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王大衍的生平事迹及贡献
王大珩生于1915年2月,祖藉江苏省吴县。他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气象天文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1964年去世。王大珩在北京和青岛读中学时,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气象和天文,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很大兴趣。他父亲感叹当时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曾研制风力计成功。少年时代,这些科学的熏陶,对王大珩后来去国外研究应用光学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事业不无影响。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1年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W.E.S.特纳(Turner)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1942年受聘于伯明翰昌司(Chance)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研究,直至1948年回国。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期间,发表了第一篇光学研究论文,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像差对最佳像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用优化理论导致以此行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该文所阐述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是大孔径小像差光学系统(如显微镜物镜)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多次被国内外有关著作引用。日本学者对王大珩青年时代的这篇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某一专著中全文摘录。
王大珩在英学习和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从事玻璃研究,亦是一种机遇。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是保密的。王大珩所在的昌司玻璃公司,是世界上极少数也是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厂家之一,他在此所做出的许多研究结果都没有公开发表。他是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两人之一,曾获得专利。他因多项研究成果,获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这些成果后来应用到国内,至今仍被用于许多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1948年王大珩回国,先后经由上海、香港、朝鲜,到达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解决了当年开课当年为全年级学生(600余人)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显示了他的创业能力。
1951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来于1956年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在他的领导下,该所逐步发展为我国应用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的重要科研基地,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光学科技骨干。1958年,长春光机所研制的高精光学仪器以“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光电测距仪;高温金相显微镜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 从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森陪哗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初,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由王大珩领导的攻关组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从此,有关的新建研究机构除具备研究力量和设备外,还都具备相当强的工程技术和加工力量,如上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成都光电所,上海技术物理所以及安徽光机所。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1979年,由于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作的贡献,王大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在发展我国空间技术方面,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的方案探讨。1967年前后,他在长春光机所组织的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移植到七机部(现航天总公司),成为该部对地摄影技术的骨干力量。
1975年,王大珩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我国遥感工作的乱饥迅速发展。随后,王大珩领导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当时他兼任分院院长)在长春地区组织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航空遥感试验。这次试验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应用研究上,都获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使长春成为我国以地理所和光机所为主干力量的遥感科研基地之一。 1983年,王大珩从长春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后任名誉主任。1986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且在该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科院,王大珩组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使我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1989年,他又与王淦昌等几位核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且取得一批成果。
1980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激光会议,王大珩任中方主席。他著文论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进展,并担任会议论文集的主编。这次会议导致国际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激光科研的进展。1985年在《光学学报》上,1987年在厦门召开的我国第三次国际激光会议上,又相继做了“我国激光科技新进展”的报告。
早在王大珩留英期间,曾随当时国际色度学权威之一W.D.莱特(Wright)教授学习色度学,并在色差阈值研究中充当观测者。回国后他一直关注我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和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光谱曲线和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为我国彩电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9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了色度学方面的基础性应用课题,在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的赞助下,成立了颜色标准委员会,由王大珩任主任委员。经过4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订了法定颜色标准。
王大珩还是我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直至现在。当时他在长春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计量研究工作,成为计量院有关工作的基础。特别在光度计量方面,一直得到他的关注和指导。1956年国家制订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发展国家计量科研项目的主要编写者。1977年,我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组织,王大珩作为中国代表,每年参加国际计量大会和计量委员会。在1979年的大会上,他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并连任三届,至1992年因年迈告退。1978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理事长,1989年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
经王大珩倡议,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物理系及电子科学系、成都测试研究院和航天总公司计量所等单位于1994年成立联合实验室。这是一种打破部门界线,集中力量从事高水平科研的举措,得到国际计量局局长T.J.奎恩(Quinn)博士的赞许。王大珩被推举为该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现工作正在开展中。 在光学仪器领域,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他兼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除光学仪器专业外,还分设了光学材料、技术物理、电工及电子技术及精密机械等专业系,从而在光学技术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他还亲自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等基础课程。该校的创建,甚得当时国防科技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聂荣臻元帅,他亲自指示从其他学校调拨学生转系到该校学习。“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该校至今已培养毕业生万余人。
1978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兼任校长。
王大珩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注重学术思想的启发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曾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学术上受到过他教益的人,遍及全国,许多人成为当今光学界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已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是全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195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学部时,他被选为第该一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1956年国家制订科技12年发展规划,他是仪器仪表组的主笔。他曾任国家科委仪表和光学专家组组长,主持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他倡导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并任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他创办《光学学报》,并任第一届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我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的论文,文中回顾了建国卅年来我国光学科技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今后发展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光学和应用光学的基础研究,改革管理体制等观点,至令还有指导意义。
王大珩历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召开的历次激光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等会议上,他都曾担任主席。1991年他又当选为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Fellow)。
