法。”

爱德华．莫利纳罗并没有改变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热趋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国一名地地道道的电影“正统官员”，他的电影年表上列着二十四部影片（这个统计数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纳罗又拍了一部影片。《疯女牢笼》第二部。一译者），是近二十年来最长的电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与莫利纳罗同时开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导演有两、三打人，如，比埃尔．格拉尼埃一德费尔，他当过让一保罗．勒沙诺瓦、安德烈．贝多米奥或马塞尔．卡尔内的助理导演；乔治．罗特奈，他当过场记、剪辑、摄影师和诺贝尔．卡尔博诺的助理导演；雅克．德莱，他曾经是让．鲍育、吉勒．格朗热埃、路易斯．布努艾尔、儒勒、达森的助手。在这份人名表中，似乎还应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让．吉罗尔或路易．马勒那样与众不同的人物。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涉足故事片是他们“修业期满”之后的归宿，虽说苦熬多年，却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发现自己也被赐予如此时髦的美名之后，大感惊讶．米歇尔．德维尔在数年后就曾流露出这种心情：“我是循着传统老路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正是我与‘新浪潮’不同之处。最初，我当过见习导演，然后是第二助理导演，并且做过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导演，后来又成了技术顾问。拍完《今夜不再来》（该片摄于1960年。－－译者）之后，有人说，我属于‘新浪潮’，我大为吃惊。在编写剧本时，尼娜．孔巴涅兹和我都深信我们是和‘新浪潮’对着干的。”（见《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纪录片、科教片、实验影片等。——译者）

他们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无疑是众望所归：阿仓．雷乃、乔治．弗朗朱，还有比埃尔．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罗贝尔．门 戈兹、让．多埃维，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电影俱乐部活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绍、被承认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残老军人院》和《禽兽的血》（乔治．弗朗朱）、《战祸》和《被诅咒的建筑师》（比埃尔．卡斯特）、《弥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伙伴》、《住宅危机》（让．多埃维）……当然，还有阿仑．雷乃的《梵高》《高更》、《格尔尼卡》、《夜与雾》和《世界的所有记忆》。本文无意撰写三十人小组（三十人小组指阿仑．雷乃为首的拍摄纪录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这个小组的成员已达一百二十三人。——译者）的历史，只是应该强调指出，十年来，短片为法国有所抱负的电影争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这些人拍的短片从来广泛放映过。或者，只是做为一部商业片的“加片”才有广泛放映的机会，观众反应则是冷淡和不耐烦。而影片《夜与雾》是唯一的例外。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间驰名遐迩，外省的观众所以赶去看卢奇阿诺．埃麦尔的意大利片《重婚》，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要加映阿仑．雷乃的《夜与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特别是通过电影俱乐部、报刊杂志、电影节这些文化网的渠道，人们了解到，在法国，不仅仅有德拉诺瓦，也不仅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开往杜布鲁克的出租车》。---译者）来接替德拉诺瓦。人们对阿仑．雷乃寄以厚望。 人们期望他和其他电影导演拍出一种左倾电影。因为，不言而喻，从几部短片来看，阿仑．雷乃和其他几个导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国大多数导演“背叛了”现在，躲进趣闻轶事或古装片中偷生。通过那些短片才能在银幕上看到当代法国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机，看到矿工罢工……

也正是在这些短片中，新风格渐趋形成，电影避免了特吕弗曾经痛斥的过分精雕细琢的叙事方式。这些短片可以是实验作品，可以笔触大胆，揭露时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电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这些特征。

当然，三十八人小组中的佼佼者转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尔．卡斯特曾经战战兢兢地指过路（在这些人当中，比埃尔．卡斯特是第一个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摄了《袋中爱情》----译者）。不过，由于观众的进步、大城市中专门性电影院的建立，而出现了新需求。国家又通过预付收入的办法进行资助，给予了最初的推动。从1957年5月起，各大报刊一呼百应，纷纷报道了阿仑．雷乃即将在法国和日本拍摄有关原子弹的大型记录片的消息……（“大型纪录片”一语系原报道所用、——原注）

