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是第一部有声电影

1. 中国导演如何分代

中国电影导演的分代不是一个严密的学术概念，而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般来说这样划分：

1、【第一代导演】(默片时期的电影导演，大致活跃在上世纪初叶到二十年代末，人数约100人)代表人物郑正秋、张石川，1905年到30年代初：

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现存最早的中国影片《劳工之爱情》、第一部较成功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第一次武侠神怪热 《火烧红莲寺》、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夏衍开始了左翼电影创作，代表作：《狂流》30年代 “诗人导演”孙瑜拍摄了《大路》《野玫瑰》等作品，在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上达到成熟30年代新秀导演吴永刚《神女》袁牧之《马路天使》《儿女风云》《桃李劫》(《马路天使》一经问世，即被誉为电影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也为中国电影达到第一个高峰画上了圆满的休止符。)

2、【第二代导演】(继承中国电影叙事传统发展)代表人物蔡楚生、费穆，1934-1949左右：

蔡楚生和郑君里合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电影传统的形式—家庭人伦的悲欢离合故事来透视社会，该影片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影片的杰出水平，它的出现即是1947年度的最佳作品，也是中国电影艺术成熟的标志。)

沈浮《万家灯火》，费穆《小城之春》石挥《我这一辈子》。

3、【第三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铁骊、郑君里,1949-1976左右：

谢铁骊的作品《早春二月》、《包氏父子》、《红楼梦》等都是编导合一。水华是第三代导演中艺术精致的追求者，他的作品只有7部，但基本都是精品：《白毛女》《林家铺子》《土地》《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伤逝》《兰色的花》。

郑君里代表作：《林则徐》(特点是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在叙事造型上呈现浓郁的民族特色)、《乌鸦与麻雀》。李俊代表作为《农奴》、《归心似箭》等。

谢晋代表作为《女篮五号》(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等；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

4、【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吴贻弓、张暖忻，1978-1982左右：

吴贻弓在70年代末期导演的《巴山夜雨》中已经体现了散文化表现和诗意塑造的风格特点。除此之外，他还有代表作《城南旧事》。郑洞天代表作《邻居》、《鸳鸯楼》、《台湾往事》。

张暖忻是第四代导演中女性导演的代表，其代表作为《青春祭》、《沙鸥》(本片在表演手法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用非职业演员担当主角，大量使用实景拍摄，较多运用长镜头，探索电影新语言，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描绘等)。颜学恕代表作为《野山》。

5、【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张艺谋、陈凯歌：

张艺谋代表作：《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英雄》、《十面埋伏》等;

陈凯歌代表作：《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风月》等;

黄建新代表作：《背靠背，脸对脸》、《求求你，表扬我》、《说出你的秘密》、《埋伏》等;

霍建起代表作：《那山，那人,那狗》、《赢家》;

田壮壮代表作：《猎场扎撒》(1985年)、《盗马贼》(1986年);

吴子牛代表作：《喋血黑谷》(1984年)、《晚钟》(1988年);

冯小刚是世界交接时期都市影像表现有成就者。擅长商业片制作，被誉为贺岁片之父。代表作《天下无贼》、《甲方乙方》、《手机》、《一声叹息》、《非诚勿扰》等。

6、【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贾樟柯、陆川：

贾樟柯：《小武》《小山回家》《山河故人》等;

陆川：《可可西里》《寻枪》等。

2. 世界上最早的电影 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1895年)

电影作为现代人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之一，排行榜良心推荐《大年初一电影推荐》，而最早的电影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有高清的分辨率和立体的环绕声。其实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是无声的，而且电影也是一帧帧照片快速放出来的，下面排行榜介绍世界上最早的电影。

一、世界上最早的电影

据相关资料表明，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是在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地下室里，放映了他们自己拍摄的电影《火车进站》、《工厂大门》等短片，世界上最早的电影也标志着电影的诞生。

世界上最早的电影只是拍摄一些生活片断的活动景象，后来经过电影艺术家们继续不断地改进创造，才有完整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电影也才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艺术。

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转变

20世纪以来，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第一部有声片是1927年美国的《爵士歌王》，从黑白到彩色第一部有声片是1935年美国好莱坞的《浮华世家》，从平面到立体，从宽银幕到全息，从模拟化到数字化，都伴随着物理学、电学、光学、声学、化学等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而进步。而世界上最早的电影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中国最早的电影

中国最早的电影诞生于1905年，相比于世界上最早的电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标志着是中国最早的电影。

中国电影的发展

20年代拓荒时期，中国有《孤儿救祖记》等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电影;抗日救亡时期，有《狂流》《中华儿女》等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抗战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又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本质，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而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誉为“电影的黄金时期”香港的警匪片和文艺片(王家卫)都百花齐放，，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力量，而中国大陆《邓小平》《可可西里》《中国台湾往事》等力作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英雄》《神话》等国产大片共同占据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在世界影坛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

3. 白毛女是第一部有声电影

依据题干“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声电影”，结合所学可知，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声电影是《歌女红牡丹》，故C项正确．《定军山》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故A项错误．
《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故B项错误．
《白毛女》是歌剧，不是电影，故D项错误．
故选C．

4. 中国电影诞生于哪一年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导演任景丰，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黄忠，这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大事记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摄制，采用蜡盘配音技术。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1948年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由华艺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梅兰芳主演，著名摄影师黄绍芬为摄影指导，李生伟任摄影师。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故事片——《桥》，编剧于敏，导演王滨，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摄制。

我国与外国合拍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风筝》，195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公司合摄，导演王家乙、罗歇·比果。

5. 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1922年 ，张石川与郑正秋 、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电影，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的影像画面，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现代艺术，也是一门可以容纳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像实在活动的形象。[1]世界电影与电影业起源于19世纪末法国、英国、美国等地。
中国电影包括中国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任庆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4]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年至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18年，中国电影年产量高达1082部，年总票房达到607亿元人民币，全国共有银幕60079块。

6. 中国从第一代到第七代著名导演有哪些越具体越好。

中国第一代到第七代著名导演如下：

1. 第一代导演：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第一代导演指默片时期的电影导演，大致活跃于上世纪初叶到20年代末。这一代导演约100人左右，代表人物有郑正秋、张石川、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等，其中尤以郑正秋、张石川的成就为大。

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第一部体育片《二对一》、第一部系列电影《火烧红莲寺》 。他们也就成了中国的第一代电影人，中国的“第一代导演” 。

7.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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