1986年3月,王大珩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我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批准,发展成为“863计划”,对我国科技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1992年4月,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有深远的影响。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当选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之一,任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1995年初,年届八旬的王大珩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第一届技术科学优秀奖。 新华网北京7月29日电“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光学科学家、教育家王大珩同志,因病于2011年7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王大珩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出生,祖籍江苏吴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1年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1951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2年以来历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
王大珩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② 邓稼先主要成就
主要成就: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邓稼先不仅注重科技实验,还格外注重对科学理论的及时梳理和总结。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含袭腔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谈衫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禅扒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③ 中国原子弹是谁造的
是由我国当时顶尖的科学家共同作业完成的,其中功劳最大的是钱学森。
中国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基础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即着手准备研制原子弹。1959年开始起步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中苏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走专家,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任务。
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取"晌知扰596"为宴旦代号,就是以此激励中国军民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
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
经过两年多,1966年12月28日,小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半年之后,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这两个发展阶段的任务。
(3)王大珩电影扩展阅读:
从籍贯看,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云南、辽宁、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赵九章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吴江县人。
“两弹一星”元勋
23位“两弹一星”元勋青少年成长时期所在的省份排序分别是:
上海最多,有杨嘉墀、姚桐斌、钱学森、屠守锷、王淦昌5人。
浙江猛哪4人,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赵九章、程开甲。
北京2人:王大珩、钱三强。
安徽3人:邓稼先、任新民、黄纬禄。
余下的是:天津1人:于敏。云南1人:王希季。湖北1人:朱光亚。辽宁1人:孙家栋。湖南1人:陈能宽。四川1人:周光召。山东1人:郭永怀。江苏1人:钱骥。吉林1人:彭桓武。
在南方(淮河以南的)长大的有16人,北方为7人。如果以东部和西部对比,则来自沿海省份的有14人,来自中部省份的有7人,西部的仅有来自昆明的王希季和重庆的周光召2人。
23位元勋中出自苏南浙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就有10人,如果算上长江三角洲接近地安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邓稼先等3人,则为13人。
23位元勋共有18个姓氏,其中只有3个姓出现率在两次以上,即:王姓3人,钱姓3人,陈姓2人,其余姓氏者均各占1个。
④ 蒋筑英简介及详细资料
1938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
解放后,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幸福地成长。
1954年,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学习以报答祖国。
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在北大期间,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他有八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耐培。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却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1965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式测量装置。以后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式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式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
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于成都。死后被追认为中国 *** 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这个学生质朴、正直、勤奋,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根据导师的指点,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式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他年仅26岁,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式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大为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式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70年代,中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氏亩档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二十年里,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副研究员,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虽无一官半职,却十分关心民众的疾苦,被称为"不管部长"。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歼乱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他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去世,终年43岁。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 *** 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 *** 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 *** 正式党员。经长春市人民 *** 批准,其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
■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一些领导人呼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蒋筑英是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把科学态度和献身精神融于一身,是精神文明的典范。他虽然生前未被批准入党,家庭也受过错误的冲击,却从新旧中国两重天的巨大变化中,看到了 *** 领导的事业是国家的希望,个人也愿为祖国富强、为科技现代化奋斗不息。作为中国光学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年科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正如人们在给他的挽联上所写的---"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中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唁函中也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以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
蒋筑英去世前几年能在科技事业上大展身手,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得以实现的。他的英年早逝,更引起了社会上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他去世后,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文章,呼吁各级部门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急国家之所急
后人讲述《蒋筑英》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式理论已开始套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套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所长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奋勇攀登了。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蒋筑英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式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导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这时不足30岁。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式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蒋筑英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坐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一文,被列为国内确定萤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蒋筑英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之后,还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这一论著,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深深的爱,都融人自己的工作之中。关键时刻,他总是能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巨额财富。
社会主义建设的铺路石
蒋筑英心中的大事、小事千万桩,忙完了这桩又忙那桩。所里的老同志说他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的门牙脱落了,抽不出时间去镶;身体有病,也不肯抽时间上医院去诊治。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也越来越厉害。他的爱人多次催促,他老是说:"等明天吧"。三、公而忘私的人
1979年,所里派他去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节约用钱。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他不能回请人家,因为上饭店太贵,他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一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按说,是应当发点"洋财"了。但是,蒋筑英首先给所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也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十九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则全部交给了所里。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所里派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进口机器。这次,他同样考虑的是要节约更多的钱,为所里添置器材。他就是这样,时时想着国家、集体,想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蒋筑英公而忘私的一生,实践了他自己的誓言。他像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像红烛,"蜡炬成灰泪始干". 国之重器,有尔一功!