异军突起

什么是史实，什么是经过渲染的传奇，在这里最难分辨。《电影手册》的编辑们早有亲自大干一场的打算，他们也从不讳言。其中几位已经在所谓的电影“专业”中立足了，因为这里的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罗尔曾经担任二十世纪福斯公司新闻专员(当时夏布罗尔负责为美国影片的法文版编过新片名．——译者)，后来，他还把让一吕克．戈达尔和保罗．日戈夫引荐进来（日戈夫有一段时间替夏布罗尔写剧本，后来拍过一部《落潮》，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时期许多影片一样胎死腹中）。有些人尝试拍过纪录片，不过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维特的《牧羊人的运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顽 童》）。继承遗产、有油水的婚姻——这些偶然机会也为他们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去“筹划”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问世，他们就开始大吹大擂，以至于“新浪潮”一词的意义从此在大家的默许下变窄了。结果，这些冒牌的业余爱好者们便把“新浪潮”旗号据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们赚了些钱，开设了制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罗尔开办了阿吉姆制片公司，后来这家公司为菲利普．德布罗卡、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的最初几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资）。不久，连较保守的制片人也嗅出了生财之道、千载难逢的良机和政洽气候(克洛德．夏布罗尔说过：“我们千万别上当；各大报刊哗哗不休地谈论我们，这是因为他们打算把一则方程式强加于人：戴高乐=革新。将军来了，共和国变了，法国再生了、电影和其他领域一样。看吧，天才崛起，知识分子在双十字微的庇荫下发挥才干。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于是，也开始为低成本的影片投资。
两年内，这家黄皮刊物的编辑们几乎都到摄影机后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罗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然后是让一吕克．戈达尔、雅克．多尼奥尔一瓦尔克罗兹、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克洛德．德热夫莱。在他们的提携下，一些亲朋好友也连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鲁十、让．欧列尔、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奥纳尔．凯热尔或让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尔．卡斯特则另当别论。他不完全属于“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较有名气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经导演了由让．马莱主演的《袋中爱情》，当时，这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传统影片），但是，他与“新浪潮”的各个分支都有瓜葛：他作为格莱米永的助手修完了传统的“学业”；他又是三十人小组的成员，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左派；最后，他还是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记者，他为《电影手 册》撰写过不少文章，结果，《电影手册》派便不知羞耻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这与他们把拍《广岛之恋》时的阿仑．雷乃归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辙。

1959至1960年间，全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这或许是存心，或许是无意。每个制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导演。在这股无法驾驭的游涡中，处女作竟有数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从来就没放映过。当时，在选择应召待聘的导演的标准中，内行与否是最末一条。

这种含糊混乱的局面很快便与“新浪潮”这个称呼联系起来了。对“新浪潮”运动阿谀奉承的人往往也是运动的干将、他们在《电影手册》或《艺术》周刊上大肆吹嘘不受章法约束的格调、吹嘘戏嘘之中不失潇洒的风格、吹嘘与制片人或工会的刻板传统的决裂……他们为用少量投资就能上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们有着无穷的幻想。在拉纳普尔讨论会期间，制片人亨利．多施麦斯特也来乘机赶浪头，他在《艺术》周刊上写道：“每个制片人都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是他们把电影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使电影摆脱了行业工会强加于人的最起码的摄制人员人数的限制。他们使电影从管理与财政上的困境中脱身，直接到街头、屋内实景、真实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摄。他们把电影从层层审查关卡中解放出来，这种审查机构对艺术、对生活、对道德，对如何影响青年人，对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在荒唐。他们打破了‘老前辈们’拍片时的清规戒律。他们破除明星崇拜，摒弃单纯追求技术完美的做法。”

以不谙业务为骄傲。夏布罗尔说过：“为了处理《漂亮的塞尔杰》的第一个镜头，我还要问，我应该盯住摄影机的 哪一个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瞧！”夏布罗尔在拉纳普尔讲的这件趣闻或是确有其事，或是笑话一桩，这倒无关紧要，它毕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么心安理得，甚至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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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浪潮电影的电影始末

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新浪潮是个发射台，它把那些既不在助手的跑道，也不在短片的跑道上的人引上了拍摄故事片的航路。
新浪潮的昨天和今天
新浪潮电影的诞生是基于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 的彷徨苦闷。这个背景与二战以后人们的彷徨苦闷相关联，所以，在新浪潮的作品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二战的反思。同时也与后现代思潮紧密相关。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解构，是对现代主义的怀疑，是基于迷茫困惑后的发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解放。
新浪潮运动的流派，作家作品我们通常意义上划分为三个部分。这场运动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电影文化遗产，影响波及许多国家，如六十年代的德国新电影、美国新电影、巴西新电影等等，甚至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第五代电影也是踏着法国新浪潮的余波走向国际影坛的。

9. 20世纪50年代末电影新浪潮起源于哪个国家

20世纪50年代末电影新浪潮起源于法国。
法国新浪潮电影指法国1958年末、1960年代初的新电影制作及创作倾向，其中不少新导演都是《电影手册》杂志的影评人，包括重要的导演如让·吕克·戈达尔、弗朗索瓦·特吕弗、克劳德·夏布洛尔、雅克·里维特等人，他们大都崇尚个人独创性，表现出对电影历史传统的高度自觉，体现“作者论”的风格主张，不论在主题上或技法上都与传统电影大相径庭。代表作如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1959）和戈达尔的《断了气》（1960）等。左图为特吕弗著名影片《祖与占》（朱尔与吉姆）剧照，1991年，中国香港导演吴宇森拍摄了《纵横四海》向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