诗歌赞颂
一首歌颂蒋筑英的诗
你也许会说
你毕生研究光探寻光的秘密
以光照亮共和国绚丽的彩图
你翻译英德法日俄五种文字
却常为科研所的同仁甘尽义务
蒋筑英,你并未离我们远去
你的生命正在祖国事业中延续
如果说你是平凡中的英雄
不如说你是一粒种子落进沃土
我听见风在歌唱云在飞驰
浩浩乎神州一株株挺立的大树
---冰夫
196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蒋筑英远离家乡杭州,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考上了王大珩的第一个研究生。王大珩是中国光学第一人。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长春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光学研究生产基地。师从王大珩先生,是蒋筑英最大的向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式理论已开始套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套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研究课题。在王大珩所长的指导下,1965年,蒋筑英带领的4人小组,设计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式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那一年,蒋筑英只有27岁。
光机所原第四研究室主任史光辉,回想起第一次见蒋筑英的情景时说:"那是1963年的元旦,室里开晚会,他当时用法文朗诵了一首歌颂居里夫人的诗,而且当时他就说,自己非常佩服居里夫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蒋筑英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着知识与光明。
文革到来后,蒋筑英尽管没有工作可乾,但他还经常到实验室,把实验室打扫得乾乾净净。在大多数人放弃知识的时候,他依然每天读书,"几乎是书不离手",妻子路长琴说,"他和我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社会进步还得靠知识,别人不学,我就学。"正是靠著这种韧劲儿,他在科研道路上创造出了许多成绩: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蒋筑英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一次,吉林省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事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其中的镜头进行检查,发现质量不符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索赔。外商看了检验报告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不仅使国家免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都留下了蒋筑英的足迹。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都把他当作参谋和顾问。王大珩说:"他是科学界的雷锋。"
蒋筑英善于攻关。过去,中国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还不过关,电视显示出来的颜色很难看。蒋筑英经过艰辛努力,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最佳化程式》一文,提出了解决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终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能够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1982年6月的一天,在成都出差的蒋筑英,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多种疾病,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4岁。他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追认为中国 *** 党员。
在蒋筑英逝世的近30年里,他的名字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大家淡忘。聂荣臻曾说,蒋筑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2019年9月,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
蒋筑英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出众的才华,还具有高尚无私的襟怀。翻译外文资料时,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另纸译出,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仅四室的同志就收到过他送上门的译文资料九篇。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他跑到图书馆主动帮助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对一些宝贵的资料,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他,他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在生活中,蒋筑英也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却惟独没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腹痛难忍时,妻子让他上医院,他也总是一推再推。蒋筑英性格直率,不善于说大话。他把对祖国、对党的爱都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有一次,吉林省一些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他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志们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进口镜头仔细进行检查,发现这批锃光瓦亮的洋玩意儿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便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由有关部门去交涉。国家因此免遭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式测量试验室,他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由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资金十多万元。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1979年在德国进修时,他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二十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自己只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1981年第二次出国时,他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外汇,给所里增添更多的光学器材。在荣誉和待遇面前,蒋筑英总是一推再推。1979年所里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决定晋升他为副研究员,但他却让给了一些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里又一次推荐他时,他才接受。
以蒋筑英命名的科技馆,日前在他的母校杭州市抚宁巷国小正式开馆。
杭州市所有中小学生都可以到那里免费体验。科技馆在周一到周五全天开放,双休日前往,可提前预约。
蒋筑英,浙江省杭州人, *** 党员,全国劳动模范 。1956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时,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
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式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式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还特别注意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帮助长春和外地不少光学仪器工厂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困难。
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⑤ 中国国旗的设计者是谁
曾联松(1917-1999),浙江瑞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设计者。少年青年时代就读于原瑞安县小学(现瑞安市小学)、瑞安市中学。
1936年考入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的经济系,后参加抗日救亡联合会,投身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工作。曾任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飘扬在天安门广橘键场的上空。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崇高荣誉。
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在上海病逝,骨灰暂放在当地龙华烈士陵园。2004年9月曾联松的骨灰正式入葬上海嘉定长安墓园。电影《共和国之旗》就是讲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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